孫愷钜——改命造運，廣結善緣
一個人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從東向西而去；
正文
人們曾預估，2012年初發生的重慶事件，與當年北京的陳希同案、上海陳良宇案類似，隻是中國的一件“高官腐敗案”，至多會引來公眾“權力之爭”譏諷而已，與全局無礙，但事起之後，竟然引發了至今難平的超級震蕩。深觀其事，這是“重慶探索”逼迫“換旗宣言”突然出現，進而將國家拖入瀕臨“沉船”險境。這證明：中國隻能走“新改革派”路線，否則就隻能是亡國禍民，死路一條。
一、自“南巡講話”後，高層就確立了“穩定換旗”路線
90年代初的高層一度曾有一種幼稚的使命感：要挽救社會主義。但“南巡講話”使其大徹大悟，決定走“換旗”之路：最終實行“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的經濟、政治製度模式，並擇機改變GCD名稱。
當時迅速“換旗”條件遠遠不夠，不僅老人的影響力還在，經濟脆弱，矛盾重重，換旗難保不出亂子。於是同時祭起“四項原則”，試圖走出一條“穩定換旗”之路。
換旗標誌，是提出“三個代表”（隱含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兩新”（接受新階層（資本家）、新組織），吸收資本家入黨，以及最終關閉《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左派刊物，放開《炎黃春秋》等右派刊物。到2000年代初葉，高層已基本確立了這條路線。
二、“換旗運動”的條件和基礎
首先是在90年代世界潮流影響下，以及看到改革中重重矛盾難以克服，執政黨官員的多數人，感到隻有仿效蘇東才是最終出路。其次是腐敗一直難除，使老百姓無法相信執政黨還可以自我救贖，隻能走多黨之間相互製約的道路。再就是蘇東劇變，雖然有的國家發生社會動蕩，但也有逐步穩定者，人們以為其最終結果可能會逐漸正常。由是，當時黨內外和社會上都默認了一種選擇：隻要能夠保證國家穩定不亂，實行“和平演變”又何妨？
三、“換旗運動”的直接影響
但事情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簡單，因為一旦默認“換旗”，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如下態勢：
其一，各級官員明白，既要換旗，未來的中國將由資本家主宰，於是人人爭當資本家，使腐敗從致富升級到斂資，貪汙規模狂增。
其二，在“資本家可以入黨”、即可以掌權的誘導下，社會先富層迅速向權力靠攏，在中國形成了一個“資本權力化，權力資本化”的龐大利益鏈，權貴資本家迅速做大做強。
其三，權貴資本家把資本掠奪與官員壓榨，同時加在百姓頭上，官民矛盾與勞資矛盾疊加，使社會衝突倍增，不穩因素陡增。
其結果，是“穩定換旗”逐漸演變為了“維穩換旗”。
四、換旗運動生不逢時，使其有“換旗必沉船”致命傷
其一，“市場模式”困惑。先是90年代中期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製度危機，之後是對換旗派最有吸引力的西歐福利市場經濟失效，中國仿效美國新自由主義發生的“新三座大山”弊端，都導致了一個困惑：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什麽樣的市場經濟？
其二，東歐換旗實踐的負麵影響。蘇聯解體、捷克肢解、南斯拉夫內戰都預示著：多民族國家換旗，很可能導致分疆裂土，爆發內戰。
其三，民族主義情緒急劇上升。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使年輕一代反對賣國求榮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對西方國家的反感情緒，都持續上升。
其四，“民選普京”現象。俄羅斯10年倒退，使其民主選舉出了“新沙皇”普京，許多國人產生了“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的感受。
其五，“換旗理論”自相矛盾與混亂。勞動者遏製資本的訴求日益強烈，但換旗派學者卻斥為“民粹主義”；改革開放號稱要滿足人民現實利益，而理論家們卻要人民相信為了未來而犧牲今天，甚至要去忍受殖民主義；……都使換旗理論失去公眾認同。
如此等等，越來越多的原來認同換旗的人，逐漸產生了一種新意識：“換旗”就可能意味著國家分裂，就可能意味著內戰，意味著“沉船”（即亡國滅族）。換旗運動的社會基礎逐漸減弱。
五、高層被迫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選擇
幾乎在換旗運動興起初期，高層就開始注意到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被迫麵對。1999年曾提出了“兩個大局”，試圖以“羅斯福新政”去實現公平，發現其不起作用後，才知道這是市場本性所致，於是開始加強政府主導作用，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新目標。
於是，中國出現了一條極其怪異的發展道路：一方麵，要繼續換旗運動，放任“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進程（18大已決定將大陸首富吸收為中央候補委員），保證資本實現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麵，卻言稱要增加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這又必然遏製資本的收益。結果，在既不敢動“權力-資本聯盟”的奶酪、又害怕社會失穩的夾逼之下，選擇了一種自殺式的發展道路：試圖靠著無休止地增大總量的辦法，既維持資本最大收益，又提高民生所用資金，這就隻好依賴無限製地擴大外需和投資。但經濟不是永動機，絕不會有“無休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到來時，出口劇減，政府債務劇增，資源與環境過度消耗，使這種自相矛盾的選擇已無以為繼。
五、“新改革派”進行的重慶探索，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將薄定位為“左派”實在是愚蠢難及，這無法解釋重慶招商引資的成效及其經濟高速發展，更無法解釋重慶已試點公務員財產申報製度，並申請基層領導全部實行直接選舉的改革（中央隻允許其搞40%）。概而言之，“重慶探索”所代表的，是一條“拋棄摹仿，超越左右，選準入口，全麵突破”的新改革路線：所謂“拋棄摹仿”，就是拋棄舊改革派“唯普世為出路”的僵化路線，根據本國實際自主創新式的改革，以擺脫“改革必沉船”的惡夢。此即重慶探索被稱“GCD自我救贖道路”的原因。
所謂“超越左右”，就是扭轉舊改革路線把“左”還是“右”作為檢驗標準，以人民意願為選擇。既擇“右”之市場改革，大力開放，同時棄極右之背離民意不惜以亡國為代價的惡做；又取“左”之政府主導，縮差共富，同時棄極左之違逆民心不惜以倒退為代價的劣行。其實，無論是極左極右，眼下在中國都已是玩自娛自樂口水戰的少數無聊文人，為人民所厭棄，重慶探索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於實現了這一超越，因此才有右派學者蕭功秦也跑來捧場的場景。
所謂“選準入口”，就是放棄舊改革路線脫離中國實際的“頂層設計”，試圖畢其功於一役做法。此重慶極有特點，須多說幾句。重慶搞的國際大通道、公租房、地票等，早有人提過，並不都是新鮮玩意，但人們都知道，如今自上而下的都是“說得好，做不到”，而“做不到”的原因，就是無法打破那個“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利益鏈，甚至還要卷進這個利益鏈。薄未必不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他更加知道，這個利益鏈太大、太黑暗了，即便實施“民主”，也隻能是聽命於黑惡勢力的一個無奈陪襯。黑社會原本隻是一種社會勢力，但它能夠在現今中國存在，就在於有政法係統的保護傘，而政法係統又是執法的關鍵，它黑掉了，什麽憲法、法律，不過都是黑權力的掌中玩物而已。反過來，如果能夠製止住GCD的黑社會化，就可以在“尾端”上截住利益鏈，從擒殺少數極惡者開始，漸次剪枝修蔓，使利益鏈一點點斷裂，及至崩潰。同時，黑社會對老百姓的危害又十分直接，眾皆深恨之。所以，薄極其聰明地選擇了打黑這個政治改革的恰當入口。從實際效果看，打黑，確實是一條使公務員隊伍“脫黑（社會）入（清）白”，止邪從良，進而振奮精神為民辦事的道路。重慶之所以敢搞基層直選，便是出自打黑後幹部隊伍根本變化給其帶來的自信。
重慶打黑後，第一個響應的是經濟最發達的上海，最近響應的則是曾被推出來PK重慶的廣東，且是王立軍事件之後。這就說明，打黑對於中國改革，已是一個無法逾越的入口，不能不打，不得不打。而隻有先打掉了黑，其他政治改革才能啟動。所謂“全麵突破”，就是在穿過了改革“入口”後，不僅要推進經濟改革，還要全麵推進社會改革、政治改革。重慶之所以敢啟動財產申報等高難度改革，基礎也在於此。
須指出，改革前30年中，“舊改革派”摹仿西方、不斷防左的做法，雖不無毛病，但適合當時中國國情，所以基本成功，否則無法解釋中國30年來的巨大進步，和百姓對改革開放的基本認同。但隨著國情巨變，再搞摹仿和批左那一套，就成了抱殘守缺，最後隻能墮落到強迫百姓“為未來而犧牲今天”的文革遺風。所以，再堅持舊改革派路線，隻能是亡國禍民的死路一條。而促發展、促公平、不“沉船”的“新改革派”路線，雖尚有不足，但終究可以完善，百姓高興，官員願隨（重慶的中下層官員至今懷念薄給了他們一個公平、健康的官場環境），又何樂而不為呢？
六、新、舊改革派的四年較量，捍動了仇G陣營的根本利益，終於埋下了殺機
幾乎在重慶探索啟動的同時，《08憲章》發表，中國“顏色革命”啟動：先後發起了推動民主社會主義選擇的“民社黨運動”，以“餓死3000多萬人”證明GCD執政不合法的“改史運動”，波蘭化的“工會獨立運動”，為西方武裝幹預中國改革造輿論而歌頌漢奸功績的“帶路黨運動”，為劉某頒和平獎的和紀念胡某逝世（其實是紀念六*四）的“紀念運動”，以及洪博培親自出馬的西單“墨鏡革命”……幾乎沒有停止過戰鬥。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舊改革派路線漸失社會基礎，窮途末路，隻好利用高層放任換旗，試圖以“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方式去“最後解決”，沉船用心過於外露，所以屢戰屢挫。而當他們同時發現重慶的“不沉船探索”將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時，憲章發起人江平以“打黑即黑打”為名，親自出馬發起了一場“滅打黑”運動，決心拔除重慶這個換旗障礙。重慶探索，確實挑戰了仇G陣營的根本利益：
一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擔心，如果走重慶之路，二、三十年後，世界上將很可能有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頭號強國出現，這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
二是，已經職業化、貴族化的舊改革派，看到新改革派的重慶探索，完全可能使中國走一條不換旗而強大的道路，這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
三是，在十餘年的換旗道路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頗占優勢的換旗派高官層，其利益緊密地與換旗聯係在一起，對於重慶的不換旗探索，他們也絕不能容忍。
凡此種種，都最終使他們結盟為一個仇G陣營，並埋下了要“滅薄鏟G”的殺機。
七、314答記者問，是“重慶探索”的成功，逼迫換旗派慌忙發表的一個“換旗宣言”
314答記者問後，北京上下一片“412來了”的恐怖氣氛，其衝擊力之何以會如此強大，是出自其三個明確的宣示：
一是指責堅持改革開放的重慶探索為“文革”，這等於是宣示：決不容許走“換旗”之外的任何道路。
二是昭示“獨立人格”，這等於是宣示：執政黨內部已經有了戈爾巴喬夫。
三是故意讓來自幹預利比亞的首領國法國的記者提問“王立軍事件”，這等於是宣示：換旗是內外一致的行動。
所謂薄王穀事件的“真相”，眼下已被政治亂局搞成一團亂麻，越來越失去意義。退而言之，即便“真相”確如官方所說，處理手法也荒誕到無以複加。美國政府對於其在海外犯罪的士兵，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開脫，至少要弄回國家自己處理；窩囊透頂的清政府，也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了，才屈從於洋人殺自己的犯洋官員。而對於一個在中國死掉、連英國政府自己最初都不去追究的老外，一個自稱“崛起”的大國，居然要去主動“獻禮”，此等不顧在億萬國人麵前丟人現眼之舉，隻能有一個解釋：“換旗派”被重慶探索的成功逼到了絕望地步，不得不出此下三爛之急策，不惜以主權換“外援”。
八、中國瀕臨“沉船”危機，誰敢當千古第一罪人？！
盡管除了北京、重慶和網上以外的中國，表麵尚算平靜，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從“換旗宣言”開始，引發了種種重大政治危機，已使中國瀕臨“沉船”:
——信譽危機。薄王穀事件，先是被“孤立”，後又變“路線”，再後又成“凶殺”，更後來又宣稱“與政治鬥爭無關”。國人最先從美國之音看到中央文件，邏輯混亂不堪，連換旗派打手學者張鳴也歎之為“腦殘”，但後來居然成真。處理過程反複無常，全無章法，甚至一貫與GCD為敵的法LG、民運跑來“高度一致”，而陳光誠事件更加重了人們對王立軍被誘騙的猜測，使高層信譽降到曆史新低。難怪有“GCD數月至多數年即亡於無能領導之手”的看法。
——軍隊危機。“巧”的是：薄王穀案方出，南海烽煙即起；而怪的是：對於一個弱我千百倍之菲國，我軍居然不敢對其出手，甚至一度撤船，國人大嘩；更怪異者，將軍級人物對此事公開異議。其實站在軍隊立場上不難想到：薄案既表明有敵意國家已深度介入內政國事，必有內鬼作祟，故軍隊非不能戰，實不敢戰也。而軍中換旗派背景將軍出麵“表忠心”，亦令人有路線鬥爭進入軍隊之不安。
——警察危機。打黑一事為重慶與公安部聯手之作，千萬幹警已與黑惡勢力結下仇怨。“滅重慶”與“滅打黑”緊密聯係，焉不令警察人人自危。如是，又能靠誰去維穩？薄撤職後重慶迅即發生萬人參與的萬盛事件，原因諸多，但警察遭挫而不願作為，實為原因之一。
——輿論危機。薄既為新改革派，又非無能之輩，撤之難以服眾，網絡輿論一邊倒挺薄。於是關網刪帖，使公眾心理加倍逆反，隻得無限延長關網，違背換旗者言必稱之“民主自由”，輿論實已失控。
——路線危機。重慶一不處沿海，二為不發達山區，經驗成功，普遍意義遠強於沿海。所以，薄案發以前，已對一些地方改革發展造成影響，效仿者日多，案發後則令人茫然無所向。最幼稚可笑者，“唱紅”本是重慶宣示“執政合法性”的一種姿態而已，亦受株連，是否意味著今後GCD慶典活動都要改唱黃唱黑？
——重慶危機。重慶的人口及地域在中國原本無多重要性，薄案一起，令其成了一個觀察動向的標杆。事件後重慶社會治安反彈，“胡漢三又回來了”說法流行於世，直指執政敗筆。今後其還會如何變化，也會令高層惴惴不安，結果，平添出一個是非之地來。
退一步說，即便要換旗，至少也該像國民黨在台灣那樣和平換旗，方可使人民免難；而不能像國民黨在大陸那樣戰敗易幟，讓人民受戰亂之苦。世界已進入21世紀，“革命”早已不該是應有之選。而不解決“資本權力化，權力資本化”導致的兩極分化、社會衝突等問題，換旗就一定是內亂的同義語。不妨想一下：如果上述危機繼續不已，藏、疆、蒙紛紛宣布“獨立”，軍警不敢作為，以“國家化”為名而“中立自保”，漢人或大量出逃，或武裝自衛，內地少數民族亦必隨之異動，兼之中國又是一個核大國，西方國家完全可能以“人權”和“防止核擴散”為名，趁亂定點清除中國所有核設施和導彈發射係統，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台灣，都將成為千萬甚至億萬人口的難民營……
除了極個別準備去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換旗英雄”外，又有誰，敢出來當這個中國的千古第一罪人？！如是即不難推想，那時，中國隻能無奈地出一個“民選普京”去恢複秩序。如是，恐怕連多數換旗派人士都要長歎一聲：“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九、從“換旗宣言”到瀕臨“沉船”的試水證明，中國不得不選擇新改革派的路線
何以“獨立人格”10年一事無成，薄某人短短4年就風生水起？除了能力和人品差異，前者死守洋教條，“普世”到底，後者“土洋結合”，以我為主，是根本區別。無數曆史經驗教訓證明：教條主義是中國曆次改革之最大禍害，按教條行事者從未成功過。此次薄案，僅僅做了一次小小的“換旗”試水，就鬧到難以收場，險象環生，這又無情地證明了：現在走換旗之路，必然亡國禍民。可見，即便沒有薄熙來，也會有張東來或李北來式的“新改革派”，要去闖一條新路。所以中國最終隻能接受新改革派的路線。為此，高層恐有幾點需要考慮：
其一，由於事關國家安全重大問題，應該果斷切割外部勢力介入，薄案應由外轉內，作為黨內問題處理。
其二，在內部作出政治妥協：高層必須接受“新改革派”路線，承認其為一種有益探索；為了維護長治久安，新改革派也要作出某種妥協。這在具體操作中不難做到。
其三，現已十分清楚，此次亂局，完全源自於冒然叫出換旗而擾亂人心者，因此必須堅決打壓黨內“沉船派”，令其不敢再有異動。堅決割斷內鬼與外部勢力聯係，以徹底消除軍隊、警察麵對的危機，恢複公眾對國家安全的信心。
其四，至為重要者，高層需要接受薄案沉痛教訓，確立“拋棄摹仿，超越左右，選準入口，全麵突破的”新改革派路線，以打破“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利益鏈為目標，改變執政黨與日俱減的信譽與形象，像重慶那樣，脫黑入白，止惡從善，為全麵的經濟、政治、社會改革創造條件。重慶既然已能做到，全國就一定做得到，因為重慶一點也不特殊。
一個國家，如果太多東西都靠暗箱操作，沒有民主與自由，哪還有黎民百姓的活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