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馬”星動，國慶中秋

 

光陰荏苒，再回首，去國二十春秋矣。

當年為什麽要出國？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我從小就是學生幹部，我一直相信，努力工作，要求上進，是青年人正確的人生觀。

記得有段時間我每天工作到下半夜，隻因領導在開學前一周，才告訴我，要我加開一門語文課。

我曾經是單位的先進工作者，這讓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正當我再接再厲的時候，暗箭已經向我射來，有同事告誡我，我將被“流放”了。

這個打擊雖然很大，但我也不是一個輕易屈服的人，既然你要“流放”我，那我也可以自動“流放”的。

沒出兩天，我的頂頭上司就知道了我要被保送去北京學習的消息。

他立刻以翔實的理由向領導上證明了我的工作能力和成績，反複強調，這個學校離開了我，將會“天下大亂”，就這樣，在他的極力保薦之下，我人生中第一次“驛馬”的躍動，沒有成功。

當初我血氣方剛，一周內，兩次打擊，翻雲覆雨，讓我對“大鍋飯”的認識，提升了好幾個層次。

就這樣，我的那顆“驛馬”星，憋足了勁，一躍而出，來到了澳大利亞。

隻身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憑著口袋裏的幾百元美金，生活的艱苦，自是不言而喻。

但是，對澳大利亞越是了解，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認識也就越深。

那時候，我站在悉尼市政府門口，看著街上的人流，我想，這應該就是中國人100年以後的生活吧？

我拚命的工作，周一到周五，我工作40小時，周五到周六，我居然也工作了35小時。我曾經從周二早晨起床，直到周五晚上才上床睡了一覺。其間不眠不休，足足工作了七十多個小時。

我是當老師出身的，但在當時，我的腦子裏，隻有一個概念，隻要有誰肯來“剝削”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九十年代中，我第一次回國。下飛機的一霎那，我仿佛走進了化工廠車間，鼻子裏聞到了一股很不舒服的氣味。

那時候，家裏已經住上了新“工房”。親朋好友也都驕傲的向我展示了他們在生活上的改變。那一年，還正逢大學裏的同學聚會，席開四桌，大家歡聚一堂，有一位同學在航天部三產當領導，這一天，好像就他一個是開車來的，他主動提議，當晚的聚餐費用由他買單，聚會結束時，他更是主動要求送一些順路的同學回家。後來他的車裏足足塞了7個人，才絕塵而去。

千禧年，我第二次回國。

那次回家，我每次出門，一定是坐出租車的，不是為了擺闊，而是因為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使我根本不認得路了，就連公交車的線路，我都是那麽的陌生。那個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已經舊貌變新顏，林立的高樓代替了原來的弄堂，我不再找得到72家房客那種擁擠的住房，馬路雖然還是熟悉的名字，卻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寬闊的大馬路，代替了以前的一條條的小街。

那年回澳洲前，我們幾個以前住在一個寢室的同學小聚，說起了中國近幾年的變化，我談了我的看法，我說現在的中國，就好像一個山村裏剛出來的有錢人，身上也穿上了裁剪得體的西服，但裏麵他還穿著那件土布衫，我指著同學辦公室裏的空調舉了一個例子，你用這個牌子的空調，人家也同樣用這個牌子的空調，表麵上沒有區別，但是，你仔細的看一下你的這個空調，安裝的不符合規範。我又指著窗外對麵大樓外牆上，裝的五花八門的空調，繼續說道，這種安裝法，既不雅觀，又埋下了很多的安全隱患。我們一方麵要求開放，但另一方麵，開放得太過頭了。這個空調應該怎麽裝，還是需要政府有一個標準，統一規劃。表麵上的硬件我們雖然趕上去了，但骨子裏的軟件還遠遠沒有跟上，我當時說的，中國要趕超西方，至少還需要50年。

去年，我回國過年，這次我走的地方比較多，見了不少親友。去了深圳，蛇口，去了杭州，在靈隱寺聽妙音大法師講法，那天的雪下得特別大。我還去北京住了一個多星期，領著兒子爬長城，遊故宮，登天安門，不過很抱歉，沒有去瞻仰那個舉世聞名的“大褲衩”，我對他有一種本能的反感。這次去北京，也算是故地重遊，我對聞名於世的烤鴨並不起勁，卻特別懷念以前在北京喝過的酸奶，也總算讓我在一個小攤上找到了，喝得很過癮呢。幾個城市走下來，明顯地感到，亂穿馬路，隨地吐痰之類的陋習，正在消失，綠化多了，河水變清了，空氣也新鮮了，營業員笑臉相迎，出租車司機周到服務，已蔚然成風。

現在回國，看到各地的親友們，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有的還有了私家車，無論是為人打工，還是做生意，開工廠的，都忙得有滋有味。

可以說，這幾年我每一次回國，都給我以新的驚喜，不僅是城市麵貌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製度的不斷完善，人們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我看到了一個逐漸完善的係統，正在形成。一個富強的祖國，正在迎頭趕上。

看看南海，釣魚島，中印邊境，隻有強大的中國，才能震攝得住！

恰逢國慶六十周年，天安門大閱兵，揚我國威。

全球華人，為之揚眉吐氣！

回想當年，真有生不逢時的感慨啊！

在這中秋前夜，我好像又感到了“驛馬”星，躍然欲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