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 1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多學者認為十五年之內將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一個大國崛起的路徑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然而同時又能發覺中國是個矛盾重重的國家，人們覺得自己身處在一個盛世，但這個盛世卻跟自己沒多大關係。

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濟製度變革在三十多年裏、在一個市場化的取向裏不斷往前走，但這些年我們又看到了像國進民退這樣的景象，看到了權貴資本主義苗頭的出現。然而這些弊病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全部都有，我們如何來看待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困頓，中國自己的邏輯在哪，這是本次研究中國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的重要觀察點。

兩個分析工具（從經濟角度分析兩千多年來中國治理的內在邏輯）——“四個利益集團”與“四個基本製度”

一、利益集團的象限分析法

中國兩千多年來經濟的興衰波動全部是四個利益集團的互相競爭、互相博弈、互相妥協的結果。

這四個利益集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無產階級、有產階級。

這四個利益集團也可以用來分析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問題，但中國有兩點特殊性。第一，中國是全球三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一個中央集權製國家，其他國家是聯邦製、邦聯製、共和政體等，而且這個中央集權製是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開始的，保持了兩千多年。這是中國在政體上的一個重大不同。

第二，要管理這麽龐大的一個國家必須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在經濟製度上形成了國有企業體係，即國家以盈利的方式控製能源型、資源型行業。這使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除了國家與公民的單純的賦稅關係外，國家又要自己來經營一塊“自留地”。

那麽中國為什麽會保持中央集權製？這與中國和西方的文明演變有很大關係。如果將中西方的曆史放到兩三千年來看，會發現兩者的曆史演變非常相近：

在早期這兩個地方都是部落製國家，通過不斷的戰爭、兼並而變大。在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中國是春秋戰國時期，西方是希臘時期，都是各國紛亂的城邦製；然後中國開始搞一個集權製改革的實驗，即公元前360年的商鞅變法，在西方，公元前354年，亞曆山大開始購並整個希臘城邦，中西方同時出現了帝國思路，進行集權製改革；到公元前一世紀到二世紀之間，比如漢武帝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權製國家，西方幾乎在同時西方羅馬出現了凱撒大帝，羅馬由共和政體走向帝國政體，兩邊都慢慢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從公元二世紀到五世紀，中國出現大分裂，三國魏晉南北朝，幾乎同時西羅馬瓦解，自此之後中西方走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上去。中國在六世紀以後隋唐又統一，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分裂過，但西羅馬瓦解後再也沒有統一過。如果說它有過統一的特點的話，就是2002年歐洲地區出現了歐元，在貨幣意義上進行了一次統一。

中國從漢以後，我們的文字、語言是一樣的，一直處在統一的語言狀態下（以及統一的宗教、道德認知狀態下）。但是在歐洲，當年羅馬地區用的拉丁文已經變成死文字，出現了英語、德語、法語等等各種各樣的語言。中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因此，當統一成為中國的一種文化，深入到每個人的骨髓之中的時候，中央集權製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我們相信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城市一個政黨一個利益集團能夠以他的力量管製住這個國家，保持這個國家不產生分裂。這個問題仍然是未來中國所有搞頂層設計時必須要思考的問題，即在中國搞任何一個經濟變革和政治改革，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統一，這是兩千多年來根深蒂固的邏輯。如果會影響到統一，那麽經濟變革和政治改革還能不能走下去，以何種方式走下去。

當中央集權製變成一個根深蒂固的模式，在這個國家建立以後，所有的經濟變革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下進行的。那麽這四個利益集團要一次一次的進行利益調整。因為大家不能決裂，簡單的話分成N多個國家就完了，但中國必須在一鍋裏討論這些問題。所以中國就出現了幾個大的問題。

比如四個利益集團不斷地發生變形。可以分為三種大的變形。

A、在某些時候當中央政府非常強大，無產階層數量非常多，而地方政府沒有話語權，有產者很弱小，就出現這種結構。它有如下表現：國家非常穩定；經濟活力非常缺乏；有產者逐漸減少；國民經濟由非常強大、穩定逐漸走向衰竭，然後又慢慢開始變形。

B、當變形到這種結構，則國民經濟非常繁榮，地方政府拚命發展經濟，有產者不斷增加，但中央政府變得很羸弱，無產者會對貧富差距拉大產生很大的抱怨。1978到2000年前後基本就是這個狀況。而最近十年的狀況，就是這個漏鬥在倒過來，中央政府越來越強大，地方政府權力越來越少，中央通過分稅製改革剝奪地方政府的利益，有產者減少，國進民退。

C、在中國年曆史上還發生過第三種變形。這種變形非常罕見。四個利益集團突然在某一個階段有產者人數是歸零的。中央政府超級強大，無產者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1949到1977年之間的中國。這是因為全球化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進行的一個實踐，它把整個有產者階層作為無產者階級的一個對立麵連根拔掉。這個情況出現，就是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國家，沒有私有企業，這種狀態下是很難保持長期的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

從製度分析的角度，又可分為四個階段：

1、從秦漢到隋唐

這一千多年每朝每代的變法都是圍繞這四個利益集團。比如漢朝初期的文景之治，地方政府很強大，有產者很多，中央很弱，中央就開始削藩，導致了七國之亂，所以叫幹弱枝強。到漢武帝時期開始搞集權改革，這個漏鬥就倒過來了，中央很強大，地方很弱小，到了晚年經濟就開始衰竭。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建國時也是國貧民弱，就開始開放，從貞觀到開元到天寶，130年民間非常發達。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八年就把整個唐朝的繁華全部打光。打光以後就開始劉晏變法、唐德宗變法，變法以後中央政府又變大。

2、宋朝

宋朝在製度變革上有很多創新，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轉折性的變革。比如宋朝用它的辦法解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即杯酒釋兵權，從宋以後中國曆代的領軍將領或兵部尚書由文職來擔任，它剝奪了職業軍人對軍隊的控製。但是從宋到中國民國中央財政的70%都用於軍費開支。兩漢到唐是地方（藩鎮）養兵，而宋以後中央把兵權一旦收回，文人治軍以後，財政就被軍費綁架。

宋朝中期的王安石變法，是整個中國帝製時期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製改革（它的下一次是1993年的朱鎔基變法）。提出十個變法條例來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但是失敗了。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曆朝皇帝再也沒有能力或者敢於搞這種激進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