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赫德森:21世紀的貨幣帝國主義

邁克爾•赫德森:21世紀的貨幣帝國主義(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9月02日 來稿) 戰後世界經濟體係中美國的不對稱權力 美國現在每年可以維持高達數以百億美元的貿易和財政赤字，也聽不到世界其他國家抗議聲。各國中央銀行不再將流入的美元兌為黃金。石油輸出國不再試圖收購美國的公司。歐洲和日本的政治領導人也不再要求美國賣出它在歐洲、亞洲等國家的投資，為美國的收支赤字融資。形勢今非昔比。當前，外國的外交人員已很難以債權國的立場對待美國經濟，而從20世紀20年代到“二戰”早期，美國官員卻是那樣做的，那時，他們堅持要求英國賣掉它的國際投資，以之作為其獲得信貸的條件。 美國如何能夠不勞而獲，獲得免費的補貼呢? 本文描述了美國獲得這種世界獨一無二地位的曆史軌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利用其債權國地位要求無支付能力的歐洲清償債務，撕裂了世界經濟，更造成了席卷美國和歐洲、亞洲國家的經濟大蕭條。 20 世紀40年代美國改變方法，利用其債權國地位創建更為一體化的全球經濟。正如早期的自由貿易促進了英國的利益一樣，戰後的全球自由貿易也促進了美國的利益。1940～1941年《租借法案》和1946年《英國貸款法案》，迫使英國解散了其帝國，放棄了英鎊區和打破了英聯邦國家在戰爭期間積累的戰時平衡。當英國利益與美國利益相互衝突時，英國的談判代表簡單地屈服了。 他們默認這些貸款條件反映了“二戰”後出現的史無前例的獨特狀態。許多歐洲人認為國家利益的思想最終是軍國主義的，而願意從屬於一個承諾為整個世界的福利服務的世界性體係。因而，歐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將這一任務留給美國的規劃者，讓他們根據自由貿易和所有國家表麵上享有同等經濟待遇的原則性邏輯描繪一個世界體係的藍圖。 世界越來越厭倦衝突。大多數國家已被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衝突弄得精疲力。 美國為被戰爭拖垮的歐洲提供了馬歇爾計劃援助，還提供了外援貸款彌合由美國的出口商和投資者主導的國際化的經濟導致的貿易赤字。這些貸款的目的是使戰後體係充分有利於歐洲和其他地區接受相對的自由貿易，並對美國的投資者開放門戶。各國也承諾不以貨幣貶值、犧牲美國利益的方式支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對於此類援助，美國堅持一個條件，就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它必須擁有否決權。其外交官指出，畢竟，這些國際機構的大部分資金是美國提供的。美國的建議如下：“我們沒有要求我們的敵人賠款，也沒有要求我們的盟友清償戰爭債務，它們隻承擔了《租借法案》的運輸成本。讓我們發展多邊國際組織來推動世界經濟朝著沒有貨幣控製的更自由的貿易前進吧。當一些國家開始現代化時，它們會具有貿易赤字，但是我們將擴大對外援助，校正其在轉型時期的失衡，而使之走向新的國際平衡。”“當然，為了讓國會同意撥付這筆資金，必須承認某些政治現實。雖然新的多邊國際組織必須具有國際主義精神，但是，如果它們在實踐中侵犯了美國主權，美國人將認為這是難以忍受的。我們不可能廢除我們的《1933年農業調整法案》，我們也不可能讚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稀缺貨幣條款，該條款使具有貿易赤字的國家能夠報複美國出口商，而僅僅因為我們是如此強大的經濟體。我們認為，隻有這樣，才是公平的：作為資助國際組織的交換，我們得到對它們所作出的任何決定的否決權。否則，收支赤字國就可以通過投票使美國成為其進貢國。” 與美國在“一戰”後的表現相比，這些話聽起來幾乎是利他的。在國外，將自由放任理想主義作為一種普遍的商業原則已成氣候，但它受限於美國要求的特別讓步。 人們沒有真正把握正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經濟含義。它不隻是意味著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和最大的市場，也不隻是意味著美元是大部分貿易進行交易的結算貨幣。英鎊早在19世紀就取得過這樣的地位，當時英鎊可以代表黃金，而且由於英國的工業和金融領導地位，其國際收支平衡通常是盈餘的。 最重要的是，英國是以結束其農業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的，它廢除了1846年的《穀物法》。作為開放英國食品市場的補償，其他國家默許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從而鞏固了英國作為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 比較而言，自“二戰”以來形成的以美國為中心的相互依賴是不對稱的。美國外交官為其國內外政策攫取了盡可能多的自主權，但抵製外國對美國經濟施加任何影響。由於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推出的法律和市場控製仍有效，美國的農業市場和核心的“國家安全”部門依然受到保護和大力資助。 美國國會批準國際協議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平常的事實。“一戰”後，國會拒絕批準美國加入國聯的理由是保護美國的自主權，並防止外國強加的政策有損美國的經濟利益。“二戰 ”後，美國之所以願意加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僅僅是因為美國被賦予了否決權。這就使美國可以阻止任何不利於美國利益的政策通過。 在這些國際組織中，對美國國會及其選民特別利益負責的美國代表掌握著外交主動權。在其他任何國家，地方官員都沒有拒絕其行政當局達成的國際協議的同等能力，在協議談判中，其他國家也不可能按照如此狹隘的意識來計算其自身利益。其結果是，名義上的多邊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乃至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分支機構的政策顯然反映了一種放大了的美國民族主義。 新自由主義陰謀 世界銀行從一開始就存在結構性問題。最初它隻能貸出美元和其他外匯，而不是農業現代化所需的國內貨幣。當時在世界許多前殖民地地區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改革，但世界銀行聲稱它無權要求那些國家政府這樣做，它認為這是侵犯國家內政。到了世界銀行終於開始堅持貸款國政府須改變國內政策以達到貸款要求時，它的經濟哲學又要求貸款接受國執行依賴美國的經濟政策，而不是要求債務國改進政策以更為自立。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者明顯沒有從20世紀60～70年代經濟緊縮政策的失敗中吸取任何教訓。由此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其削弱他國的計劃是深思熟慮的。他們的標準要求是，債務國政府必須通過實行高利率和征收重稅(針對勞工和國內資本，而不是外國財產)來加強控製。這種緊縮政策抑製了國內市場的發展，使原材料成為出口產品，而不是在國內進行加工。這又導致國內工資低廉，同時也破壞了政府預算，迫使買辦政權麵臨實際上的破產。 在這種條件下，買辦政府隻有廉價甩賣國家資源給外國才能維持債務償還能力，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俄羅斯私有化第二階段就是如此。這種廉價甩賣意味著自然資源租金和壟斷租金不能作為國內稅收的基礎，可以壓縮總體經濟成本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得不到融資。壟斷租金被私人所有者占有，大部分被匯往國外，而那些被國內所有者占有的部分也最終以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穩定性”貸款類似的資本外逃形式流往國外。穩定的是利率，這使金融利益集團能夠把在這些國家得到的收入兌換成美元和其他硬通貨，以保值和帶走。 最終結果是，迄今為止相關竊國寡頭通過私有化等方式攫取的收入都被整合進北美、歐洲和日本的金融係統。這些發達國家反過來給這些國家貸款，這使現存世界的生產分工和金融不良結構難以逆轉。如果逆轉這一結構，就將給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直接的短期損失和經濟混亂。然而，與長期不脫離現存體係要付出的代價相比，這些短期損失是微不足道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美國外交官挫敗了外國政府自力更生的努力以及外國工商業與美國出口商進行競爭的能力。其實，一直得到援助的主要是美國經濟，而不是外國經濟。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和日本維持食物自給的農業保護政策特別受到反對。美國反對外國實施農業補貼、物價補貼和進口限額，而這正是美國自己在超過四分之三世紀中所采用的農業政策。甚至連外國對牛肉和農產品貿易實施質量管製也受到抨擊，這些管製成為美國對歐洲、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外交中欲除之而後快的肉中刺。 盡管國際貿易和投資模式中的利益分配是不對稱的，創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在20世紀70年代末還是瓦解了。世界依然被美國決定。 美國的目標是使外國經濟隻發揮一係列輔助性功能。外國的生產擴大既要滿足美國的進口需求，又不至於使外國能自力更生或取代全球市場上的美國產品。歐洲、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吸收美國的過剩農產品，但絕對不能以美國自1933年以來一直采用的方式保護它們的農業部門。美國的農業保護政策一開始就內化於戰後世界體係中，而外國的保護主義在搖籃中就被扼殺了。 美國財政部債券標準中隱含的貨幣帝國主義 戰後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以美元作為主要貨幣儲備，所獲得的利息與持有黃金是等同的，隨時可以以35美元對一盎司黃金的比例兌換。 隨著美國國際收支出現赤字和黃金開始流到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手中，這種金融體係開始瓦解。1968年，美國開始關閉黃金交易所，1971年正式切斷了美元與黃金的聯係。到1973年春，美國官員出台了該國將推行幾十年的戰略。美國放棄了它在1945年簽署的基於債權國立場製訂的國際金融規則，而是利用其債務國地位勒索比其作為債權國時更多的外國讓步和財富。它告訴國際收支盈餘國家不要用其持有的美元買進美國的公司，而美國在20世紀50～60年代就是這樣買進外國公司的。它通過美國財政部債券標準迫使歐洲和亞洲央行自動地擴大了對自己的信貸，同時，它依然以債權國的身份對待負債的第三世界和經互會國家。 歐洲、亞洲和其他國際收支盈餘地區陷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它們不吸收過剩的美元並再投資於美國財政部，美元將會貶值。乍一看，這將給美國生產商提供競爭優勢，同時懲罰硬通貨經濟體的出口商。然而，由於美國的免費搭車無助於其恢複平衡，其收支赤字也就越來越大。或者相反，美國沒有什麽興趣這樣做。為什麽呢?畢竟，美國一直拒絕提高其利率以獲得外國資金為其赤字融資，因為這將減緩美國國內的經濟活動。但是美國卻要求其他維持收支赤字的國家犧牲其經濟以清償其國外債務。 1985年的“廣場協定”迫使日本降低利率，這樣國際金融壓力沒有導致美國利率上升和阻止共和黨官員再次當選，而這些官員正決心不惜一切摧毀日本經濟。歐洲國家也承受著同樣的壓力。部分世界債務國被迫實施經濟緊縮計劃，而美國規劃者卻拒絕在本國這樣做。2001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引發的顛覆阿根廷政府的騷亂僅是這種雙重標準的最近例子。 自1971年美國黃金交易所關閉以來，即便外國中央銀行購買了價值成百上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美元對德國馬克、日元(直到1985年)和其他硬通貨的匯率還是急劇下跌。使用美元的第三世界國家遭受連帶損失，因為它們的石油、銅和其他原材料都是以美元計價的。由於歐洲和日本不能提出一種替代方案，這壓低了它們的價格水平，而由於通貨膨脹，美國欠這些債權國的債務的大部分價值被侵蝕，從1973年的穀物和石油衝擊一直到1979～1980年的卡特-沃克爾通貨膨脹都加速了這一過程。 美國政府還企圖通過談判鎖定其在世界市場中的固定份額。世界貿易變為一種受管製的市場交易:美國官員不僅要求外國經濟保證美國出口商的固定市場份額，而且還單方麵強加進口配額。 美國要求西德和日本將其國家預算的一部分為美國在這些國家駐軍買單，而同時未提供兩國任何相應的控製這些駐軍及武器的權力。美國政府還向兩國借了一筆同等數額的款子，而對於何時甚至是否歸還這筆錢卻措辭含糊。 當各國中央銀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其國際儲備時，也就是把同等價值的資源從其公民的手中轉出來為美國收支赤字融資，從而也為美國的聯邦預算赤字融資。美國的外貿和收支赤字從20世紀70年代的每年100億美元，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每年接近1500億美元，數額在20世紀末又翻了一番。 如此規模的赤字之所以未再引發像1973年春那樣的危機，是因為歐洲、日本、歐佩克和其他美元儲備國完全地默認了這種可真正稱之為貨幣帝國主義的現象。這種超級帝國主義的載體不是私營跨國公司和私有金融資本，而是各國中央銀行。通過對國際金融的操縱，美國可以從其美元集團盟國汲取資源。美國做到這點的方式，不是通過傳統的債權國逼債的形式，也不是通過跨國公司及其投資活動，當然更不是通過出口競爭力和自由競爭。相反，它剝削的技巧是，熟練地運用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與世行相關的區域性借貸機構，使之為美國財政部提供強製性的貸款。美國占用了外國的資源、公司、商品和服務，除了付出其財政部發出的價值可疑和必然縮水的借條之外，不用任何付出，這種被操縱的遊戲使美國能夠毫無節製地讓美元在世界泛濫成災。 總而言之，美國不是通過世界債權國地位，而是作為世界債務國進行統治。雖然不是世界中央銀行，但美國使其他所有國家都成為其貸款人。從而，美國的債務國地位並不是虛弱的要素，其表麵上的虛弱已成為世界貨幣和金融體係的基礎。以一種不利於美國的方式改變這種體係將擊倒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 歐洲和亞洲普遍地擔憂發生這樣的體係崩潰，這使美國能夠通過一個與英國19世紀統治世界正好相反的過程支配世界經濟。英國統治其帝國不僅僅是通過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而且英國承擔著維持國際金融體係有序運作的責任。 可以說，如果英國威脅英聯邦成員國：“如果你不認可隻作為紙幣發行的沒有固定資產或買單支持的英鎊借條，你的經濟就會崩潰”，並將這種政治經濟學提升到真實的市民信仰的地位，那麽其他國家將會脫離該體係，甚至會不惜以戰爭來爭取脫離這個如此具有金融進攻性的國家。 英帝國的做法和當今美國的做法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啊、美國官員不願意放棄作為世界食品出口國的地位，既要求亞洲部分國家、前蘇聯地區和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已在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麵前敗下陣來)的食品進口依賴於美國，還要求別國在軍事上也依賴於美國。而美國的支配性工業部門主要以電子和軍工技術為基礎，由於重工業和藍領工人在整個美國經濟中都在縮小，美國將其經濟稱為後工業化經濟。 在1945年開始形成的這種特別體係中，美國可以單方麵地汲取其美元集團盟國的資源，並且不用顧及世界金融崩潰，而其盟國卻無力阻止該進程。自1968年以來，如果外國中央銀行停止重新將美元貸給美國財政部，主要關節點在於美國外交官將準備扮演世界肇事者的角色：如果美國不能按其設想運作的話，它會惱羞成怒，並很有可能失去理智，而世界將遭殃。 美國取得這種地位後，就享有一種其他國家不能複製的例外。由於具有大規模的國內市場，美國可以“單幹”。美國的美元債務現已嵌入世界經濟，它表現為國外在美國高水平的直接投資，這意味著一旦美國走向專斷，就將粉碎世界金融體係。 美國的對外貿易僅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5%，相比之下，許多歐洲國家達到約25%。外國中央銀行持有超過10000億美元的美國財政部有價證券。除非歐洲和亞洲以自己的貨幣體係取代美元標準，除非它們願意冒著貿易戰和投資戰的危險(將之作為實現自立的過渡手段)，美國沒有什麽理由認為其經濟必須立足於自己的財富。 世界之所以至今未能采取措施創建比美國財政部債券標準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國際經濟體係，是因為該標準內在的剝削特征沒有被普遍地認識到。這種認識應成為全球金融外交的中心前提。美國力圖通過買辦精英統治第三世界債務國。在發達工業化債權國，美國發現，它所需要的美國利益的完全代表是經過芝加哥學派“出口貨幣主義”理論培訓的央行人員，該理論是為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利益服務的。為了控製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家和選民，美國官員大聲地和幾乎不間斷地重複說，美國經濟是應用客觀的技術治國的領先開拓者，它為世界經濟的穩定提供著保障。 但是這些論斷的學術基礎即其經濟理論和統計模型，建立於功能紊亂的貨幣主義政策之上。過去幾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就應用該政策削弱了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經濟體。當日本在工業上發起挑戰時，美國外交家通過與其達成“廣場協定”和“盧浮宮協定”，輕而易舉地解除了其權力。這些自殺性的經濟協議使日本加劇了其泡沫經濟，而導致其經濟在 1990年後完全破產。 日本讓其經濟政策聽命於美國顧問，與英國在“二戰”後的屈服極為相似。似乎美國的建議確實考慮到了外國利益並將世界發展置於其國家私利之上。現在，每個國家都應清醒過來：如此信任美國的領導資格是錯了。然而，有多少日本人現在能夠記起，1985～1986年該國被要求降低利率，僅僅是為了製造一種泡沫以促進美國的市場繁榮，從而幫助美國共和黨政府再次當選呢? 在美國的保護下，“二戰”結束時承諾的基於自由市場的公正的世界經濟，反而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政府管製時代。在美國之外，金融部門促進了中央極權的經濟計劃，這樣做不是像貨幣主義經濟教科書承諾的那樣，是為了擴大生產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為了榨取利息和股息，並將之轉移到國外。它假裝反對公共稅收，隻是為了讓更大筆的經濟剩餘轉到美國，或者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從債務國，或者通過中央銀行貸款的形式從債權國轉移到美國財政部。 然而，在後布雷頓森林體係貨幣安排的演變中，既得利益扮演的角色揭示出，實際上，為國家和國際層次的貨幣改革鋪平道路的必定是全球金融徹底崩潰，而非共同外交。正是徹底崩潰的威脅，阻止了這些國家提出替代方案，這正如歐洲在 1933年和1973年受到阻止一樣。看來，全盤瓦解的擔憂束縛了歐洲的手腳，而並未促使其領頭捍衛自己的經濟自決權。 結語 曆史上，黃金曾充當抽象的“客觀”資產，是國民經濟競爭的戰利品。但是在1971年黃金被有效地非貨幣化後，世界沒有提出任何具有同等對稱特征的物質填補黃金的地位。世界缺乏這樣一種替代物，這給了美國填補真空的機會，而且也隻有美國而不是歐洲、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尋求填補該真空。即使至今日，歐元也仍然沒有成為美元的替代品，更不是像黃金一樣的提供了數個世紀服務的國際資產。 從政治上說，歐元缺乏實體支撐。但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和亞洲都沒有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誌。隻有美國顯示出根據其金融需要創建和重組全球國際結構的意誌，歐洲和亞洲國家似乎缺少某種為其經濟演進而進行製度規劃的基因，就像一個隻能跟隨著舞伴的領舞來跳舞的人一樣。 未來一個或兩個世紀的曆史學家將發現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即歐洲、亞洲和其他國家都不能設計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各國的經濟收益為其國民經濟服務，而不是將之輸送給美國。 無疑，從未來回顧現時代，它將被視為一個美國與其他國家顯著不對稱的時代。美國已經接受了搭便車，而歐洲即便此前領受過美國采取債權國戰略的曆史，也未能學會如何與精明的美國人玩這種國際金融大遊戲。 大多數曆史學家必然得出如下結論：歐洲和亞洲的想像力過於貧乏，第三世界的經濟過於虛弱。後者在20世紀70年代曾短暫地嚐試過創建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使美國外交官能夠挫敗外國脫離已變成巨浪和海嘯的赤字美元的企圖。 在最高層麵上，人們可能會責備經濟理論本身，特別是責備它未能提出相應的功能範疇，以促使更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民眾理解指導美國談判人員分別在1932～1933年和1972～1973年進行談判的原則。不理解這些原則，就不可能創建後美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