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勾畫 2029,北京政局演變沙盤推演?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危機的形成 第 1.1 節 專家學者預測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可能發生重大危機 第1.2節 嚴重的貧富分化 第1.3節 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 第 1.4 節 統治集團的主流抵製政治改革 / 少數精英讚同逐步改革 第二章 引爆過程 第2.1節 推力來自底層民眾 第2.2節 推力來自中產階級 第三章 進入新時代 第3.1節 決定中國命運的黨代會：保守派的最後抵抗 / 開明派的勝利 第3.2節 平反建黨建國以來的重大冤案 / 平反 6.4 第3.3節 FLG 問題的症結在於定其為邪教的證據不足 第3.4節 用多黨的議會製度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 第3.5節 第一次全國普選的競選議題：特殊利益集團與人民利益的較量 結語 * * * * * * * * * * * * * * * * 前言 2029 年北京政局會如何？我們收集總結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及評論家對未來 20 年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預測，作出了這個沙盤推演報告。根據這個報告，一種可能性是：在 2020 年前後，執政黨內開明派在國內社會 / 政治 / 經濟危機與工農大眾及黨外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克服了保守派的抵抗，在較平穩的製度轉型中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改革。最重大的事件是還給人民憲法規定了近 70 年的“結社自由”，開放黨禁。執政黨許諾立即實行縣級普選， 5 年後實行省級普選， 10 年後，即 2029 年左右，實行全國普選。執政黨平反了建黨建國以來的重大冤案，特別是 1989 年 6.4 事件及後來的 FLG 事件。用多黨的議會製度化解了西藏的民族矛盾。以第一次實行全國普選為標誌，中國終於融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是什麽促成執政黨的這種轉變呢？我們知道，上世紀 70 年代末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化解了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危機，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獲得了連續 30 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創造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 當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後， 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未能與經濟體製改革同步，在經濟自由化同時沒有及時形成一個有效的政治監督力量，結果造就了勢力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並從官僚體製內部形成了與之配套的權力尋租機製， 政府權利和資本力量越來越強大 。 這個 特殊利益 集團不顧全國大多數人的相對貧困，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執政黨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限製，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執政黨的支柱。這個寄生在中國的經濟 / 政治社會的肌體中腫瘤，無限製地吸收越來越多的營養，當超過了社會的負擔能力的極限時，中國的經濟 / 政治社會的新危機就來臨了。 中國未來 20 年政治演變的三種可能 [1] ： 第一種可能： 執政黨內開明派在工農大眾及黨外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在較平穩的製度轉型中達致政治民主改革的成功； 第二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政治民主改革，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製體製僵而不死。 第三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政治民主改革，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崩潰； 本文展開的沙盤推演僅限於第一種可能，但引爆過程分為：推力來自底層民眾及推力來自中產階級兩種情況。 第一章 危機的形成 第 1.1 節 專家學者預測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可能發生重大危機 2029 年 8 月以來，北京經曆著連續 2 周的高溫晴朗天氣。盡管中午馬路的地麵溫度在 40 度以上，晚上天氣還是了涼快了下來。停靠在什刹海岸邊船塢的幾十條保留了古典風格的綠色船體紅色柱子白布頂棚的木製遊船，全部被租借一空。已有 20 幾年發展史的岸上的五顏六色豪華酒吧，人山人海。什刹海大門外對著北海後門的那塊小廣場，依然是擁擠著隨樂曲起舞的各種年齡的北京人， …… 。 2028 國際奧運會剛結束一年。在這屆奧運會上中國第一次在曆史上實現了金牌數世界第一，超過了美國。盡管在經濟上，不像 20 年前第一位當了世界銀行副行長的中國人林毅夫預言的那樣可以超過美國，但確實已超過日本西德，並領先印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年收超過 1 萬元美金。不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連天津重慶西安杭州等城市都已變成世界級大都會。中國每年吸收的外國留學生已達到中國到國外的留學生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能走到這一步，是因為成功度過了從建國以來的兩次重大的危機。第一次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處於崩潰邊緣。中國領導人在當時的共產主義陣營中，率先進行改革開放，把一個封閉的國家轉型成為開放國家。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很多黨政官員曾一度迷茫。但鄧小平毅然決定通過激進的經濟改革來化解危機，尋找新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成功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始之初，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開明領導層和社會之間的共識。八十年代後期，鄧小平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曾經努力推行政治改革。但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共產主義解體改變了中國的改革路徑。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政府把優先重點放在了經濟改革。在朱鎔基任總理時期，因為中央權力的有效集中，中國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經濟製度建設例如銀行金融製度、稅收製度、現代企業製度等等，同時中國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軌。中國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盡管這些製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們支撐著中國的市場經濟的運作 [2] 。可是，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被無限期地推遲了。 到了舉辦 2008 年第一個奧運會時，中國已經曆連續 30 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借著全球化所帶來的後發優勢，借助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本，加上幾千萬年輕男女農民工的強壯筋肉及數百萬國內畢業生及海外歸國留學生的頭腦，創造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中國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 不少人認為中國已是少有的盛世。 2008 北京的奧運會吸引 50 萬外國遊客和超過 2 萬名記者，中國獲得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機會，來展示其過去 30 年的非凡成就。中國領導人急於通過舉辦這次奧運會向世界展現一個經濟發展，國內和諧，對外和平的大國形象。 但是，就在不少既得利益的中國人沉浸在太平盛世的歡樂中的同時，由於對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的忽視引發的深刻的社會矛盾，一個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處於崩潰邊緣更大的危機悄然來臨。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前後，中國在實行改革政策三十年後經濟上仍然虛弱：國有企業與以前一樣虧損，三分之一的職工是多餘人員，五分之三的出口為外資企業產品，無論海爾，還是聯想，中國的世界品牌到那時還沒有。國內生產總額的增長與越來越高的成本聯係在一起。中國廉價賣出產品，買進昂貴的東西。腐敗、環境汙染和原料價格使經濟如負重荷，中國的經濟朝著無效益增長：中國的年生產總額每增加一美元，需要投入 5.4 美元，大大超過德國和美國，也超過二十年前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投入四美元的水平。簡而言之，中國的無效益和昂貴的經濟變得越來越無效益、越來越昂貴。中國的經濟已經疲憊不堪 [3] 。但更嚴重的問題出在政治上：在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中國政治運作的基本背景時，執政黨和政府尚無適應市場經濟的執政理念。這是個很大的考驗。依當時的情形，這個考驗不僅沒有通過，而且看來越來越難以通過。中國社會危機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遺留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改革已經把好改的都改了，現在隻剩一堆骨頭很難改” [4] 。領導層，學者，媒體，所有願意思考問題的老百姓都知道：鄧小平遺留下來的政治改革的問題再也不能回避了。 學者們首先發出警告。先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 ， 它的《 2015 年全球趨勢：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估計， 2015 年前中國的發展充滿艱難和不確定。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又要保持現有政體不變會使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充滿壓力和挑戰，這些挑戰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 [5] 。緊接著，撰述了《 2010 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研究報告的北京戰略與發展研究專家丁元竹歸納了影響中國走勢的十個問題，它們分別是：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台灣問題、全球化問題、國內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報告預測了 2010 年將會出現的三種前景，即對於小康目標的繼續前進、偏離和無法達到。至於這三種前景誰最可能變成最終現實，報告最後隻是進行了情景分析，並未給出結論。但研究者對 98 名專家的調查顯示，對於“ 2010 年之前”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有 77 位專家作答，其中 51 位認為會發生影響經濟社會進程的重大危機。在社會發展領域，社會差別拉大 ( 包括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 ) 、失業下崗問題被認為是高風險的領域。在經濟領域，金融風險、三農問題最為人們關心。從爆發的可能性來說，社會問題為爆發點的可能性最大 [6] 。根據政府對 2005 年的統計數字，專家估計，中國大陸每年有十萬起群體事件和 2600 萬信訪人次。如今，天安門廣場的軍警便衣數量比 30 年前增加了 50 倍，北京的群體維權與上訪人數卻不斷增加， " 穩定壓倒一切 " 的結果是 " 一切都不能穩定 "[7] 。 中國最高領導層也意識到這種危機。在大多數中國人熱烈期盼第一次在中國的奧運會到來的 2008 年初，中國執政黨的總書記多次提醒要有憂患意識。深刻的“憂患”來自於現行的政治製度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中國總理稱 2008 是困難的一年：股市樓市慘跌，物價飛漲，該年初中國中南部的雪災，使有些發電廠的存煤隻夠三天。 第 1.2 節 嚴重的貧富分化 在石家莊附近一個縣的鄉下， 35 歲的徐運法的有腎病的父親去年去世，留有一個 24 歲的妹妹，一個 31 歲的弟弟和一位不識字的老母。妹妹從小讀書好，接受了城裏一位親戚的支持，剛從一個省立的大學畢業，在城裏就業，每月 1500 元工資。弟弟小時爬牆，摸到村裏的送電變壓器，被從牆上電擊下來。後來保住了命，腦子有了後遺症，有點傻了。但傻子力氣好，不偷懶，全家的農活他一人包了。地裏收回的糧食夠一家填飽肚子。基本的生存不是大問題，但肥料的錢是困難了，隻能由妹妹從她的微薄的工資中支援。父親的病是絕對想也不用想有錢治了，隻好看著他在炕上咽氣。徐運法曾經做過一些努力，也曾在同村人的幫助下到南方打過工，結果失敗而回。現在隻能偶爾在村裏找點臨時工，掙點煙錢。最大的危機是自己和弟弟兩個過了 30 歲的農村窮光棍，大概是命中注定一輩子沒有老婆了。徐運法完全失去了生活目標，但他在村裏並不是最困難的人。 這是 2008 年中國北方農村的真實的一幕。在同一年，我到湖南東南的一個縣級市去考察一個非金屬礦。我們的車快進城時路過一個集鎮，泥土的街道中流淌著從小飯店和住戶排出的髒水，日用雜貨小店和路邊公共廁所並排，殘了下肢的乞丐躺在路旁乞討。鄉際的公共汽車破舊不堪，車身沾滿黃泥，殘缺不全的木頭座位上擠滿了農民。進了城後，我們先到市工業發展局，這是一個科級單位，但科長配有一輛帶司機的桑塔納，家住一個百多平米的大三居，煤氣，空調，浴室應有盡有。晚上，我們原打算請市委書記（處級幹部）吃飯，結果是他在該城最好的飯店請我們。他用他的奧迪車接我們到飯店，飯局開始後半小時，他起身道歉告辭，留下局長陪我們，他要去主持另外的一桌宴席。我當時不知道當地縣級市的局長和書記的年收是多少，他們每年可使用的交際費是多少。但後來當我讀到一篇報道，說中國南方省份的司局長年收可達 60 萬，副省長年收可達 120 萬，而省長每年可使用的交際費約 1000 萬，每天達 3 萬元之多的時候，我被震驚了！相比較而言， 英國女皇當年宴請胡耀邦總書記時是四菜一湯，而布什總統宴請韓國新總統李明博的費用僅相當於幾百元人民幣 。據統計， 廣東，上海等 7 個省市的地廳級以上幹部的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 － 25 倍，是農民年均收入的 25 － 85 倍，同時，地廳級幹部家庭擁有財產超過 7 百萬人民幣 [8] 。 還有更讓你吃驚的，親政府的新浪網在 2008-4-8 的一篇報導中稱 : “ 在已經披露的銀行年報中，某商業銀行董事長以 2285 萬的年薪，創下了國內銀行高管薪酬的新紀錄。其他數家商業銀行的高管也以動輒數百萬元的薪酬，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不僅如此，在金融機構中，中國平安有 3 名董事及高管 2007 年的稅前薪酬超過了 4000 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稅前報酬為 6616.1 萬元，折合每天收入 18.12 萬元。” [9] （作為參考： 馬英九的總統月薪為 46.23 萬新台幣，約合 11 萬人民幣）。再 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前行長劉金寶 , 每年社交費上億元，其車隊由 10 輛奔馳組成 [10] 。 從隻有自家地裏夠填飽肚子的糧食收入的徐運法兄弟，到還要支援家裏的 1500 元月收的大學畢業生的他的妹妹，到一個小市的局長書記，省的司局長，副省長， 再到銀行高管，保險公司的董事長，這就是現今不同命運的中國人排成的貧富懸殊觸目驚心的隊列。 為什麽中國開明學者反複呼籲“政治改革要與經濟改革相適應”？為什麽美國人說“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又要保持現有政體不變會使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充滿壓力和挑戰”？這些學者抽象的說教及西方人似是不懷好意的預言為什麽會在中國變成事實？道理很簡單：當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後，權錢結合產生了一個淩駕於廣大群眾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這個集團不顧全國大多數人的相對貧困，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他們在住房，用車，年薪上迅速向國際水平靠攏，隻要可能，子女必須在國外受教育。執政黨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限製，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執政黨的支柱。這個寄生在中國的經濟 / 政治社會的肌體中腫瘤，無限製地吸收越來越多的營養，當超過了社會的負擔能力的極限時，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肌體就會走上崩潰。 第 1.3 節 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未能與經濟體製改革同步，在經濟自由化同時沒有及時形成一個有效的政治監督力量，結果造就了勢力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並從官僚體製內部形成了與之配套的權力尋租機製， 政府權利和資本力量越來越強大 。 今日的執政黨已經失去了革命的性質。集合於政府，國有企業，以及在政府保護下的私有企業（他們中的 80% 的財富屬於幹部子弟或家屬）中的人們，形成了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 90% 左右，中產階級占 7% 左右，國家管理人占 2.1% ，資本家占 0.3% 以內 [11] 。勞動者階級屬於弱勢群體。社會資源總是稀缺和有限的，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都試圖使本階級或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其結果使各階級、利益集團對有限的稀缺資源的爭奪日趨白熱化。在這場競爭中，弱勢群體之所以處於弱勢，不但是因為他們不握有經濟力量，更因為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沒有獨立工會和農民政黨來代表他們。他們無力影響、左右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製度的製定，製度安排本身保護了特殊集團的利益。 有著共同利益的人們結成團體試圖去影響公共政策以促進他們的利益，這就是利益集團。在有些國家例如美國，利益集團已經成為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形式。利益集團當然是狹隘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確立了一種有效的製度安排，不僅嚴格地規範利益集團的行為，並且在它們之間通過完全可控的鬥爭、妥協、合作等過程使得各個利益集團的個別利益被整合進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中，那麽，利益集團就是可以接受的，在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方麵，甚至是必要的。但是，特殊利益集團卻與此不同。它當然也是從一般的利益集團發展而來，但它已經極度膨脹，它因為已經攫取了太多的利益而必須千方百計不顧一切地去維護這種利益，哪怕因此給國家帶來災難；它已經失去控製，它的種種手段往往是霸道的、非法的因而嚴重損害了一個社會的正義、道德和基本的秩序；它分散了社會的凝聚力，使社會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它阻礙了技術進步和資源的合理流動因而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效益；它使少數人獲取暴利而減少了多數人的福利；它總是致力於在社會現有財富的基礎上搶奪更大的份額而不是努力促進財富總量的提高。事實上，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今中國的肆虐橫行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已經成了橫在中國社會前進道路上的最大的一塊絆腳石！現在，我們就來逐個地認識一下他們 [12] 。 首先是官僚集團。 1949 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學者費正清就曾預言：新的政權將很難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個母體社會已經延續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傳統。不幸的是，他言中了。新的官僚階層很快建立並鞏固起來，成為工農大眾頭上新的統治者。在建國後多次政治運動的打擊下，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的清洗下，官僚集團仍然頑強的生存下來並且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再一次“大顯身手”。回顧一下官僚集團推動改革、從改革中獲益的曆史，我們會發現：一開始，他們還承繼著建國初期的些許理想，似乎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麽回事，他們追求的隻是政治上的榮譽和好處。但很快，他們就回過神兒來，發現了其中蘊藏著的巨大的經濟機會和利益。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即官僚集團）是改革的推動者，但卻處於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在改革的後十年，他們仍是改革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並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獲益者之一。後來，他們一旦看清了自己可望可及的利益，他們便猛撲過去，迫不及待的享受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盛宴。他們的手段就是由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主導的“改革”。然而，此時的改革已經不再像早期那樣使全民受益因而所有的社會階層都皆大歡喜，由官僚們主導的改革首先要使官僚自身得到利益，假如為了這一利益而必須使其他階層的利益受損，那他們也在所不惜。越到後來，事情便越是如此。 其次，是國有壟斷企業高級管理層。毫無疑問，由官僚集團主導的改革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已經背道而馳，這種所謂的“改革”正受到廣泛的質疑。也許，國民經濟中的某些部門確實適宜於壟斷性企業的存在，並且因此才會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這些企業必須受到有效的監督和規範，否則它發揮的將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作用，它將憑借自己的壟斷地位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將降低而不是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很遺憾，目前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壟斷企業扮演的正是這樣的角色。這些企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而不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長期獲取超額利潤，把本應由全民共享的財富化為己有，它們的生產經營往往效率低下但員工卻享受著驚人的高薪，從而拉大了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 第三個引人注目的特殊利益集團就是近年來隨著住房、教育、醫療體製的改革而形成的涉及眾多利益主體的暴利－腐敗同盟。房地產商、地方政府、媒體、大學、醫院、藥品生產商和經銷商成為人民大眾血汗的榨取者。巨額的資金湧向房地產業，而對一個國家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製造業和信息產業、高技術產業卻因資金的被擠占而陷入貧血狀態，而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隻會帶來能源和土地的巨大浪費。高得嚇人的教育費用掏幹了無數家庭的積蓄，使貧家子弟無法接受教育，使國家喪失了人才資源、喪失了在國際競爭中最可寶貴的東西。教育產業化使貧窮世襲化、固定化，社會流動遭到嚴重阻礙，社會分裂日益無法彌補。醫療改革使本來就陷入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庭雪上加霜，使他們成為醫院和藥品經銷商大發其財的“取款機”。 以上就是中國特殊利益集團的組成部分。怎麽說明這個特殊利益集團無限製地吸收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呢？ 2007 年，中國 GDP 增長了 10.6 ％，但政府財政收入卻從 3.9 萬億元增加到 5.13 萬億元，增幅達 31.4 ％，近三倍於 GDP 的年增長速度 [13] 。政府公務開支占整個財政預算支出的 27 ％以上（而美國，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幾。 2000 年，俄羅斯，占 7.6% ，）根據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先生的數字，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 3.7 億個城鎮居民、 12.3 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 [14] 。據統計，我國目前官民比例為 1 ： 28 ，官員總數是改革前的數倍（改革初期 1 ： 67 ， 10 年前 1 ： 40 ），更達到了西漢時期的 307 倍，清末時期的 35 倍。越是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官越多：山西有 8 個縣的官民比例不到 1 ： 20 （最低 1 ： 13 ），陝西黃龍縣的官民比例達到 1 ： 9 ，成為全國之最 [15] 。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猶如“蝗蟲”撲麵而來，消費額巨大。據有關部門統計，每年全國黨政機關請客吃飯消耗 2000 億，公車消耗 3000 億，出國考察消耗 2000 億，僅此三項就達 7000 億，若加上公務員工資獎金、醫療保健、住房補貼及機關固定設施、辦公用品、水電暖氣等開支，每年納稅人支付廟裏的 “ 人頭費 ” 、 “ 香火費 ” 真是一筆令人瞠目的天文數字 [16] 。更有甚者， 大陸官商境外豪賭，年損失竟達人民幣六千億 [17] 。 第 1.3 節 統治集團的主流抵製政治改革 / 少數精英讚同逐步改革 麵對這樣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當做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建立一個社會有效的政治監督力量，來阻止政府政策繼續向特殊利益集團傾斜，阻止特殊利益集團繼續膨脹。通過憲法和行政法規，來約束政府財政稅收部門任意斂財和任意花錢的手。說到底，納稅人手中要真正擁有製約政府製定政策及財政收支行為的政治權利和渠道。政府在要求納稅人繳稅的時候，納稅人就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來製約政府。說到底政府是由納稅人供養著的。 但是，中國當局如何應對這種客觀上迫切存在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呢？ 2005 年底發表的題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白皮書，首次以白皮書的形式就民主政治建設問題全麵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白皮書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立場和對西方式民主的拒絕，把真正的民主訴求描繪成無政府主義，描繪成與執政黨對繁榮與和諧的指導的對立麵 [18] 。他們把在共產黨領導下民主黨派參與的民主協商祭為“中國特色”的民主的法寶。一位中央黨校的副校長撰文說，我們在民主方麵不要妄自菲薄，民主可有“投票民主”，也可有“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就是我們的發明。 2008 年北京兩會 有代表指出，對我國政治體製改革，國內外高度關注。一些境內外敵對勢力所謂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是要我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製度。其目的是使中國天下大亂，借機火中取栗，對此，絕不能上當。 在統治集團的主流抵製政治改革的同時，中央黨校少數頭腦清醒的人物覺悟到，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公，製度性的腐敗，環境的迅速惡化等可能致命的步步逼近的危機，其根本原因是整個社會缺乏有效的製衡和監督。智囊們於是設計出種種方案，其中被談論的最多的是在加強黨內民主，強化基層選舉的同時，加強人大的製衡和監督功能，提出了‘大司法’的主張，並鼓勵民主黨派在政協內積極發揮作用。智囊們認為開放宗教自由的風險小於開放新聞自由，建議中國首先開放宗教自由，因為宗教是人們比較深層的精神上的自由權利，而它不會對現存政權結構造成直接的、短期的威脅。做法是開始對宗教自由進行寬容，逐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有更大的宗教自由。然後，執政黨會允許針對地方政權、地方領導人的新聞自由；智囊們估計，中國真正的新聞自由，也就是說可以對最上層的領導、對整個共產黨進行監督批評，恐怕要到 2020 年。為了避免失控，先實現黨內民主，然後實現全麵的選舉民主。執政黨為了避免失控狀態，同時又使黨的執政地位走出困境，它現在做法基本是兩步在走：第一步是堅定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這一點是不可討價還價的，不能協商的，目前這是一個底線。那麽，在保持共產黨作為占據中國整個政治權力中心點的這個位置不可挑戰的前提下，共產黨可以允許方方麵麵擴展自己的獨立性和權利，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人大、政協、政府、司法、群眾團體。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框架下，共產黨在現階段到 2020 年小康社會實現前，基本上會走黨內民主的模式。也就是說，目前還不會看到有直接的民主選舉。第二步，可能到 2040 年以後，可能真正達到全麵的民主，走向選舉民主。這是本世紀頭一個十年末，中央黨校的智囊們為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設計的路線圖。盡管像開放黨禁，軍隊國家化這類任何國家民主化都必經的關鍵步驟在這個路線圖中看不到，但這是人們看到的有曆史以來由執政黨智能們提出的最大膽最開明的方案 [19] 。 至此，我們看到了（ 1 ）統治集團內的主流，他們抵製政治改革；（ 2 ）統治集團內的少數頭腦清醒的精英，他們讚同在保持共產黨作為占據中國整個政治權力中心點的這個位置不可挑戰前提下逐步改革。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第（ 3 ）源自人民大眾的要求民主的力量。到頭來，恰恰是這支力量主宰了中國民主的進程。 第二章 引爆過程 第 2.1 節 推力來自底層民眾 大概就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期，世界氣候經曆了南旱北澇的災害 [20] ，全球糧價年年上升。中國大部分地區招到嚴重水災，農業每況日下。人民幣的連年升值，使中國的出口受到沉重打擊。鐵礦石油的進口價，逐年翻番。中國的經濟在其特有的嚴重浪費和腐敗的拖累下，無效益和昂貴的經濟變得越來越無效益、越來越昂貴。中國的經濟已經疲憊不堪。股市樓市慘跌，物價飛漲。特別是在中國中部的一些省份，情況尤甚。就在這樣一個省的農村，縣鄉政府的幹部為了尋找出路，背著農民與一家來自台灣的化工企業簽訂了合約，劃出了一大片村地，給該企業建廠。由於該項目的產品有嚴重的汙染環境後果，幾年來在中國南部幾個省累招碰壁，被當地農民趕了出來。最後找到經濟相對落後的中部省，給了當地政府及幹部很多好處，終於簽訂了合約。與這個項目鄰近的一個鄉，已有一個類似化工廠，肆意排放含苯廢氣和廢水，導致該村學生和村民出現不同程度的頭痛、惡心等症狀。當地村民在工廠門口抗議，並集體下跪，要求工廠停產，持續幾天幾夜。農民眼看要失去土地，世世代代生存的環境要被破壞，他們怒吼了。年紀大和膽小的農民到政府門前集體下跪，年青和膽大的農民在鄉裏從軍隊轉業及進城務工返鄉的精英們組成的“經濟聯合體”（因為不許成立農會，聰明的農民以經濟組織代之）的組織和領導下，組織農民（包括全體武裝民兵）持械在村界上布崗。在以武力阻止項目施工隊伍進入的同時，通過網絡，向全國通告他們代表全村農民將土地收歸全體村民所有。 政府迅速做出反應，逮捕了“經濟聯合體”的主要領導人，並調動 5 千軍隊，包圍了幾萬持械的武裝農民。危機一觸即發。事件馬上在全國乃至全球傳播。 這個地區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家庭基督教會在近年來的蓬勃興起。其實，自滿清以來，就有獻身信仰的傳教士，來這裏給該地區的基督教傳播打下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精神信仰的闕如，民眾對宗教有如饑似渴的需求。比官方“三自”基督教，家庭基督教會提供了更親民的服務。一位村婦，丈夫在外跑運輸， 她說她最近加入了 家庭基督教會 ，隻需在家中禱告上帝，不必到教堂去。她說每天禱告後心中充滿平安和喜悅，知道上帝會保佑她的丈夫和孩子。教友們到她家聚會，禱告，唱詩，查經，講見證，豐富了她的生活內容。她一方麵沐浴在主和教友的愛中，感到幸福；另一方麵，當她為其他教友付出關心和愛心時，這位生活在最底層的村婦生平第一次感悟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被逮捕的“經濟聯合體”的主要領導人的家屬，多數是家庭基督教會的成員。丈夫們被捕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聚集在一起禱告，求主保佑丈夫們平安，農民們免於流血，鄉裏的土地得到保護。鄉裏其他教徒加入了禱告的人群。同聲禱告的人數一時達數千人。當縣裏省裏家庭基督教會的領袖知道這件事後，他們自己首先加入禱告的行列。他們並沒有做動員，但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全省數百萬家庭基督教會信徒在他們的領袖的帶動下，一個遍及全省數百萬教徒的“同聲禱告”運動像平地一聲雷一樣爆發了。 這是一場典型的“無直接利益衝突”。它指沒有直接利益關係者參與的社會衝突。如數年前四川廣安醫療事故衝突，江蘇金壇集資糾紛，廣州因交通事故導致民眾圍攻、警察流血殉職等群體事件，參與者多數都與衝突起因無直接利益關係。“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於權力部門。這表明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已經引發社會情緒異變，導致執政的民意基礎在流失。連前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的文章都稱，有的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群眾，自己並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借機宣泄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 [21] 。 政府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由環境、三農、土地、宗教攪在一起的危機嚇破了膽子。他們采取的對策是命令軍隊以武力迫使幾萬持械的武裝農民投降。同時，對逮捕的農民領袖及數十名省裏和各縣的家庭基督教會領袖，像對大部分維權人士一樣，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他們想以此強力來平息事件。 但事態發展超出了政府的控製。這場“無直接利益衝突”， 使遍及全國的多年的積怨如高壓岩漿尋到了突破、高溫幹柴等來了火星。遊行示威不得批準，數年前上海人用三五人群散步的方式表達對磁懸浮項目的抗議都行不通。一位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該村的女學生，給鄉下的父老出了一個聰明的主意：要農民們及家庭基督教會教徒們，為了聲援他們被捕的領袖，發起了“在左胸前佩戴一個紫色十字布帶”為標誌的抗議運動。這是一個無聲的抗議運動。不妨礙交通，不妨礙他人，不妨礙社會。政府沒有任何理由阻止。千千萬萬左胸前佩戴一個紫色十字布帶的人們在大街上，在公共場所，在學校，在醫院，發出無言的抗議。 《南方城市報》及 《首都青年報沸點周刊》記者通過軍隊防線，潛入被包圍的村子，發回了大量有關事件起因，農民貧困的生活，農民的土地及健康受害的文字和影像的報道；同時，這些報刊的其他記者在縣城省城挖掘出有關幹部在與台商簽約過程所受的賄賂及奢侈生活的大量事實。這些文字和圖片在網上流傳，激起廣大網民的一致申討。外省首先加入抗議行列的是北大學生。這座一百年來在中國一直代表正義良心和良知的學府，在 1989 年 6.4 事件和緊接著的經濟大潮的近十年的沉寂後，進入本世紀，以文科學生自願向來京上訪者提供法律谘詢及其他幫助的形式，逐漸表現出對工農命運和祖國前途的關心。各種政治討論的沙龍紛紛成立，在網站上發表自己的主張。先是北大，很快是清華，接著是幾乎所有高校，出現了大量胸前佩戴一個紫色十字布帶的抗議者。 一時間，不但北京，很快是全國，布店的各種質量質地的紫色布均告罄。人們於是用紅墨水加藍墨水的辦法把白布染成紫色，代替紫色布。一時又引起商店紅藍墨水的告罄。全國範圍內的上訪者，基督教徒，大學生，農民工，農民，工人，白領職員，紛紛加入了後來史稱中國 21 世紀初葉紫色革命的行列。 當共產黨員，軍人，政府公務員無視組織的禁令也投入抗議的隊伍，當全國主要的網站，報紙都站在抗議者一邊，連民主黨派也紛紛發表支持抗議的宣言時， 1989 年 4 月底五月初幾天在中國出現的景象再次出現了。幾天之內，人民被抑製了的願望像噴薄的火山那樣爆發了。 “立即撤離包圍農民的部隊！”，“釋放被捕農民和教會領袖！”“開放黨禁，還政於民。” — 這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呼聲！ 在無聲的抗議得不到當局的回應的情況下，抗議者們通過網絡及手機約定，在當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行全國性的大遊行。遊行的申請已遞交首都及各省會的公安局。 （你如果不看“引爆過程：第 2.2 節 推力來自中產階級”，請跳至：第三章 進入新時代） 第 2.2 節 推力來自中產階級 一位中國資深韓國通的《人民日報》記者說，中國想要維持現有的共產黨領導體係，必須渡過三個難關，其中第一個已經渡過，第二個目前正在麵臨，第三個馬上就會到來。已經渡過的難關是改革開放初期發生的理念矛盾與衝突；目前麵臨的難關是如何保持改革開放的程度和速度；即將麵臨的難關是在即將到來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3000 至 6000 美元時代所要麵臨的各種民主化要求。 2008 年末中國人均 GDP 預期值為 2300 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第三個難關將於 2012 年到來 [22] 。 一般認為，人群中對民主化要求最為迫切的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 從目前執政黨的政策看，本文前言中開列的中國未來 20 年政治演變的三種可能之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種可能 [1] 。“他們缺乏徹底變革的大智大勇，又不情願前輩留下的江山毀在自己這一代的手中，於是隻能乞靈於傳統黨專製的統治術，並盡可能把它發展得更老練、更純熟、更“現代”。他們會扼殺自由力量生長的幾乎所有的空間，同時抓緊體製內的自我修補，加大體製內的反貪腐力度，並適時地、有分寸地在全社會麵前“做秀”。他們還將在現行體製範圍內盡可能解決民生問題，緩解民眾的不滿。雖然不治“根”，但有可能把社會抗議壓縮到可控製的範圍內。 …… 從本質上看，這是黨專製體製的慢性自殺。但陪綁的，卻是整個中華民族。”這種情況下突破僵局的推力來自中產階級民主化要求比推力來自底層民眾爭取生存權的可能性要大些。 但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能負此重任嗎？張博樹分析道 [1] ：中國的傳統是官商結合，“商”在大部分情況下是仰賴“官”存在並發跡的。這與歐洲傳統截然不同。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沒幾年，便開始執行“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社會政策，作為剝削者的資本家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民間資本不再有存在的合法性。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的春風漸起，民間資本才開始戰戰兢兢地萌動、複蘇。不要看他們外表上財大氣粗，其實他們很清楚自己在中國政治 - 權力格局中的無足輕重。我們不能指望民營企業的老板們（不管他們是否在“從政”）發出獨立於當權者的聲音。 現在來分析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本來擁有“以道自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傳統。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在追蹤世界潮流、促進民族覺醒、批判社會陋習、變革製度文化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 年、特別是 1957 年後，中國知識界遭遇了寒冷的冬天。知識分子不得不臣服於權力，在對“新時代”、“新生活”的一片謳歌中，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考。直到文革把毛澤東極權主義烏托邦邏輯的荒謬推到了頂點從而最終引發社會的抗議浪潮，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才開始通過四五運動樹立起自己的形象。改革開放後的 80 年代，自由知識界曾同黨專製有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可惜的是：在威權主義金錢社會的大潮中，相當多、甚至越來越多的知識者就範於“第二次思想改造”，他們滿足於過一種“安定”、“正常”並且“富裕”的生活，而往往回避敏感、尖銳的社會政治問題，以逃避良心的拷問。更有不顧廉恥之徒，甘心成為權貴的奴仆，或以學術官僚、教育官僚的名義，劫掠公共資源以肥私，成為威權主義社會中學術腐敗和教育腐敗的推波助瀾者。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今天的“中產階級”或“白領”階層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這些人大多有較高教育背景，還有不少拿了國外的學位，供職於外企或收入較高的國內企業，也有的在政府機構任職。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金融、財會、保險、律師、證券、電子商務等等）堪稱專家，但缺少有活力的政治訴求和政治表達。他們的眼界過於狹窄，人生哲學又過於功利、世故。他們缺乏對社會的深切關注，更少有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名義，在自己的專業範圍之外參與社會生活、改造社會痼疾的勇氣。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 但是，讓我們來看另一方麵。由於中國開放了門戶，大量新技術新思想的引進，大量留學生的回國，當代知識分子與其從“以道自任”的責任感出發要求民主改革，莫如說是為他們自身的利益和做人的尊嚴（他們不能容忍公民權 / 選舉權的被剝奪）出發使然。且看看國內網民對當代中國第二位權勢人物的一篇保守文章《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絕不搞三權鼎立》（該文主張人大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反對三權分立，反對多黨議會）的大膽評論 [23] ： l 隻要人大是一種聲音 , 就不正常 . l 全國人民的重托就是黨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而現實是黨的高中級幹部通過權力自肥，拉開檔次和私下貪汙受賄先富裕起來了。 l 事實證明 , 目前的所謂原則 , 製度 , 僅僅保證一言堂 , 家長製 . 人大政協是花瓶 . 革命革到自己頭上 , 誰願意 ? l …… 作為主管立法的委員長，他也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又是執政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自己這樣反複強調人大要自覺堅持和服從黨的領導，一方麵是為了保證黨和國家的集中統一，但是更給人一種印象，即，人大放棄了他對執政黨進行憲法監督的主要職責，把一個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最高權力，降低到了一個政黨傀儡的身份，實際上這不是降低了他自己的身份，而是降低了人民作為國家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創造者的主體地位。 l …… 作為人大委員長和政治局常委，應該不斷強調人大和中央必須自覺堅持和服從人民的利益和權利，才是公正的，才是科學發展觀應有之意。反之，隻能是自己服從自己，對自己有利，而對人民無利，所以腐敗叢生。 …… 所謂的人大要自覺服從和堅持黨的領導，完全是要把執政黨、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搞成鐵板一塊，成為絕對的權力，對手無寸鐵的生產力實行嚴密絕對的統治，從而利用絕對強勢的國家權力達到隨意剝奪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利益， …… l 所以我們不能反複片麵地強調什麽特色社會主義，而放棄民主社會主義這個人類共同價值觀，才能與世界民主製度接軌，才能真正達到建設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目標。否則就是騙人。 l 仔細想想老吳說的還是有些道理 , 還是會受到不少人的支持 . 比如九品以上官員和有七位數以上存款的中國人就不會同意中國搞三權分立 . l 鄧小平：“普選（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吳邦國：“人民通過普遍的民主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大都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l 賀衛方：“他發現溫家寶幾乎用了整個的會見時間與他們討論什麽叫民主，如何建設民主。溫家寶認為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要體現在選舉，人民要選舉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這才叫民主；第二要體現在權力的製衡；第三要體現在司法獨立。你看，他談得很到位呀。”對比著看，很有意思！ l 包括三權分立在內的權利製衡製度是世界政治文明的結晶，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受了世界各國幾百年的曆史檢驗，證明是一個製約公權力的有效手段，任何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能夠清楚地看清這一點。 l …… 這篇文章如果是吳先生一人觀點倒也罷了，可我感覺得出，這是國人翹首以待、望眼欲穿等來的關於政改的最後方針，方針下麵已經安排了一條“唯一正確路線”。 l 無法不悲觀啊：從北京到地方（甚至到村），一大群龐大的利益集團，完整嚴密的組織機構，壁壘森嚴的衙門，無數受益的大人們；沉醉在已經“當家做主”的國人、麻木於被別人“代表”的國人、奮起捍衛“國家主權”的“憤青”們。 ...... 誰能告訴我，希望在哪裏？ l 恩格斯指出：“在那些確實實現了各種權力分立的國家中，司法權與行政權是完全獨立的。在法國、英國、美國就是這樣的，這兩種權力的混合必然導致無法解決的混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第 321 頁，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l 人民真希望這是他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 l 我們一群人經過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一條大河邊上，我們要過河。不遠處有一座橋，再看前麵有一隻船。那座橋、那隻船曾載過多少人過河啊！我們準備上那座橋、那隻船，可有人對我們說，它要垮，它會沉，讓我帶領你們下河，摸著石頭過河吧！ 從這些評論看，大多數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清醒的。 自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隨著各種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尖銳化起來，一個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在北京和各省的大學，社會科學院（所），甚至各級黨校內開展起來。中心議題集中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是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轉型的必要性。這是一個有曆史深度，其理論和實踐的意義大大超過半個世紀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辯論。 大家都知道 [24] ， 1848 年，馬克斯和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 ， 1864 年歐洲各國的工人代表在倫敦召開國際工人會議，成立了第一國際。 1871 年 3 月，法國工人和無產者舉行了“巴黎公社” 起義，堅持了 70 天，最終轟轟烈的“巴黎公社”起義失敗。由此，在“第一國際” 內有成員對“巴黎公社”起義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論進行反思和總結，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和理論，其中最主要的理論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斯坦。 1889 年在巴黎由各國工人政黨聯合召開第一次大會，成立第二國際即“社會主義國際”“社會黨國際”。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係統的修正，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義觀點為起始，圍繞走暴力革命道路還是和平改良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其鬥爭策略是階級鬥爭還是階級調和，其手段是通過武裝奪權還是靠選票來建立政權等進行辯論。如何對待這些問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逐漸分化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間派，列寧是左派。 1917 年 10 月，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列寧、托洛茨基的領導下發動十月武裝革命，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使左派的影響迅速擴大，力量迅速壯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 1919 年 3 月，列寧領導成立了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至此，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完成了分家，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與現代共產主義完全形成。社民黨摒棄了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概念，繼續推行社會福利計劃，宣稱社會民主黨不再隻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人民黨”。這一次轉變後，西方各國社民黨完全納入了西方自由民主製度的框架之內，並且成為西方政壇上的兩大主流政黨之一。至此，社民黨的基本理論是： 1. 民主憲政，議會民主道路、 2. 混合所有製：市場社會主義、 3. 勞資合作、 4. 福利製度。截至 2004 年 2 月，社會黨國際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和組織的聯合體，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 168 個，其中有 50 多個成員黨在約 50 個國家執政或參政，是當今世界上規模和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 曆史告訴人們，巴黎公社的失敗證明了第一國際路線的失敗，而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瓦解證明了第二國際的左派即第三國際列寧路線的失敗。唯有從無產階級專政轉向社會民主主義 --- 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右派主張，被證明是正確的道路。或許有人會問：這與中國有關係嗎？其實，在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三個代表》的理論裏，“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已明確宣布黨放棄隻代表工農利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如果以此為起點，能走向社會民主主義 --- 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話，中國就走上康莊大道了。可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被重點宣傳為歡迎資本家入黨，而工農利益則被忽視。（至於“代表先進文化”是概念性錯誤：文化無先進落後之分，不能說好萊塢文化比印第安土著文化先進，也不能說漢文化比藏文化先進。“先進生產力”是經濟科技領域問題，於政治無關。比如，互聯網是先進技術之一，我們隻期望自稱“代表先進生產力”黨不要用“金盾工程”之類的手段來封殺它。） 這一輪在大學的沙龍裏，報刊上，網站上熱烈討論的浪潮中，不同觀點和主張激烈交鋒。 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的轉型，就是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向民主政黨的轉型。 這不是純學術的討論，這是不同利益集團的生死鬥爭！這場爭論引起政府和各界人民的極大關注，人們隱約感覺到一輪紅日要在古老的東方土地上噴薄而出；但同時也感覺到一場新社會危機及鎮壓的來臨 -- 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令局勢急轉直下的引火點看起來很似偶然其實很必然：（ 1 ）一群從國外留學歸來，現在在私企外企甚至政府機構工作的年輕人，他們在國外習慣每天從全方位（從極端反共到擁共，反華到親華，唱衰到看好中國經濟）的信息和評論中了解每天發生的中國和世界大事。可惜一踏上祖國的土地，他們就被迫與其中大部分的信息來源絕緣了。《文學城》《萬維讀者》《楓華園》《新聞》《多維新聞》《中國事務》《》等全被封殺。連與當地中國使領館非常友好的當地華人親華的報刊網站，如悉尼的《澳華日報》網站，都被阻斷。他們就像瞎子聾子，隻有《新浪》《新華網》等一種聲音。這一方麵妨礙他們對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做正確判斷，造成他們事業上的損失，更是剝奪了他們的知情權，侵犯了他們的公民權。這種情形自互聯網出現的 30 餘年來，在中國一直如此。但對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已超過他們容忍的界限。他們中組成許多網絡技術小組，國內國外同時工作，用各種方式突破官方的封鎖。他們隨時隨地製造尚未被官方封鎖的國外服務器網址，用電子郵件或手機短信的方式發給自己信的過的親友，後者通過登錄這個服務器就可自由閱讀國內外所有網上的消息。當國內的這些網友讀到有價值的文章，或者從國外朋友私人電子郵件收到的個別文章（官方不可能封鎖所有人的電子郵件），他們迅速上傳到可以貼貼子的眾多國內網站。每天，這些昔日被封鎖的文章消息像天女散花一樣在國內的網上轉播。官方網管猶如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無法招架。鑒於對一個專製體係，對輿論的控製是其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執政黨決不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在技術上無法繼續封鎖的條件下，隻能求助鎮壓的手段：逮捕提供國外服務器網址的技術人員，並以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他們想以此強力來平息事件。（ 2 ）一群信息產業界的年輕人，不能容忍少數幾家國企通信公司的壟斷，要求像大多數外國一樣，允許他們租用國企通信公司的座機敷線及網絡架線，經營向顧客提供各種速度的上網服務及網絡電話（ VOIP ）服務。中國消費者的上網費用及各類電話費用，就絕對值來說，都超過大多數西方先進國家的費用，更不用說因為中國人相對的低工資使得他們在上網和話費上要付出工資的很大的比例數，成為非常奢華的一項支出。無論從中小公司的經營者，還是廣大消費者，他們都迫切希望打破壟斷。一部分中小經營者不顧禁令，設立自己的公司，向顧客提供各種速度的上網服務及網絡電話服務，價格比國營壟斷公司的要低很多。他們迅速吸引了大量顧客，引起同行的仿效，更引起壟斷國企的恐慌和憤怒。官方以維持社會安定為借口，在各大城市逮捕了一批中小經營者。 逮捕提供國外服務器網址的技術人員及提供低價上網費用的中小經營者這兩個事件，極大關乎幾億網民的切身利益。事件迅速波及國內各大學師生，白領職工，政府人員，以致相當數量的農民工網友。他們從經濟利益，公民權利出發，擴展到對選舉權及自由結社等憲法規定權利的要求。“釋放被捕技術人員和中小經營者！”“開放黨禁，還政於民。” — 時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呼聲！ 在抗議得不到當局的回應的情況下，抗議者們通過網絡及手機約定，在當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行全國性的大遊行。遊行的申請已遞交首都及各省會的公安局。 第三章 進入新時代 第 3.1 節 決定中國命運的黨代會：保守派的最後抵抗 / 開明派的勝利 怎麽辦？和 1989 年一樣用機槍和坦克鎮壓？執政黨中央在預定的遊行日之前的兩天，緊急召集全體中央委員，舉行了一次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 再也無法維持表麵的一致了。 保守一方的代表強列呼籲全黨要防止各種錯誤思潮、錯誤傾向的幹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他們指出，一些境內外敵對勢力所謂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是要我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放棄社會主義製度。其目的是使中國天下大亂，借機火中取栗，對此，絕不能上當。他們宣讀了吳邦國在《求實》上的一篇文章 [23] ： ‘過去百多年，中國嚐試過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的共和製、北洋軍閥的偽憲製，以及國民黨的國民大會，全部以失敗告終，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代表製度經得住曆史考驗，證明“照搬西方政治製度模式是死路一條”。吳邦國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多黨製或兩黨製，有執政黨，有反對黨和在野黨，各黨派明爭暗鬥，但無論哪個黨派上台執政都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都是極力維護自己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西方議會無論是一院製還是兩院製，都是各黨派爭權奪利的場所。”其結論就是，中國的改革，在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餘，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共的領導，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製。 ’ 革新一方沒有退讓。他們指出，我們黨在中國獨享統治權已 60 餘年。“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由於堅持一黨專政，無法對少數特殊利益集團進行有效限製，導致我們黨目前遭遇不可克服的危機。革新一方代表朗讀了流行網上的《聲討一黨專政檄文》的幾段： ‘看看已被實行了 60 多年的“中國特色”民主給中國帶來什麽結果：“在共產黨領導下民主黨派參與的民主協商”把包括張伯鈞羅龍基等大部分民主黨派首領在內的全國幾十萬精英打入萬劫不複的“右派分子”的深淵；“中國特色”民主阻止不了大躍進上千萬農民被餓死；阻止不了毛澤東發動十年動亂的文革。 6.4 事件時，盧嘉錫的九三學社的社論是“民主潮流滾滾向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但當局用機槍和坦克對學生們作了回答。對目前存在的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失控，製度性的腐敗，環境的迅速惡化所帶來的危機，我們能相信幾位被安排在人大副委員長及政協副主席的不見經傳的民主黨派新領導人（他們的工資和職務都由共產黨決定）能替中國老百姓伸張正義嗎？ 更可笑的是，十七大常委的名單，在開會前居然在網絡上流傳，跟開會的結果絲毫不差：這是對 “中國特色”民主 製度最大的諷刺。最重要的人事安排，由不到 20 名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在會前早就決定了，幾千“代表”的黨代會及人代會，成了少數民族的時裝表演和各級官員雲集北京的送禮跑官大會。 ’ ‘為什麽西方式的選舉民主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人，特別是幾億農民窮，沒文化，他們沒有覺悟來行使選舉權。這是一種流傳了幾十年的說法。但是，請想想，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當今中國人不如幾百年前華盛頓時代的美國人嗎？不如幾十年前的印度人嗎（他們直到現在還用大象拉著票箱到鄉下收集選票）？不如菲律賓人印尼人嗎？不如非洲的津巴布韋人嗎？一位有血性的中國人在網易評論論壇發表一篇“王八蛋都民主了”的文章，對當時不丹國國王放棄君主製走向民主實現議會選舉消息發出感慨：當今中國人不如不丹人嗎？他指的“王八蛋”當然不是開明的不丹國王，他的滿腔怒火是指向剝奪他和他的同胞民主權利的自私的統治集團。’ ‘中國特有的東方文化不適合西方民主。這是另一個流行的說法。但是，請想想，同是中國人的台灣，那個當年鼓吹“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鼓吹“以黨治國”，對政治反對派實行政治上軍事上乃至肉體上剿滅的國民黨，到了其第二代領導蔣經國就開放黨禁，實行民主，跟進了曆史潮流。而當年高喊反對一黨專製、爭取民主自由口號的共產黨（不久前南方一所大學的幾位先生把延安時期新華日報的社論匯編成一本《曆史的先聲》，完全可以作為當今中國民運人士的綱領）已經進入第四代領導人時還做不到。中央黨校的精英們估計中國的完全民主要到 2040 年。另一位權威估計，中國的完全民主還要 60 年。按現在中國的體製，一代領導人執政 10 年，那麽共產黨要用 10 代領導，才能做到國民黨第二代領導就能做到的事，這到底是為什麽？！！’ ‘“中國一旦實行普選，必將天下大亂。”理由特別簡單，中國目前不存在一個有能力和經驗可取代共產黨的在野力量。“中國穩定 ” 成了威脅要求民主的人們的“人質”。正如一個專製的老人，不願把管家的權力交給兒子：你沒有經驗，我不能交權給你。於是兒子永遠沒有經驗，直到老人撒手人寰：真的天下大亂來臨。其實，在自由經濟已實行了 30 餘年的當今中國，有政治主張和能力，能夠治理一個縣的黨外人才在任何一個縣都可找到成十上百。即使是黨內的在職及卸任的副縣長以上幹部，哪個縣沒有幾十位？如果讓他們自由競選，也一定比現在由上級指定好一百倍。中國立即實行縣級普選，不但不會大亂，反會出現比現在清廉高效的多的“大治”的縣級政府，這還要論證嗎？由幾十萬選票支持，幾十萬隻眼睛盯著，幾十萬人的輿論監視的縣政府，不清廉高效能存在下去嗎？我們要求執政黨開放黨禁，和全國人民約定 5 年後實行省級投票選舉， 10 年後實行全國投票選舉。隻要能提供真實的數據和情報給黨外的“影子”內閣，供他們監督，審查和評論（他們當然要負保衛國家機密的全部法律責任！），到時從“影子”內閣中一定會有有經驗的合格人才湧現出來，這是世界各國民主的曆史證明了的。 ’ 這位革新一方代表接著說：“有人說，我們黨是中國經濟複興時期的執政黨，因此即使問題再大，中國人民也隻能接受我們。說這話的人，如果是黨內同誌，那未免太霸道。試想，二戰到如今，經曆了歐洲經濟複興，日本經濟複興，四小龍經濟複興，最近是中國印度巴西俄國（四塊金磚）的複興，所有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但除我們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執政黨提出要以自己的“功勞”來剝奪自己同胞的選舉權。如果說這話的人是黨外人士，那就是奴性十足，連我都看不起他。眾所周知，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幾百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幾百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幾千人的核心體係。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的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 " 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 " 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同誌們，我們的黨有過代表廣大工農利益的光榮的曆史，我們廣大黨員不是這小集團的護院隊。大多同誌認識到了黨目前遭遇不可克服的危機隻有實行全國民主政治才能解決。有人擔心會亂。其實，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40 年前，大家都認識到集體化的農業體製是中國糧食短缺，農業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數人都認為如果農業退回家庭經營就會導致政治災難。包產到戶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區被默許之後，多數省份是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當時的江蘇省，甚至在兩省邊界樹立了抵製包產到戶的大標語，一個字竟然有一人多高。但是沒有大亂。現在也一樣。相反，如果我們像那位手握家權的頑固老人一樣，不給廣大黨外人士參政的機會，在某個危機之下共產黨突然倒台（記住水可載舟，也可覆舟！），中國就真要陷入內戰和軍閥割據的局麵，那時，我們就真要成為中國曆史上的千古罪人！” 會議激烈辯論了兩天，結果用投票方式多數通過決定： 1． A ( 對“引爆過程：推力來自底層民眾” ) ： 指示中部省份立即撤離包圍農民的部隊，釋放被捕的“經濟聯合體”領導人和家庭基督教會領導人。 B ( 對“引爆過程：推力來自中產階級” ) ：釋放提供國外服務器網址的技術人員及提供低價上網的中小經營者，停止國企壟斷，允許中小經營者自由經營。 2． 實行新聞及言論自由，停止對互聯網的控製。 3． 要求人大通過法律開放黨禁，人們可自由結社。 4． 半年內實行縣級普選； 5 年後實行省級普選； 10 年後實行全國普選。 5． 要求人大廢除勞教製度。它不但與國際通行的法治原則相悖，而且與中國的憲法、立法法相抵觸。 6. 要求人大批準在 1998 年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當夜 0 點，會議決議向全國及全球公布，多數國人表示歡迎，國際輿論也與好評。次日約定好的星期六舉行全國性的大遊行被取消，隻留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聚會：執政黨總書記被會議組織者邀請在會上向全國人民做出保證：“開放黨禁，還政於民，半年內實行縣級普選， 5 年後實行省級普選， 10 年後實行全國普選。” 第 3.2 節 平反建黨建國以來的重大冤案 / 平反 6.4 一個月後，人大通過了中國政黨組織法及縣級政權選舉法。中央和地方的民政部門開始接受新政黨的登記。首先登記的是中國農民黨，“農民工”黨，工人黨（即獨立工會），然後是致力於環保的綠黨，從地下轉入公開的中國民主黨，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中國泛藍聯盟，代表私人資本家的中國工商黨等等。在縣級選舉中，最活躍的還是各縣的中國農民黨，農民工黨，和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忙於縣級的選舉同時，又通過了另一個曆史性的決議（這個決議為該黨贏得不少縣級選舉的選票）：為曆史上曆次黨犯了錯誤的黨內和全國性運動平反及向受害的黨內同誌和黨外群眾道歉： 1. 上世紀 20 年代蘇區的肅反及反 AB 團運動； 2. 40 年代的延安搶救運動； 3. 建國初期的反胡風運動； 4. 1956 年的反右運動； 5. 1959 年的反右傾運動； 6. 60 年代初的四清運動； 7. 始於 1956 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8. 1976 年清明節的 4.5 運動； 9. 1989 年的 6.4 運動。 以上所列由執政黨第一第二代領導人所犯錯誤，由於該領導人已辭世，而事件的性質，除第 9 項在黨內有少數異議外， 1-8 項得到舉黨一致的認識，所以全部順利通過。北京有一句土話：發昏當不了死。是說如果你欠了什麽人，不要存僥幸心理，趕緊還清為上策。對上列各項，全國人民早已心知肚明，心裏明鏡似的。就像澳大利亞土族的“被偷走的一代”，事情已經那麽明明白白，老總理霍華德就是拖著不道歉。聰明的新總理陸克文一上台，馬上代表政府就此事正式向土族道歉，結束了國家曆史上的一段恩怨，贏得了大眾與輿論的讚譽。這一屆中國執政黨的總書記明白了這個道理，順應了民心。 由於 89 年 6.4 事件的平反，國外民運人士在被剝奪了多年的回國權利後得以自由回國。與此同時，香港泛民主派也可自由回大陸。 沒有加入外國籍，又有誌回國從政的民運人士迅速回國組成了中國民主促進黨。已取得外國籍的民運人士，隻能作為國外顧問參與黨的活動，因為中國政黨組織法規定外國人不可作為正式成員加入中國的政黨。 在 5 年後的全國省級選舉中，中國民主促進黨和中國民主黨聯手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取得 5 年的執政權。中國農民黨，農民工黨分別在幾個農業大省取得執政權。工人黨（即獨立工會）在深圳，廣州，上海取得勝利。超過一半的省份及北京，天津，重慶等直轄市，依然是共產黨的天下。 共產黨的信心大振。他們終於相信隻要他們真正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人們是能繼續擁護他們。直到幾年前，共產黨領袖出國訪問，總有四股反對的勢力跟著他們進行示威。如今，隨著政府與民運人士的和解及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民運及台灣的反共人士的示威活動不複存在。剩下 FLG 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反對力量如何解決，成為考驗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智慧和信心的誘人的挑戰。哪位領導人能解決這些難題，他將青史留名！ 執政黨第一代領袖製造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代領袖鎮壓了 6.4 民運，第三代領袖把 FLG 信眾投入監獄。第一代第二代領袖辭世多年，後人把他們欠的賬還清了。第三代領袖也已退位多年，解決這段恩怨的時機也已成熟。 第 3.3 節 FLG 問題的症結在於定其為邪教的證據不足 對上世紀末席卷於中國的 FLG 現象，較客觀而持曆史和社會科學觀點的，是北京大學康曉光教授的 一本關於 FLG 現象研究的書，其中抄錄了幾個該團體成員曆盡艱辛在寒冬裏從東北到北京“說明真相”的曆程。在雪地裏鞋底走穿了，夜宿路旁屋簷下，靠別人施舍的幹糧充饑。但這些人想到是為信仰獻身，心中就充滿喜悅，甚至因自己無私的衛道行為，使這些早被人們遺忘的最底層群眾生平第一次感悟到了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在一個信仰缺失，少數權勢人物獲取巨額社會財富，大量失業和下崗的人們生活和醫療無保障的艱苦年代，一個能提供免費的氣功治療方法，能提供成員同誌間的關懷和溫暖的團體，短期之內發展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之眾，這是不奇怪的事。這種白蓮教似的組織出現，嚇壞了當今的皇上：“鎮壓”，這是他的智力能想出來的唯一的出路。理由是什麽呢？“邪教”！（因為既找不到他們裏通外國，殺人放火，也找不到破壞國家公共財產的證據）。毛主席在尼克鬆訪華時，送給他一本懷素狂草的臨摹，那是美，是偉大的中華文化。我們的第三代領袖在克林頓訪華時，送給這位美國總統一本充滿血淋淋照片的書，其中如“邪教”信眾怎麽破開肚子找那隻轉動的的照片，希望美國總統能理解他的鎮壓行為。的確，像在東京地鐵放毒氣的阿姆真理教，美國組織集體自殺的聖殿教，是為世界人民所不齒。如果國際輿論能像對阿姆真理教和聖殿教一樣來認識 FLG ，那就太好了。但是，如果定它為邪教的證據通不過世界上主要國家民間及官方認同，那對它的任何鎮壓就會被指為是對宗教自由的迫害。本來，像“偽科學”，“邪教”之類的鑒定工作，不應該是政府的行為。政府手中唯一的武器，是法律。如果你用偽科學騙人錢財，政府追究你欺詐罪；如果你用“邪教”唆使人自殺，政府追究你殺人罪。沒有人能反對政府的執法行為。但你如果無法提供把一個宗教團體定為“邪教”的國際公認的證據，人們就無法認同你的鎮壓。政府做過努力，中央電視台強力宣傳過某年春節在天安門的自焚事件，企圖讓人們相信 FLG 和聖殿教一樣。但是，如果自焚是該教的教義，那麽，天安門的自焚事件到今天又已過了多年，在有眾多信眾而又有信仰自由的紐約、倫敦、悉尼、東京，怎麽不見有他的信徒自焚呢？相反，當一群來自紐約的華裔青年男女組成的“神韻”歌舞團，每年在新年前後巡回世界各地，向千萬觀眾奉獻上色彩斑斕旋律優美充滿中國風格的節目時，你相信他們是邪教徒嗎？還是被稱為中國自由派旗手的李慎之的話道出了中國人的良知：我本人不相信 FLG ，但反對對它的鎮壓！ 在全國第一次省級普選後的第二年，仍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宣布對 FLG 平反，並向所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長時間以來，不少人，包括一些民主派人士，擔心 FLG 的平反會導致流亡國外的教主率領大量信眾回國，加上獲平反的國內信眾，形成一股衝擊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可怕的力量。但是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大多數 FLG 海外信眾沒有回國：他們在國外有自己的營生，要照顧子女上學；他們隻是把 FLG 當著宗教信仰，不是政治信仰。在國內，獲平反的信眾開始公開活動，但作為宗教來說， FLG 比起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在教義的成熟和文化的積澱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 FLG 處於地下的艱苦日子裏，一部分信眾就轉入基督教家庭教會，不少成為後者的中堅力量。 這時的中國，與大量失業和下崗，人們生活無著和醫療無保障的上世紀末年代也不同了，產生 FLG 的土壤不存在了。教主大師幾回回國看望和慰問自己的信眾，雖然群情振奮，場麵感人，但最終還是歸回了他在國外的駐地。另一方麵，中國政黨組織法也規定宗教組織不可以政黨的形式參與選舉等政治活動，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國內教派都遵守了這個規定， FLG 也不可能違反了。一場擔心過去了。一場付出了幾千條信眾（他們大多是中國最下層的勞苦大眾）的生命及無數血肉摧殘的惡夢結束了。政府花費在鎮壓這個團體的天價經費支出（國內警察辦案國外顧線人跟蹤等）也中止了。中國曆史終於翻過了這血腥的一頁。 第 3.4 節 用多黨的議會製度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 現在輪到西藏問題了。之所以成為最難的一個，是因為第四代領袖是靠當年在西藏問題上的強硬姿態獲第二代領袖賞識而被隔代指定為接班人的。對這種強硬政策的任何否定，就是對第四代領導的否定。這就是為什麽 2008 奧運前西藏危機時，中國總理呼籲達賴喇嘛發揮影響阻止暴力的溫和聲音完全被強硬派所淹沒。 西藏問題的本質，在上世紀 50 年代初，是蒸蒸日上的強勢的中央的漢族統治集團與落後的弱勢的地方的藏族統治集團（噶廈政府）的矛盾。盡管雙方力量懸殊，但當時所訂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是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協議。中央和西藏有一段蜜月期，其時，年輕的達賴喇嘛曾被請去北京，受到毛主席慈父般的接待，感動之餘，曾萌生過加入共產黨的願望。就像開國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共同綱領》，其立意和內容何其好呀！但用不了多久，何止《共同綱領》，連後來的共和國憲法也被掃蕩無存：全國人大何時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國人何時享受過言論，出版，結社，示威遊行的自由？幹係十數億漢人的憲法，共同綱領都可被拋棄，誰在乎你十七條？盡管政府沒在前後藏搞社會主義改造，但一九五六年西藏公路開通後，政府就在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藏民居住地區大搞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改造 （這是與 " 改革開放 " 相反的 " 公有化 " 運動） ，使藏民生活處在極度貧困中（其時漢人也一樣蒙難）。饑餓迫使擁有馬匹和槍彈的藏族牧民起來武裝反抗， 引起了這些地區藏人的大批逃亡。這些藏人逃到拉薩後，使拉薩地區的民眾日益感受到『革命』的威脅。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地區的民眾爆發了一場自發性的抗議運動。當時，數以萬計的人包圍了達賴喇嘛的所在地羅布爾卡，表達維護達賴喇嘛的決心，而解放軍則用武力鎮壓，隨後解放軍駐藏部隊奉命開始『平息叛亂』。 達賴喇嘛被迫帶著十多萬藏民逃離西藏。其中大多數來自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的藏區，他們後來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議會中占多數，致使達賴喇嘛為了顧及他們，後來向中央提出的自治領域包括了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的藏區這一占中國 1/4 領土的明知做不到的要求。西藏問題的另一個死結是，一個農奴製的噶廈政府跑到印度，沐浴了 40 餘年的西方自由政治之後，居然向一黨專製的北京提出自治政府要實行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製度！平心而論，這的確不是海外流亡藏人的矯情，達蘭薩拉流亡政府一直就實行議會製，而 40 年中在西方成長起來的第二乃至第三代藏民，英語歐語已成為他們日用語言，民主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當然不能再接受一黨專製。這捅了北京的肺管！即使達賴喇嘛一再重複他的不要求獨立的中間立場，一向講究對敵政策的北京政府仍然把他打入和公然高舉獨立大旗的陳水扁一樣的分裂國家的罪人的行列。而達賴喇嘛本人，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虔誠佛教徒的身份，獲得西方政界，好萊塢明星，輿論及廣大平民的信任。在 911 事件發生的當時，從美國總統到大多數平民不把本拉登碎屍萬段不解恨的情況下，達賴喇嘛敢於提出要雙方各讓一步坐下談判的主張。這實在令人肅然起敬。鑒於北京的強硬態度，他宣布在目前的情勢下，他死後不願轉世內地，並進而通過選舉把 一九九九年出走的噶瑪巴活佛推為 15 世達賴喇嘛，自己提前退位。這一類似天主教教宗選舉的舉動得到西方宗教界及政界的讚賞，被譽為 14 世達賴喇嘛的大膽改革。噶瑪巴活佛在出走前僅為藏轉佛教四大派中一派的領袖，出走後名望在海外和國內藏區各教派中迅速提高。在內地藏民得知噶瑪巴活佛被選為 15 世達賴喇嘛後，都把他的照片和 14 世達賴喇嘛的照片一起藏到床鋪底下。此時 14 世達賴喇嘛還健在，中央無法啟動通常的前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觀湖尋訪等一套程序，推出一位的新 轉世靈童 來與噶瑪巴對抗，致使這位 15 世達賴喇嘛在海外和國內藏區的影響迅速擴展。 在西藏地區和其他省份一樣實行省級普選後，這一幾十年一直陷入死結的問題逐步融化了。在西藏民政廳登記參與西藏地區選舉的政黨有：西藏牧民黨，以藏人為領導的中國農民黨西藏分部，以漢人為領導但有不少藏人成員的中國農民工黨西藏分部，藏漢人都參加的代表私人資本家的中國工商黨西藏分部，當然還有中國共產黨西藏分部。早在中共宣布開放黨禁後不久，在允許沒有加入外國籍又有誌回國從政的民運人士回國組黨的同時，也給於流亡藏人以同樣對待。在西方的藏人很少符合這個條件，他們也不願意放棄外國國籍。隻有一部分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回複了中國國籍，返回西藏，組成西藏自由黨。這是一個人數不多的黨，盡管活力很強。西藏對海外流亡藏人開放，自由選舉，並沒有出現如以色列國建國後全球以色列人回國的熱烈場麵。西藏自由黨繼承了數年來西藏流亡政府的追求：“大西藏 ” 的高度自治和在西藏執行多黨製的議會政治。其中第二項已經實現，各黨正在競選省議員。對於第一項，“高度自治”原意為向中央要求藏人按自己的意願治藏。現在，中央已不再是談判的對象，怎麽治藏，由省議會及由其多數黨執政的省政府決定。如果你想發揚藏傳佛教，修建廟宇，或者給藏族人以特殊照顧，要麽自己掏錢，要麽爭取更多的省議員席位以影響政府政策。至於“大西藏”的地域能否包入鄰省的藏區，首先是鄰省的議會能不能同意，再是即將選出的全國議會能不能批準。中共中央統戰部已不再是談判的對象，談判的對象是全國選民。 “西藏的未來由藏人決定”的訴求遇到很大問題，因為目前生活在大藏區的人口一半以上是漢人。他們不是中央派來的漢人幹部，而是來自鄰省的農民，農民工，工人，工廠主及生意人，他們有該地的戶口，他們是該地的合法居民，也是發展地區經濟的主力。他們已經在這裏生根發芽。“漢人離開”的要求違反國際人權的通則，也破壞當地的經濟，因而違反藏區所有居民的利益。一部分藏人心中不平。共產黨進藏之前，藏區主要是藏人居住，現在漢人成了多數，到處充滿喧囂，寧靜的西藏再也不複存在。我也有類似的感慨。我在南方山區的故鄉小城， 50 年前綠水青山的寧靜早已不在，操著外省口音的人群，湮滅了優美的本地方言。故鄉成了“大家”的了，我很失落，但這是曆史。 50 年代八千藏軍無法抵禦四萬多的精銳解放軍，鑄定了今日的結局。但不管怎樣，死結就這麽融化著。這對藏民來說是不公平。但舉極端的例子來比方，就像印第安人不可能再要求美國白人離開，澳大利亞的土族人不可能再要求澳洲白人離開一樣，是無可奈何的不公。好在，漢人也認識到這點，考慮到廣大藏民的感情，在兩年後的全國議會上，通過了任命 噶瑪巴為 15 世達賴喇嘛的決議。 達蘭薩拉流亡政府解散， 噶瑪巴回到西藏，西藏人在思念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迎回了自己的達賴喇嘛。而中央政府，在承認了從此達賴喇嘛通過選舉來承轉外，保留了曆代達賴喇嘛由中央批準的做法，給自己留了一點麵子，就像日本內閣最終要天皇批準一樣。 第 3.5 節 第一次全國普選的競選議題：特殊利益集團與人民利益的較量 進入了 2029 年。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多黨參與的全民選舉開始了，中國人民第一次獲得用選票捍衛自己權力的機會。選舉圍繞 3 個議題展開： 1. 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否回歸農民個人所有？ 2. 是否通過一項新的反壟斷法，限製及最後阻斷壟斷性國營企業的壟斷並阻止其老板及高管不公平地占有國家利潤？ 3. 是否通過新的中央 / 省 / 縣政府組織法，把早已臃腫不堪的政府消減為現在的 1/10 ，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 不言自明，這是全國範圍內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與廣大人民（包括工農大眾以及中產階級）的利益的大較量！ 先說第 1 個議題。中國農村土地製度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 [25] 。現行憲法規定農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 , 但“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全體農民的集合，是一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不能具體行使對土地有效監督和管理的集合群體。它是傳統公有製理論在政治經濟上的表述，不是法律關係的主體。 1950 年代，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組織的建立，把土地從私人所有變成了所謂的集體所有，實際上農民個人也因此失去了土地。從本質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在人民公社時期就是勞役農民的一種製度，讓農民失去維護自己權利的財產基礎。當農民連土地權都沒有的時候，就什麽都得由官權力擺布，叫你革命，你就得參加革命。相比之下，在過去土地私有的朝代裏，農民至少可以選擇不參加革命、不參加造反，因為至少在有自己的土地時，即使不聽別人擺布，你還能有飯吃。此外，國家征用土地的補貼是由國家確定的，不是所有者意誌的體現，也不能真實地體現土地價值，是一種強製性的非市場價格。這種征地辦法是具有強製性、壟斷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農民既不能決定土地賣與不賣，也不能與買方平等談判價格，而國家和社會強勢階層則可以不受約束地侵吞農民的土地權益，造成大量的農民成為無地、無業和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也引發了許多群體性抗爭事件。這就是為什麽隻要土地還是公有，農民的利益會繼續受到侵犯。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了，農民會更願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錢，保持土質不改變。再次，也就是最重要的是，通過土地私有以後，讓農民有更多機會，更大空間，更多能力把土地非農用的資本價值發揮出來。隻有農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成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擁有在土地關係變更過程中的談判權，才能改變目前土地征用過程中價格偏低的狀況，才能保證農民在進入城市非農部門時能夠支付轉崗培訓和社會保障的成本。 我們搞城市化，要讓農民進城，卻不讓農民把原來擁有的土地資產變成資本，使他離開農村時實際上是空手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你要想讓農民進城，就必須把農民的土地歸還農民。他要進城的時候，他可以把地變成資產，不管價格多少，他也不該光身走到城市。 反對理由之一 : 一些曆史教課書總說，某些農民在某個世紀把自己的土地拿去做抵押借貸，有的甚至拿錢買酒喝了，結果他們沒錢了 , 就被迫把自己的土地讓給地主或者富農，或者讓其他人收購兼並過去了，從此讓這些農民變成無地農民了，從此他們就受苦受難了。因此，為了讓今天新一代的中國農民不再重複過去多個世紀農民所吃過的苦，土地要由政府官員來掌控。 反對理由之二 : 土地完全私有化，誰來保證國人的糧食生產用地？誰來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反對理由之三 : 國家擁有全國的土地所有權，便於全國重大經濟及國防建設，特別是戰時的征地。 關於這個議題，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派堅持土地國有，反對私有化。革新派同意私有化，但與工人黨一起，建議成立一家中央政府直屬的土地公司，任何農民個人買地必須賣給該國家公司，國家公司決定收購上來的土地的使用性質，以保證糧食生產用地及國家的糧食安全。當農民與該國家公司不能在土地買賣價格上一致時，由獨立於政府的法院裁判解決。農民黨，農民工黨，民主黨，民主促進黨等不但支持農民土地私有化，還支持農民對自己的土地的自由買賣，不論買主購地後的用途。理由是，作為農民，沒有義務要為全國的糧食安全買單。正如石油，電力工人可自由轉業而不必為國家的能源安全負責一樣。 第 2 個議題：競爭導致公平和進步，壟斷導致獨占和保守。壟斷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迫使社會公眾接受其不合理的價格，低質的服務及落後的技術。十幾年來世界通信業的發展明白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十幾年前，澳洲的通信業被獨家國營通信公司 Telstra 壟斷經營，當時從澳洲打往中國的國際長途電話是每分鍾 2 塊多澳元。後來 Telstra 私有化，老百姓都可買其股票，同時允許成立其他的通信公司與其競爭。現在通過網絡從澳洲打往中國的國際長途電話是每分鍾不到 1 分澳元。日本的通信費用目前比澳洲高，是政府還在維護日本電訊 NTT 的壟斷。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比澳洲日本低得多，電話費卻比澳日要高的多。 國有金融企業也類似：效率低下，腐敗猖獗，浪費了中國巨額的資本財富。中國大陸銀行約有 40% 的貸款已成壞賬；由於國有資產產權不清、責任不明，國有體製的官本位、一把手說了算等等，導致國有銀行嚴重的腐敗。中國國有銀行 90% 的資金貸給了國有單位，民營企業 30 年來僅 4% 的發展資金是由銀行提供的 [10] ；我國的企業債券也不發達，僅批準了少數的國有企業可以發行債券；民間資本一方麵在中國舉足輕重，目前工業總產值的 2/3 是民營企業創造的，另一方麵民間資本又受到嚴重的歧視。可見，國有金融壟斷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壟斷導致了腐敗，導致了金融低效率，使得中小企業難以做大做強，新農村建設最終會失敗。 其餘石油，化工，電力，航空，鐵路等壟斷國企，基本是一樣情形。必須引入競爭，打破壟斷，實行一部，大部甚至全部私有化，並按嚴格程序把私有化所得及國企利潤上繳給惠及全民的政府福利機構。與私有企業不同，國營企業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屬於全民的，其私有化所得及利潤都是屬於全民的財富，不應該由政府和各個國企獨享。 關於這個議題，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派堅持反對國企私有化。革新派同意部分私有化，但工人黨，農民黨，農民工黨，民主黨，民主促進黨等支持大部國企，包括一部份軍工企業均應私有化。 第 3 個議題：大社會，小政府，是新的中央 / 省 / 縣政府組織法的目標。特別是當大部分國企私有化及社區和民間團體的功能發揮出來後，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創政府官員數 / 被管理人口比例數史上最高及全球最高的龐大政府機構，像一個腫瘤一樣寄生在中國的經濟 / 政治社會的肌體中，無限製地吸收越來越多的營養，當它超過了社會負擔能力的極限，就致使中國的經濟 / 政治社會的肌體走上衰敗。建國以來，政府多次精簡機構，結果是越精簡越多。即使如強勢總理朱鎔基，遇到這個問題也是束手無策，後來的所謂“大部委”改革，也減不下幾個官員來。政府精簡機構為什麽做不下去，全國人民都心知肚明：由享受著政治經濟特權的大官們出於良心自己把自己精簡掉，無異於要一個人提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一樣。執政黨的基幹和基礎來自這些大小官員，失去他們的支持，執政黨就會垮台。這個任務，隻有無需這眾多官員支持也不會垮台的新政黨上台執政時，或者老執政黨意識到不這樣做就保不住其執政地位時，才有可能完成：新政府可從老公務員隊伍中留下真才實學的有用人才，而不留情麵地辭退所有冗員。 關於這個議題，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派堅持反對通過新的政府組織法，以政府人數不夠不能保住社會穩定來威脅選民。革新派意識到不這樣做就要失去大部選票，保不住其執政地位，故同意部分新的政府組織法內容，同時希望修改一部分內容。工人黨，農民黨，農民工黨，民主黨，民主促進黨等支持通過新的政府組織法。 5 年前，在省市級普選中，共產黨贏取了一半以上的勝利。但這個議題，事關存在了幾十年的政府官僚集團與廣大人民的利益較量，將決定史上第一次全國選舉的勝負，是對共產黨，特別是對其革新派智慧的大考驗。 結語 自然科學的定律，適合任何國家和民族，這舉世公認；社會科學就不一樣。因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曆史文化的區別，適用的參數就不一樣。但是，在社會科學中，有沒有適合所有國家和民族的“普世規則”？ 我以為有。例如，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其會計和出納不可由一人兼任。必須由兩人或兩組人分別擔任並互相監督。不管是英美白人公司還是中東酋長國的公司均如此。這是人類的共同人性所決定。 再如，人類一旦超過家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階段，能把自己的產品拿到市場去交換起，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就要主宰經濟。近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史證明，計劃經濟不能成功。市場經濟（或者是被羞羞答答的冠予“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是發展所有國家民族經濟的必經之路。中國人用了半個世紀，走到了文革後期農民幾近挨餓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的狀況，才由安徽小崗村農民的壯舉，由包產到戶到全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 談到政治製度，爭議就大了。但我認為司法，立法，行政互相獨立應是現代化國家都要遵循的。就如會計要和出納分開一樣，也是人類的共同人性所決定。試想，如果行政部門做了一件違法的錯事，他又有權任意改變法律，他就會修改法律，以便把這件錯事變成合法，然後堂堂正正地去司法。在反右、文革、“六四”中，中國人不知經曆了多少這種荒唐事。隨便舉一例： 1976 周總理逝世後第一個清明節的 4.5 事件，政府當局鎮壓了這次運動，逮捕不少參與的群眾。當時的中央文件把它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個文件當時就是法律，公安法院監獄據此抓人判人關人，百姓怨聲載道，冤獄遍於國中。這就是集司法立法行政於一身的後果。 是人都有自私性。社會的公正不能靠某個人，某個集團，某個政黨的道德來維持。執政黨需要在野黨的有效監督，才不致出大錯。其道理其實也如會計要和出納分開互相監督一樣簡單。絕對的權利必將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鐵則。中國人用了 80 年的時間，走到了社會政治體製瀕臨崩潰的狀況，才由起於中部農村紫色革命 / 城市知識分子 - 中產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壯舉，由開放黨禁到全國走上自由政治之路。 中國人自鴉片戰爭後近 2 個世紀的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努力後，終將融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參考文獻 [1] 張博樹： 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主報告） http://www.wqyd.org/bbs/viewthread.php?tid=366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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