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蟲
蒿草之下， 或有蘭香；
全球資本主義與公司瘋狂
主子，您說的“我們”是何義？
--湯托問孤獨老人哈裏
一條從頭爛到尾的魚
2001年1月，美國勞工部報告，美國在薩摩亞群島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一塊領地--一家為傑西彭尼、西爾斯、塔吉特3家零售商生產服裝的工廠，虐待幾百名學徒工。據勞工部調查官員透露，很多工人們瘦得皮包骨頭，看上去如同“活著的骷髏”，“他們36人住一間房，飯菜無任何油腥”。國家勞工委員會一個常駐紐約的公益小組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並報道說，那裏的工人被毆打，受到性虐待，遭到驅逐出境的威脅。他們被迫每天幹12－18個小時，一星期幹7天，常常忍饑挨餓，住在滿是老鼠的集體宿舍。
同年
這家泰國工廠隸屬於卡德爾工業玩具公司，該公司是一家巨型跨國工業，與玩具反鬥店、傑西彭尼百貨公司、費舍－普拉斯玩具公司以及其他的美國大公司簽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鮑伯·赫伯特寫道，這家公司開辦血汗工廠，雇童工，並榨其血汗，役其身心。這些幼童“為了微薄的工資在令人作嘔的極其危險的環境下”勞作著。赫伯特稱之為“玩具業的黑幕”。
目前我們討論的主要是個體的瘋狂行為，但是大公司和政府的瘋狂行徑在危機四伏的今天才是問題的核心。正如我們在第一章裏討論過的，這些瘋狂行為是由一些機構通過損害工人、市民和社區利益來增加自身的財富和膨脹自身權利所導致的。而新的瘋狂危機（從美國開始，逐漸遍及全球）則源於那些跨國大公司為快速攫取利潤采取的不擇手段的掠奪性行為。為了占據資本市場和滿足永無止境的貪欲，這些大公司與政府相勾結。
本章關於公司瘋狂的討論讓我們對瘋狂行為自上而下蔓延這一現象一目了然。跨國公司的巨頭們，以及他們在政界和知識界的盟友是引發瘋狂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創造的製度體製和意識形態足以加速社會各階層的瘋狂進程。
資本家在對利潤的追逐和經濟狂熱之間，並不存在多深的界限。約翰.D·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其他奠定了美國資本主義基礎的19世紀末的強盜巨頭們都是典型的經濟瘋子。他們因對工人的殘忍和腐敗獨裁統治而臭名昭著。在著名的1893年鋼鐵工人罷工中，卡內基命令他的手下開槍。從那以後，我們已經經曆了一輪又一輪的瘋狂行為，比方說喧鬧的2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投機行為和政治醜聞等等。這就大大削弱了美國的道德結構。
兩大基本變化使得長期以來形成的商業道德準則與開始大行其道的自由化理念水火不相容。第一個變化的是源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提倡的自由化的政治經濟製度化。裏根時期的改革將新自由市場信奉為神靈，崇尚經濟自由化，同時否定工會和政府的正麵作用。這逐漸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且促使華爾街的投資理念深入民心。
第二個變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起，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經濟變革的根本體現。那些由工業革命以來經過兩個世紀艱難構建起來的以無政府、勞工組織和社區為核心的經濟調控框架正麵臨著來自經濟全球化的威脅。
資本主義與社群：
社會學預言家和全球利潤
全球經濟的形成是21世紀商業發展的本質。大型跨國公司正在利用技術革命和通訊革命，從亞馬遜河穀到太平洋沿岸，到處生產和營銷其產品，試圖傲視群雄，稱霸全球。華爾街正在參與建立全球性金融市場，期望萬億美金每天能在全球範圍內飛速流通，從而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奠定經濟基礎。同時，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不論是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直致力於發起並資助自由貿易條約的形成，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非洲自由貿易協議以及尚處在提議階段的新的美洲自由貿易協議。世界貿易組織正在為新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形成奠定法律基礎（盡管1999年在西雅圖發生了針對世貿組織的強烈抗議活動）。
全球化正在一種全新的“公司政治”（corpocracy）體係下形成。“公司政治”則是當今連接並主宰世界金融市場與各大公司之間的一種世界性的紐帶。如今，全世界已有45000多家大公司,而其中200家最大公司的銷售額就占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25%。金融機構的作用也異乎尋常地重要，其中100家最大的銀行控製了21萬億的資產，相當於全球資產的3/4。像花旗集團、通用電器、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公司其實富可敵國，它們淡化國家色彩，形成各自的金融帝國。通用電器的年銷售額比波蘭的所有國民生產總值還高，沃爾瑪的年銷售額高過以色列或丹麥的國民生產總值，
迅速發展全球化經濟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革命。它能使我們受益無窮，比如世界經濟的蓬勃發展，貧窮落後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新的世界經濟共同體的形成。但是，就全球化經濟目前所采取的形式來看，它無法調和企業的利益和企業所屬國利益之間的矛盾。由於全球性經濟瘋狂發展，形成了新的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體製。
為了理解這種威脅，我們看一下一個世紀前社會學的奠基人所創立的理論。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見，偉大的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杜克海姆論述道，早期的工業資本主義，通過摧毀傳統社會團體，鼓勵個人抱負和流動性，從而威脅到了社會的穩定團結以及社會本身。蓬勃發展的工業時代同時成為了孕育利己主義和社會失範的溫床。利己主義反映社群性的喪失，而社會失範則反映了社會無法遏製的夢想和激情的高漲。利己主義和社會失範成了瘋狂行為肥沃的養育地，滋生了自私自利、貪婪和暴力，最終有可能失去控製，甚至顛覆社會。
全球化有可能繼續削弱維係個體和行業文明的社會聯係和價值觀念。由於擺脫了對國家忠誠的約束，大公司縱橫全球，在赤貧的國度裏尋找最便宜的勞力。隨著美國的公司移向海外，國內的工廠倒閉，被廢棄的工業城鎮成為美國的獨特的風景，於是社區越來越脆弱得不堪一擊。百萬美國工人被卷入與發展中國家工人競爭的浪潮中。很多人找不到穩定的職業，成為“臨時雇員”，前途未卜。用一些觀察家的話來說，很多跨國大公司解聘正式工，雇傭臨時“合同工”，因實際上成為一個徒有虛名的或者名存實亡的社會團體。傳統跨國公司經營結構的解體加劇了利己主義和社會失範，使越來越多的工人成為漂泊不定、需要不停地尋找新的就業機會的“自由勞動者”。同時，那些跨國公司和它們的高層管理者們逐漸地從政府的控製中解脫出來，自由地追逐他們在全球範圍內的支配權力和巨大的世界性利潤。
雖然20世紀的風風雨雨證明卡爾.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並不準確，但是全球化的進程還是證實了馬克思對資本的瘋狂本質的判斷是正確的。將所有的市場行為歸結為金錢關係和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的做法，在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顯得有其道理。自由職業者在市場中無法尋求庇護，隻有依靠自身不擇手段地尋求出路。為尋求巨額利潤，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在印度雇傭童工，在中國雇傭監獄勞工。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最大的道德問題在於資本家剝削其雇工以獲取利潤。在全球化經濟中，這個問題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當今瘋狂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世界上無限的機遇所激發的欲望的增加和新型的跨國公司為捕捉這些機遇所采取的獨特的手段。
全球利益的你爭我奪：
新的公司瘋狂
當今的核心問題是全球利益的你爭我奪的遊戲規則，即通過全球範圍內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巨大的資本杠杆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的熟練的策略。除非工人們甘心接受更低的報酬或者當地政府同意優惠政策來保護跨國公司，否則跨國公司隨時可以用撒手不管的方法來威脅當地政府，因為他們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雇傭到更廉價的勞動力。這種恐嚇是生意場上的絕招之一，例如50年前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爾州紡織廠的雇主們就使用過這一招。當北方工人聯合起來成立工會以後，雇主們就從英格蘭轉移到南方。但是當這個舞台從國內某一個州擴大到全球範圍後，例如礦廠主可以轉移到韓國或墨西哥等任何一個角落，這種對利益的你爭我奪就變得空前地瘋狂。
在這裏，杜克海姆和馬克思的分析的結論不約而同。國內舞台上的爭奪是一種有規則的遊戲。國家政府充當仲裁者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最後保護者。通過限製童工、規定最低工資、要求保護環境等規定，這些限製條件遏製了與經濟活動中的利己主義和社會失範的肆意蔓延並且為剝削設置了底線。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及其後來的勞工協定以及政府項目的投入確保了公司的高利潤，工人的高工資和公司所在國的更多資源。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通用公司總裁發表公司宣言說：“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潤，美國也有利益。”大公司和國家利益的緊密結合讓人們對宣言更加相信。
然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已沒有維護世界共同利益的具有高效協調能力的監控者。全球開展的毫無規則的利益爭奪遊戲，把所有的社會拋向了一種純粹自私自利的和社會失範的世界經濟。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危險在於這樣一種遊戲會產生一種新的規則，憑借這些新規則外來企業可以通過損害本國利益的做法來攫取最大利益。隨著全球經濟向昔日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倒退，曆時兩個多世紀才建立的社會保障製度變得岌岌可危。
全球經濟瘋狂是各跨國公司和國家政府之間積極合作的結果。不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全球市場都操縱在他們手中，各國政府在氣數將盡時會惺惺相惜，攜手合作。這多少會令人納悶。但是在過去的20年中，正是他們促成了新的全球遊戲規則的製定，也正是這些規則的製定顛覆了他們的權威。這種合作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精英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時常達成一些損害本國人民利益的協議。這些協議使全球的經濟競爭陷入惡性循環，許多美國人的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倒退到第三世界，同時還使貧困國家中本已貧困不堪的大眾陷入赤貧。一些全球觀察家將此現象稱為“逐低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全球性的瘋狂：
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全球血汗工廠
在我任教的校園裏，正在興起一種類似反越戰的抗議活動。學生們群起抵製波士頓學院規定的帽子和運動衫，這些據說產自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和薩爾瓦多的血汗工廠的產品，同時，類似的抗議活動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國各地其他高校校園。血汗工廠已經成為經濟瘋狂的象征，而經濟瘋狂恰恰是新的全球化經濟的核心內容。
可能有些同學讀過以寫鍍金時代醜聞而出名的記者厄普頓.辛克萊的作品。他冒險進入芝加哥恐怖得令人發指的肉類加工廠采訪。在他1906年發表的經典之作《叢林》中，他描繪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工人每天工作長達16小時，而每小時的工酬僅為幾個便士。在屠宰場內，生產的是混有毛發、腐爛有毒的肉。一個世紀以後，辛克萊關於血汗工廠經濟狀況栩栩如生的描寫，人們仍記憶猶新，能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世紀之前的經濟瘋狂。
在今天的全球化經濟中起厄普頓.辛克萊那樣的作用的人物是查爾斯.科納漢。他以揭露薩爾瓦多國內生產美國超級品牌凱思琳.李.吉弗德牌服裝的血汗工廠而聞名。據說美國明星凱思琳.李在聽到縫製以她名字為商標的衣服的工人狀況，不禁潸然淚下。大多數工人是年僅14－24歲的年輕女子。她們控訴道，每個工作班從清晨6點50持續到次日淩晨3點，連續工作20個小時，中間隻有40分鍾時間用於吃午飯和休息。姑娘們還說，如果她們試圖聯合反抗，就會
受到死亡威脅，她們還被強迫進行妊娠試驗，被迫加班加點地工作，而每小時60美分的工資卻使她們食不果腹。經理們拒絕她們離開工作地點，並且規定每天上廁所不得超過兩次。老板們對她們喊叫、辱罵，要求縫得更快些，簡直不顧她們的死活，要求每小時的生產標準至少是100－150件。她們的工廠周圍全部圍上了鐵絲網，看上去與監獄毫無二致。
在中美洲，像在尼加拉瓜的拉斯馬希迪斯自由貿易區的正太工廠一樣，瘋狂壓榨工人的行徑同樣盛行。此工廠為科爾公司、塔吉特公司、傑西彭尼公司和其他美國名牌公司製作牛仔褲，同時為他們的最大客戶美國軍方製造軍服。正太工廠中的工人的基本工資是每小時19美分。當工人提出每小時增加8美分的要求時，廠方開除了所有工會的領導，並且逮捕了很多組織者，還在工廠周圍架設了新的電網。工廠裏的環境如同夢魘般讓人可怕。工頭們的吼叫和騷擾對工人來說是家常便飯，他們要求工人們更快地更長時間地工作。一位21歲的名叫桑切斯的工人說：“他們斥罵我們，打耳光，踢屁股，拽耳朵。”兩位親臨現場的美國參議員對血汗工廠的狀況大為光火。更令他們難以容忍的是，五角大樓竟然采購這些工廠的產品，用納稅人的錢助紂為虐。國會議員施羅德.布朗在尼加拉瓜與工人們促膝交談。2001年2月他回國後寫道：“我和國會議員、佐治亞洲的民主黨人、同時也是軍方委員會委員的辛西婭.麥金尼共同呼籲，要求國家審計總署調查美國國防部在血汗工廠中扮演的角色。我們不能像陸軍和海軍那樣支持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廠，對其惡行聽之任之。”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了特殊的“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這些地區對跨國公司提供“免稅”，使他們不受環保法和勞動法的約束。有些區域用帶刺的鐵絲網包圍起來，經常被人們稱為“巨型勞工營”，由特種警察管轄。而就在這些區域，大公司建立起他們的血汗工廠。在這裏，他們每一起經濟瘋狂行為都得到國家的保護。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對美國的大跨國公司至關重要的，是分布在美國和墨西哥邊界的保稅（mapuiladoras）加工廠。如今這些工廠的觸角已伸向墨西哥的內地。
按照1965年邊界工業協議，建立保稅加工廠，是跨國公司和政府合作的最典型的例子。墨西哥政府向各公司優惠提供土地，減免海關稅和進口稅，並且答應降低稅金，默許他們自主經營，給予他們不遵守環境法和勞動法的特權。美國政府的做法是對本國跨國大公司進行政治幹預並給予技術支持和免稅政策，鼓勵其開發美國以南地區。1993年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加速了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向美國以南地區遷移。越來越多的墨西哥農民和工人在與美國公司的競爭中變得窮困潦倒。如今，在墨西哥有40000多家外國工廠，美國工廠就有4000多家，其中包括世界財富500強之一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耐克公司和美國通用電器公司。
位於墨西哥阿特利斯科城、為耐克公司製造T恤衫和其它大學生運動裝的國東株式會社表明，血汗工廠不是個別情況，而是司空見慣的事。在2001年早期，在對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會和對工人權利聯盟的調查時發現，國東株式會社是家怙惡不悛、極為野蠻的工廠。國東株式會社裏的工頭對員工進行語言攻擊和人身攻擊，工廠拒絕支付合法病假工資，拒絕保障婦女哺乳期福利，每周克扣工人五小時工資，還威逼工人必須在工廠食堂就餐，而食堂的食物已變質腐爛發黴生蛆。他們動輒鞭打工人，開除那些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同時安排了一個公司聯盟來管理工人。
在國東株式會社進行獨立調查的墨西哥勞工律師總結說，核心問題是要使那些為爭取建立獨立工會而罷工的工人重新上崗。在正太、國東株式會社和其他遍及世界各自由貿易區的工廠裏，工人們正在為這個問題開展鬥爭，因為他們意識到獨立工會是工人們今天可以用來對付公司瘋狂行徑的唯一工具。隻有那些不怕失業、不怕犧牲的組織者和罷工者以及他們所表現出的勇氣才可能要求耐克這樣的大公司被迫下令對國東株式會社自行開展獨立調查。
如果工會不存在，也就意味著墨西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將會每況愈下。奧斯卡·查維斯·迪亞茲在墨西哥的阿庫納地區一家美國鋁公司幹活。2000年10月，他向《紐約時報》的記者展示了一張每周60美金的工資存根。迪亞茲和他的妻子居住在一輛廢棄生鏽的校車車廂裏。他說他們缺錢買衣買糧。社會經濟學家魯思·羅森鮑姆最近對11個邊境社區購買力的調查進行了總結，指出那裏的貧窮在日益加劇。她說：“如果你對這些工資作些研究，你會惡心作嘔。”另一個在美國鋁公司生產線上工作的員工指著他的一間在泥巴地上搭建的小茅棚說：“我們在工廠裏做牛做馬，卻隻能住這樣的破草棚。”據《紐約時報》記者報道：“在阿庫納以及其他邊境居住區，墨西哥工人掙得工資少得可憐。美國公司隻支付最低限度的稅款，結果那裏的學校形同廢墟，醫院設施倒塌，到處是垃圾堆，而且下水道癱瘓。”超過半數在邊境工作的工人沒有室內衛生間。
美國鋁公司是家暴利公司。最近該公司由保羅·奧尼爾接管。奧尼爾在2001年成為喬治·W·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部長。他掌管美國鋁公司正是該公司在墨西哥對工人權利踐踏最嚴重的時期。現今奧尼爾是製定美國與墨西哥貿易政策的重要人物。他所製定的政策，就像在世界地方一樣，一方麵藐視勞動法和環保法，一方麵又強調保護私有財產及維護富有投資者的利益。
全球經濟瘋狂另一個嚴重的表現形式就是對年輕女工的性虐待。這在墨西哥保稅工廠早已不是什麽秘密。處在14－26歲之間的年輕女性占大多數保稅工廠勞動力的2/3。保稅加工廠裏的勞工律師和社會工作者報道，很多管理年輕女工的男性工頭向她們提出性要求，不願意與他們睡覺的女工就會失業。墨西哥社會工作者特裏薩·奧爾馬達報道說，不管是在工廠裏還是在工廠外，墨西哥女人的處境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她們中很多人一旦懷孕就立即被工廠開除。
公司的瘋狂還包括大規模的環境破壞。墨西哥的保稅加工廠已向河流傾倒數百萬噸未經處理的廢水，而這些河流大多數流入美國境內。由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發起的一次研究調查發現，邊境上的水源已被大規模汙染。含毒廢物使魚類和野生動物麵臨滅絕，甚至使整個生態係統麵臨威脅。
工廠裏的工人們也受到有毒環境的危害。據在赫瓦拉斯城工廠中工作的人類學家瑪麗亞·費爾南德斯·凱利報道，殘酷的工作環境、危險的機床和有害氣體使得工人的健康日趨惡化。他們時常抱怨“視力下降，神經衰弱和呼吸不暢”。由馬薩諸塞大學在洛威爾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肌肉骨骼失調廣泛發病與緊張的工作節奏和惡劣的車間環境息息相關。許多研究還發現有毒的化學廢料和其他未經處理的汙染物導致了嚴重的健康問題。外國公司創造了財富和欣欣向榮的邊境經濟，而大多數財富卻流入了這些公司自己的保險箱。赫瓦拉斯城的市長薩因茲·艾利桑多講述了該市所麵臨的困境：他的管轄地有望成為國際化大都市，但當政府卻無法供應日常用水，汙水處理方法和衛生條件都在惡化。2000年度墨西哥人口普查顯示，現有75％的墨西哥人處在貧苦中，而1981年墨西哥的貧困率是49％。赫瓦拉斯市市長總結道：“雖然我們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但我們卻變得越來越貧困，一年不如一年。”
工廠中普遍的非人待遇和工廠周圍社區環境的惡化是跨國公司和墨西哥政府攜手合作的結果。墨西哥政府動用軍警壓製工廠的抗議，同時默許跨國公司可以不受環保法和勞工法的約束。跨國公司在不斷發展，工人工資卻在下降，工作環境也在惡化。大公司與美國政府、墨西哥政府及其受惠於公司的工會相互勾結，分工合作，侵害工人的權利及社會保障體係。這些並非是自由市場公平競爭所造成的，而是全球利益瘋狂地你爭我奪的必然惡果。
大規模裁員：全球化及美國內的瘋狂
美國通過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其他由世貿組織製定的協議的執行，堅定不移地搞經濟全球化。先後擔任總統的共和黨人裏根、老布什、小布什以及民主黨出身的克林頓總統都一致認為，全球化通過出口工業中的就業率，降低消費價格，提高公司的競爭和利潤，增進世界各國的相互理解，提高效率，可能大大提高美國人的生活標準。盡管全球化是世人難以避免的，盡管全球化有提高國內外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格局下，美國和發展中國家一樣，要想通過玩爭奪利益的遊戲來提高工資待遇得三思而後行。二十多年以來，美國夢逐漸破滅。正是玩這種遊戲的報應，它使貧困的美國藍領階層的生活標準一降再降，同時使國內形成兩極分化的態勢。
這樣的危險以前一直存在於第三世界國家中。瘋狂的全球利益爭奪所帶來的負麵影響在美國社會的最底層體現的淋漓盡致。美國工廠的工資報酬和工作環境淪落到第三世界水平，特別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在幹著薪水不高的工作，所以經濟上出現完完全全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lization）。全球化促進了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因而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移民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強力因素。最近一批移民大多來自拉美和亞洲，他們主要從事那些美國本土人無法忍受的工作，這些移民構成了國內正在增長的第三世界經濟的核心。
全球化為美國國內的雇主提供了全球招募新員工的可能。比如，芝加哥城外的工廠已經和墨西哥移民雇員的家鄉村莊取得了聯係。那些雇員心甘情願地為公司招聘新員工，當員工辭職或空缺職位時，他們就鼓勵其親友加入到他們中來。與遙遠的墨西哥村莊的直接聯係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這對跨國公司而言無疑是一份天賜的財富。這些勞動力比國內本土工人，甚至比那些貧苦的芝加哥求職者更加廉價和馴服。
美國本土的血汗工廠也正在複蘇。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成千上萬的血汗工廠在紐約城、洛杉磯和其他地區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據2001年1月《紐約時報》報道，位於布魯克林區的兩家服裝廠被指控強迫員工一周工作140小時而不付加班工資。在這些工廠工作的兩名中國移民說他們披星戴月地工作，從清早一直工作到次日淩晨，一周工作7天，一年365天。他們的工作是將成品服裝掛在衣架上，他們算了一下，一周要掛59476件成品衣服。
據說布魯克林的血汗工廠是由一家因開辦血汗工廠而劣跡斑斑的公司控股的。在1999年的訴訟案中和其後2000年的訴訟案中該公司答應支付十萬美元來償清拖欠的工人工資。據有關律師介紹，在以上兩起訴訟案中，“這些工廠都逼迫工人長時間地連續工作，要求他們盡可能地提高生產效率”。美國國內的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無異於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血汗工廠。1991年北卡羅萊納州禽類加工廠的一場恐怖的大火燒死了25名雇員。悲劇的釀成是因為廠方管理人員經常關閉工廠的各個門，以防工人們逃跑。這家工廠的老板因親自下令關閉大門，禁止工人出入，在1994年以過失殺人罪被判處近二十年監禁。
血汗工廠和對移民勞工的剝削隻是繼全球化之後,美國經濟不斷第三世界化的過程中顯露出來的冰山一角而已.美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各大公司在爭奪利益,迫使工人和社區作出巨大讓步,甚至要他們完全改寫勞動契約。這種變化的核心是被《財富》雜誌稱為“工作末日”的職業變革。那些跨國公司將很多員工轉變為兼職工、臨時工、獨立承包人和其他臨時雇員，我稱之為“大砸飯碗”。因為公司廢除了受美國保護的傳統工作，取而代之的慢慢地建立起的由獨立承包人和不受任何保護的自由職業者構成的新勞動力。
總數達3000萬約占全美工人1/4的美國工人成為正式雇傭的臨時工，《時代周刊》將此作法稱為“美國陷阱”。這種轉型的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國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化。在一個跨國公司將其員工分為兼職工、臨時工或者獨立承包人的同時，該公司也就立即擺脫了支付衛生健康、失業保險、退休金和其他的福利等義務，也就無責任向員工提供長期工作保障。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雇員都被正式雇傭的臨時工，因為為了提高競爭力和產品的質量，全球化促使各跨國公司要提高一小部分核心勞動力對公司的忠誠度和參與公司管理的意識。這正是全球化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千方百計地使工人聽從擺布，又費盡心思地使他們與公司休戚與共。
臨時工和兼職工不但沒有獎金和工作保障，其工資 也是正常工人的60％。而且，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就可能將原本屬於中產階級的許多工人一下子陷入囊中羞澀、度日維艱的窘境中。例如，一位因公司裁員而失業的會計，在一家專門麵向專業人士和經理的職業介紹所求職。他生動地描述了他做夢也沒想到的困境：“我必須在我稅收上作弊，因為我入不敷出。我的車需要裝新的刹車，從早到晚，我繼續用舊的，直到這刹車失靈為止。我的妻子需要看牙醫，她的牙齒在一點點被蛀蝕。我一天隻吃一餐，這樣可以抑製我的食欲，讓孩子們有食物吃。”
除了這些經濟上問題之外，臨時工、兼職工同樣遭受社區所帶來的新的危機。臨時工是一種在社會失範下形成的一種雇傭關係，它體現了杜克海姆早就預料到並為之擔憂的社會紐帶日漸削弱。臨時工可能今天還在幹，明天就走人了。所以一位學者描述道：“這些勞工如同擺夜攤。”臨時工既不受忠誠和責任的約束，又無緊密的工作聯係，這使他們社會地位下降，道德墮落。一名臨時工他們中普遍存在的情緒：“我連一堆狗屎都不會留給公司，我們到這兒來是掙錢的，來拿走一切我可以拿到的東西。如果鉛筆可以拿走，我會拿走。我並不想這樣，但我會這樣做。我們是不是可以拿走一些紙，或是拷貝些軟件呢？”
另一個臨時工說，他感到“受到了雙重淩辱，一是來自公司，另一個來自臨時工職業介紹所。”事實上，介紹所和公司一樣地剝削臨時工人，有時他們甚至不惜違法。現今，美國國稅局正密切地注視著公司員工的重組，看看這一做法是否為一場巨大的稅務騙局。當各公司將他們的工人叫做“獨立合同工”（independentcontractor）,他們就可以免交雇主們應交納的失業保險、工人賠償金和社會保險之類的稅款。如果公司對工人的重組僅僅是文字遊戲，而所謂的獨立合同工要繼續且隻能為該公司效力的話，那麽免交這些款項是違法的。這就像一家大公司要重組其郵件處理員，而又沒有告訴他們一樣。美國國稅局認為，各公司通過了這樣的詭計欺騙了工人，欺騙了交納幾百萬美金的納稅人，因此決定先起訴這些公司。例如2000年，微軟公司被責令為該公司長期臨時工中的骨幹分子提供福利，而工人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控告了微軟公司。
其他形式的公司瘋狂行為也使得臨時工特別地任人宰割，其中包括性騷擾、種族歧視、違反衛生和安全規章以及違反公平勞動標準法。許多工人得不到工會、雇工協助以及其他組織的保護。一位已為人母的美裔美國婦女幹臨時工已有十多年，她訴稱“曾遭多位老板的性騷擾和性歧視，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以逍遙法外，而你是臨時工，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她說很多臨時工職業介紹所也充滿了歧視：“如果你長著金發碧眼，他們就會給你介紹最好的職位。”其他一些臨時工說，他們對自己的工資級別一無所知，但他們被迫無償超時工作，並被分派做危險工作。他們中很多人被勒令戴特殊顏色的徽章，有的甚至不能使用食堂的桌椅，有的連浴室的鑰匙也無緣得到。
“權變資本主義”（contingent capitalism）的新體製的瘋狂性與國內外的全球化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耐克公司、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其他大型跨國製造公司利用國外勞動力，建立其臨時工巨型儲備庫。微軟公司在印度和其他窮國雇傭了大量的臨時工，這表明高科技公司也正加入“臨時工革命”的行列。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全球範圍的資源配置使得公司經營風險轉嫁到了那些在窮鄉僻壤、辛勤勞作卻得攤到任何保護的勞工頭上。全球化市場變化莫測，商海風起雲湧，這其中的風險全由臨時工承擔了。
同樣，國內的臨時工也成了公司經營風險的替罪羊和墊腳石，他們和犧牲使得公司在商海的狂風巨浪中得以稍作喘息。在美國國內的很多臨時工，大多為少數民族、女性或是未受教育的男性。他們是美國國內第三世界臨時工大軍的縮影。全球化使國內臨時工與國外工人同台競爭，他們一起形成世界邊陲勞工市場。這正是馬克思筆下“勞動力後備軍”的國際代名詞。
伴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化還直接導致了公司的裁員。經濟瘋狂的這一新形式給美國的中產階級帶來了新的擔憂。20世紀90年代被稱為“裁員的十年”（the Decade of Downsizing）。在此期間，美國500強公司有超過半數的大規模裁減員工。其中許多公司在裁員的同時獲得了利益，在解雇工人的同時卻在為行政管理人員大幅加薪。正如上一節所提到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解雇7萬工人的同時，該公司總裁鮑勃·艾倫卻宣布將本人的工資增加了幾百萬美金。《商務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為“公司的幸運兒”的文章，雜誌的封麵人物是艾倫和其他幾位為富不仁的總裁。文章揭露了他們的貪婪行徑所表現出的顯而易見的瘋狂本性。
德高望重的勞工經濟學家奧德麗·弗裏德曼1993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公司裁員將是大勢所趨，在美國長期的穩定工作將為數不多。21世紀的第一年，新一輪公司裁員證實了弗裏德曼的預言。2000年9月，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宣布裁員2.6萬人，相當於該公司全球所有勞工的1/4。幾乎與此同時，朗訊科技公司宣布裁員1.6萬人.幾個月後,北電網絡公司和弗萊森電訊公司宣布各裁員1萬人，摩托羅拉公司宣布裁員9370人，可口可樂公司將裁減其全球員工的20％。
到2001年6月，從製造商到媒體巨頭再到軍火商、銀行和衛生係統，大規模裁員幾乎無處不在。公司裁員已成為跨國公司向華爾街發出的暗示：它們會為利潤而孤注一擲。既而華爾街以高價買進股票作為對大型跨國公司的回報。在1999－2001年間宣布大規模裁員的公司包括：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微軟、亞馬遜、洛克希德·馬丁、迪斯尼、美洲銀行、埃克森美孚、大能銀行、波音公司、佛雷特銀行、桂格麥粉、戴爾計算機、埃斯姆百貨、聯合技術、奎斯特電訊、固特倫胎橡膠公司和傑西彭尼等著名公司。這類公司不勝枚舉。很多公司就是簡單地一直持續地慢性裁員。以埃克森美孚為例，該公司1982年有36.1萬職工，現今縮減為23.8萬。埃克森美孚、美洲銀行和其他一些公司效法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解雇大量員工的同時，總裁薪水增加高達幾百萬美金。目前這些總裁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400倍。他們的貪婪甚至讓廣大股東震驚。美洲銀行和埃克森美孚的股東已采取一些措施來抑製執行總裁在解雇成千上萬的員工的同時肆意提升自己的薪水的做法。
如今，公司裁員已波及到網絡業，並且形勢不容樂觀。2001年情人節當天，舊金山的一家網站“合作媒介”宣布裁員101名員工。這突如其來的舉措使被裁的網絡人員極為震驚。他們卷鋪蓋走人時， 發現公司沒有支付他們最後10天的薪水。原副總裁蒂姆·萊夫科維茨同樣未收到最後10天的工資支票。他說：“人們感到自己上當受騙了公司不過在利用他們。”2000年，網絡公司的裁員變得相當盛行，大約5萬職位被取消。詹妮弗·李在采訪了很多受害者後寫道：“他們年輕有為，奮發進取。因而當老板告知他們被解雇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老板竟是如此冷酷無情，齷齪不堪。”
公司裁員對受害者和幸免者來說都是同樣殘酷的。對於那些為公司效力多年的老員工來說，這不僅是一場經濟浩劫，更是一場杜克海姆所稱的嚴重社會失範引起的瘋狂行徑。20世紀90年代早期，IBM承諾保障終身工作製，很多人簽約該公司。當初，公司曾諄諄教誨員工們以效忠公司為天職，如今卻單方麵撕毀合約，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公司利用了他們的道德操守。
另一家電腦巨頭,美國數碼設備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由於大規模減員弄得四分五裂。公司解雇員工的粉紅通知直到周五下午發出，僅留幾個小時給員工清理辦公桌。一位被解雇的職員回憶道，當他回到辦公室收拾自己東西的時候，老同事們不約而同地溜到各自的小隔間裏，沒有人和他道別。他說，他們都很恐懼，好像粉紅通知是公司的艾滋病毒，生怕傳染上自己。
在很多公司裏，裁員的幸存者同樣感到陣陣恐慌。康涅狄格州的一家電話公司已連續90年執行無裁員政策。而在過去10年間，該公司開始了一係列在其他通訊公司已司空見慣的裁員計劃。在第一輪裁員之後，公司“先合並部門，然後開始大規模裁員”。幸存者們都處在隨時被炒魷魚的危險中，被要求持續加班加點地工作。一位員工坦言，他們的壓力和恐懼相當之大。
裁員恐慌反映了美國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在遭受新的致命威脅。這些階層都獲得了許諾穩定、高薪工作的社會契約，這種社會契約於20世紀30年代新政時期由議會立法通過，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抑製已經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利已行為和社會失範傾向。60年代，經過勞動者和社會各界一個世紀的不懈努力，社會契約在勞動福利法案中得到體現。然而，全球化為公司快速解除高薪水、好福利、長期效忠公司的合同打開了方便之門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公司毀約，資本主義的再次墮落到最初的利己主義和社會失範的狀態之中。今天的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由這些國際強盜資本家所操縱。
社會契約的崩潰標誌著美國核心工業的衰退和肮髒的工業經濟的興起。當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在他們的墨西哥生產基地賺取前所未有的巨額財富時，當這些公司染指航空、石油和金融服務行業時，他們拋棄了50萬美國汽車工人。而這些工人與來自紡織、鋼鐵及其他產業上百萬的窮困工人一樣，很快被轉移到國外的工廠中。工人們既沒有新的培訓機會也沒有可靠的安全保障，隻能處於永久的失業和半失業的狀態中，被迫去接受那些契約性的臨時工作，或者去做那些報酬微薄的服務性工作，沒有原先他們美國夢中的工作安全保護和福利保障。政府和公司對美國勞動階層的拋棄反映了經濟瘋狂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體現了缺少社會契約約束的資本主義道德的淪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興的、麵向未來的後工業時期的美國經濟，包括傳媒界、電腦業、金融業、娛樂業以及製藥業等高科技跨國大集團，與早期社會失範的資本主義毫無二致。那些高科技工業園，例如加州矽穀，被那裏的職員和研究人員形容為“功能失調的臨時工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人們殘酷地競爭，投機賺錢，精神空虛，公司大規模調整人員，有著令人發指的欺騙行為以及相對穩定的剝削手段和等級製度。
一位為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跳槽的學者描述道，那些電腦行家、電子工程師、係統分析員以及軟件設計高手都屬於失範一族的浪跡者，他們拿著高薪，可支撐他們的則是在電腦生產線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臨時工。這些臨時工來自墨西哥、東南亞及美國的一些偏遠地區，他們的薪水低，工作不穩定，工作環境中的有毒的化學物質，使用的是損傷視力的電子顯微鏡。這些都反映了權變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雖然電腦行家和生產線上的工人分別處在新型的工業經濟的貧富兩極，但兩者均未能享受到昔日社會契約所許諾的福利.而正是這些契約有效地維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忠誠品質和社群精神。
全球大賭場：華爾街上的瘋狂
憑心而言，大公司的確受到了某些自身能力可以控製的力量的支配。華爾街和其他一些全球股票交易市場甚至比這些大跨國公司更加貪婪。投資者每時每刻都期待看到更大的贏利，同時他們還無情地懲罰那些不能帶來利潤的公司。
全球金融市場成了世界的主宰。公司已不能拒絕金融市場提出的短期收益的要求，連大部分國家都得遵守金融市場的意願。每天數以萬億的美金在世界市場中流通，通過新上市公司股票、貨幣投機、豬肉買賣以及日常貿易來追逐利潤最大化。這些金錢交易完全不考慮工人、公司和國家的利益，正在逐漸地將全球經濟轉變成一個看似巨大的賭場。
金融市場的絕大多數活動都具有投機性，甚至像喬治·索羅斯這樣受人尊重的金融家也承認，他們從事的是一種高風險的合法賭博。索羅斯曾因準確預測英鎊和美元兌換走向在一天之內賺了十億美金。他坦言像他這樣的投機商人，猶如“合法的不法分子”，操縱著貨幣市場，完全置社會後果於不顧。1998年那場亞洲金融風暴至今還在影響泰國、韓國以及亞洲其它國家的經濟。為了快速獲取利潤投機者在該地區投入數億的資金。當貸款瘋狂上漲時，他們就大量拋售當地貨幣，使受影響地區的利率狂飆，以至於引發整個亞洲的破產狂潮。然後，投機者很快將他們的資金抽走，使得數百萬人失業，並導致整個國家經濟崩潰。
同樣，金融瘋狂也是全球血汗工廠興起和國內大公司大規模裁員的原因。如上所述，當今大公司裁員是為了讓投資者確信他們已把利潤放在了首位，同時，金融市場對該類公司予以特別回報。隨後，公司進行更大規模的裁員，以贏得華爾街更多的青睞。傷害工人的利益也就成為了這些大企業推動股票價格上漲的主要策略。
社會學家邁克爾·尤西姆寫道，當今是新型的“投資資本主義”當道，大公司在“短線資本”中損兵折將。所謂“短線資本”，即短期交易的資金，是金融市場上製度化貪婪的代名詞。由腰纏萬貫的投資者和大集團投資商操縱的金融市場，例如互助基金和養老基金，對長線投資毫無興趣。隨著追逐短期利潤的欲望膨脹，全球金融市場轉向了製度化的當日交易模式。投資者在快捷的因特網幫助下，在世界範圍內瘋狂地進行資本交易和轉移。
在美林、高盛和其他大型投資銀行就職的華爾街分析師成了手握生殺大權的人，他們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其它24小時商務有線電視台發布的賣出和買進的建議，直接關係到各大公司的生死存亡。因此，各大公司操控分析師的言論，而分析師的言論則操控著全球投資者的觀點。金融市場一直被受人操控的觀念和貪婪的欲望籠罩著。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金融市場或多或少與大賭場相似。但在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蘭·格林斯潘稱之為“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新興的金融環境下，市場成了一個騙人的把戲。公司通過操控它們的經營狀況發布來左右分析家和投資商。與此同時，分析師通過左右投資者的觀點來為分析人士所在的公司謀取更多的利益。
2000－2001年爆發的一次新醜聞，使得人們隱隱約約看清了操控金融市場的華爾街分析師一手導演的製度化的瘋狂。投資者依賴分析師對大公司經營運作情況所作的獨家評估，來買進或賣出這些股票。就像《60分鍾時事雜誌》以及其它電視節目指出的那樣，像美林和摩根斯坦這樣的華爾街巨頭，他們雇傭了證券為他們提供有關公司的分析情報，然後再與這些公司做生意來獲利。這些分析師當然不願意倉促地做出如何與其生意夥伴合作的建議。實際上分析師們有著誇大自己分析和預測正確性的傾向。簡單地說，由於公眾特別看重分析師的公正性，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們不得不玩些經過深思熟慮的騙人技巧。同時，公司通過向分析師提供虛假的信息也參與到這種騙人的遊戲中，他們人為地調低預期的收益水平，造成季度末“超過”預期水平的假象，以此讓投資者和公眾相信，他們的實際收益比分析師預期的要好。
投資者在這方麵也變得聰明起來，他們從獨立性更大的網絡業餘分析師那兒獲得信息。當今，華爾街充斥著業餘分析網站上的“小道消息”。彭博公司在一次調查中發現，業餘分析師的“小道消息”與市場的實際情況相比，有21％的偏差，而華爾街上的分析師的消息與市場實際情況相比則有44％的偏差。財經記者邁克爾·劉易斯報道說業餘分析師之所以能夠在金融市場上有一席之地，就是因為他們的分析結果比專業人士平均要精確兩倍－－盡管專業分析師地整個金融市場上可以呼風喚雨。而業餘分析師隻能靠媒體捕捉一二。
但是，就連這些業餘分析師本身也貪婪，好瘋狂。一個16歲的鄉村高中生喬納森·萊伯德在網上向股民推薦股票賺了幾十萬，他的預測百發百中。然而他急於發家，最終被指控違反有關股票違反有關股票發行法，散布從獄中騙子那裏得來的股票消息。萊伯德對股票市場的看法有點玩世不恭，但卻一針見血：“無論是分析師、經紀人、顧問、網上交易，還是公司、個人都在操縱市場。否則，股票市場也不存在。”
跨國公司在國內外的犯罪
以上章節所描述的經濟瘋狂，無論是開設全球血汗工廠，通過公司裁員來獲利，還是誇大股票預測，大多都是合法的。新的合法瘋狂成為令人震驚的時代潮流，隨之而生的另一趨勢是跨國公司所犯下了的累累罪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罪行累累的公司冒天下之大不韙，完全是為了攫取巨額利潤。
事故。同時，根據記者和國會的調查顯示，該公司早就獲取
了有關輪胎存在隱患的證據。
福特公司的國際備忘錄裏記載，1999年普利司通／凡士通輪胎公司就曾反對從沙特阿拉伯召回輪胎，因為害怕這事捅到美國輪胎管理部門那兒。此前，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就知道汽車輪胎保險金上漲，同時輪胎隱患對個人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賠償金也在上漲。正如阿拉巴馬州共和黨參議員裏查德.謝爾比所說：“福特和普利司通至少要有一個最起碼的道德和義務，那就是要確保他們賣給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產品是安全的。然而，恐怕他們根本就沒讓消費者和聯邦政府知道幾十人喪失了生命。”
雖然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爆出了近年來最大的一宗工業責任事故醜聞，但是全球化卻使得該公司一直逍遙法外。據報道，委內瑞拉有六十多人喪生於高速公路車禍，他們的親屬卻僅得到了一點點賠償金。該國法律中沒有集體訴訟的概念，沒有為消費者說話的律師製度，也沒有提出訴訟的鼓動者。雖然委內瑞拉政府聲稱要普利司通／凡士通以及福特公司告上法庭，但因為缺乏保護消費者權利的傳統，再加上兩公司有雄厚的資金和足夠的法律手段來應付這場官司，使得這個案件非常棘手。
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的欺騙行徑使我想起另一宗有名的經濟瘋狂案例。該案造成了更多人死亡，並曝光於上世紀90年代。煙草巨頭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的一位名叫傑弗裏.威根德的主管揭發了各大煙草公司多年來一直掩蓋著的一個事實，即吸煙上癮且能致癌。從此，各煙草公司的主管開始承認一直被他們掩蓋的事實，同時在貧窮國家開拓新市場，在這些國家幾乎沒有保護公眾健康的措施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
菲利普.莫裏斯煙草公司及其他的大型煙草行業玩弄的陰謀，導致了1964－1998年間1200萬人的死亡。在布朗威廉姆森公司20世紀60年代的一份文件中，該公司輕描淡寫地說道：“我們在做尼古丁的買賣，尼古丁是一種使人上癮的毒品。”直到40年後，該公司才承認香煙有害健康。前任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局長大衛.凱斯勒說，這麽多年來這些公司一直刻意宣傳香煙不含尼古丁成分。該公司掩蓋事實證據，否認有關上癮和導致癌症的宣傳，並且還加強兒童和海外市場的開放。煙草公司犯下了如此駭人聽聞的、難以告人的滔天罪行，因而2000年弗羅裏達州陪審團判決這些公司賠償消費者1440億美元。
雜誌《跨國公司年鑒》的編輯和最近出版的《大公司的掠奪》一書的作者拉塞爾.莫克希伯和羅伯特.韋斯曼應該是當今揭露公司犯罪行徑的先鋒。每年，他們都在《跨國公司年鑒》中發布“本年度十大最差公司”，以圖表的形式揭露公司具有實實在在犯罪性質的陰謀、暴行及煽動行為。報道內容包括，在剛果的法國的埃爾.阿基坦石油公司的工人成功罷免一個不合作的董事長，美國礦業公司在煤炭工人死於矽肺病的情況下虛報空氣質量指數，以及對泰森食品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揭露。所有這一切都顯示犯罪行徑已成為美國大型公司的“標準”經營方式。
莫克希伯和韋斯曼於20世紀90年代編寫了新的“100家首惡公司”排行榜。據他們介紹，每年發生在街頭的犯罪行為會使美國政府損失38億美元，而僅僅在醫療衛生行業中的欺騙行為每年要耗去美國人1000－4000億美元。他們指出還有數百家公司沒有包括進他們的排行榜中，或者尚沒有被指控。那些被指控的公司通過資助競選、遊說疏通和施加政治影響為自己的公司不斷打造法律保護傘。
這張名單也正是世界各大公司的《名人錄》。有犯罪行為的前十名的公司有在1999年反托拉斯活動中落網並被處以5億美元罰金的藥業巨頭霍夫曼羅氏公司，有因環境問題被宣布有罪的埃克森美孚公司，有因金融詐騙而被控告的金融寡頭，還有在反托拉斯活動中落網的阿歇丹尼爾斯·米德蘭食品公司。前100名中輝瑞製藥公司、羅克韋爾自動化公司、諾斯洛普公司、伊士曼化工公司、通用電器公司、康尼格拉食品原料公司、藍十字保險公司、阿道夫.庫爾斯公司、美國糖業公司、國際造紙公司、億賽有限公司、泰萊達因工業公司。所有被指控的公司都被處以罰金。六家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羅克韋爾自動化公司、沃納蘭波特製藥公司、泰萊達因公司和聯合技術公司）都對在20世紀90年代所犯的多種罪行供認不諱。
針對新世紀大公司的瘋狂犯罪，莫克希伯和韋斯曼不得不雇用更多的助手。2000－2001年，檢控官洞察到藥劑業、安全業、航空業、防衛業、電子通訊以及其他大型企業中存在新的犯罪暗流。檢控官指控各煙草公司將香煙走私到加拿大，此類犯罪行徑顯示那些瘋狂的大公司實為慣犯。他們是不會因為年複一年地受到指控和集體訴訟而罷休的。這些公司比政府、消費者擁有更多的資金和律師,似乎早已得出一個結論：他們犯罪也能掙錢。
呼喚理性全球化：西雅圖事件後的全球化前景
1999年12月，西雅圖的街道成了激烈的戰場，美國裝甲車開上了街道，耐克商店的櫥窗被砸，催淚彈的聲音震耳欲聾。5萬名大學生、工人和環境保護者集會遊行，要求世界貿易組織休會。他們的目標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向世界貿易組織的全球經濟立法功能提出挑戰，要求他們製定新的法律，既要保證人們有錢可掙，又要保障人們有人權可享。
西雅圖事件是法製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它代表了一個新的認識的開端。來自最富有國家的金融精英正在製定一些決定未來幾十年世界發展走向的基本法。示威者希望在全球化過程中能避免瘋狂行為，他們的決心已見諸行動。自西雅圖會議以來，示威請願者幾乎在每一次金融精英的立法會議上都進行了發人深省的請願。自2000年4月華盛頓會議起，到同年9月的布拉格會議，到2001年1月的瑞士達沃斯會議，一直到2001年4月的魁北克城的會議，到處都有示威者的身影。公司裏的精英一直在尋找安靜隱秘之處，最終選擇在沙漠地區卡塔爾這個中東專製國家裏舉行2001年度的世界貿易組織大會。可是警察的警棍和防爆措施仍未能阻擋住抗議者的步伐。在瑞士達沃斯不少抗議者翻牆而入，以避開邊界和街道的封鎖。
在本章的開頭我們已經提到，全球化完全可以在不損害世界上廣大工人和社區利益的前提下，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運轉，即通過全球性的分工、生產和交易來獲得利益。那麽，為什麽我們的政府頭頭仍然允許全球化按現行方式運作呢?為什麽不重建並改組世界經濟，借以協調各個大型跨國公司龐大的勢力，並抑製他們的貪欲呢？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到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在全球機構網中仍然擁有重要的影響力。但是在新的經濟秩序下，真正大權在握的玩家不是美國或其他各國政府，而是那些超級跨國公司。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為什麽對彈劾各大公司的提案都保持沉默？理由很簡單：兩個政黨都得依賴商業資金的讚助以贏得選舉，所以不會就各大公司的核心問題向他們發難。4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華盛頓設立了辦事機構，與此同時，美國500家最大的公司也在華盛頓設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並雇傭了近萬名說客。國內外大公司構成了迄今為止華盛頓最大的、最具影響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大公司的精英占據了政府的經濟要職，同時又控製了決定廣大人民和政府生死存亡的資金和投資決策。最終，商業成為製定美國國內經濟政策的晴雨表。
學生和西雅圖其他抗議者證明，他們可以用行動促使事態發生變化。2000年和2001年的抗議活動引起了金融精英內部的危機，各大公司連忙擺出一副勇於擔負社會責任的姿態。世界銀行的總裁詹姆斯.沃爾芬森宣布他將把工作重點轉向關心世界上的窮人。美國政府對各大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有所收斂，同時在貿易協定中表現出對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的關心。
抗議者的目標是使全球化成為增強廣大人民的權力和維護他們生存尊嚴的途徑。實現此目標的方法之一是發展全球勞工運動，為全球勞工爭取新的利益，平衡跨國公司的權利。美國的工人以及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們應該緊密地聯合起來抵製世界上各血汗工廠令人發指的剝削行為和慘無人道的臨時雇傭製。但是，美國政府不願與工會達成協議。在國際上，美國對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獨立工會的運動毫不支持。克林頓總統支持和促進工會以及世界勞工權利運動的發展，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籌備額中，為確立保護工人利益和環境的條款而做出了種種努力。一直對勞工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現任總統喬治.布什是不可能追隨他的前任的。在這方麵甚至要邁出一小步也是天方夜譚。
美國工會正著手製定新的全球策略。他們意識到，隻要允許大公司在海外開設血汗工廠，那麽美國國內的工人將麵臨與血汗工廠的工人同樣的境遇。在敵視了海外工人和勞工運動數年之後，美國勞工聯盟的勞工領袖開始提議國際勞工應該加強團結，並且投入資金來進行宣傳。現任美國勞工運動領袖約翰.斯威尼口頭允諾要支持並讚助商業機構、出口加工區以及貿易地區的工會聯盟。早在1994年，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城福特汽車裝配廠的工人們投票決定捐款支持墨西哥福特工廠的工人運動。美國工人意識到，墨西哥工人低廉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同樣會影響到他們自身的工作和保障，於是在夾克衫上印上“全球工會會員”的字樣。越來越多的工會相互支持，比如美國聯合電器工會，在美國工人兄弟會的幫助下,開始資助出口加工區的獨立勞工團體。
正在興起的國際勞工工會，聯合了學生團體、環保主義者和其他人權團體，迫使那些跨國大公司在涉及工人利益問題時不可再以一國的工人來要挾另一國的工人。同時還有助於自由投資資金在全球快速地流通。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那些不擇手段弄來的錢可以輕而易舉地動搖整個國民經濟，使各國政府無力保護其國民的利益。隻有在有足夠的監控機製來保證各個國家和地區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接受國外的投資和貿易。
最終，新的民主聯盟應該在全球經濟新法規的談判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富裕國家的財政部長和大公司的顧問團經常在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場合合作。他們應該給新一輪的工人和市民代表發表意見的機會。全球法規不應局限於保護財產所有權和自由貿易，它的新使命則是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化模式,即尊重人權以及在富裕國家和貧苦國家之間、在公司總裁和公司的全球員工之間公平的分配財富。
這似乎是一段艱難而又漫長的上升過程，但是，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國際勞工標準和大公司行為規範。這將為保障工人的工資和勞動環境奠定一個人性化的全球性基礎。歐盟建立了歐洲社會憲章，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醫療和勞動保障以及其他社會規範，並要求所有成員國遵循該憲章規定。國際勞工組織也建立了保證全球勞工權利的法規。但此法規應在各國和各公司加大實施力度，對那些拒不遵守該法規的公司應嚴加製裁。雖然克林頓總統就保護勞工權益和保護環境的單邊協議與北美自由貿易聯盟進行了磋商，但是很多觀察家認為這一舉措仍不夠強硬。現在，各國人民和勞工團體正在不懈努力，以建立更為有力的相關協定。這些協定甚至要比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製定的法規更具約束力，他們還希望為出口加工區商業更加製定更加健全的社會憲章。
耐克、銳步和沃爾瑪等公司已經加入了公平勞工協會，各自建立了公司性行為規範。他們不雇用童工，不讓員工接觸有毒的化學物質，同時其所屬的世界各地工廠統一發放工資。這些公司規範的建立在阻止公司的瘋狂方麵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外，各國人民還需要共同努力來監督各大公司，真正地終止全球經濟瘋狂的泛濫。參與反血汗工廠運動的學生們證明，即使像耐克那樣實力雄厚、冷酷無情的公司在消費者的聯合抵製下也是會做出讓步的。2000－2001年，在美國各州，學生們嚴加約束自己的購物習慣，聲勢浩大地抵製耐克專賣品，最終，耐克公司被迫改變自己的政策。他們還強烈要求校方抵製那些繼續在全球開辦血汗工廠的公司，參與建立新的監控和執行機構，打擊各大公司秘密的瘋狂交易。
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化來逃避社會責任，而工廠所在國的工人和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要求他們履行責任和義務。長此以往，這些公司的瘋狂行徑將變得無法無天。要避免這樣的後果，就必須迫使這些跨國公司與全球勞工協商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契約。保障全球工人利益，打造有民主意識的、有良好信譽的跨國公司，借以建立新型的世界格局，將會成為新世紀新型社會運動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文是《瘋狂的美國：貪婪、暴力、新的美國夢》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