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我最親愛的戰友——李亞平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認識很多人，但能成為朋友的並不是太多，能成為莫逆之交的就更屈指可數了。亞平就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我們相識於一九七四年，中間有五、六年沒見過麵，但因為我們是患難之交，所以這個友誼就格外牢固，也因為亞平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質、舍己助人的風格、忘我工作學習的精神，使凡是和他相處過的人都分外敬重他，也為我們的友誼打下了更堅定的基礎。
我認識亞平是七四年九月末，當時我和他都是同一屆的工農兵學員，在河北工學院電機係自動化專業上學。
我第一眼見到亞平就感到他和班上的其他同學不一樣。他戴著一付眼鏡但目光是十分機敏的。穿著一身工作服，光腳穿著涼鞋，給人的感覺是不講究穿著。別人來上學都用手提箱裝衣服，行李也都打得整整齊齊的。可他卻用一個花被單布縫製的大口袋裝著被褥、大衣。使我不禁對他產生一種好奇的感覺。在我幫他收拾行李時看到大部分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高校用的教科書。“你從哪兒搞到的這些書？”我不禁問道“有同學送的，我家以前剩下的，還有一些是從收廢舊報紙的那兒換來的。”他告訴我，有些人將這些教材賣給了收破爛的，他看到後感到十分可惜，就攢了不少舊報紙去換了下來，“這就叫‘偷梁換柱”，說罷他哈哈大笑了起來，我發現他一笑就和小孩子一樣非常真誠、縱情，很有感染力。這樣他給我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教育界在“四人幫”的把持下正在大力宣揚張鐵生、黃帥等人的造反精神，周總理和周榮鑫等同誌抓教育質量的做法剛開始不久就被“四人幫”打了下去，“四人幫”把教育界搞得烏煙瘴氣。有不少工農兵學員認為自己是來“上、管、改”的，不少教師則認為工農兵學員知識水平太低，而自己又是被整的對象，所以師生之間對立、猜疑、互不信任現象極嚴重。怎樣渡過這三年是擺在每個人麵前的一張考卷，亞平在三年中用他的言行給這張考卷答出了最高分。多少年過去了許多事情對我來說還像昨天一樣清晰。
開學後不幾天出了一件事使我和亞平的友誼開始建立起來。那是“十·一”前因為我和亞平都是從保定市上的大學，盡管我們二人的家都不在保定，還是決定“十·一”前搭便車回保定工廠看看師傅們。不料半路上的一次急刹車，使車上裝的一噸半的破鋼片重重地擠在我身上，當時我的左腳骨折、胯關節受傷可汽車離保定還有
亞平因為要趕回去上課不能久陪我，不過當他在保定的那一個星期裏，他天天來看我，我無法下床上廁所，他每次來都為我端便盆、倒便盆。他又給我借了一付拐杖，還借給我收音機讓我收聽北京的外語廣播。過十·一時他怕我寂寞，晚上陪了我好久，並把他姨家做的對蝦，幾乎全部拿來送給我吃。在我住院的三個月中，他常常寫信給我，講述班上的情況，勸我安心養病。當我返校時還要拄拐棍，亞平親自去天津站接我，每天晚上為我打開水泡腳促進血液流通，水稍有點涼他又去打開水續上，泡完腳後，他又為我倒洗腳水，從來沒有嫌過半點麻煩。
他並不是單單對我這樣，他對每一個同學都是同樣關心。班上有同學病了，每次為同學打飯的行列中都少不了他，同學生活有困難，不聲不響捐錢捐糧票的還有他。在亞平病重我去馬裏蘭大學看他時，馬裏蘭的同學給我講了不少他助人為樂的事。三月底開學時他已病得走不動路了，但他怕半夜裏女同學上計算機不安全硬是走一走歇一歇，走了半個多小時將同學送回家。他輔導別的同學學計算機、幫助同學修汽車的次數真是舉不勝舉。就在他病危時，大興安嶺的火災消息傳來，他還通過他的妻子向災民捐了款。
十三年過去了，從河北工學院集體宿舍到美國馬裏蘭大學的研究生院，他的生活環境、地點變化是巨大的，但在關心他人的方麵是多年如一日的，我想這也就是他在河北工學院就一直擔任院、係及班上的幹部而到了馬裏蘭又被大家選為中國學生聯誼會負責人的原因吧。人們是永遠敬重那些舍己助人的人的。
怎樣對待人怎樣對待那些受到冤枉、挨整而實際上是清白無辜的人，不僅是一個有沒有人道的問題，而且往往能看出一個人是否正派、公正。不是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嗎？當一個人倒黴時，許多人明知他冤枉卻不敢替他講話，更有甚者還要投井下石。亞平最鄙視這種人，他決不昧著良心去幹這種事。
當時在我們係教課和工作的有三位老師，都是所謂有問題的人。一位是我們的外文教師，他早年留學日本被定為有嚴重曆史問題的人。我
尤其是我們在校的最後兩年——七六年、七七年正是風雲變幻的年代，亞平用自己的行動唱出了與“四人幫”搏鬥的最強音。
他知道進不去後就決心拍攝總理靈車的照片。他在刺骨的寒風下一直在長安街上站了四個多小時，
在天安門事件後，亞平因一月去北京拍靈車照片受到追查，我也因傳抄所謂總理遺言被小人出賣而受到嚴厲追查。亞平雖處境不好，但千方百計保護我，他說：“要是再問你誰說那是總理遺言，你就說是我說的。”我知道亞平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文革中本來家裏麻煩就不少，就堅決不肯這樣說。後來亞平幫我編了一通非常巧妙的謊言，我總算蒙混過了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後不久我又在天津車站貼出了大字報歌頌天安門事件為鄧小平同誌平反。當時亞平要求在我的大字報上簽名，我拒絕了，因為我知道他家還是挨整的，不能給他家長找麻煩。他說：“不讓我簽名我就幫你抄寫。”亞平為我抄寫了二份又幫我貼到了院部和天津西站。當時這樣幹是十分危險的，班上大部分同學看我們這樣幹，都默不做聲走開了，亞平毫不畏懼。以後當天津市公安局調查我時，亞平極力為我講話，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氣概。
這不是人在年輕時的衝動，這是我們一代青年為國為民擔憂是一片赤子之心。當年亞平是這樣，他到了美國後還是這樣，他的心永遠和祖國一起跳動，他的脈搏和祖國的心律永遠相同。改革的成功他為之歡呼；少數人搞倒退他為之痛心。他是不會昧著良心說假話的，說真話也許有時會倒黴，但人人都敢講真話，我們的國家就有希望了。他不是順著潮流而走的趕潮人，他是站在時代潮流的頂峰勇於搏擊中流的勇士，他不是龜縮在屋簷下的燕雀，他是在長空中奮擊的雄鷹。
奮擊不僅是在政治風雲中，也奮擊在知識的大海之中。亞平天資聰慧智力過人，但他總說自己笨，他的治學精神是我十分折服的。在工農兵學員中我因原來是文革前老高二的，因此不太用功貪玩。亞平也喜歡玩，但他學習抓得非常緊，看書非常細。他常常能提出一些非常好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經過深入思考是絕對不會想到的，我有好多時候或回答得是似而非或被問得張口結舌。這樣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我的學習。他在文革前是老初一的，我的“文化水平”在當時班上竟然是最高的。同學過去常問我，但亞平的刻苦學習很快就顯示出了效果。他待人又耐心、認真，最後班上同學有了問題首先問的就是亞平。亞平也確實是班上最拔尖的學生，他於七九年考上了研究生，成為河北工學院幾千名工農兵學員中僅有的幾個研究生之一，這足以證明他經曆了怎樣刻苦的拚搏。
亞平在研究生畢業後分到了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之前亞平的英文還不是特別好，他堅持天天聽英文廣播、背英文字典，英語水平很快就達到了聽、寫、說都相當棒的程度。當馬裏蘭大學的教授在我國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講學時，亞平任口語翻譯，這位教授一下就看中了亞平，以後他讓所裏推薦一個人去美國學習，所裏列出了十個人的名單，名單上沒有亞平的名字，這位教授很不滿意說所裏打了埋伏，後來所裏將亞平的名字報了上來，他馬上就說：“我要的就是他。”這個三十二歲的青年已經顯露出了他的才華。
亞平的確很有才華，他毛筆字、鋼筆字、畫畫、拉手風琴、唱歌都相當出色。從寫字說無論魏碑、隸書還是行書都寫得相當漂亮；拉手風琴不但可以為人伴奏而且還可以獨奏幾個曲子。至於唱歌更是風靡我們學校，每次學校文藝匯演台上都回蕩著他那渾厚的男中音，他也必定為我們班奪得一個獎狀。他在體育上也是多麵手，打排球他是校隊的二傳；遊泳他在少年體校受過多年的訓練；中長跑每次他都是我們院的前三名，而4×
這些業餘愛好使他的心靈陶冶得更加高尚，更堅定了他心中最崇高的目標——向科學高峰進軍為祖國盡力。
在華東計算所他一般都是選擇別人認為最不好的時段——半夜12點之後上機，而將好時段讓給別人。他愛人關心他的身體勸他不要這樣拚命他說：“不行啊，我已失去了十年寶貴的時光，我要奪回來，不拚怎麽行呢？不拚就要落後。”
但是他太累了，多年刻苦學習、工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他的肝功能各項指標都遠遠超過了正常指標的幾倍。今年三月份我在馬裏蘭大學見到他時就感到他的體質大大不如大學時，經常感到疲乏，開汽車時間稍長一些也要躺在草坪上休息一會兒。我關心地問他怎麽回事，他說：“這一年來太累了，應該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是的，他太累了，是該好好休息休息了，但不應該是現在而應該是十年前、十五年前在從他立定攀登科學高峰的目標那一天起。
他終於休息了……
31日淩晨5時匆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