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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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叔叔
凡 草
家裏傳來消息，叔叔去世了。
先父兄弟多，我的叔叔自然就多。先父排行老大，下邊有幾個弟弟，祖母在時，要我們按照家鄉風俗，分別稱為二大，四大和小大。隻有這個叔叔我們稱之為叔，因為他是祖母不在時，先父認下的弟弟。他和先父雖然是同鄉同姓，卻不是同宗。他早年到省城學醫，因為同鄉的關係，常和一些故鄉的同學到我家走動。先父母教書育人，熱情好客，對待故鄉的莘莘學子更有一番感情，尤其是像叔叔這樣的調幹生，年紀相近，很談得來，逢年過節總請他們來做客。後來他留在省城當了眼科醫生，憑著精湛的醫術，從住院醫到主治大夫，直至眼科主任。我們家兄妹六人，包括父母，個個都是近視眼，一家8副眼鏡，也沒少麻煩他。不過，真正認作親戚，還要拜托那場史無前例。
1969年，文革正盛時趕上上山下鄉，我家有四兄妹是老三屆。我和兩個哥哥都下鄉插隊了，隻有一個哥哥身有殘疾，按規定可以留城。可是，父母所在的大學卻要遷去江南的大山裏，辦什麽“勞動大學”。留下十幾歲的哥哥獨自在家，父母實在不放心。雖然先父出身於大家族，可是，我的幾個叔叔和姑姑都在外地，祖父因為被人設圈套誣陷為右派，早已含冤去世。祖母起初住在我家，運動一來也因為成分問題不得不回到原籍，那時也已病逝。母親家裏更是淒慘，外祖母早年病逝，唯一的舅舅在57年也成了右派，外祖父得到消息急火攻心中風了，為了不牽累別人選擇了自行解脫。這種情形下，殘疾的哥哥不但沒人照顧，連戶口留在城裏都有問題，因為獨自一個孩子無法入戶籍。
父母親無奈，隻好和這個叔叔商量。那時，父母親都被打倒，處於眾叛親離的狀態，父母隻敢試探性地提了個話頭，倘如被拒絕，也在情理之中。那個年代，誰願意找這種麻煩？誰知，父母尚沒有說完話，叔叔就一口答應照顧我哥哥，並且提出借用同姓的便利，讓哥哥作為他的侄子，把戶口遷到他家。先父非常感動，雖然他們沒有像古人那樣義結金蘭，卻也完全以兄弟相處。叔叔知道，我家的三叔早已過世，他倆年歲相當，曾提議讓他補上老三的位置。可是，先父明白，他這個三弟是在反右時死於非命的。雖然他們都不迷信，卻也是個心結。最後還是讓我們這些孩子都按照城市的習慣以叔叔相稱，而不是稱他為三大。
雖然稱呼不同，這個叔叔對我們和親叔叔沒兩樣。父母隨大學下遷以後，哥哥被街道工廠安置，住了集體宿舍，家裏的老房子不複存在了。我回家探親必須要經過省城，無處落腳，很自然就到叔叔家借宿，叔叔嬸嬸都像自己的孩子回來了一樣對我。有一次春耕時返鄉，心裏很不情願，路過他家時便抱怨說，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也不能在家裏過。叔叔便和嬸嬸商量，留我多住一天。那天一大早，嬸嬸給我做了一大碗掛麵。能有人記得我的生日，吃到長壽麵，我已是喜出望外，誰知用筷子一撥，裏麵還有兩個荷包蛋！要知道，那可是憑票購物的年代，每家每月也不過隻有一斤雞蛋啊。叔叔家也有幾個孩子，一個個都張著嘴要東西吃呢。
一轉眼幾年過去，借著知青上調回城的東風，後門運動如火如荼。因為先父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他又帶著知識分子那份清高自傲，根本不肯為我跑後門，結果我們知青戶的同學都回城了，隻剩下我孤苦伶仃。我有時到叔叔家，就流著眼淚向他訴苦，抱怨爸爸不管我。恰好有一次，我回家探親路過省城，公社有個幹部突然找到我，說有眼疾在省城治療，讓我推薦好醫生。我很自然地找到叔叔，告訴他，我想帶這個幹部去醫院找他看病。叔叔卻說，醫院裏太忙了，讓這個人晚上到家裏來先看看。我本以為隻是看看眼睛，誰知那天叔叔提早下了班，除了一般的青菜，還特意買了一些鹵菜，要我準備晚飯招待客人。我這才明白，叔叔是在想方設法地幫助我。後來，我上大學時到公社辦理轉檔案的手續，正是這個幹部經手。他那天喝得醉醺醺的不想辦事，見我來找他就誠心刁難。我急中生智，對他說，我叔叔還惦記著你的眼睛呢，要不要到省裏複查一下？他這才酒醒了一半！
其實，叔叔並非隻為了幫我疏通關係而請病人吃飯，他原本就是個心慈麵善的大好人。他的醫術精良全省知名，上上下下無數人慕名前來，他都熱情相待。老家經常有人來省城治病，不管是不是眼科，叔叔都會很熱心地幫助他們，還經常替他們解決食宿問題。就連醫院裏的低級職工，叔叔也都一視同仁。我有一次回家特意去探望叔叔，到了醫院把自行車存進大門口的車棚。看棚的大媽張口就要我5分錢的存車費，還說你不是我們醫院的人，我讓你存車就不錯了。我並不知道存車的價錢，就給了她。拿了牌子出門才發現，存車費是2分。那時我帶著工資在京城讀研，實在沒興趣為了3分錢和人計較。等和叔叔一起出來取車時，那個大媽突然變得十分歉疚，拿出5分錢非要塞給叔叔，還一個勁兒地道歉，我不知道這是你家的孩子，你對我家人那麽好，我怎麽能收你的錢……叔叔自然不肯收回，微笑著抽出手就和我離開了。我很奇怪，叔叔說，曾經替她家人治過眼睛，也知道她家很窮，日子過得很難……語氣裏帶著深深的同情。
後來，我離開了祖國，再見到叔叔的次數就很少了，隻用一隻手就能數得出來。記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患了一種眼疾，美國的醫生分科很細，替我診斷的那位壓根就沒見過這種病，很緊張，害得我也跟著擔心。回國時去看望叔叔就順便請他給我做個檢查。他安慰我說，這種病中國很常見，與基因有關，發作時用激素和抗菌素控製住就好，不會因此失明。後來果然如此，一晃30多年，我的眼疾並沒有惡化。最後一次見到他是5年前，我到家裏看他。那時，嬸嬸已經去世，叔叔雖然身體不太好，依然神色矍鑠，見到我非常親熱，一個勁兒地請茶留飯。臨走時，他特意拿出一隻紫砂茶杯送我。如今物在人去，不知他在天國可好，是否依然替人解除病痛。
7/23/2017 木棉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