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官員談論民運各派人物

民運分子大開口 台灣被騙十幾億

顏萬進：我們在尋求主權獨立和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中，必須強調台灣是民主國家，而中國仍是獨裁暴政，沒有人權，以此形塑國際壓力，維係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為了找到這方麵議題，台灣一直找海外的“民運分子”合作。你一定對他們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蔣經國總統的親自過問下，我們在內部設立了“移山專案”、“文正專案”；李前總統當政時期，也設立過“致廣專案”、“誌翔專案”；現在我們著重部署“二王專案”，重新調整“海外民運”的格局。這些都尚屬機密，不料被台灣傳媒報道出去，使我們倍感壓力。當然，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海外民運”那邊，他們之中有人對經費的重新分配不滿，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們的機密文件，挾怨報複。

顏萬進：我看過《聯合報》的報道，你們初步偵查斷定泄密者是薛偉（《北京之春》經理）。我問過王丹和徐斯儉，他們都認為，雖然目前無法查獲證據，但必須加強防範。薛偉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據說是四川人，曾經因為強奸罪在當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國後申請政治庇護，一再被移民局駁回，費了多年周折。後來他找到王炳章，參加“民聯”組織，表現積極反共，才打贏官司。他自稱其父是國民黨軍官，被共匪擊斃，所以從小對共產黨有深仇大恨，結果被冤枉強奸女生。這段曆史根本無法考證，因為他在大陸的時候也不叫王元泰，沒人知道他的真名實性，隻有一人在美國認出他曾在同一所監獄服刑，說他是強奸犯，不是“反革命”。

顏萬進：這個人據說因為在美國娶了台灣老婆後開始走運。那個女人叫鍾淑梅，在《世界日報》接廣告，她的父親曾在“軍情局”任職。刺殺作家江南的台灣情報員在美國被通緝之際，薛偉曾幫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灣之後向上司一再保薦薛偉。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說薛偉的人品靠不住，犯過強奸罪，常嫖妓，但當時我們卻認為這些把柄和弱點正好便於我們控製他。不知誰走漏了消息，薛偉從此與王炳章結怨，鬧得不可開交。“倒王風波”就是他與胡平等人策動的，他們逼王炳章把我們給“民聯”的秘密經費賬本交出來，王不交，他們就要他下台，最後竟把王炳章這個《中國之春》的創辦人開除出組織，從此“海外民運”走向瓦解。

顏萬進：薛偉這個人劣跡斑斑，厚顏無恥，常自稱“死豬不怕開水燙”。他與胡平、劉青狼狽為奸，熱衷於內鬥和造謠誹謗。我聽“港支聯”的人說，薛偉的姘婦叫張菁，兩人在香港及來台灣活動時都在酒店開房奸宿。張菁挑唆徐水良詆毀鮑戈、王炳章。

薛石民：“國安局”在“民運分子”中選擇合作對象時是非常謹慎的。我們對王丹很滿意。阿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論那陣子，中國對台灣文攻武赫，嚇得民眾以為共軍就要打過來了。這時王丹配合我們搞文宣，說中共正在忙於開“十六大”和內鬥，根本顧不上台灣。他呼籲民眾不要怕，要支持陳總統。王丹看到兩岸軍力失衡對台灣非常不利，便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他和我們一條心。

顏萬進：可是薛偉、劉青卻反複向我們說，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牆頭草”，虛榮心強，沒有真才實學，而且是一個同性戀者。有一次竟不懷好意地說，王丹經常去台灣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聽了非常生氣，警告他們今後不準對王丹的私生活說三道四。

薛石民：“民運分子”受共產黨教育，骨子裏總有“大中國情結”。他們向我們要錢，知道討好我們，於是也批判起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也說“主權高於人權”，但是，一旦兩岸出事，仍有可能會出賣我們。所以“國安局”製定了八條原則：“為我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民運各派係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顏萬進：我覺得曹長青、阮銘、王丹、王軍濤、胡平、林保華、張偉國、劉曉波、焦國標、張林等還是靠得住的。劉曉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張林也寫文章說“這條黃河應該幹枯，這個國家應該解體，這個民族應該絕種”。

薛石民：你太書生氣了。他們中國人都很狡猾，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不可不防。我們不怕他們公開反對台獨，就怕他們背地裏搗鬼。記得那次鮑戈在《星島日報》上批“一邊一國”，指責我國對賽爾維亞足球隊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灣婦女的人權。我們立刻打電話給劉青和薛偉，要他們迅速做出反應，誰料他們各懷鬼胎，兩邊都不得罪人，隻是在私下場合說一些鮑戈壞話，結果不了了之。

顏萬進：阮銘不錯，他在《南方快報》專欄回擊鮑戈，指出“反台獨就是反台灣”，“反台獨就是反民主”，鮑戈是“中共在紐約的代理人”。後來鮑戈又搞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的組織，提出要“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

薛石民：“反獨促統”？跟北京“國台辦”唱一個調！你不知道，如今“民運分子”都很會投機，他們一會兒爭先恐後地祝賀阿扁當選總統，慶祝民進黨贏了大選，可是，一會兒又跑去祝賀馬英九當選國民黨，指望有朝一日民進黨敗選，馬英九當總統時也能給他們錢。國民黨現在搞“聯共賣台”，看北京臉色行事。為了討好共產黨，總有一天“民運分子”都會被他們拋棄。魏京生不就已經被甩了？

顏萬進：台灣有一些“統派”分子跟共產黨沒什麽兩樣。我們邀請曹長青、王丹到台灣來演講，討論“一邊一國”，可是，統派分子居然毆打曹長青。太囂張了。而在“海外民運”那邊，鮑戈也動不動就罵薛偉、劉青、林樵清是“台灣特務”，還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鮑戈從前在中國搞對日索賠，是一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無可救藥。好在“海外民運”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我們手中，他休想得逞。項小吉是鮑戈的死對頭，他反對鮑搞對日索賠，他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還有北明和遠誌明，他們都撰文認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胡平也曾為北約炸毀中國使館辯護過。焦國標也寫文章說，當年韓戰時期美軍應該“直搗北京城”。

顏萬進：近來中國和俄羅斯搞聯合軍事演習，明擺著是威脅台灣。王丹為此一連趕寫了好幾篇稿子，比如《中共不應對俄國抱有幻想》、《叫囂對台動武之背後》、《軍備競賽危害中國前途》、《中國很可能走向軍事強權，威脅世界和平》，說了我們要說的。

薛石民：曹長青說，王丹、胡平、林保華、阮銘寫東西老是相互抄來抄去，大同小異，還一稿多投。而那個魏京生，他隻會說“山東也可以獨立”，根本寫不出東西。他拿了我們的錢，在美國馬裏蘭買了別墅和莊園。這些年來我們在“民運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幾億新台幣，不算少了。我們還以“校友會”向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捐款的方式，讓王丹等“民運分子”不經考試而拿到美國學位，或聘為“訪問學者”。

顏萬進：他們中有些人英文實在不行，在美國的大學裏混不下去，於是我們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陸研究中心”就聘他們當“研究員”，或安排到電台和報社當“節目主持人”和“專欄作家”。吾爾開希、阮銘、王丹等都得到過這種待遇。

薛石民：大陸“民運分子”在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被聘為“時事評論員”，或者獲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項目資助，都得靠我方負責台美關係事務的人士熱心推薦。我們還曾支持他們整合“海外民運”，召開“合並大會”或“聯席會議”，設立網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會”，定期舉辦“研討會”，協助我國拓展國際空間，為台灣發聲。有時我們還頒發“傑出民主人士獎”或“傑出新聞工作者獎”以資鼓勵。

顏萬進：據我知道，幾個立場可靠的“民運分子”，都被“台灣會館”、“中華公所”、“華僑文教中心”邀請去演講過，並受邀出席“經文處”的國慶招待會，有的還受到阿扁總統的親自接見和嘉獎，其中阮銘還被聘為“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薛石民：我記得，阿扁總統曾接見過王丹和貝嶺，呂副總統曾接見過林保華、楊月清。其他“民運分子”，如紀曉峰、陳破空、曹長青、謝萬軍、石磊等，也在民進黨執政後被安排來台與我們會麵。唐元雋在台灣時間較長，受過我們的直接指導，他去美國之後主要協助洪哲勝和薛偉工作。紀曉峰、陳破空、曹長青都敢於在網上批鮑戈，幹得很棒。可是謝萬軍、石磊沒動靜，礙於情麵，今後我們不會再請他們。

顏萬進：批鮑要把握分寸，最後不要弄僵。伍凡誣賴鮑戈拿了“民聯陣-自民黨”一萬元工資，結果激怒鮑戈，揚言要到“經文處”抗議，後來被林樵清勸阻。徐水良、張菁、阮銘、紀曉峰說鮑戈是“共諜”，結果起了反效果，鮑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

薛石民：在“民運分子”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從報紙上看到鮑戈出獄返回上海的新聞。當時他向美聯社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力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之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後的政治活動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立一個新的政黨----公民大會黨”。《世界日報》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這則消息，當時我看過後吃了一驚，以為大陸好像要“變天”了。

顏萬進：自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以來，大概這是頭一次有人公開說這樣的大話。此人真狂妄，膽子不小。許多“民運分子”在國外說自己如何反共，但他們在大陸時究竟是什麽人卻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陸公開搞對抗的人，其實都接受外國資助和指使。

薛石民：對，魏京生、王丹就是這樣的。那個叫吳弘達的，經常吹噓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實際上他是因為偷渡、盜竊及猥褻婦女而被“勞動教養”過兩次，釋放後“留場就業”。美國方麵稱他是“勇敢的鬥士”，並為他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是，這位“勇敢的鬥士”在被捕時卻什麽都交代，還寫了“悔罪書”，並承認那些“勞改產品”其實是從烏魯木齊街頭集市上買來的。大陸的電視上播出吳弘達認罪的鏡頭，丟盡了“民運分子”的臉。

顏萬進：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討厭“民運分子”撒謊。以前薛偉一直對外界說《北京之春》沒拿台灣的錢，還假惺惺指責“共諜”造謠，結果他自己後來向媒體說台灣“軍情局”給了他們兩億新台幣，要他們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報。這個強奸犯壞透了！

薛石民：還有人指責楊周、王軍濤、魏京生、王丹、劉念春慣於撒謊。這幾個都曾自稱“獄中病危”，要求“保外就醫”，還呼籲海外營救和捐款。結果他們出來後，卻根本沒什麽大病。他們這樣做，以後還有誰會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民運分子”要誠實，扯謊無濟於事。鮑戈出獄後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杯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後來韓立法、楊勤恒釋放後都說確有此事。

顏萬進：我也記得此事。世界杯賽開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開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於是便散布流言說鮑戈造謠。試想，倘若鮑戈所言不實，當初在上海時公安就可以再抓他，況且當局至今未否認。

薛石民：這個吳弘達一貫信口雌黃，隻能騙騙美國人。他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美國那邊，另一個排斥鮑戈的人是劉青。由於鮑戈在國內創立過“人權呼聲”組織，劉青擔心“亞洲人權觀察”會重視鮑戈，日後替換他。此外，劉青還把盧四清看作威脅，不斷提醒我們說盧四清是“共諜”，要求我們不要資助盧先生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顏萬進：吳弘達和劉青是一路貨色。“民運分子”不爭氣，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內鬥上，最後鬧得四分五裂，一事無成，傷不了共產黨一根毫毛，還使台灣被白白騙去十多億新台幣。他們有了錢就去賭，就去嫖，有人說劉青在美國的賭場裏已經輸了七十多萬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運分子”紀念“六四”都要我們給錢，這個來要了之後，那個又來要，從不一同來要。大陸總理李鵬訪美那陣子，魏京生說要發動幾千人示威，還要組織一百輛車的車隊遊行。我們把錢給了他們之後，結果一輛車的影子也沒看到，他們連同記者加上一些申請庇護的人，一共才找來五十人。人數這麽少，而他們卻還聚集在街旁的花園裏相互攻擊，對罵“特務”。到後來隻有藏獨團體衝著李鵬的車隊高喊“中國從西藏滾出去！”

顏萬進：這些人除了說“中國五年之內要奔潰”、“中國很快要爆發金融危機”之外，就沒有別的什麽新鮮的。王軍濤、陳破空最近又搞出個“憲政之友”，你看吧，到頭來還是一個空殼，說他們聯絡了多少人，要我們往裏麵拋錢，可是永遠也看不見任何成效。

薛石民：陳破空也是一個無恥之徒，滿肚子壞水，有縫就鑽，連姓名都是假的。“民運分子”每年都會成立五六個新組織，可是我們往名單上一看，還是那麽幾個人。他們每個人的名片上都印著十幾個頭銜，其實他們全部加起來才八、九十人。這個“黨”的，那個“會”的，往往都隻有一、兩人，名單全是編的，好多人被盜用了名字還蒙在鼓裏。他們鬥來鬥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對頭，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來了。

顏萬進：本來人就少，還這一派、那一派的，鬥個沒完。據說他們現在開會擔心沒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務所打招呼，求他們幫忙找一些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來“充實會場”。還有，他們與法輪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請求大法弟子們來“充實會場”。

薛石民：“民運分子”租會場、住酒店、乘飛機、請吃請喝，自己從來沒掏過錢。我們給的錢少了，他們就反過來咬我們。薛偉和錢達還向《自由時報》說，如果台灣停發經費，他們將公布更深一層的“內幕”。真是一群瘋狗。以前他們說“北美自由論壇”經常出現揭露他們的文章，我們就把它關了，可是，現在互聯網上到處充斥謾罵他們的文章，而且我看後覺得都是“民運分子”相互揭短、挖瘡疤，沒拿到錢的把拿錢的當攻擊目標。

顏萬進：我也早就看出來了。從我們這裏拿錢的“民運分子”，都不想讓別人拿到錢，巴不得參與項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淪為窮鬼，雙方矛盾日益加深，象個火藥桶子，一見火星就爆炸。我們確實很為難，無法解決得了，就隨他們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