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者按：寫手把郎鹹平都寫作朗鹹平；為尊重原帖，不作任何改動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對朗鹹平懷有好感，曾經多次向朋友們推薦過他的文章；2004年我還在編務會上提名支持他獲得《南風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獎”；朗曾有一次和長虹趙勇的公開對質，我還給搞大學生辯論賽的師弟師妹們推薦過，作為急智反應的學習案例。在我看來一個會計學專家如此關心國事本來就值得鼓勵，而且如果看朗鹹平單篇的文章或者言論，他的話語中常常有片言隻語的閃光。大概正因為如此，這幾年朗鹹平風頭越來越勁，網上提到他必言“最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深受到廣大民眾的愛戴的經濟學家”任何批評朗鹹平的言論，後麵跟貼必是罵聲一片。
但有趣的是這位“經濟學家”，越是在他的專業範圍內，我聽到的對他的評價越是低，尤其在金融學界，簡直有“禮法之士，嫉之若仇”的形勢，如果說同行是冤家的話，
這讓我也對他更加感興趣，我把他作為觀察中國當下社會形勢和思潮的一個樣本，一認真起來，把他前後的言論都放到台麵上，你會吃驚的發現他的邏輯思維如天外飛仙毫無一貫性，如果不是背後幾個不同的人在操刀，朗鹹平隻能用無厘頭來形容。
這讓我對這個人越來越好奇，後來有機會兩次跟朗鹹平作範圍非常小的坦誠交流，讓我大跌眼鏡，也終於搞明白了：“最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肚子裏究竟是些什麽貨色。和一些我比較信賴的學者，包括與朗鹹平非常熟悉的人的交流，印證了我的一些判斷。
近期也陸續有幾個朋友，有與我類似的困惑，向我打聽請教，我想有必要把我的思考係統地和大家分享。
朗鹹平的幾大罪狀和我的看法
網上看到和我聽說的對朗鹹平的嚴厲批判大概有以下主要幾類，大多我都有所保留:
第一，抨擊他“私生活糜爛”，這點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公共舞台上的知識分子，要有一個講道理的話語環境，隻要他沒有拿納稅人的錢花天酒地，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自由和個人的道德取舍問題，他的前妻都沒有站出來罵他，別人沒有必要憤憤不平，而且以這種理由來批評郎，他根本不會介意，反而會以為光榮。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他明知我是一個記者，在座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也是媒體人，他卻能毫不扭捏地跟一個連做他的女兒都嫌小的濃妝女孩親昵，而且毫不避諱地要那個女孩去酒店房間等他。我後來知道這樣的女孩他身邊有很多，有些道學
第二，抨擊他“偽造經曆，無恥地自我吹噓”，這點我有些不同意
曾經有一個海歸
朗鹹平確實是一個很能自吹的人，比如他在澳洲的演講就自我介紹：“我在美國，混得還可以啦。我在紐約大學當教授，芝加哥大學當教授，在學術界還有一點點小小的地位”。最遺憾的一點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我竟然沒有辦法親自參與。一九九四年之後，拋妻棄子，放棄一切，包括美國的國籍，毅然絕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後，正式踏入國內。我的一生，錯誤不斷，但是這件事情，可能還算是比較正確的。”他在美國或者台灣是絕對不敢這麽吹牛的，或者在美國學者和台灣學者麵前也不敢這樣吹牛，但在不了解他背景的人麵前，比如到了大陸吹起牛來膽子就變大了。
一個助理教授把自己吹
第三，抨擊他是“披著羊皮的狼，和利益集團勾結”，這點我不完全同意。
有些對朗鹹平了解的人，知道他和一些金主的利益關係，他的一些貌似特別有良心的公共言論，和這些金主的商業利益有非常直接的關聯，有一些明眼人已經看在眼裏，並在網上抨擊過他。
有所保留的是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把一個人的學術觀點和他的動機聯係在一起的傾向是一種文革作風的殘餘，如果不能從道理上駁倒一個人就不要拿別人的動機說事兒。
不過讓我反感朗鹹平的是，他自己卻總是拿道義的帽子扣別人，比如他經常高調地把張維迎他們稱作“無良學者”，他所抓住的把柄就是人家當了企業的獨立董事。在我看來：這方麵張維迎就算有千般不該，你朗鹹平有什麽資格來說？你以講課費的名義撈錢比張維迎當獨立董事撈錢高明在哪裏？我一向的觀點是，任何人都有被代言的權利，但幹淨的做法應該是公開的，比如一個律師拿了別人的代理費，就該理直氣壯地為別人辯護，明明有直接利益關係，卻故作公允狀，裝做為公共利益狀，反倒讓我覺得惡心。從這點上講，張維迎雖然作為一個純粹學者來要求，近些年他在學術上有些不爭氣，但人家在大陸的體製內不失為一個本分盡責的管理幹部，比朗鹹平要幹淨得多。
我對朗鹹平的揭露沒有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地步，這是出於我的基本操守：如果沒有得到跟朗鹹平關係特別密切的人的授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寧可爛在肚子裏，也不會寫出來。隻是當他四處標榜他的“良心”，並讓一些公眾著迷時，有人出來為社會略盡預警義務是必要的。拿朗鹹平在仰融案和對待海爾，tcl上不同態度、觀點仔細比對，很難不感到奇怪：此人怎麽自搧耳光都不臉紅？有奶便是娘，無奶便先咬一口，毫無操守可言！在我看來，公開拿別人的錢，當別人的董事，再幫別人說話，並不可怕。貌似為了公共利益，打著良心的旗號，暗地裏做一些金主的傳聲筒，或者以“替天行道”的名義四處恐嚇再四處收保護費…那才真是敗壞社會風氣！
第四，“思維混亂，不學無術”，這點我也不完全同意。
確實，有的時候，比如他拚湊幾個數據，告訴你他研究出來一個重大成果：國有企業的效率高於民營企業。你簡直懷疑他是在哪個克萊頓大學學的經濟學。受到明眼人批評以後，他又自我矯正：“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說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他也是滿嘴裏跑火車，他強調他的學術成果是“千萬不能過早搞民主”，他警告大陸人“台灣就是過早地實現了民主，帶來的是民生凋敝。”；沒過幾天大概又忘了自己說過的話，稱沒有過早實現民主的大陸“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這種出語驚人卻毫無邏輯的人，居然能在美
今年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五洲酒店的咖啡廳聊天，除了我和朗鹹平，還有三個人在場，當時我對他已經很不佩服了但也還保持禮貌。我們聊到他的一貫觀點：“中國眼下需要的不是什麽民主和新聞言論自由，需要的是嚴刑峻法！”我很客氣地請教他：“如果沒有一套公眾參與和社會製衡的係統，靠誰來製定嚴刑峻法呢？怎麽保證嚴刑峻法就符合社會的老百姓的利益呢？”他變得很不耐煩了，要跳開話題：“你連胡溫都不相信麽？中國搞民主是沒出路的，必須靠集權，政令才能出中南海。”我說：“看好胡溫是一回事，倡導中國要朝更加集權的道路走是另一回事啊。”他愣了一下很高傲的回了一句：“曆史上大國崛起靠的都是專製，這是我的學術研究。”大概覺得我不是搞學術研究的沒資格跟他對話，我也不客氣了：“
但是據我的了解，說朗鹹平完全不學無術，也是不客觀的，在他沒成名的那些年頭裏，他是非常勤奮的，確實在學術刊物上發了不少文章。也許因為美國不光看發表文章來評價學術成績，他在美國始終沒有進入學術主流，混了多年，教授也沒評上。但這不能否認他在微觀金融方麵的知識確實是合格的，如果不談為人師表的問題，他大概在中國任何大學當一個會
警惕朗鹹平式的勸進表
目前人民群眾心目中朗鹹平最大的功德就是“敢說真話”，此話不完全錯，朗鹹平確實說了一連串真話，“中國國企改革蠹蟲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時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其實你到上訪村去隨便找個人聊聊，或者聽聽北京出租車司機的言論，都能聽到類似的話。但朗鹹平平台高，嗓門大，又是一個“獨立學者”，有人包裝推廣他，聲音傳得就遠了，自然叫好不斷。如果聽他說這些話以為朗鹹平是心憂黎元，感念蒼生疾苦，或者以為他真心痛恨腐敗而生敵愾之心，那就大錯特錯了。
說了一堆蒼生疾苦挺痛快，你且慢被感動，朗大學者再往下說就不對味兒了，人民日報現在都不會這麽赤裸裸的說肉麻話：“要樹立胡溫新政”；“要開明專製”；“要嚴刑竣法”；“政令要出中南海”，他變著法兒其實就說一個意思，中國當前所有問題都是因為專製的不夠，集權的不夠，領袖權威不夠，這是給中國問題開出的最歹毒的藥方。稍微了解些曆史的人都知道，所有想當皇帝的人都最愛聽這種話，這也是郎鹹平嗓門這麽大的“說真話”，而料想絕無被封殺之虞的不傳之秘。
中國老百姓痛恨腐敗痛恨了幾千年，留美博士郎鹹平給出的藥方就是這個千年古方，如果專製，集權，嚴刑峻法真能解決腐敗和公民權利的問題，秦始皇或者朱元璋的時代早就建成社會主義了。如果不對這種言論懷有警惕，中國老百姓就像無數次的曆史教訓一樣，很多識別力不高的人常常是被人賣了，還拍巴掌叫好呢。
郎鹹平的這些言論整體對照起來，我發現和曆史上上勸進表的行徑有異曲同工之妙，曆史上上勸進表的人多是別有用心，缺乏廉恥的小人，窺測上意，伺機進言，這種勸進表文體格式和郎鹹平的言論對照起來看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明明是寡廉鮮恥的投機非要表現出一番忠肝義膽：
先要渲染一堆車軲轆話，群奸竊命，民不聊生，綱紀蕩然，倫常崩喪，氛厲彌昏，宸極失禦，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總之“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
往後就要論證一番，天生蒸人，樹之以君，天命未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總之古往今來曆史經驗證明中國老百姓不適合搞民主，不樹新君，立君威，則天下不寧。
最後的落腳點就圖窮匕首見，是以為民請命的姿態大聲疾呼，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要老大俯順民意,早正大位，立威天下，四海歸一。
一般勸進表總要呈上三遍，前兩次按禮儀總是要被退回，而且要裝模作樣一番、遜讓一番“何德何能，竊次大位”，勸進的人就要更加奮勇地“說真話”，慷慨激昂，指天劃地，“耿直”進言，乃至涕淚橫流，通常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會“勉強”同意，龍袍加身。
這種勸進表其實是頂著“說真話”的名義把自己的廉恥貨與帝王家，可以寫給曹丕，或者朱棣，或者袁世凱，必得厚賞，有一段時間我確實有些擔心，聽一個跟郎鹹平關係不一般密切的人神秘兮兮地告訴我：你知道麽，郎鹹平被某高官秘密接見了，受到高度讚賞，不日將進中南海講課，後來他還告訴我，郎鹹平要被中紀委特聘為高級顧問雲雲。
慶幸的是胡哥溫哥畢竟知道世界文明的潮流，沒有像朗鹹平想像的那麽低級，壓根就沒有理會郎鹹平緊鑼密鼓的高調拍馬，這點上我相當欣賞胡溫。今年兩會上
不過郎鹹平唾麵自幹的勇氣倒是驚人，硬挺著不認錯，還好意思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自己“一直是正確的”，這點上還真讓人不得不佩服。
我看朗鹹平把廉恥貨與帝王家的努力，在台灣沒人理，在美國沒人理，在香港沒人理，在大陸也不會有好結果，除非再奮勇跑到北朝鮮去忽悠，在他有生之年大概是沒戲了，也許為一些有錢人賣一賣還大有前途。就這樣我相信他也注定是曇花一現式的人物，他對那些金主們的價值也在下降，綜合他的學術底蘊，生活狀態，品格操守，借用證券業的術語，此人“基本麵太差”。
為什麽我們要愛護郎鹹平
並非一個壞孩子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壞事，我至今也認為朗鹹平獲得2004年《南風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獎”是應得的。當國有企業的改製在黑箱中操作，這是涉及轉型正義的重大課題，學界幾乎萬馬齊喑的時候，朗鹹平的果斷出擊，挑起這個話題是有很大社會意義的。很多人看不起朗鹹平投機，其實投機是需要很大膽識的，他投機仰融案就失敗了，投機顧雛軍案就大大賺了一筆，很多地方能看出他有一種敢賭的魄力，即便做個潑皮牛二也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我一直認為除了道德評判，一個社會需要大量的投機者，這些人能起到鯰魚效應的作用。
盡管有很多人其實觀點見解比朗鹹平高明得多，可是或怯懦，或矜持，或沉默，或曖昧，淺言輒止，欲說還休。這時候朗鹹平的嗓門顯得格外高亢，盡管他的觀察和結論很多地方都經不起推敲，也依然是有功勞的。
我打個比方，一家人的廚房失火了，可這家人家庭不和睦，大家都在賭氣，誰也不吭聲，眼看火就要越燒越大，這時一個不相幹的閑人跑過來，不管他出於什麽目的，開始滿世界大聲嚷嚷“這家人臥室起火啦，死了好多人啊，趕快潑汽油來滅火呀！”這一下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來，一看確實起火啊，大家開始研究滅火方案了。盡管這時候有人會說：這小子腦子是不是進水了，廚房臥室都分不清；潑汽油能滅火麽？什麽居心？是不是想趁火打劫啊？但別管人家什麽居心，客觀效果上不能否認憑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就該給他記一大功。
我一直以為：在一個社會，老百姓已經掌握了基本閱讀能力以後，哪怕再混帳的言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都是對一個社會的有益補充，再“別有用心”的言論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們的社會沒有充分討論的空間和氛圍。說話的人不好好講道理，大眾焦慮到沒有聆聽的耐心，甚至有的勢力根本就不讓人說話，或者不讓人說某些話。前不久又一個年齡不小的台灣人，看了我的文章，不知怎麽找到我，連著給我寫了幾封長信，批評我否定文革是中了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和一些懷恨毛主席的右派分子的毒；說我這樣受片麵教育成長起來的大陸年輕一代理解不了文革的偉大情懷和重要意義雲雲。我一開始還和他講道理，講著講著後來發現實在跟這樣一個人講不通，但我還是覺得很有意思，我真希望這位老兄，能在大陸公開講講他的道理，這會激發更多人的思考。我相信即使一種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混賬也該有表達的空間，它代表一種思維和認知方式，把它公開展現出來，讓社會公開討論，可以推進我們的社會認識更加深入，拿文革來說，有人討論，就會有奇談怪論，但這總比一片沉寂，讓年輕一代徹底遺忘要好。多有一些混賬的言論，反而會增強一個社會的免疫力，公共理性就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
而且我不喜歡一些學者一提起郎鹹平就說他“愛作秀，善於利用媒體”，這種話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每一個知識分子除非他自己都不認為自己的研究思考有公共價值，否則他都具有公共性的一麵，需要有公共姿態的一麵，從廣義上講幾乎所有人都需要作秀。假如你自信自己的研究思考有公共價值，而你對郎鹹平式的人物蠱惑民眾又有所憂慮，你為什麽不努力表達呢？是擔心你自己講道理講不過郎鹹平麽？如果這點自信都沒有，你不妨效仿一下從小口吃的古希臘先賢德摩斯蒂尼。
前麵我說過，郎鹹平話語中常常有片言隻語的閃光，他有一段話，盡管他的本意是用來攻擊他的仇人“主流經濟學家”的，而且這段話從一個呼喚集權的人嘴裏說出來非常反諷，但它本身意思是對的：“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麽整個社會竟然沒有製衡措施，為什麽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
郎鹹平的走紅和他所引發的爭議，說明了我們社會的一個可喜的進步：中國這麽大一個國家，再不能讓少數人“摸著石頭過河”，決定我們何去何從。有困惑的地方，應該讓爭論打開我們這個民族的思考之門，用全社會的智慧來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不爭論的時代徹底結束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需要很多朗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