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中國為什麽需要左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發表文章說，我認為中國需要左派，這裏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種“合成”左派。他一方麵不是意識形態型的，是務實的。另一方麵是真正關心大多數人利益的，是那種“為人民服務”傳統的左派。

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說，為什麽中國需要左派？因為我認為在中國現行體製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進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更能提高中國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國接近民主體製。我的推理建立在以下幾個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結論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須先把我的前提說清楚。對於這些前提的是與非，我們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希望對以下推理的邏輯，我們能達成一定的共識。

第一個前提就是，中國現在的右派知識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戰現行體製的。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區別。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的右派知識分子倡導價格改革比倡導經濟體製改革更積極，倡導經濟體製改革比倡導政治體製改革更積極。到了2009年，中國右派學者至少不會積極反對政治體製改革。但在十年前，中國右派知識分子——主要是經濟學家——認為政治體製改革沒有必要或者經濟改革本身就可代替政治改革的大有人在。

中國左派也不挑戰現行體製，也就是說在體製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右派和左派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我們評估左派和右派時必須去看他們在其它問題上的主張和觀點。這樣說可能對右派有些不公平，也許下麵的說法更客觀：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擁護現行體製，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動地接受現行體製。這是我第二個前提。

第三個前提是我文章最初所說的，左派不是僵硬的意識形態型的。 這個前提很重要，因為在中國，左派作為一種“品牌”是有嚴重缺陷的。我們一說起左派就想起張春橋、姚文元，其實無論中國需要什麽，也不需要張春橋、姚文元。

左派和人民福利

傳統的左派看到窮人利益受到破壞，他會難過，他會氣憤，他會主張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護窮人的利益。比如左派會更支持勞動法、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收入再分配以及給農產品補貼等政策。而右派都是反對這些措施的，這並不是說右派不關心窮人利益，而是因為中國的右派和其他國家的右派一樣都反對政府幹預。右派的觀點是，政府直接幹涉經常是事與願違，是達不到保護窮人和弱勢者利益這一目的的。

但在這個問題上，右派的邏輯是建立在一個錯誤基礎上的。根本不存在一個右派腦子裏的天方夜譚——就是政府在社會領域少幹預，並在經濟上給予更多的自由。在中國現行體製下，政府的幹預無處不在。它不在經濟領域幹預，就會在社會領域幹預，它不在社會領域幹預就會在文化領域幹預，它不在文化領域幹預就會在教育領域幹預，它不在教育領域幹預就會在體育領域幹預。政府總是要幹預的，而且是直接地、不受製約地幹預。這是由中國的體製決定的。

所以右派反對政府在社會領域幹預等於是支持政府在其它領域（比如經濟領域）增加幹預。為什麽呢？我們用一個假想的例子來說明。假如政府有100個工作人員。為了解釋方便我們進一步假設隻有兩個領域，一個是經濟，一個是社會。又假如政府現在有50個官員去幹預經濟，有50個官員去幹預社會。如果我們實行右派的方案，那政府幹預社會的官員減少到40個而它對經濟的幹預就增加到60個。如果我們實行左派的方案，政府對社會的幹預增加到60個官員而對經濟的幹預減少到40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左派的方案比右派的方案更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裏不成文的假設是政府規模沒有變化）。

在中國現行體製下，如果政府的幹預是一個給定的條件， 那剩下來的問題就不是政府應不應該幹預，而是哪種幹預相對而言更能增加社會福利。

比如在媒體上爭論的經濟適用房問題就能說明這個道理。右派知識分子反對經濟適用房，但你想過沒有，如果政府沒有去建經濟適用房，它就會拿這筆錢去建生產過剩的鋼廠、鋁廠，去給自己建華麗的辦公大樓——不是有一個區政府給自己建了個“國會大廈”嗎？對經濟適用房的爭論不在於建或不建，而在於建經濟適用房的機會成本是什麽，以及不建的機會成本是什麽。我想任何一位講道理的人都會同意建經濟適用房要比政府建華麗的辦公大樓更有意義。

但是右派知識分子會反駁說，建了經濟適用房並不意味著窮人會獲得經濟適用房，因為中國有腐敗。前些時候有一位經濟學家建議經濟適用房不要建私人廁所，這樣富人就不會去買經濟適用房了。雖然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是特別明白為什麽這樣就會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首先這個提議把治理腐敗的成本轉嫁給了老百姓，我可以想出很多減少腐敗的辦法，比如製度改革，但我不認為減少老百姓上廁所的隱私是克製腐敗的最好辦法。另外，如果你是個富人，真有錢，你就可以給自己修一個廁所，更何況富人不會自己住在那裏，他們一定是要出租給窮人的。所以我看不出為什麽不修廁所就會遏製富人對經濟適用房的需求。

退一萬步講，即使富人獲得了經濟適用房，但隻要是富人沒有獲得所有的經濟適用房，也沒關係，也應該建設經濟適用房。原因很簡單，因為富人可以利用腐敗住進經濟適用房，但窮人無法利用腐敗住進政府大廈和產能過剩的“大項目”。該不該建經濟適用房不取決於中國有沒有腐敗，而取決於窮人入住經濟適用房的概率和窮人入住政府大廈的概率。要建經濟適用房不要求前者的概率是100%，隻要求前者的概率大於後者的概率就行。我們知道前者的概率肯定不是100%，因為有腐敗，但我們可以肯定前者的概率一定大於後者的概率，因為後者的概率隻能是零。

左派和私有經濟

我上麵的推理是想說明，左派的理念在中國現行體製下比右派的理念更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更能提高中國人的福利。我現在講一下為什麽左派比右派更能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

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缺乏“保障個人權利”這一基礎的，因此中國沒有真正的，完全獨立於政府的私人經濟。為什麽沒有真正的私人經濟就需要左派呢？因為在中國經濟體製裏，真正的、百分之百毫無疑問的私人成分隻有個人和家庭，而個人和家庭的最大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農民（用現代表達方式就是藍領，用傳統表達方式就是無產階級）。而左派關心——或者說是應該關心——的是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因此推斷出這麽個結論——在中國隻有左派是真正維護私人經濟的。

右派也支持私人經濟發展，但右派更關心“企業的私人經濟”而不是“個人的私人經濟”。在中國，企業發展是離不開政府支持的，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的分野也越來越不明顯。私營企業發展要靠與政府拉關係，與政府結盟。而國營企業的發展要靠上市和高管的股票期權。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與政府的關係一個是表兄表弟、女婿的關係，一個是親兄親弟、兒子的關係。也就是這麽一點的差別。所以，即使左派是支持國營企業的而右派是支持私營企業的，他們觀念的溝壑實際上沒有想象的那麽大。但是左派代表民眾說話和右派代表企業說話，他們之間的區別是很大的。

 中國現在很多經濟問題都和右派在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堅持的理念和政策有關。比如所謂消費過低的問題其實就是私人消費過低。這裏有很多複雜的原因，但有一個原因是工人工資增長太慢（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在這個現象後麵是企業依賴政府的保護來壓低工人工資。前幾年山西黑磚窯就是典型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一個左派與這種力量抗衡。補貼、轉移支付，甚至製止企業裁減工人都是左派提倡的。我認為這些政策是中國現行體製下盡快提高私人消費的最佳選擇。

另一個例子就是國營企業私有化。右派支持私有化，而左派反對這樣。在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會支持右派的立場，但在中國這種體製下問題就不那麽簡單了。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缺乏個人權利基礎，所以私有化是不可能徹底的。比如在中國，私有化總是管理層借助其內部人優勢獲得利益，而職工的利益往往被忽視，又例如，虧損的國企私有化了但賺錢的國企被政府保留下來。這是一種非常沒有效率的私有化。第一，虧損企業是勞力密集型企業，私有化後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安全感。我認為國人在90年代後期以來的消費謹慎和90年代的私有化不無關係；第二，政府本來應該履行它的社會職責保護弱勢群體。這本來是政府的強項，而政府的弱項是管理和經營企業。經過90年代的私有化，我們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長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長的事。這就是為什麽放棄壟斷這麽難，因為一旦放棄壟斷，馬上就會向世人揭示它的利潤來自於壟斷。也許放棄擅長管理的形象比放棄利潤本身還要痛苦。最理想的私有化應該是政府保留虧損的國企而把賺錢的國企賣掉。

反駁我的觀點的人會說我的邏輯自相矛盾。他們會指出雖然右派支持的私有化方案沒有獲得最佳效果，但右派是支持私有化的，而左派是整體反對私有化的。所以至少過去十年中國在私有化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我承認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認為如果中國沒有經曆90年代的私有化風潮，中國整體私有經濟就會停滯不前。其實中國到了90年代初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私營經濟體——就是它的農村經濟和鄉鎮企業。即使沒有經過城市國企的這場私有化，通過競爭和兼並，中國的私有經濟也會發展壯大（雖然速度會慢一些）。另外如果中國沒有經曆90年代那場私有化運動，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發生的“國進民退”。“國進民退”之所以發生，一方麵是因為既得利益，因為主管國企部門一夜之間有了“吹牛權”（bragging right）。另一方麵，在“抓大放小”之後，所謂的“抓大”導致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獲得了各種國家資源和壟斷權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為國營企業整體虧損，中國的官界和學界達成了當時的“北京共識”——國營企業是沒有效率的。但這個共識被90年代末的“北京共識”取代了。這個新的“北京共識” 認為國有企業隻要抄襲一些西方企業的表麵形式也能成功（西方企業的表麵形式指的是上市、股票期權、董事會、高薪和總經理的ＡＲＭＡＮＩ西裝）。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因為有了90年代末的“北京共識”而付出了，而且還在付出著巨大的代價。

左派和民主

正是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缺乏個人權利基礎的市場經濟，因此在社會結構上，存在隻有“抽象人”，沒有“具體人”的情況。

民主製度和一黨製的區別是前者有選舉而後者沒有選舉。但民主製度和一黨製還有一個派生的區別——民主製度是一種具體人的製度而一黨專製則過於抽象化。所謂政府、公司和社團都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說這些機構自己是沒有生命、沒有血肉的。它的生命是法律授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在中國我們經常聽到的，比如 “政府英明的領導”，這是不準確的說法，因為政府作為一個抽象人是無法做決策的。“政府英明領導”準確地說是組成政府的具體人的英明領導。我們在誇獎微軟時一般都會誇獎比爾·蓋茨，我們在誇獎通用電器時一般都會誇獎傑克·韋爾奇。沒有比爾·蓋茨和傑克·韋爾奇，微軟和通用電器隻是一堆水泥和椅子。順便說一下，在中國經常把具體人取得的成就錯誤地歸結為抽象人的成就。比如有些國企在做的還不錯的時候，主管單位會突然把經理換班，因為它認為企業自己就會做出優秀成績了。而這一般就是企業沉淪的開始。

但是我們如何能保證政府作為一個抽象人能夠準確地、忠實地代表組成一個社會的具體人的利益呢？其中一種辦法是通過選舉。選舉是具體人控製抽象人的工具。但是如果沒有選舉怎麽辦呢？這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抽象人失控造成組成抽象人的利益實體——具體人，比如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理——追求自己利益而犧牲社會具體人的利益。我想讀者對這一情況都很熟悉。

失控造成另外一種後果就是抽象人過分追求抽象的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躍進”時把家裏的鐵鍋、鐵碗拿去煉鋼、煉鐵，目的是提高沒有任何意義的鋼鐵生產指標。現在，有些地方政府用強迫拆遷、壓工資增長來提高GDP也是一個道理。GDP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概念，一般除了學者和經濟官員很少人知道它的準確意思，在民主國家，政治家從來不談GDP，奧巴馬談經濟時會講就業或稅收，因為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政府必須追求具體人在乎的目標。

第二種情況是組成政府的具體人在意識形態取向上接近社會具體人，因此即使沒有選舉，這些具體人也會自覺地代表社會具體人的利益，會自主地去實行符合社會具體人利益的政策。其實“以人為本”在我的理解就是這個意思。那麽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什麽樣的具體人組成的政府能夠最有資格代表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我認為是左派，因為左派最關心藍領階層的利益。而藍領階層在中國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補充市場經濟中所缺乏的個人權利保障的基礎。在民主體製裏，選舉是把具體人和政府抽象人聯係起來的一個工具，在一黨製下，左派起了聯係抽象人與具體人的作用，起的是一個民主替代物的作用，雖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當政從功能上就成為一種沒有選舉的民主。

總之，中國需要左派，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