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7日夜，鈴木卓爾中佐與自稱宋子良之人會見，與重慶的接觸自此開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鈴木中佐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斡旋，曾要求與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會麵（宋子文當時住在香港未參加重慶政府），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為理由，予以拒絕。而此次則是由宋主動要求進行會談的。因此，鈴木中佐認為，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慶政府的意向。
在第一次會見時，宋子良所談要點如下。
一、重慶政府繼續進行抗戰的真意（摘要）是：
1.日本方麵破壞了陶德曼工作。
2.對日本所謂尊重主權、保全獨立大有疑問。
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舉行會談的態度。
二、重慶方麵關於收拾時局的意見（摘要）是：
1.日本如尊重中國之名譽與主權，則需有和平的準備，希望在承認新中央政府以前即進行協商。
2.中國希望美國等第三國從中調停。
3.在談判前休戰，希望日本提出撤兵保證。
4.請日本相信國民政府鎮壓共產黨的抗日行動。
5.希望日本避免幹涉國民政府進行改組等內政。
三、中國方麵對日本的質疑。
1.日本是否要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如要重新考慮，將用何等方法向中國方麵證實？
2.日本的對華態度如果真是中日經濟提攜，則在能達到此目的時，是否能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麵？
3.日本政府有無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蔣介石本人遞交有關和平問題之親啟函件。因公開進行會對蔣介石的對日和平工作造成極大妨害。”近衛聲明”即因已公開，致使蔣介石的立場陷於極端困難。
對以上質疑，鈴木中佐當然毫無回答的準備，因指示他隻在中國派遣軍或地下秘密工作範圍內保持聯絡。於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鈴木與宋繼續會談，中國派遣軍的今井武夫大佐也參加了14日的會談。今井大佐在任北平武官時曾經見過介紹鈴木與宋會見並擔任翻譯的張治平，但與自稱宋子良者卻是初次見麵。在此次會談中，宋子良轉達重慶方麵意見：在中日兩國正式會談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和平條件，重慶政府頗為期待。要使代表帶來委任狀。預定宋美齡也將來香港從側麵協助。
這就是所謂”桐工作”開始的情況。在1940年內，現地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及陸軍中央部為求得事變的解決，以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傾注精力推進此項工作。
自3月7日至10日，每夜在香港由日本方麵準備的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日中預備會談。
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除鈴木中佐、今並大佐外，尚有新參加的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與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原駐德參讚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外，尚有候補代表侍從室副主任陸軍少將張漢年、聯絡員張治平。雙方分別出示證明文件，日本方麵是煙陸相簽發的證明書，中國方麵僅陳、章兩人持有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確認身分後進入討論。中方陳超霖首先發言說：”由重慶出發前，蔣介石特別指示注意三件事：（1）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2）明確日本方麵的和平條件，（3）會談要在絕密中進行。”
會談爭論的中心為：承認滿洲國問題、華北駐兵問題、對汪政府的處理問題。結果，未能得出結論。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中方最初主張由日中兩國保護，但日方反對。經向重慶請示的結果，建議改為對此問題暫不接觸，保持緘默態度。據說其原因是，即使不顧收複失地口號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以及共產黨的反對，也會由於國民黨內部東北係、西北係的堅決反對，將引起黨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國內大亂。
關於駐兵問題，重慶方麵雖承認將內蒙作為特殊化地區，但反對日本在華北駐兵，並稱此問題可改在恢複和平後再行協商，要求日軍提出撤兵計劃。但又提出，萬一中日兩國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部分撤兵，待恢複和平後再作協商。關於汪兆銘問題，由於中國國內反汪氣氛極為強烈，現在不能考慮與其合流，但由於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場，無論如何將作為國內問題研究予以妥善處理。
於是，日方於3月9日夜，提出停戰條件。以後雙方決定於1940年5月中旬舉行今井、鈴木與章友三、宋子良四人會談。今井大佐5月9日由南京出發時，曾向板垣總參謀長建議，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日本方麵即使作出一些讓步而促成談判，也未嚐不好。但結果反而明確說定：承認滿洲國是日本的絕對要求。
會談自13日21時起在九龍半島盡頭的九龍半島旅館234號室內舉行，中方主要由章友三發言，他說，”關於前次商定的‘備忘錄，在重慶成為問題的是承認滿洲國和駐兵問題。我想如將此等問題暫作懸案留在實現和平後再行商談，即使在汪兆銘政府的善後問題上有些困難，也不會成為決定性的障礙。華北駐兵問題，其目的雖在於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華北’字樣。現在先秘密進行，以後討論簽訂防共協定時再作處理。表麵雖如此，但實際上是嚴厲討伐共軍。不久的將來日本方麵也可了解其真相。總之，蔣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點望轉達日本首腦部。但蔣的意見不能進行高級會談。”
對此，今井大佐強調：”果然如此，即先行停戰。然後宣布防共親日，繼而進行和平談判。”並且一再提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舉行高級會談。今井大佐所以如此主張.，主要認為隻要能把堅持必須承認滿洲國的板垣總參謀長拉到與中國方麵會談席上來，板垣中將也必將改變認識而讓步。這是打開日本方麵難關的最後一招。對此，章友三說：”所謂高級會談，其實你現在就是同蔣介石會談，沒有比這更高級的了。請相信我們。要大人物出麵，也得到會談成功時才行，這是不能避免的事。”他認為在私下會談中尚未肯定日本的最後方案，召開高級會談是難以確定的。
在日本方麵，無人與宋相識，有關方麵對此人產生了懷疑。今井大佐18日由香港回到南京，立即將從門鎖的孔中拍攝的宋子良照片拿給汪政權的陳公博、周佛海等要人看，代為鑒定，周說象，陳說不象，依然不能確定。
當時，也有情報說此人是受戴笠寵信的藍衣社在香港地區負責人王新衡。但是，今井大佐期待通過這條路線與重慶進行直接聯係，因而決定不管是真是假，繼續與之談判。
爾後，根據中方提議，6月4日在澳門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談。在此以前，參謀本部第八課於5月16日擬訂”長沙會談準備要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幕僚並在板垣總參謀長的宿舍集會，研究在會談中采取如何態度誘導對方同意舉行高級會談。然而，板垣中將卻提起注意說：”在判明對方確有誠意前，須戒操之過急。”對此，深知中方意圖的今井大佐提出：”自交涉開始以來，考慮到對方一貫認為最大問題的所在是承認滿洲國問題，今後會談將此問題撤回如何？”今井大佐的意見是，即使中國方麵不承認滿洲國，滿洲國已是儼然存在的事實，對日本並無實際損害，隻是形式的問題，拘泥於此，隻能為結束事變造成更大的破壞。
然而，滿洲事變肇事者板垣中將說”蔣介石曾說過將滿洲委之於日本。現在又絮煩提出此問題，這隻能認為是下麵的工作，是否張群之流所為。中方如始終反對，此項工作則可停止。”表示對滿洲國問題至死不變的頑固態度。
自6月4日至6日，在澳門市郊一家空房的地下室，秉燭進行會談。
日方代表增加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並出示參謀總長閑院宮的委任狀。中國方麵出示有委員長蔣介石簽名的委任狀，在軍事委員會信箋上蓋有該委員會的大印和蔣中正的小印。
在委任狀上，宋子良卻用了宋子傑的名字，宋對使用別名作了解釋，日方對此未再追究。交涉的難關仍為滿洲國問題和駐兵問題，但在此次會上，中國方麵強烈要求在停戰前首先使汪兆銘出國或引退。然而，6日14時宋子良和張治平來到日方代表宿舍時，又有所變化。宋表示對此次交涉，因本人已下本錢，盡了很大努力，萬一不成將受到極大打擊，希望日方讓步。隨後提出：”希望今後的談判，留待蔣介石的代表（預定為張群）赴上海等地與汪兆銘會談，以解決汪的安排問題，然後再由蔣介石與板垣中將在重慶進行會談。”據此，今井大佐提議將順序顛倒，先由板垣中將赴長沙。但宋不同意。因而又提議進行板垣、蔣、汪三人會談。宋對此認為有可能，當即接受。6日20時30分進行最後一次會談，會上日方提議高級會談地點可選在上海、香港或澳門。對此，中方以蔣介石不可能出席為由，希望在重慶或長沙，因此決定今後各自征求國內意見再行確定。
今井大佐6月10日返回南京，向總司令部首腦匯報，當說到”蔣、汪、板垣三人會談”的提議時，板垣總參謀長率直表示親赴敵區的決心，當場表示同意。
正當此時，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連日大舉轟炸重慶，第11軍渡過漢水進逼宜昌。重慶市區被置於日本空軍轟炸之下，陳誠丟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等中央要職，親自奔赴宜昌戰場指揮防禦戰。重慶頓時流傳”日軍開始進攻重慶”的謠言。此外，從歐洲傳來英法聯軍肯定失敗的論調，國民黨內的親德派迅速抬頭，對日和平氣氛進一步高漲。
6月16日，自重慶回港的宋子良暗示重慶準備接受板垣、蔣、汪三人會談，但蔣認為有關三人會談及和平條件等問題，需事先取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意，目前尚不能作出確切答複。至20日得到回答。當日，鈴木中佐所報告的宋子良回答的內容如下：
一、可以接受板垣、蔣、汪會談。
二、準備提前於7月上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在大致可以肯定三者會談在7月中旬舉行，待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會期時再定會談準確時間。
三、地點定為長沙。
如日方同意，對水路或機場的使用決無阻礙，準備在會談前進行清掃或修理。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接到上述報告後，22日電告鈴木中佐，要求將會談地點從敵戰線內的長沙改為洞庭湖上。23日，今井大佐和影佐少將向周佛海傳達此項工作的內容。24日，板垣總參謀長訪問汪兆銘，敦促其參加三者會談，汪以善意對此表示愉快和讚成。
陸軍中央部接到上述香港來電報告後，為了實現停戰，省部首腦初步決定撤回過去日方的主張，全麵接受在澳門會談時重慶方麵的意見。為指導現地按省部決定行事，澤田參謀次長於6月24日急飛南京。
爾後，在香港繼續圍繞保障會談場所的安全等問題進行協商，直至7月22日夜方正式交換了如下的備忘錄。
備忘錄
下記日中代表關於進行停戰會談事宜，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之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8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中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印
代表宋士傑印
昭和15（1940）年7月23日
恰好7月18日滇緬公路被封鎖，援蔣物資的運輸被切斷，美國的通訊社駐重慶記者傳說，由於英國封鎖了滇緬公路，中國人中關於對日和平問題的議論急劇上升，一般認為戰爭將在六個月內結束，政府將還都南京。
這樣，在1940年6月中旬以後約一個月的期間，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刹那。在八年日中戰爭中，說蔣介石感到最嚴重的危機是宜昌失守之時，原因即在於此。中共察覺到日中進行和平談判的危機，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摘譯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中國事變陸軍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