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曾有過一段“兄弟”般友誼的關係密切時期，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事業的飛速發展也得到過蘇聯的幫助。不過在這一時期，蘇方宣傳“無私援助”時曾以居高臨下的不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還斤斤計較一些裝備費用並記下款務，在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的中國領導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滿。上世紀60 年代兩國反目後，欠款和還債成為中蘇關係的一項重大問題，在中國國內多年間還曾引出了“逼債”一類傳言。如今，在人們已經習慣了市場經濟並強調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形勢下，再回顧這段讓人感慨的曆史，仍可引發一些深層次的反思。
蘇聯以半價對華提供武器，留下13億美元軍火債
新中國從成立起便同蘇聯結盟，是由中蘇兩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特殊聯係所決定。從共產國際時代起，蘇聯便以國際主義為立國原則，出資援助他國共產黨，同時又伴以“老子黨”式的指手畫腳。這種兩重性體現在蘇共對中共的關係上，決定了中蘇兩國會走向結盟，又注定了後來隨著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而會出現關係破裂。剛剛建立的新中國百廢待興，購買武器缺少現匯。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中蘇雙方於1950年2月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宣布對華提供3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機器等物資。實際上內部議定這筆錢大部用於對蘇聯提供的海空裝備付款。
1950年10月，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抗美援朝，並派周恩來、林彪赴蘇聯洽商武器問題。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國參戰，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種武器。當時任翻譯的師哲回憶說：“我們和蘇聯談判時，隻談到軍火的數目，而沒有談軍火的價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對商品經濟很不熟悉。一向以辦事精細著稱的周恩來私下對師哲說：“我們接受蘇方的軍火，是作為他們對抗美援朝的貢獻而接收的。”長期在蘇聯生活過的師哲卻回答說：“他們辦具體事情的人不會同意我們不付錢的想法。”事後證明，並非是“辦具體事情的人”要同中國算賬，斯大林本人的態度也是如此。
中國入朝部隊出發前，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蘇方卻要將裝備折價算作對華貸款。1951年2月，周恩來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紮哈羅夫大將在北京簽訂了關於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貸款的協定，規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為界。此前訂貨以全價付款，此後以半價付款。對此，蘇方的解釋是援朝應“共同負擔”，兩國各出一半的錢。當時中國對朝鮮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無償的，蘇聯卻對武器款斤斤計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從美國得到的約 100億美元的租借物資，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償還了3億美元。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斯大林也曾無償提供過部分裝備，主要是為了彌補雙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態。此間蘇聯提供的陸軍裝備，幾乎全部是二次大戰用過的舊品。如蘇軍已裝備AK-47自動槍，對華隻提供波波沙—41衝鋒槍。蘇軍已逐步用 T-54坦克換裝，便把淘汰下來的3000餘輛T-34運到中國，許多車體上還留有對德作戰時的彈痕，隻是刷上一層新漆。蘇聯起初對華提供的七個師空軍裝備，有六個師配備米格-9這種1946年蘇聯研製出而感到不滿意的第一種噴氣式戰鬥機。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其無法同美軍F-84交鋒，更不能抗衡F- 86，為此同蘇聯顧問發生爭吵。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係，才於1951年5月兩次致電毛澤東致歉，並無償送給372架米格-15。中國接受蘇援第一批武器後，將三個師裝備無償轉交朝鮮人民軍，斯大林聞訊後為顯示其更高的風格，決定再無償對華援助二十個陸軍師的武器。1952年，蘇聯決定將60架伊爾-28 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這也是斯大林在世時唯一對新中國提供的現役新式裝備。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大部分裝備係有償（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人民幣，在當時折合13億美元。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占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解放軍掌握這些武器，對於迅速提高戰術技術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說：“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算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
赫魯曉夫幫助中國製造核彈導彈
中蘇關係破裂後的很長時間裏，國內曾出現一種傳說，即稱斯大林時期援華慷慨熱情，赫魯曉夫則扮演了撕毀援助合同和“逼債”的角色。其實，若是仔細研究曆史檔案和親曆者的回憶，在蘇聯曆屆領導人中，對華提供援助最多且質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魯曉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臨終前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這使蘇聯領導層出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同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其地位還不能同斯大林擔任的總書記相比，急需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據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記載， 1954年9月赫魯曉夫首次來華前主持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對華大幅增加援助作為禮物。伏羅希洛夫發言稱這是蘇聯經濟難以承受的，赫魯曉夫則說非如此不能使中國人感受到友誼。果然，在這次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慶典期間，赫魯曉夫改變了斯大林過去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廢除了中蘇關係中一些不平等約定，議定從旅順撤軍和交還基地。對於提供常規武器，蘇聯也改變了斯大林時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舊品的做法，改為提供現役新裝備樣品和生產技術。
1954年11月起，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米格—17樣品及全套資料，中國於 1956年仿製成功命名為殲-5殲擊機。1955年1月以後，蘇聯向中國轉交了AK-47自動槍、C-41半自動步槍、捷克加列夫輕機槍等技術資料，中國於翌年分別仿製成56式衝鋒槍(實際應稱自動步槍)、56式半自動步槍和56式輕機槍。蘇聯還提供了現役的T-54A坦克和各種火炮的樣品圖紙，中國仿造成功後命名為59式坦克和帶“5”字頭的各式火炮。中國軍工水平就此於50年代後期又實現了一次飛躍，在常規裝備領域已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赫魯曉夫時代對中國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幫助建造核彈、導彈生產企業和相應技術。1954年赫魯曉夫來華時，毛澤東曾提出過是否能在核彈、導彈技術方麵提供幫助，蘇方采取了婉拒態度。1956年東歐出現反對蘇聯控製的波蘭、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蘇共黨內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數中央主席團成員，卻未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同年7月上旬，赫魯曉夫派主席團委員米高揚來華介紹情況，希望中共中央對他表示支持。毛澤東連夜主持開會研究，中共中央最後決定為照顧中蘇關係，並考慮到赫魯曉夫是當時蘇共領導中比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開表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鑒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7月18日聶榮臻提出，應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蘇方反應空前迅速，7月20日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複。據前些年已經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記載，赫魯曉夫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
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的中國代表團訪蘇，赫魯曉夫在確認毛澤東同意訪蘇的消息後，同意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同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了六十一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在大會發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魯曉夫戰勝“反黨集團”，同時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從同年末開始，蘇聯開始履行協議，對華提供了P-2導彈作為中國導彈事業起步的最早樣品。翌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了所需核工業設備，並派出近千名專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及酒泉研製基地、新疆的核實驗場，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
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翌年6月赫魯曉夫通知中國“暫緩兩年”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造技術。1960年7月，蘇聯又撤回在中國核工業和軍工部門的專家，不再履行這一領域的協定，不過此前蘇聯的技術援助還是大大加快了中國“兩彈”事業的進程。中國能完成“兩彈一星”這一偉大事業，主要因素無疑是本國科技人員的努力和全國各部門團結奮鬥的結果，但蘇聯短時期的援助也畢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筆者同周恩來總理最後兩任軍事秘書周家鼎、王亞誌談到此事時，這兩位當年親自參與其事的老前輩都感歎說，雖然蘇聯中斷合同撤走專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廠，畢竟比我們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毛澤東為表示“爭氣”提前還債
中蘇關係惡化後，對蘇還債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議題上，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 1989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來到北京時，鄧小平曾向他深刻說明了過去中蘇矛盾“真正的實質問題在於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當年處於弱勢地位的中國對蘇欠款，蘇聯領導人乘機以恩人自居，這在兩黨出現嚴重分歧時無疑會使中方產生嚴重心理壓力，還債這一經濟行為便被上綱到“爭氣”和“反修” 的高度，並與國內經濟困難的起因聯係起來。
中蘇關係良好時，出現商貿拖欠這一經濟交往中的常見現象，並未引起雙方領導人的特別重視。1960年春夏之際中蘇雙方出現嚴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會議，重點討論“反修”問題。會議期間，傳來赫魯曉夫於7月16日突然通知撤回在華全部專家的消息，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會上有人說：“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在本國已經嚴重缺糧、缺副食的情況下，要“爭口氣”提前還債，確實顯示了一種自強和無畏的氣概。從同年10月起，毛澤東還帶頭不吃肉，以示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1965年中國提前還清了對蘇欠款，隨後又還清了國內公債，“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成為國內宣傳中自豪的話語。中國在國際債務中嚴守信用，此後多年間還成為國外願意對華大量投資的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看當年對蘇還債一事確實造成了長遠的良好影響，也顯示了中國人的誌氣。不過從與世界接軌長遠地發展經濟的角度看，當時的中國人受長期自然經濟的曆史局限，對如何引進外資以促進國內建設認識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對外援助時如何貫徹經濟上互利的原則也缺乏經驗，一些做法和說法並不合乎國家長遠的經濟利益。
（作者：徐焰馮興方摘自《揚子晚報》）
1。蘇聯在五，六十年代從來沒有逼過債。中宣部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編造出了許多所謂逼債的謊言。
2。蘇聯在五十年代的援華項目達數百項之多，奠定了中國工業體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