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革十年”真的是停滯的十年嗎。那在影視劇，小說文學，演繹，回憶錄中屢屢出現的，“癲狂而不可理喻”的種種現象真地在各個層麵，各個角落延續了整整十年，而國家教育、科技、經濟建設、乃至國防真的在“一聲春雷”之前幾近崩潰的邊緣嗎？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無需思索的。俯仰皆是，隨處可見，不斷被重複著的隻言片語形成了一堵牢不可破的意識壁壘。盡管微弱，但不同的聲音依然是可以聽到的，如果不是選擇性的失聰。如果你願意了解一下那“妖魔”般的十年所發生的，為後人所最為詬病的經濟建設概況，也許這篇轉貼的文章是個不錯的開始。。。盡管文章所引數據多源於“文革批判期”成文的官方、半官方文獻。
“文革”時期的經濟
一、“文革”時期毛澤東總的經濟戰略和政策
“文革”中，毛澤東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１０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麽地方加進去，請考慮。”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
“一月奪權”帶來全國混亂之後，毛澤東又做出了維護生產的具體部署，主要就是派軍隊進駐生產單位。二月，他批示要求進行“三支兩軍”。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都是為了保護生產和工作繼續進行。三月，他又兩次批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總之，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管製，迅速恢複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根據這些指示，人民解放軍迅速接管和進駐了全國的生產建設要害部門，使動亂得到一定程度的控製。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麵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工礦企業實現大聯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解散了跨行業、跨係統的群眾組織，使經濟領域的動亂走向緩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澤東批準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鬥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月底，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複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群眾全麵造反時代結束。１９６９年，全國工農業改變了前兩年的下降趨勢。
?
全國經濟形勢稍趨穩定後，毛澤東考慮把生產搞上去。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中國人太多了，經濟發展不相稱。”“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對此表現得比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時要冷靜，他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
?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經濟領域落實一係列政策，批判極左思潮，使國民經濟有了持續的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批準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使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局麵。
?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１１月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這一有力支持，在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開展了經濟領域的大規模整頓，國民經濟建設出現了好的形勢。
?
雖然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的否定，先是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後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但他並不允許像“文革”初期那樣衝擊經濟領域。經他批準，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離職守的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經濟政策方麵的問題，一律放到後期解決；把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製定措施。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鬥隊”。“文革”期間，在一些地區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問題上有過反複，但在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製問題和分配政策上，毛澤東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幹事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國家按同一價格收購糧食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建議“均貧富”，按窮隊、富隊以不同價格收購。毛澤東批示：“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裏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並沒有予以讚同。經過國務院派人調查研究，否定了這一建議。
?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主管農業的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農村經濟核算單位迅速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解決“貧富不均”。毛澤東仍然沒有明確表態，隻批示：“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轉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義》，《黨史通訊》1986年第10期。)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的建議，因大多數人反對，沒有推行。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隊，一直堅持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時期經濟總體評價
這十年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仍在進行，國家的經濟基礎（所有製）和運行機製（國務院、國家計委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製）沒有大的改變，“三五”、“四五”國民經濟計劃得到完成，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除1967、1968年兩年外，總體上還是有所發展，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壩水利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劉家峽水電站等等。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年平均增長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數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數增長了５２６.６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
從長遠戰略目標看，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後十年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因此，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製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複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誌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盡管有若幹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複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所以，說“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應當說：既遭受了巨大損失，也取得了一定發展。
?
關於人民生活水平，有幾個方麵值得注意：
?
（一） 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沒有得到較快的提高
?
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隻有381斤，低於1952年的395斤（這主要是從“備戰備荒”角度控製消費，這一時期糧食總產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穩固提高的）。到1978年，全國農村還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全國職工人均工資下降，隻在1971年底對少部分人提高過一次工資。住宅、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方麵也造成了嚴重欠賬。“文革”前經過三年經濟調整時期，城市居民供應的商品本來已經有不少取消了配給票證，“文革”時期又不得不恢複甚至增加。
?
造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文革”的動亂和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此外，還有些因素是應該考慮進去的。
?
1、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少，實際上反映了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人民節衣縮食、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
?
2、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因此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正如江澤民同誌最近所指出：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麵，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
?
3、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3期。)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將麵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
至於這一方麵的浪費和經濟效益損失，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效益損失，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曆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獲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裏得到補償。(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二）人民生活水平從某些方麵看有所改善
?
1、全國職工（含國有、集體）平均工資1966年為583元，1976年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國職工工資總額1966年為296億元，1976年為489億元，增長65%。充分體現了當時“低收入，多就業”的指導思想。從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
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1966年為2.98億人。其中城鎮職工（含國有、集體、城鎮個體）為0.535億人，農村為2.45億人。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17.9%，後者占82.1%，兩者之比約為2：10。
到1976年，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為3.88億人，比1966年增長30%，而城鎮職工人數為0.87億人，比1966年增長63%，農村為3億人，比1966年增長22%。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22.5%，後者占77.5%。兩者之比縮小到約3：10。如果考慮到1967—1979年全國有1647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及70年代農村人口中還增加了一部分隱性的社隊企業職工，這種比例差別會更小。
?
由於就業人口增加，具體到每個家庭，個人消費水平也相對提高。1966年全國農民和職工消費水平，1966年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農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職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5頁。其餘數字據《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版。)考慮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時期計劃生育失控，全國總人口增加較快，由1962年的6.7億增長到1973年的8.9億，平均遞增率為2.6%，是建國50年來最高的，因此“文革”時期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
（三）貧富差別問題
?
“文革”時期，人民生活差別、幹群經濟差別不大，一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貫徹。他常常抨擊特殊經濟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關於企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蹲點報告中，批示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引者注：指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末期，他在談到“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時說：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民主革命後，一部分黨員反對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一百年、一千年後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
在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影響下，對照批判蘇聯特權階層的“修正主義”現實（如日本人寫的揭露蘇聯特權階層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當時被大量印行），群眾中不少人認為這些經濟特權現象就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帶著“反官僚主義”的情緒積極參加“文革”進行造反。毫無疑問，“文革”並不是一場以消除幹群經濟差別為目的的運動，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澤東和一部分人身上確實可以找到試圖消除這種經濟差別的動機。因此，“文革”後期，從工農兵中提拔為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單位時的幾十元工資待遇，參加中央會議用餐、飲茶都要付錢、糧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群關係在經濟差別上相對比較緩和，在這方麵群眾怨言不多。
?
三、“文革”時期經濟的成就
（一）三線建設的成就
?
1963年製定“三五”計劃時，原本設想解決“吃穿用”問題。1964年8月，美國轟炸北越，使毛澤東和中央不得不把劃的重點轉到戰備問題上來，提出搞三線建設。同時，三線建設也是做兩手準備的，即戰備和改變內地落後工業交通布局。
?
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國在１３個省、自治區開展的三線建設，曆經三個五年計劃，共投入２０５０餘億元資金，幾百萬人力，安排幾千個建設項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員之廣，行動之快，在我國建設史上是空前的。
?
三線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基礎工業薄弱，交通落後，資源開發水平低下的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為基礎、國防科技為重點、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相配套、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後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２９２億元增加到１５４３億元，增長４．２８倍，約占當時全國的1/3。職工人數由３２５．６５萬增加到１１２９．５萬，增長２．４６倍。工業總產值由２５８億元增加到１２７０億元，增長３．９２倍。
?
在國防科技工業方麵，建立了雄厚的生產基礎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試驗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體係，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輕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先進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貴州、陝西的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體係。四川、陝西等地的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擁有從鈾礦開采提取、元件製造到核動力、核武器研製的核工業係統。貴州、陝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業基地建成的１２５個項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國生產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業基地建有９６個項目，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的研製基地，包括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建設的衛星地麵實驗站、在我國航天事業中發揮巨大作用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等。其他還有沿長江中上遊地區的船舶工業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補了我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國防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淨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超過一二線地區，大大改變了國防工業的布局狀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交通運輸方麵，先後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幹線和支線。從１９６５年起相繼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１０條幹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８０４６公裏，占全國同期新增裏數的５５％，使三線地區的鐵路占全國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貨物周轉量增長４倍多，占全國的1/3。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裏數２２.７８萬公裏，占全國同期的５５％。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後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麵，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１２４個。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等骨幹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係。１２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製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於１９６５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陝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陝西秦嶺火電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萬噸增加到２１２００萬噸，占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４７.９％；年發電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億度增加到６３５億度。到１９８４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萬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麵，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幹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９８４個，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屬企業９４５個，占全國總數的４１％，１０種有色金屬產量占全國的５０％。
?
三線建設還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給內地以後的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等過去是人煙稀少的荒山僻野，現在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鐵路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使長期不發達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湧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
?
由於對戰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的影響和“文革”錯誤路線的幹擾，三線建設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第一，在片麵強調戰備的要求下，建設規模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特別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內遷的大中項目達１０００多個，資金、設備、原料難以到位，一部分工程隻好中途下馬，還有些則長期不能投產，帶來了經濟損失。第二，進程過快、過急，有些項目未進行資源環境的調查和論證，就匆忙動工，造成了嚴重後果。第三，過分強調戰備需要，忽視經濟效益和長期生產要求。一些現代化工業企業遠離城市，按“靠山、分散、進洞”的原則建設在山溝裏，造成生產管理、協作十分不便。各個企業為了解決生活需要，都必須拿出資金建設“小而全”的商店、醫院、學校等封閉社會設施，造成重複浪費。第四，在“文革”的幹擾下，不惜代價地片麵追求政治目標，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管理製度，造成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盡管存在著這些問題，三線建設仍然是我國經濟建設史上空前的壯舉。首先，它為中國抵禦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爭威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在有的同誌認為：三線建設是“在一切情況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觀點規劃各項建設”，“違反了經濟建設的特定規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徐焰：《“革命加戰爭”還是和平與發展》，《百年潮》，1999年3期。)當時，在對戰爭估計的指導思想上確實存在著過於嚴重的偏差，但在美蘇激烈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斷擴大，蘇聯又發動對捷克斯洛伐克武裝入侵的60年代國際環境下，我們無法肯定地預料戰爭是否爆發和爆發的時間規模，有準備比無準備要好，準備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把國家的安危寄托在對敵人的估計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際形勢和來認識昨天。有材料證明，毛澤東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正在研究蘇聯衛國戰爭的教訓。即使在當今世界，鄧小平1990年就指出：“國際形勢的變化怎麽看？”“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1992年他更加明確地說：“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3，383頁。)事實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灣戰爭和末期的北約轟炸南聯盟，說明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尖銳存在。1991年1月26日，劉華清在國務院三線辦第八次成員會上就特別指出：建設三線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問題，過去就很清楚。當前看來，特別是從海灣戰爭爆發後來看，都證明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不能後悔。
?
其次，三線建設雖然是以戰備為中心，但客觀上初步改變了我國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長期的經濟意義（詳見前述）。
第三，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表現的艱苦奮鬥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
所以，江澤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總結性地說：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特別是海灣戰爭之後，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二）國防科技尖端技術的突破
?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了加速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部署。在以周恩來為首、十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指導下，有關各部門製訂了一係列計劃。二機部計劃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彈、導彈核武器的試驗，爭取在１９６８年進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到７０年代中期研製成功供地地戰略導彈使用的核彈頭；七機部擬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製出４種地地導彈，同時發展衛星運載火箭的計劃；六機部計劃在１９７２年研製成功第一艘中國核潛艇，下水試航；中國科學院提出，爭取１９７０年前後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準了上述計劃，將其納入國防科技“三五”計劃。
?
然而，“文革”的爆發，使大好形勢急轉直下，遠離城市的各個試驗基地也遭到了嚴重衝擊。
?
在嚴峻的形勢麵前，周恩來、聶榮臻等利用一切機會采取可能的措施，維持生產和試驗的正常進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來以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多次發出通知，要求維護科研、生產秩序。８月，聶榮臻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試驗基地不要搞“四大”，隨即中央軍委發出了試驗基地進行正麵教育的通知。當動亂進一步蔓延時，周恩來、聶榮臻先後建議並請毛澤東直接簽發了許多重要文件和電報，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發給二機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軍委根據葉劍英的建議，發布“特別公函”，嚴令研製氫彈的任務必須保證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劉華清的建議，又一次發出“特別公函”，推動核潛艇的研製。在這些措施的保護下，加上廣大國防科研人員在困難條件中的堅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務仍然在艱難之中得到了進展。
?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完全成功，標誌著中國氫彈技術的突破。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隻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采用轟６型飛機投擲方式，爆炸威力為３３０萬噸ＴＮＴ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製造技術的國家，標誌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
研製人造地球衛星，從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國科學院已經做了許多理論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進行衛星研製的技術基礎基本具備，國防科委提出了開展衛星研製工作的報告，獲得中央批準。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由於運載火箭的研製受到“文革”的影響，未能按期完成，本來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進行的發射人造衛星計劃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兩級火箭飛行試驗成功，３月，中央批準衛星及運載火箭運往酒泉發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裏，最遠點2384公裏，軌道平麵與地球赤道平麵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周為114分鍾，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
導彈核潛艇的研製，從１９５８年開始列入計劃。由於三年經濟困難，１９６３年中央專委決定暫時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國家計劃，開始研製，分為研製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兩步走。１９６７年魚雷核潛艇工程總體方案被國防科委審定通過，先後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各部門、省市、軍區領導機構，建成了魚雷、水聲、潛地導彈三個試驗場。１９７０年４月，研製核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７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係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結構證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國防科技工業經曆了兩次整頓。1971年9月起，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指定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裏協助他領導國防科技工業。他們圍繞恢複科研、生產秩序，重點抓了加強組織領導、調整計劃、整頓質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調整管理體製等５個方麵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夥控製權力時成立的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和其下的各組，成立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領導二至七機部的工作。經過兩年多的整頓，國防科研和生產的形勢有了好轉。
?
但是，江青一夥利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又試圖衝擊國防科技工業。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在全麵整頓中，對國防科技工業進行了第二次整頓。劉西堯、李成芳等人分別出任二、五、六、七機部部長，張愛萍任國防科委主任，他們堅決貫徹了鄧小平的整頓指示，帶領工作組下到科研、生產基層，批判派性，落實政策，組織攻關力量。５月和６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批發了關於導彈核武器研製規劃和解決七機部問題的報告，促使國防科技工業的形勢進一步好轉。１９７５年下半年，連續發射成功了３顆人造衛星，被人們稱之為“三星高照”。
?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後，新的目標是發射返回式衛星。當時世界上隻有蘇聯和美國掌握了這項高難度回收技術。經過整頓，科技人員集中力量，先後攻克了5大技術難關。1975年8月，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裝配、測試完成，運往發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在甘肅酒泉發射場成功發射，準確入軌。繞地球運行47圈後，於28日11時安全降落在四川預定地區。中國衛星發射技術實現了第二個飛躍。
?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麵重大突破的一個裏程碑階段，先後製成和試驗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第一顆氫彈、第一艘核潛艇、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這些成就是從５０年代起中國領導人和廣大科研技術人員經過不懈的開創和連續科學技術攻關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們在“文革”困難政治環境下的可貴努力，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9頁。)
（三）石油、電子工業的發展?
“文革”時期，石油工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從60年代起，我國已陸續勘探和開發出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準備投入全麵生產。“文革”初期的動亂嚴重幹擾了繼續建設的進程，使工交企業一度出現了供油緊張狀況。進入70年代，由於戰備，國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產，在周恩來、李先念、餘秋裏、康世恩等領導人的堅持和支持下，石油工業進行了整頓，很快得到恢複和發展。1970年，大慶油田進行了開發調整，重新進入軌道，到1973年，原油產量比1970年增長50%以上。同時，又開始加強對勝利、大港等油田的開發。勝利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投入開發的134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1946萬噸，成為全國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開發了8個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萬噸，提高到1978年的300萬噸，增長25倍以上。克拉瑪依油田從1970年到1976年先後開發了15個新區塊，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7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353萬噸，提高近兩倍。吉林扶餘油田1972年建設工程完工後，原油產量達到126.3萬噸。同時開發了三個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產量達到185.07萬噸。從1966年到1978年，勝利、大港、克拉瑪依、吉林四個油田的年產量從276.1萬噸提高到2783.67萬噸，增長了9倍多。
?
這一時期，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石油工業部先後在四川、江漢、陝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此後，又開展了遼河和任丘油田的會戰，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會戰是1965年開始的，“文革”初期中斷，1971年起恢複勘探，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氣田和輸氣管道建設。從1966年到1978年，共獲得氣田30個、油田2個，天然氣產量由1965年的8.9億立方米增長到1978年的60.8億立方米。1969年，周恩來確定康世恩負責籌劃湖北江漢石油會戰，到1972年，共發現6個油田、1個氣田和一批含油構造，建成了100萬噸的原油年產能力和配套的荊門煉油廠。到1978年，已建成8個油田、原油產量達到105.6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11萬立方米。1970年，國務院批準由蘭州軍區組成指揮部，開展陝甘寧石油勘探會戰，到1975年形成長慶油田，轉入開發建設，到1978年年產原油能力達到122萬噸。同年，石油工業部抽調隊伍進行遼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個油田，其中9個投入開發，原油年產量達355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5億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開始石油會戰，到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1224萬噸，成為70年代中國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從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一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成為世界第8位產油大國。這一時期國外化工成套設備的大規模引進，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於“文革”中“左”傾思潮、長官意誌的影響，石油工業建設中也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如四川天然氣出川工程沒有經過充分論證，提出過早，造成了浪費和損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文革”時期，電子工業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文革”初間，電子工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到嚴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產值連續下降，片麵強調戰備打亂了協作體係。促進電子工業發展的因素，是其戰略和高科技地位越來越在世界上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領導層的注目。在1970年製定“四五”計劃總體方針時，寫進了“加快發展電子工業”的內容。由於廣大幹部群眾的努力，電子工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衛星通信設備和技術的研製開發獲得進展，建立了多個衛星通信地麵站；收音機、錄音機等基本實現半導體化，中國電子產品已基本過渡到半導體化的技術階段；７０年代初，隨著三線建設的恢複，地方電子工業得到第二次大發展，全國地方企業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個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電子工業，建成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內地後方基地。
?
（四）地方“五小”工業的崛起
?
在“文革”前，隨著三線建設的開展，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已經有了興起的趨勢。但由於動亂而未能發展。中共九大召開以後，為了實現毛澤東於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也為了適應戰備需要，國家對地方“五小”工業進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國計劃會議強調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業，形成為農業服務的小而全工業體係。從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億元扶植地方“五小”工業，並製訂了一係列優惠政策。中央財政預算之外的投資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萬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億元。正在進行的大規模企業管理權下放運動，使地方獲得了較多的自主權，提高了地方建設的積極性。下放到地方的機關幹部、科研人員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給農村地區帶來了科技文化知識和經濟信息。於是，地方“五小”工業蓬勃發展起來。僅１９７０年全國就有近３００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９０％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２０多個省、市、區建起手扶拖拉機廠、動力機械廠和農機具製造廠。與上年相比，地方小鋼鐵工業的煉鋼能力增長１.５倍，生鐵產量增長１.８倍，小化肥廠生產的氮肥、合成氨增長６０－７０％，小水泥廠、小化肥廠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４０％，以小煤窯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７０％。?
這些地方“五小”工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大促進了農業機械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五小”工業的鋼、原煤、水泥、化肥年產量分別占全國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全國小化肥廠有１３００多個，合成氨產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１８倍，使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４倍多。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１億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長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機、機動脫粒機分別增長了４５倍和２３倍，過去農村沒有的機動水稻插秧機、收割機、飼料粉碎機分別擁有３.２萬部、１７萬部、９４萬部，電動碾米機、軋花機、榨油機比１９６４年分別增長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
但是，“五小”工業上得過猛、過多，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其一，確定項目和選址沒有進行論證，缺乏規劃，一哄而起。片麵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許多小工業原料沒有來源，產品沒有銷路。其二，片麵強調土法上馬，因陋就簡，又用“大批判”開路，結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質量差。其三，新增職工過多，采取“人海”戰術。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僅縣辦工業就新增職工２４００萬人，占全國新增數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來指出了這些問題，要求進行整頓。他說：“搞五小工業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設備的保證。沒有原料也搞，同大廠爭原料，變成自由發展了。整頓的方針要寫清楚。發展五小工業要有個範圍，要對農業有利，破壞計劃的無論如何不能搞。”(《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頁。)
(五)“四三方案”和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
?
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兩國關係緊張後，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會製造，要向別國學。甚至說：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毛澤東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1964年1月7日。)但是，由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的持續封鎖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這個設想一直未能實施。
?
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麵臨著新的一輪經濟危機，蘇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活動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抵製，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經濟體係逐漸趨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往來。１９７３年，長達２８年的以美元為中心國際貨幣體係崩潰。另一方麵，隨著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打破了國際敵對勢力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政治封鎖。中國國內在林彪事件以後，開始批判和糾正部分的“文革”“左”傾錯誤。這些都為中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澤東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準備抓住這個契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麵。他對尼克鬆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95頁。)從而批判了“文革”中對外貿易領域的錯誤做法。在中美上海公報中，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
?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與李先念、餘秋裏及相繼複出的陳雲、鄧小平等人，積極推行了毛澤東打開對外經濟工作局麵的決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據周恩來指示，李先念聽取了餘秋裏召集國家計委及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後的匯報，決定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要，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我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４套、化肥設備２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４億美元。２月５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立即圈閱批準了這個報告。
?
隨後，周恩來等人以此為突破口，將對外引進交流規模進一步擴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議從國外進口一米七大型鋼板軋機，這是國內鋼鐵工業長期以來急需的設備，因“文革”的衝擊使試製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團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撓進口，嚴重影響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這時，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８月２１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準。１１月７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６億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在批準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３３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並考慮，準備采取一個更大規模的引進計劃。
?
在１９７２年引進一係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４３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纖、３套石油化工、１０個烷基苯工廠、４３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50年代的１５６項引進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打破“文革”時期經濟貿易領域被封鎖局麵的一個重大步驟。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５１.４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２６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２００億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個項目全部投產。其中投資額在１０億元以上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一期工程、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等。這些項目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對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
“四三方案”的批準實施，帶動了對外引進工作的全麵開展。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在國務院領導人的積極努力下，又果斷地進行了開拓整個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麵的部署。從１９７２年起，我國的外貿、金融及與之有關的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建國以來對外引進技術設備、開展經濟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方麵，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項目外，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國家計委成立了進口技術設備領導小組，負責審查進口設備和綜合平衡及長期計劃銜接工作，還組織有關部委派出多個考察小組，到國外考察檢查進口設備。同時，在國內恢複舉辦先進科技國家的技術貿易展覽會，學習吸取國外先進技術。
?
60年代後期，為了適應外貿和遠洋運輸的需要，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人頂住“四人幫”的攻擊，利用造船、買船、租船等多種方式，建立了一批遠洋船隊，同時，建設了一批萬噸級船台和船塢。70年代累計建造萬噸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萬噸，最大為5萬噸級油船，從此基本建成了中國船舶工業的使用和建造體係。?
在製定研究利用外資的戰略指導思想方麵，周恩來等人頂住江青集團的壓力，進行了艱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協助周恩來研究指導外貿工作的陳雲發揮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陳雲在與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現在我們外貿主要麵向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領我們應占的位置”。針對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他提出要恢複外貿金融研究機構，認真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資料，並親自擬定了了解世界經濟狀況的１０個重要問題。根據他的這一思想和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１９７３年籌措到外匯資金１０億多元，支持了對外引進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國際貨幣動蕩時機，陳雲又向李先念建議，適時地購進６００噸黃金，增加了我國的黃金儲備。
?
在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麵，陳雲大膽地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他說：“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隻是消極回避。”根據這一思想，外貿部門在購買國內需要物資時，靈活運用期貨手段，積極參與國外交易市場活動，在完成購買任務的同時，為國家賺取了外匯。
?
在恢複建立國內出口生產基地、擴大出口貿易方麵，按照周恩來製定的“外貿要立足於國內，要把生產、使用和科研結合起來，推動國內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李先念等人積極恢複了“文革”初期遭到嚴重破壞的出口生產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關會議上指出：把出口工藝美術品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生產，不采購，使出口額顯著下降，這種狀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針對有人攻擊外貿工作“崇洋媚外”，認為出口商品提價是“幫助外國商人剝削各國人民”的謬論，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嚴厲批評說：這麽說的人，硬是想要我們吃大虧，外國資本家賺大錢。在他和周恩來部署下，工藝美術品、農產品等出口生產基地得到了較快恢複。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在北京開幕，曆時４個多月。為了擴大加工出口，外貿部門利用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較低，而國內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較強的時機，進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後出口，既解決了國內的棉布緊缺，又賺取了外匯，同時還使國內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卻認為，這樣做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雲經過調查研究後，堅決地指出：“我們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同時，他還考慮到在整個外貿進出口安排上，都應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如進口化肥和設備，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肉類，“要長期搞，這樣搞是合理的。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24頁。)?
這一時期，周恩來開始注意台灣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見廣交會代表時，詢問了台灣產品加工出口情況，說：為什麽台灣能搞，我們搞不了？我們這樣偉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灣多十億，值不得驕傲。
?
１９７３年６月29日他接見美國銀行家洛克菲勒時說：通過兩國銀行來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這是一個有效的渠道。我們過去不會運用銀行。……我很直率地說，這一點我們還趕不上台灣的嚴家淦。他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台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台灣的貿易額就大了。(《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頁。)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會談時，再次表示讚許台灣省吸引外資帶著原料去建廠，利用台灣的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後把商品回銷外國的做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頁。)
?
由於“文革”，周恩來建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和來料加工的設想不可能付諸實踐。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對後來的中國經濟開放產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
在周恩來、李先念、陳雲等人的領導和鬥爭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１９７３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１０９.７６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億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１４５.７億，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１９７３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５８.２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億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６９.５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麵，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為我國80年代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麵，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
?
（六）農田基本建設和社隊企業的發展
?
“文革”前期，農村經濟建設也受到了嚴重幹擾。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當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存在的“分光吃盡”，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分配不兌現，及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現象，強調指出：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積累, 公共積累不要一下子增加過多，要使農民在增加生產基礎上增加個人收入；口糧分配要做到有利於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積極性；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學習大寨的勞動管理方法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生搬硬套。還提出：要注意農業的全麵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
從１９７２年起，《人民日報》根據這一精神，發表了多篇落實農村政策的社論和文章。
?
經過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努力，從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國農村廣大幹部群眾開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取得了一係列重要成就。在興修水庫，引水治河，改善農田條件方麵，長江中下遊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績，興建了荊江漢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庫，灌溉麵積達１.５億畝；全麵治理黃河取得重要進展，扭轉了黃河曆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險惡局麵，灌溉麵積達８００萬畝，１９７１年黃河流域糧、棉產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別增長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績顯著，共開挖１１條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庫、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庫，灌溉麵積相當於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係，修堤４３００公裏，疏浚２７０條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庫、１５００座小水庫，萬畝以上灌區２７１處，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規模治理遼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庫２２０座，灌溉麵積由６３萬畝增加到１１００萬畝。此外，這一時期各地先後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還有：豫、皖、蘇三省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龍港地區防洪排澇主要工程，京郊治澇工程三條主河道通水工程，寶雞峽引渭灌溉骨幹工程，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 江蘇淮安水利樞紐工程,丹江渠道主體工程,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黑龍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等。在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方麵，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１９７７年我國農田灌溉麵積達７００００萬畝，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萬畝增長４１％，平均年增長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國機電排灌麵積達４３１６７萬畝，各種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達４２８９千瓦，分別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萬畝、６６７萬千瓦增長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長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國機井數達１８１.７５萬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萬眼增長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長２５％。(水利電力部編：《中國家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
農田水利和排灌機械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以全國受災麵積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５年相比較，成災麵積占受災麵積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災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災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提要》第74頁。)
?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學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開始在全國大麵積推廣，一般能提高產量20%。這項技術成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第一個農業專利，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
農田水利、農業機械、農用化肥和農村用電等條件的改善，使我國的糧食生產和農業總產值基本保持了穩定增長。70年代前期，全國農業總產值持續增長，其中隻有１９７２年由於遭受１９６２年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餘各年與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長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長４ .２％。１９７３年增長８.３％，１９７４年增長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長３.１％。１９７５年糧食產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億斤，增長５７.１％。全國人均糧食產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長到６１５.７億斤。?
這一時期，農村社隊工業（主要指農村公社以下的集體工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7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環境開始發生有利於社隊工業崛起的變化。一方麵，農村人口的持續增長，使一些農村地區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農業勞動力出現多餘，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麵，國家號召實現農業機械化，但又拿不出較多的資金予以扶植，而國有大中企業由於“文革”動亂效益始終不高，不能滿足社會市場需要。於是，因地製宜，不需國家投資的社隊集體工業抓住機遇，以毛澤東１９６６年提出的“五七指示”中“亦工亦農”的設想為理論依據，自己走出一條路，得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發展。１９７０年，北方農業會議提出，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他企業，這一指導方針給單純靠種植農作物養活自己的各地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蘇、浙江、廣東等曆史上有傳統手工業的省份首先行動起來，紛紛創辦各種規模的農具、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工業。幾年中，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以江蘇省為例，社隊工業總產值１９７５年已達２２.４４億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億元增長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長２０％以上。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莫遠人主編：《江蘇鄉鎮工業發展史》，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頁。)這些社隊工業的特點是：圍繞農業辦工業，工業為農業服務；為城市工業加工服務；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適應了當時農村較低的生產力狀況，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發展社隊工業也被指責為“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牆角”。一些社隊工業因此而夭折，但在廣大農村社員幹部的抵製下，多數仍頑強地生存下來，並取得了較大的發展。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浙江省永康縣人民銀行幹部周長庚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改變１９６２年中央關於公社工作60條中社隊“一般不辦企業”的規定，積極發展農村工業，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尋找出路。毛澤東和鄧小平先後作了批示，印發中央有關部門和北方農業會議，引起了重視。(吳增地：《周長庚致信毛澤東主席的前因後果》，《當代農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對社隊工業予以明確的肯定和積極的支持，指出其發展方向主要是為農業和人民生活服務，有條件時也要為大工業、出口服務。要求各級領導采取積極措施，加以扶植。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紅旗》雜誌發表江蘇無錫縣發展社隊工業的調查報告，指出社隊工業“對於發展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有著很大的作用”。《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調查報告《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和評論文章。此後，社隊工業得到了更快的發展。?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全國社辦工業產值由５.３億元增長到１２３.９億元，在全國工業產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中國統計年鑒(1983)》，〖WM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頁。〗社隊工業的發展為農業機械化、農田水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縣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用於農業機械化的２５００萬元投資中，社隊工業提供的資金占８７.５％。社隊工業還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使農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事實證明，這一時期農村社隊工業的蓬勃興起，起到了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作用，也為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