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作者：黎陽 2007．12．21． 一．準戰爭年代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一邊倒” 六．曆史性分水嶺——抗美援朝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中蘇分裂 八．最偉大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九．高手過招 十．陽謀的副產品——猴與豬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附錄一．數學：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附錄二．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準戰爭年代 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 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台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上海保衛戰（1950） ：製止台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製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台灣，奠定中國收複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台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製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台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堪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氣氛、準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這個曆史實際。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曆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曆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隻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隻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麽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麽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麽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麽多那麽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隻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隻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 實際呢？ 據《蔣經國自述》，斯大林當麵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麽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斯大林回答說：“當然！” 斯大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斯大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 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麵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隻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麽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鍾”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麽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 蔣介石顯然沒聽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麽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 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產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隻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麵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塔協議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蘇聯真這麽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麽向美國“一邊倒”能阻止得了嗎？ 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占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麵。二次大戰中隻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持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隻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州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隻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卷入戰爭。 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 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曆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隻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隻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 而蔣介石的帳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布不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隻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隻是為了顯得不那麽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隻知算小帳，不知算大帳。 蔣介石隻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曆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灶、就地取材培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擺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隻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凶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持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雅爾塔協議”，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裏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 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隻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的曆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扭轉了曆史進程。 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隻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 如果當時中共一切乖乖聽蘇聯的，那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毛澤東被纏在重慶沒完沒了地扯皮，整個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結果上而無所作為。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從容不迫調兵遣將對付中共。蘇聯趁美蔣與中共鬥得不可開交之際從容不迫在東北扶植“百分之百”聽命於蘇聯的親蘇勢力。（前蘇聯將軍、1945—1946年奉天[沈陽]警備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將軍在回憶錄中說：“1946年3月9日，我們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權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給中國人。這個命令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達奉天的Р•Я•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我的談話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為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而3月9日，我們就突然接到緊急撤離奉天的命令，警備司令部全體人員撤往哈爾濱。”——注意這句話：“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可見蘇軍原來的確打算要在東北長期呆下去。）如果當真如此，那等美蔣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蘇聯在東北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的條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蘇聯並沒有違約支援中共，隻是乘美蔣忙著對付中共的時候做了一點“群眾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權不都有類似的經曆嗎？ 然而美蔣蘇三家的如意算盤全被毛澤東打了個稀爛。毛澤東來了個“針鋒相對”：“打的隻管打，談的隻管談”，“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蘇聯態度如何，毛澤東自有主張：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大舉進軍東北，戰略上搶到了先機——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8月11日朱德即下令進軍東北；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裝即抵達東北，抓住了蘇聯最高層對中共如此迅速進入東北毫無思想準備、來不及下達明確指示而導致蘇軍中下層官兵自行其是的機會，於8月31日占領山海關，9月5日進駐沈陽——這一下就使美蔣蘇三方把中共排除在東北之外“就地解決”的戰略計劃完全破產，各方馬上全亂了套，各種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勢頓時改觀：蔣介石認定蘇聯違約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於是不顧一切請美軍直接出動。美軍也什麽都顧不得了，於中共軍隊進駐沈陽後不到兩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島登陸，緊接著於9月30日在天津登陸，10月1日在秦皇島登陸。美軍同時大規模為國民黨軍隊運送軍隊，親自出馬打通、搶修通往東北的交通線。美國大兵步步緊逼，美蘇間“蘇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隨之破滅。蘇聯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帶來的威脅，迫不及待急於反擊。但“遠水不解近渴”，於是蘇聯不得不放棄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蔣、在東北‘就地取材’培植親蘇勢力、把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念頭，對“不請自來”的中共從排斥轉為默認——蘇聯最高層對中共的態度在美軍登陸前後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毛澤東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利用美蘇矛盾，逼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這就不動聲色堵死了蘇聯在東北培植“第二個外蒙古”力量的機會。毛澤東就這樣未雨綢繆，連打帶消，不知不覺間便一舉消除了嚴重威脅中華民族民族利益的這一大隱患。 蘇聯對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張，是因為美軍突然登陸。美軍之所以突然登陸，是因為蔣介石為爭奪東北迫不及待。蔣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搶先進了東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能搶先進入東北，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與東北近在咫尺，而蔣介石的部隊全遠在西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與東北近在咫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持敵後抗戰，在華北、山東、內蒙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能建立並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因為中共的作戰目標是長期抗戰，是消耗敵人，打的是人民戰爭，沒有外援也能堅持下去。蔣介石的軍隊之所以全遠在西南，一是蔣介石的部隊在敵後呆不下去，二是因為蔣介石的作戰目標是打通對外交通線第一。打通對外交通線，是為了取得美援——說到底作戰目標是撈錢第一。結果：進入東北時中共軍隊近水樓台，蔣介石軍隊望塵莫及，不得不求美國直接插手，引起美蘇間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讓毛澤東抓住了曆史的機遇。 毛澤東之所以能抓住這曆史機遇，除了手急眼快、當機立斷之外更多的是靠了無數先前做的紮紮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建黨、建軍、人民戰爭、持久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敵後抗日根據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時此地都得到了回報。許多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互不相幹的東西，實際卻是環環相扣、因果關係嚴密的統一體。——毛澤東能抓住這曆史機遇看似偶然，實際包含著必然。沒有基礎，抓不住機遇。要抓機遇，先打好基礎。 今天為台灣而焦慮的中國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國差一點就丟掉東北和新疆嗎？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還要失去東北、新疆、國土被美蘇兩強分別駐軍占領、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會是個什麽樣嗎？對沒有發生的事雖然難有切膚之痛，但隻要知道這種情況差一點就發生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令人震驚的了。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全虧了毛澤東在刻不容緩的千鈞一發之際當機立斷巧妙利用了美蔣蘇的矛盾扭轉了乾坤，又曆經三年的血戰才使中國避免了這一命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失敗是因為毛澤東的中共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純粹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的無能而編造出來的拙劣借口。蘇聯瞞著毛澤東跟蔣介石做了交易，一點風聲都不漏，明擺著要給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而後又是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又是讓毛澤東交出武裝，說蘇聯支持蔣介石還差不多。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最理想的結果不是中共統一中國，而是國共劃江而治，再來一次“南北朝”——這樣既能防止美軍出現在中蘇邊境又能防止將來中國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如果中共真是靠蘇聯支持才能打贏，那蘇聯隻要在中共打到長江邊時切斷對中共的供應就行了。實際呢？蘇聯隻能“勸說”，聽不聽全在中共。這足以證明蘇聯控製不了中共，毛澤東保持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把解放戰爭說成“國共內戰”不正確。這實際是一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抵抗把中國當冷戰犧牲品的第一仗。 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而是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澤東時代先聲奪人，還沒開始就已經先消除了一場不亞於“九．一八事變”的民族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一邊倒”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1949年，中國是什麽狀況？ ——百年積弱的農業古國，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蹂躪之餘又經曆了一場明為國共內戰、實為抗擊美蘇冷戰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實在在已經國窮民貧、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西北、西南、東南戰事正酣。國內尚有大量土匪、殘敵在大肆破壞搗亂。 ——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80%。農業靠天吃飯，靠人力畜力，靠鐵鍁木犁，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力低下而不穩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鬧災，全國年年都有地區不是旱就是澇。 ——工業殘破不全，不成體係，重工業不值一提。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工業、交通、通訊等方麵實際處於原始狀態。一切關鍵都得靠進口：設備靠進口，原材料靠進口，石油靠進口，武器靠進口，汽車飛機靠進口，橡膠靠進口，醫藥靠進口……連造罐頭的馬口鐵都得靠進口。 ——僅有的黃金外匯全被蔣介石運走了。能創匯的隻有為數不多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原料礦產。有限的歐美海外市場大都掌握在當時親蔣親台的人的手裏。“來料加工”、“勞務輸出”等創匯方式更無從談起。文盲占總人口77%、被赫魯曉夫形容為“一堆肉”的中國，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海外市場，有的隻是國民黨留下的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上街買菜得用麻袋裝鈔票。 ——西方國家和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封鎖禁運已經開始。《美國1949年出口管製法》規定：“那些有助於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1949年11月22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 “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新中國剛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管製”，禁止向中國輸送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 1949年的中國，地麵是共產黨的，天空和海洋是國民黨的。國民黨空軍隨時隨地肆意轟炸大陸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了北京。上海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解放到１９５０年２月，先後遭到國民黨空軍２６次空襲。剛進北京時毛澤東為什麽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開國大典為什麽定在下午三時而不是後來慣例的上午十時？——防空。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永字號炮艦在天津口外炮擊英屬埃及貨輪，由此開始實施持續長達六年的對大陸港口的全麵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誰“閉關鎖國”？誰“封閉半封閉”？誰“拒絕對外開放”？） 1949年的中國盡管已經極度虛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蘇冷戰的夾縫中立即作出明確選擇：向美國“一邊倒”，向蘇聯“一邊倒”，還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國尚未解決前麵所述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因此，1949年夾在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免不了要付代價：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 毛澤東的選擇是：向蘇聯“一邊倒”。理由很簡單：這是當時條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華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選擇。 向美國“一邊倒”絕對行不通：這是當第二個蔣介石，而且結果絕不會比蔣介石更好：蘇聯為了確保中國方向的戰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識形態關係。斯大林已經懷疑中國是又一個“南斯拉夫”——也就是說，隻要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馬上就會撕破臉皮，象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公開把中共當敵人對待。而美國即便有援助，也決不會比援蔣更積極——想想美國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在美國龐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遊說力量就夠了。實際當時美國與其說試探著和中共拉關係，不如說是故作姿態企圖加深蘇聯的猜疑：美國國務院一麵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跟中共當局接觸，一麵不批準他前往北京，什麽實際行動都不幹，最後一走了之。就這麽個姿態就讓某些人喋喋不休說美國並非想跟中共對立，全是毛澤東的“一邊倒”斷送了機會，害了中國等等等等。這些人不希望中共長腦子長記性長心眼，毛澤東卻對美國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幾年前剛剛跟蔣介石合作上演過一邊“調解”一邊運兵殺共產黨的雙簧，直到當時也一刻沒有停止過援蔣反共的實際行動。現在故作姿態，無非是緩兵計加離間計，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產黨員時刻聽從美國召喚”的味道，被人家殺著頭還願意賠笑臉、三鞠躬、“一邊倒”。如果中共想當宋江，急著受招安忙著跟美國眉來眼去，結果必定是蘇聯翻臉，美國先坐山觀虎鬥，然後出來收拾殘局，跟蘇聯再做一次交易，合夥肢解中國——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國是那樣虛弱，那樣內外交困，抵擋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兩麵夾攻嗎？即便抵擋得了，代價呢？ “不偏不倚”同樣行不通。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而在1949年的具體情況下向蘇聯“一邊倒”則不同。對蘇聯而言，中國向美國“一邊倒”是“致命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是“嚴重的威脅”而不是“致命的威脅”。威脅的程度不同，反擊的力度也不同。蘇聯的冷戰需要是中蘇邊境方向不受美軍威脅。中國的民族利益是把兩個超級大國最終都趕出去。在“把美軍趕走”這一點上，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不矛盾。隻要新中國沒有向蘇聯出讓主權，隻要沒有新的蘇軍進入中國，那來自蘇聯方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威脅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戰形勢是美國包圍蘇聯，蘇聯處於守勢，對中國向自己“一邊倒”喜出望外，不願也來不及做危及這個大局的傷害中國的事。這就使中國解除了最大的後顧之憂，要麵對的隻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封鎖。這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比被兩個超級大國肢解那樣的命運無疑小得多。“兩害相衡取其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共的態度從來都是國家利益第一，從來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實際也一樣：講意識形態，但更講民族利益，否則不會堅持獨立自主。盡管蘇聯在毛澤東打天下的過程中搗了不少亂，盡管蘇聯與中國有那麽多的曆史恩怨，但毛澤東堅持了一個原則：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超越個人恩怨，決不感情用事。 毛澤東的“一邊倒”並不是無原則地一切都賴在蘇聯身上，使中國離不開蘇聯，而是堅持獨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就讓美軍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讓美國軍艦長驅直入中國長江內河。麵對美蔣的海空封鎖，毛澤東幾乎從零開始，現建空軍，現建海軍，現學現用，現用現打，非不得已不求於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衛戰：1950年2月，蔣軍飛機炸毀上海發電廠，上海市電力供應下降97%，整個城市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同意請蘇聯暫時出兵相助，但為期僅僅幾個月——1950年2月6日蔣軍大轟炸。３月２０日蘇聯巴基斯基空軍中將率防空集團驅逐機團到達上海擔任守衛。６月１９日中國空軍第四混成旅到達上海。８月１日華東軍區空軍正式成立。９月３日，陸軍出身的華東軍區空軍司令聶鳳智向陳毅報告，他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便學會了全部空戰指揮課程，開始接手蘇軍指揮防務，蘇軍開始撤退回國。１０月１７日，中國空軍接收了蘇軍飛機裝備。１０月１９日，空４旅正式擔負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戰任務——全過程一共7個月。 用一個月的時間學會空戰指揮並投入實戰——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1950年的速度。中國的海防空防就是這樣從無到有爭分奪秒建立起來的。美蔣對中國大陸的封鎖就是被這樣的軍隊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島戰役。解放軍陸軍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上海、長江口、浙江及東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萬山群島戰役。解放軍海軍第一次參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廣州、珠江口、廣東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島戰役。韓先楚指揮解放軍陸軍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一舉占領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使中國避免了第二個台灣，獲得了收複南海諸島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國被迫將主要兵力用於抗美援朝。戰爭一結束，中國立即揮兵東南，重新開始因抗美援朝而推遲的打破美蔣封鎖的戰爭。 ——1954年：解放軍與台灣國民黨軍隊爭奪東海製空權、製海權，擊沉“太平號”。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島。2月：收複大陳島，打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至此，台灣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 與此同時，麵對金門的福建省的戰備從基礎開始有條不紊全麵展開——鷹廈鐵路1953年開始勘探設計，1954年全線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車，1958年夏解放軍大舉入閩，7月與台灣國民黨軍隊激烈空戰爭奪製空權，8月23日大規模炮擊金門。 美蔣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事封鎖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指揮的軍隊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鎖中國的包圍圈就是這樣被毛澤東領導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別人、經過數年的血腥戰鬥一寸一寸地掃除的。（這些曆史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汙蔑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拒絕對外開放”的人全是恬不知恥的大騙子。） 毛澤東領導中國邊打仗邊建設。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還如火如荼就已經開始裁軍。1952年中國財政預算中軍費比例從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經濟建設開支超過軍費開支的局麵。（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軍費開支一直占國家預算的80%，但基本用於“剿共”而不是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對外則“絕對不抵抗”。） 1953年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順利完成。兩年之後，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一邊倒”從此結束——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共10年（1949—1959）。在這10年中，中國真正用於和平建設時間隻有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1953—1959）。也就是說，毛澤東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的建設，便使中國徹底擺脫了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麵對超級大國的擺布肢解毫無反抗能力的悲慘處境，改變了中國1949年不得不夾在兩大超級大國當中“兩害相衡取其輕”的無奈地位，硬是在一個農業古國中從無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麵夾擊的起碼實力，使中國從此能夠不再受製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走上擺脫冷戰主宰的坦途。（這樣的成果，這樣的效率，靠“市場經濟”加“民營企業家”能做到否？） 毛澤東的“一邊倒”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其結果不是削弱了中國的獨立性，而是加強了中國的獨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國的民族利益，而是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利益。
六．曆史性分水嶺——抗美援朝
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 對這些爭論隻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 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麽？“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塔協議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 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幹預台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台灣。 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幹預台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麽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 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麽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複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誌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隻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隻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製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麵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準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準使用美軍占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準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台灣。怕引起中國幹涉？有什麽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隻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麽關係？隨時製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象“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曆史不會重演？ 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 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隻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 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 於是有了一係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係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定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 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隻有“鐵和血”才能改變。 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 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幹預台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 還不止於此呢。 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 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準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曆史性分水嶺。 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象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漢奸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麵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麵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隻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麽了。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為蘇聯當替死鬼，連武器都得自己掏錢，可見中國當了冤大頭。 如前所述，中國抗美援朝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那中國就是在為自己而戰而不是在為別人而戰，就不存在上當受騙當替死鬼的問題。當時中國和蘇聯的利益在抗美援朝這一點上一致，蘇聯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錢的，但白給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51年誌願軍攻占漢城後蘇聯就一次無償贈送了米格-15殲擊機372架。不過如果蘇聯一切都白給，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國與國的關係如同人與人的關係，寧可欠債，不可欠情。欠債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變，欠債可還，欠情難纏。比如兩人戀愛，一方為另一方犧牲了一切：前途、機會、專業、工作、財產、親情……卻被對方占足了便宜後一腳踢開，那將會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蘇分裂後蘇聯人對中國雖然惱火，卻並不恨之入骨，因為當初中國並沒有虧待蘇聯，隻欠債，不欠情。赫魯曉夫撕合同撤專家把事都幹絕了又有點懊悔，很有點戀戀不舍當初能從中國得到的好處。結果：對美國聯手幹掉中國核力量的建議猶豫了一陣子。就這麽一猶豫的功夫，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國打交道時一切白撈，占盡了便宜，很有點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會“寧可欠債、不可欠情”那一套，當為傍蘇聯過河拆橋跟中國翻了臉時，中國人從上到下立刻個個恨得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根本不用動員，說打就打毫不留情。兩相比較，到底誰更吃虧？ 最精於算計的當屬“蔣委員長”：抗日戰爭時吃定了美國的底牌是不能讓中國垮掉，隻要國民黨沒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爛美國照樣得給錢給援助。這竹杠不敲白不敲。於是一天到晚向美國叫苦要援助。但東西一到手就全留著對付共產黨，不對日本動真格的。不管美國如何催促，“委員長”總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東西來勁，打仗不來勁：給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軍拚命不幹。小算盤是反正美國早晚能打敗日本，自己可以穩搭“順風船”，犯不著拚命，不如趁機發一筆，留著將來消滅共產黨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開”，算盤精，“拎得清”。 （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1944年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之役大獲全勝，打得“國軍”一潰千裏，望風而逃。美軍駐華代表史迪威將軍急了，要蔣介石趕緊調兵挽救戰局。蔣介石說無兵可調。史迪威說你的胡宗南有四十萬大軍正閑著呢。蔣介石說那是對付共產黨的，不能動。史迪威說既然你沒兵那何不讓我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的八路軍，由我帶出去打日本。蔣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為最後通牒逼羅斯福調走了史迪威——表麵上看“蔣委員長”大獲全勝：趕走了對共產黨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自己繼續過“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虧，讓美國當冤大頭。結果呢？美國立馬放棄了陸地上靠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的打算，轉身求助於蘇聯。蘇聯正中下懷：求我可以，得有甜頭——中國的主權。美國滿口答應（這才是最狠的報複）。於是有了雅爾塔協議，有了蘇聯出兵東北。最後的結局：小算盤最精、最“拎得清”的“蔣委員長”被趕出了大陸，到台灣小島上斤斤計較“拎得清”去了——隻知算小帳，隻知貪小便宜，見小利忘大義，總想白撈油水，有此下場奇怪嗎？ 整天拿抗美援朝“虧不虧”、“合算不合算”說事的人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澤東而已：現在中國“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貪官弄到國外的贓款每年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國的買辦讓外國老板從中國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著急？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象對抗美援朝那樣斤斤計較、“拎得清”？ 有人專拿中國抗美援朝的傷亡說事。首先，戰爭的目標是勝利。看勝利與否不是看代價大小，而是看是否實現了戰爭的戰略目標。實現了就是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能說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比德國大，所以蘇聯是戰敗國而德國是戰勝國嗎？能說中國抗日戰爭的犧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國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嗎？其次，根據中國的統計，武器裝備絕對劣勢的誌願軍抗美援朝的傷亡總數並不比“聯合國軍”的傷亡總數高。某些人論及中方的傷亡數字不用中國的統計而用美軍的估計，這本身就是偏見的表現。而對比傷亡數字時，故意用美國一家的傷亡總數來對比誌願軍的傷亡總數，這實際在耍流氓：跟誌願交手的有十六個國家（包括南朝鮮）的軍隊，這十六家的傷亡數字加在一起與中國一家的傷亡數字相比才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兵時北朝鮮的軍隊基本打光了，那些傷亡數字不能算在中國頭上。隱瞞所有這些事實，用美軍一家的傷亡數字和美軍估計的中朝雙方的傷亡數字做對比，這難道不是玩弄數字遊戲搞詐騙？ 有人說抗美援朝招致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可見抗美援朝沒好處。 前麵已經說過，隻要中國還沒有擺脫冷戰，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戰的虧。美國幹預台灣是因為冷戰。封鎖中國也是因為冷戰。這就是冷戰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是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問題的性質是這樣的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與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整個國土被美蘇肢解那樣的向美國“一邊倒”的代價孰輕孰重；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問題，而不是在“有害”與“無害”之間作選擇的問題。 美國的封鎖禁運是一柄雙刃劍，能傷人也能傷己。本來美國的算盤是封鎖禁運能使毛澤東的政權即便不垮也發展不起來。但美國沒想到毛澤東的中共是在被封鎖被圍剿的根據地這種環境中長大的，自力更生慣了，封鎖禁運別人受不了，中國不但頂得住，而且摸索出經驗來了，發展的路子步伐誰也幹預不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越來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禁止向古巴運進“進攻性武器”（導彈、轟炸機）。當時美國海軍對駛往古巴的中國輪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沒有“進攻性武器”。但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4年）。又過了兩年，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6年）。再過了一年，中國氫彈試驗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僅僅5年，美國就再也沒法對中國保持“諒你也沒有進攻性武器”那種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國不得不扒耳撓腮發愁：如果中國向“不友好國家、勢力、地區”提供“進攻性武器”如導彈甚至核武器，那可怎麽辦？（實際上，利比亞總統卡紮菲確實曾提出願意花大價錢向中國買原子彈，但周恩來總理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原子彈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國同意不出口“進攻性武器”？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國會聽你的？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封鎖禁運了二十年，能施的壓力全施完了，再沒什麽可施的了。向中國開戰？又不是沒較量過。除非核大戰，否則還能怎麽樣？設法讓中國改變政策？美國與中國敵對二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幾乎是零，吃裏扒外替美國效勞的“基金會學者”一個都沒有，能指望誰說得上話？被封鎖被隔絕的中國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條約規定的製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不管是國際組織還是“民權團體”，中國可以概不買帳。誰也休想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越來越痛感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簡直不亞於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越來越急著改變這種狀況。尼克鬆說美國決不能讓“幾億中國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潛台詞是：一個憤怒而孤立的中國更能給美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還不如趕緊解除封鎖禁運，恢複美國對中國社會、對中國“精英”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美國解除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心情其實比中國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徹底：以後再也不這麽幹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堅決拒絕對中國重新施行嚴厲的封鎖禁運。表麵上說“不願意孤立中國人民”，實際是曆史的教訓領教夠了：對中國搞封鎖禁運不但無效，而且到頭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封鎖禁運管用，美國才不會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對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鎖到底，毫不手軟。） 抗美援朝導致的封鎖禁運是壞事不假。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把這種壞事變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國從此以後再也沒胃口對中國用這招了。一勞永逸——1989年中國就沾了毛澤東的光——這難道不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嗎？這難道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利益嗎？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中蘇分裂
中蘇分裂表麵上是因為意識形態，實際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聯的冷戰需要基本不衝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所以兩國關係很熱火。 艾森豪威爾上台後，變美國的戰略從“遏製”為“大規模報複”，一切跟核戰爭掛鉤：放棄過去認為在有限戰爭中不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決定隻要軍方認為軍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讓“潛在的敵人由於確信美國將以它願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還擊侵略而受到威懾，因而不敢輕舉妄動”。 麵對美國以核優勢為後盾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蘇聯決定“緩和冷戰”。1954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布“大規模報複戰略”。兩年之後，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總路線。這實際是要求已經當政的共產黨不要得罪美國，沒當政的共產黨別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潛台詞：既然“一顆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戰”，那象抗美援朝那樣的麻煩今後不能沾，免得惹火燒身，為了你的國家統一把我蘇聯拖進核戰爭。 這樣一來，中國收複台灣、維護領土完整和統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蘇聯的冷戰需要矛盾了：要統一台灣就必須反掉美國的幹涉。經過麥卡錫主義肆虐、頑固堅持冷戰理論、敵視中國的美國堅決拒絕跟中國做任何妥協，甚至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隻承認在台灣的蔣介石當局代表全中國。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敵視到這個份上，怎麽“緩和”？即使中國放棄統一台灣美國都不會答應，更不用說中國堅持收複台灣了。毛澤東麵臨的問題是：是為蘇聯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放棄收複台灣的努力，還是為中國的民族利抵製蘇聯的冷戰需要？毛澤東“咬定青山不放鬆”——咬定中國的民族利益絕不鬆口。這才是中蘇決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被毛澤東一口回絕。毛澤東為什麽發那麽大脾氣，反應那麽激烈？因為這兩個建議將嚴重危害中國的民族利益。 成立聯合艦隊、平分指揮權不僅意味著中國軍權旁落，破壞毛澤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而且等於要封鎖中國海岸線：當時中國海軍力量很小。要成立聯合艦隊，中國的軍艦都得填進去。蘇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隨便掃掃庫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艦隊。聯合艦隊表麵是指揮權一家一半，實際上是讓蘇聯擁有了對中國海軍的否決權——隻要不符合蘇聯的冷戰需要，那聯合艦隊就甭想動。中國不管是收複台灣、護航護漁還是收複西沙南沙之類，都得事先經過蘇聯批準。這樣一來，沒有蘇聯的同意，中國的海軍等於說沒就沒了——沒了海軍，中國的海岸線豈不等於被封鎖了？理論上中國對聯合艦隊同樣有否決權，實際那個否決權對中國沒什麽意思：當時中國沒什麽遠洋權益，當務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國近海的事跟蘇聯的冷戰沒多大關係，蘇聯卻要管；遠洋的事跟中國沒多大關係，中國怎麽否決？根據什麽理由否決？實際的結果是蘇聯說了算，讓中國當冤大頭。而且即便中國行使了否決權蘇聯也不在乎：蘇聯除了聯合艦隊還有得是軍艦可用，你聯合艦隊出不出動對蘇聯無關緊要。 建立長波電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長波電台是為潛艇作戰服務的。而在中國成立長波電台隻能是為遠洋作戰服務——蘇聯本土的長波電台已經足夠蘇聯潛艇近海作戰用的。當時中國有多少遠洋權益？這長波電台實際是為蘇聯海軍遠洋活動服務。而蘇聯海軍到遠洋活動隻可能是跟美國較量，百分之百屬於蘇聯冷戰的需要，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沒什麽好處。當時中蘇是同盟國。理論上，一方遭到攻擊時另一方有義務參戰。但如果一方主動攻擊別人呢？另一方就沒有參戰義務。在陸地上誰遭受攻擊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遠洋，軍艦與軍艦之間誰攻擊了誰哪那麽容易查清楚？這樣一來，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了海上衝突，不管是誰攻擊誰，隻要蘇聯宣稱自己是遭到攻擊的一方，那中國就得站在蘇聯一方參戰，自己一點作不了主。當時美國堅持的是“大規模報複戰略”，又把中國蘇聯看成鐵板一塊，有了抗美援朝結的“梁子”，恨中國勝過恨蘇聯。而當時中國的防衛力量又遠不如蘇聯，萬一美國跟蘇聯衝突，十之八九“老太太買柿子——專揀軟的捏”，首先衝著中國來。如果蘇聯想暗中使壞借刀殺人，通過製造個海上衝突借美國的力量重創中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麵上是個長波電台，實際是一張賣身契，要中國把和、戰的選擇權拱手交給蘇聯。 蘇聯關於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國牢牢綁在蘇聯的冷戰戰車上，休想擺脫蘇聯陣營。這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完全對立，毛澤東為此大動肝火一點沒有錯。 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標致著中蘇關係已經走到了轉折點：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已經不能再兼容了。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竭力挽救兩國關係，試圖勸說蘇聯不要因美國的戰略訛詐而改變總路線。赫魯曉夫說美國現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戰，為小衝突把自己全賠上不值得。毛澤東說美國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是嚇唬人的，實用性很有限。它隻立足於正麵衝突、全麵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鬧，特別是不牽涉到美國人的局部衝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為南越一支共產黨的遊擊隊伏擊了親美的政府軍就往那裏扔原子彈嗎？不跟美國正麵衝突不等於碰都不敢碰，頂多不正麵突破就是了，側麵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澤東如此主張並非頭腦發熱。美國提出“大規模報複”戰略後，毛澤東專門針對其搞了兩次火力偵察：一江山島之戰和炮擊金門。回顧一下這兩次戰役的大概經過，不難看出毛澤東膽識驚人，獨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美國幫助台灣當局協防台灣和澎湖列島；美國有“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48天後，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迅速攻占該島。艾森豪威爾馬上於1月24日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谘文宣稱：“如果台灣和澎湖列島落入不友好者的手裏”，那就會“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鎖鏈中造成一個缺口”，“中共對大陳群島的炮擊是共產黨征服台灣的序幕，美國必須對此采取行動”。美國國會眾參兩院迅速於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別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軍隨即先後出動6個航空母艦群、400餘架飛機全麵封鎖浙東海域，掌握了大陳島──台灣──衝繩三角地帶的製空權，控製了台灣對大陳島嶼的運輸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毛澤東針鋒相對，於1月28日接見芬蘭大使時說：“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兩天後（1月30日）解放軍空軍猛烈轟炸大陳島。當天（1月30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準備幫助國民黨部隊從大陳撤退，並通過蘇聯向中國轉達這一信息，希望在美軍幫助國民黨軍撤退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采取行動。中國政府接到蘇聯轉達的這一信息後指示解放軍對從大陳撤退的的美、蔣軍不要攻擊。2月5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和其他部隊幫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2月25日，解放軍占領大陳列島中最後一個島嶼。浙東沿海全部島嶼均被解放，大陳島至金門數百公裏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軍控製，國民黨軍在大陸沿海所控製的島嶼僅剩下了金門和馬祖。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對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毛澤東冒著核威脅的風險發動一江山島之戰，就是為了打破對大陸的封鎖。說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的人要臉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數日後宣布暫停炮擊，允許國民黨軍艦向金門運送補給，條件是美國軍艦不得護航，否則立即開炮。美國無視這一禁令，公然為國民黨軍艦護航。毛澤東立即下令開炮，命令隻打國民黨軍艦，不打美國軍艦。但如果美艦開火，則允許還擊。炮聲一響，美艦立即拋下被護航的國民黨軍艦而去，一炮未放。 這兩次戰役說明了什麽？ 1．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大陸沿海島嶼。美國隻對台灣本島感興趣。2．美國的原則是讓蔣介石替美國賣命，不是讓美國替蔣介石賣命，更談不上“舍己救人”。3．美國人的決心並沒有表麵上講得那麽嚇人，並不是稍微一碰就當真要“大規模報複”打核大戰。美國的戰略實際是消極防守的戰略，不是主動尋釁找岔子找機會跟中國打核戰爭的積極作戰的攻勢戰略。美國雖然嘴上很硬，但並不打算主動發起對華戰爭。4．美國的那個“大規模報複戰略”太絕對，碰上小規模局部衝突這樣的“擦邊球” 的複雜情況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為難。這樣的戰略完全對付不了毛澤東最拿手的遊擊戰。5．“正麵攻不動，側麵迂回”。中國沒有力量硬打台灣，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戰美國利益，讓美國沒好日子過，最後逼美國有求於中國。6．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既不準大陸進攻台灣，也不準台灣“反攻大陸”。其客觀效果是讓台灣與大陸徹底隔離，最後勢必導致台獨。美國壓蔣介石放棄金門，把所有兵力全收縮到台灣，讓大陸台灣老死不相往來。這證明美國在圖謀製造“台灣獨立”。而蔣介石堅持保留金門這最後的“反攻大陸”的基地，證明美蔣之間的戰略目標並不一致。7．蔣介石堅持“反攻大陸”就意味著堅持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就意味著反台獨。如果大陸收複金門，蔣介石就更難以在美國人麵前堅持“反攻大陸”的主張。當短期內沒有力量收複台灣時，可以利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主張來遏製台獨，辦法就是炮擊金門，保持適當的緊張局勢，給蔣介石以“中國內戰尚未結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頂住美國人要他從金門撤退的壓力。金門炮戰最後演變成“雙日不打單日打”，實際是毛澤東、蔣介石在製止台獨這個民族大義麵前共同放棄了黨派私利，聯手上演的一出對付美國人製造台獨陰謀的悲喜劇，從不同的立場、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於意識形態、高於個人恩怨、高於個人好惡、高於個人私利”的共同原則。8．美國雖然口口聲聲“美國利益”，但對“美國利益”的要害所在並不清楚。美軍登陸黎巴嫩後，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台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占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裏吃緊往哪裏跑，證明美國的戰略雖然是“守勢戰略”，但對哪裏是要害、哪裏是重點心中無數，所以全球到處伸手。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 毛澤東通過這兩次戰略偵察基本摸清了美國的老底和真實意圖，心中有了底，跟赫魯曉夫爭論起來底氣十足。但赫魯曉夫根本聽不進去。他隻知道按自己的冷戰需要來衡量一切：我這裏正跟美國人講緩和，你那裏炮擊金製造緊張空氣；我正要訪問美國談和平，你那裏跟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全世界都把中蘇看成是一氣的，你這一打等於讓我在美國人麵前顯成了個一邊談和平一邊動手打仗的騙子，美國人對我的緩和呼籲不買帳全是你給鬧的。你再堅持就要攪黃我的和平共處的總路線。所以你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打，台灣丟了就丟了，印度要邊界領土你讓給他就是。總之我的冷戰需要高於你的民族利益。 要堅持中國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對蘇聯的冷戰需要說“不”。既說了“不”，那就意味著從“一邊倒”走向“誰也不向”。當毛澤東堅決拒絕為蘇聯的冷戰需要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時，赫魯曉夫明白了：中國不再“一邊倒”了。一直以為中國除了把自己綁在蘇聯冷戰戰車上別無出路的赫魯曉夫之驚訝惱怒可想而知，立刻開始懲戒中國，再也顧不上意識形態、國家關係了。這就是中蘇關係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處於美蘇冷戰夾縫的大格局下，中國“向這邊‘一邊倒’，那邊要收拾你；向那邊‘一邊倒’，這邊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則兩邊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國自己足夠強”。1949年的中國極端虛弱，根本經受不起“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麵。然而過了十年，僅僅十年，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國建立起了足以抵禦兩大超級大國兩麵夾攻的必要實力，可以向“誰也不向”、“掙脫冷戰夾擊”的總目標進軍了。
八．最偉大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1959年中蘇分裂。中國結束了向蘇聯“一邊倒”，從此對美蘇“誰也不向”。如前所述，隻要中國不夠強大，中國在冷戰中就始終處於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受欺負的地位：“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中國在中蘇分裂之後遭到美蘇兩麵夾攻一點也不奇怪：“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毫無希望：外有強敵，內乏糧草，壓力空前巨大，處境極端艱難，“黑雲壓城城欲摧”。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更沒有力量對抗美國，又沒有辦法勸說美蘇改弦易轍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別忘了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中國除了屈服投降還有別的出路嗎？ 曆史結果是：13年後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從敵對走向緩和，從聯蘇反華走向聯華製蘇。中國的“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處境被徹底扭轉，從被前後夾擊走向左右逢源。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包圍孤立從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從兩極走向“三國演義”，整個冷戰局勢徹底改觀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麽來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個大餡餅，讓中國白揀了個大便宜嗎？是美國突然良心發現，洗心革麵痛改前非，從此跟中國講友好親善了嗎？是中國運氣太好，啥也沒幹世道就突然之間變好了嗎？ 如果當真如此，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童話世界。然而童話不是現實。現實中的這一切變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來的，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空前絕後大較量的結果。 尼克鬆為什麽訪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美國為什麽改變對華戰略？因為第一，美國終於認識到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中國；第二，美國有求於毛澤東——幫助美國“體麵地撤出越南”。美國為什麽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為什麽會有求於毛澤東？因為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為什麽會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因為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為什麽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蘇論戰。第二，援越抗美——中蘇論戰使美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援越抗美使美國認為越南是中國破壞美國利益的突破口。結論：美國必需在越南跟毛澤東較量。在越南取勝就等於打敗了毛澤東，就保住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國政要精英們一說到越南戰爭，幾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澤東。而整天絞盡腦汁標新立異的中國曆史學者“精英”們雖然連“一個章子怡頂一萬個孔夫子”這樣的匪疑所思的命題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來，但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個問題上卻對美國人非常“體貼入微”、“為尊者諱”，絕不在這個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發掘。中外“學者”們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計抹殺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與毛澤東的關係——否認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傑作，自然也就否認了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尼克鬆訪華是毛澤東的勝利這一曆史事實。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普通人以為整個中美關係的曆史性變化、中國戰略環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國單方麵的恩賜，與毛澤東沒什麽關係。曆史就這樣偽造出來了。 判斷曆史，真正有價值的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事後諸葛亮”們的信口開河。判斷美國當年卷入越南戰爭的真正目的，看看當年美國政要的們為美國卷入越南戰爭辯護時的各種講話、宣言、文件、決定等等白紙黑字的事實就夠了。好在這些資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來。 且看如下事實： ——1959年，中蘇分裂。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統一越南。 ——1960年，“中蘇論戰”爆發。 ——1960年，中國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外電紛紛報道評論。10月1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表題為《毛想使美國成為一隻“紙老虎”》的文章，稱：“毛澤東奪取世界的計劃在要赤色中國人民學習的一本新書中作了概括的說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澤東公開接見並宴請古巴遊擊戰英雄格瓦拉。頓時，“激進的赤色中國試圖用遊擊戰征服世界”的“中國威脅論”風靡一時。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中國政府立即予以承認。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將“大規模報複戰略”改為“靈活反應戰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澤東著作，尤其是遊擊戰的理論。肯尼迪親自閱讀毛澤東有關遊擊戰爭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勝強人民戰爭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對他的妻子傑奎琳說，毛澤東把軍人與人民的關係比作魚兒與水的關係，多麽巧妙。傑奎琳聽後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澤東會見《西行漫記》作者斯諾時說：“美國總統肯尼迪為了對付亞非拉的新興力量，提出了特種戰爭和局部戰爭。有消息說，他也看我寫的軍事文章，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遠陪同歸國的李宗仁見毛澤東時，也告訴毛澤東，肯尼迪生前在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是要人們研究中國。） ——肯尼迪任命號稱“冷戰鬥士”的臘斯克為國務卿。臘斯克經常把毛澤東、胡誌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臘，把和平抗議者比作對納粹德國的綏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剛就職一個星期就向其高級顧問們表示他對越南問題有了危機感和緊迫感。不久，美國國務院通知駐西貢使館：白宮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亂”確定為美國對外政策最優先的事務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準在南越建立一個作戰發展與試驗中心，用以發展反越共的新技術。5月，美國派遣特種部隊和軍事顧問到南越，同時向南越提供財政支持幫助西貢政權推行“戰略村”計劃。“特種戰爭”爆發。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對NBC電視台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說：“中國的領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龐然之物一樣，屹立在邊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們，那將比較會為他們在馬來亞開展遊擊戰爭提供有利的地理條件，而且，也會給人們造成深刻的印象，即東南亞的發展趨勢將掌握在中國和共產黨人的手中。” ——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聲稱：“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我們肯定不應站到中國人一邊，同蘇聯人相比，他們倡導一種至少在短期內對我們更危險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個由中央情報局、國務院情報處、陸海空參謀長、所有美國情報委員會成員組成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委員會，對中國的外交意圖做了仔細的剖析，認為：“一旦形勢適宜，北京就會以常規政治戰爭形式，支持當地的遊擊戰爭和恐怖行動，或充當後盾和幕後操縱者。” ——1961年11月3日，美國國務院智囊班子——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羅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給肯尼迪的報告中認為：“南越的失陷將導致共產主義的極度擴張，使東南亞和馬來群島的其他國家處於共產主義的控製之下，其戰略影響特別是在亞洲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如果美國軍事力量沒有實質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羅斯托宣布，中蘇分裂顯然是“史無前例的事件”，美國應該支持共產陣營中鐵托那樣的右傾分子，而不支持中國那樣的“左傾分子”。 ——1962年2月，“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貢成立，直接統一指揮南越吳庭豔軍隊和美國“特種部隊”作戰。 ——1962年3月26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產主義問題研究所所長布熱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發表文章《和平交戰的政策——我們如何能從共產主義的不團結中得到好處》，建議美國政府：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的極端敵視”，所以應該“把友好和敵視區別對待的政策應用於中國”，“至少在現階段繼續排斥中國”。 ——美國中央情報局1963年1月14日的備忘錄中指出，“因為北京的尚武和強烈反西方的路線，一個單獨在中國領導下的亞洲共產集團對美國的遠東安全利益有嚴重影響。” ——1963年10月5日，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在《星期六晚郵報》發表文章《我們能同莫斯科交易嗎？》稱：“中國人的立場是不顧死活的，不負責任的，對誰都是危險的（包括中國自己在內）。蘇聯的立場卻表明它開始認識到共產黨和非共產黨國家在具體的有限的一些方麵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發表演說《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宣布：“中國是一個‘敵視西方、威脅鄰國的激烈的敵對力量’，美國在遠東麵臨的‘最大麻煩’的問題就是中國”；“蘇聯在核時代的現實麵前似乎認識到某些利益——特別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類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卻仍然堅持正統形式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強調暴力革命，即使將使世界文明遭到毀滅的危險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認什麽超越意識形態的界線的共同利益。”“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要中國不對‘自由世界和鄰國進行顛覆或發動侵略’，這需要在中國周圍建立一個包圍圈來‘遏製’中國”。 ——1964年3月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備忘錄宣稱：“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聲稱：“中國共產黨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隻紙老虎，並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麵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鬥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 ——1964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的報告結論如下：“南越和老撾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黨人強占這兩個國家。失敗於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並且，在遏製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麵，美國意誌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黨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黨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隻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勝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並大造輿論。相比於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後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極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4年12月，約翰遜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組特別報告稱：“如果我們不采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備忘錄說：“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我還認為，應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黨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麵，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國開始大規模地轟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南方峴港登陸。美軍在越人數短短數月之後已達22萬。（1966年達38萬。1967年達42萬。1968年達52萬。）“特種戰爭”變為“局部戰爭”。 ——1965年5月13日，約翰遜說：“共產黨中國希望戰爭繼續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麽代價”。約翰遜講話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報告說，“南越是東南亞反共鬥爭的基石，是中共理論的決定性考驗的對象。” ——1965年8月，約翰遜在同高級幕僚們討論是否增派10萬美國戰鬥部隊、從而接過地麵戰爭的主要責任時說，若不如此，世界各國會說美國是紙老虎，其威望將受到無可挽救的打擊，“最嚴重的打擊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無法打敗一小批遊擊隊”。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說，越南戰爭在“亞洲人”的眼裏是一塊試金石，美國的失敗或軟弱將使他們喪魂落魄。 ——美國前駐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題為《我們在越南能夠獲勝》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鬥爭，是戰後反共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北越勝利，中國的做法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也會被迫采取更好戰的立場，盟國將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證，國內也將要退出世界而實行固守‘美國堡壘’的戰略。美國隻要堅持下去，是能夠勝利的。” ——美國參議員蓋耳•麥吉在國會辯論越南問題時發言說，“南越如丟失，柬、泰、馬、印（尼）、菲也將丟失；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現在指揮中心正在轉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討厭、最肮髒、最難得出定局的遊擊戰’，因此，“必須在東亞劃一條堅定的界線並堅守之”。 ——《紐約時報》軍事編輯漢斯•鮑德溫說：“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擊我們，我們也能在南越和老撾打贏一場朝鮮式的戰爭”。 ——1965年11月7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給美國總統的備忘錄說：“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製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製”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對遏製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中承認： “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 “我們——當然包括我——隻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鬥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於胡誌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 “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 “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嚐試進行暴動的滋味。” “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製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幹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製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國國務院顧問漢斯•摩根索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在越南我們是在欺騙自己》說，美國試圖在外圍對中國實行軍事遏製、結果必然導致中美戰爭，那時美國的核力量和海空優勢都不會起決定作用，勢必要派幾百萬地麵部隊到亞洲去。這將是美國最大的悲劇。美國必須適應中國在亞洲的政治和文化優勢；在越南達成一個保全麵子的協議；同蘇聯暗中合作來扶植一個“鐵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總統顧問阿貝•福塔斯聲稱，從南越撤軍“這是給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界上擴大影響的一劑補藥，是我們在亞洲多米諾骨牌前的全麵撤退。” ——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華爾特•李普曼著文說：“根據所謂多米諾骨牌的理論，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產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隻紙老虎，而不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持。自從2月以來的3個月中，我們越來越大力地運用這個理論。結果是什麽呢？同預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國不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亞洲每個主要國家越來越大的反對。”“亞洲人民中間的所有這種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的根源是什麽呢？這個根源就是：他們認為我們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一個富有的、強大的、白種人的西方國家對一個軟弱而貧窮的亞洲國家進行的戰爭，是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非白種人進行的戰爭。”“我們可以隨意大談我們如何為越南人的自由而戰鬥。但是，對亞洲各國人民來說，這顯然主要是一場美國人對一個亞洲國家人民進行的戰爭。” …… 所有這些事實確鑿無疑地證明美國當初卷入越南戰爭確實就是衝著毛澤東來的，就是要和毛澤東“單挑”。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為毛澤東——“中蘇論戰”使美國認定中國是比蘇聯更危險的敵人，“援越抗美”使美國認定中國的的確確正在通過“人民戰爭”挖美國的牆角。二者合起來就使美國精英認定：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在越南的叢林中。結果：美國傾舉國之力“奮不顧身”地衝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美國幾十萬大軍陷在東南亞的沼澤水網山川叢林中盡情地、無止無休地耀武揚威卻又無法自拔。蘇聯則趁機大舉擴張。60年代末，蘇聯軍事力量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在全球到處挖美國牆腳。1967年，蘇軍進駐中東。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和“國際主義義務論”。美國精英們此時此刻突然如夢方醒，恍然大悟：壞了，上當了，上了毛澤東的大當了。原來美國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東南亞的爛泥潭裏，而是在中東和歐洲；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好戰”的中國，而是美國以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蘇聯。美國敢情被毛澤東誘進了越南戰爭的沼澤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進井裏——有力沒處使，進不得退不得，眼睜睜看著蘇聯坐大而無可奈何。如果還不顧一切繼續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於自我了斷，把世界霸權拱手讓給蘇聯。不管是誰當美國總統，借他八個膽他也不敢走到這一步。 1969年尼克鬆上台後宣布美國從越南撤軍，使戰爭“越南化”，通過談判取得“體麵的撤退”——不再說“打贏”而說“體麵的撤退”，這實際已經是認栽了：如果能打贏還用得著談判嗎？還有什麽樣的撤退能比凱旋而歸更“體麵”呢？所謂“體麵的撤退”真正含義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國得走人了。我走後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沒本事就聽天由命。我真正關心的是別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隻要美國脫身後隻垮掉一個南越，那就謝天謝地，就算“體麵的撤退”了。而要實現這“體麵的撤退”，就隻得求毛澤東：得繞人處且繞人，千萬別我前腳走你後腳乘勝追擊，來個橫掃東南亞。“解鈴還需係鈴人”，我美國當初因為你毛澤東才掉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現在隻好求你毛澤東高抬貴手，讓我“體麵”地從這泥潭裏爬出來，好全力以赴去跟蘇聯爭個高低。 美國既然有求於毛澤東，那就不得不滿足毛澤東開出的價碼。最終結果： 一．美國得出結論：不要在軍事上大規模卷入亞洲大陸。 二．美國重新檢討對華政策。放棄敵視中國的立場。放棄“以冷戰為綱”的對華政策和理論思維方式。總統親自出馬改善對華關係。承認中國大陸的政權（從想方設法推翻的準戰爭狀態到不承認，從不承認到最終承認）。原則上停止了直接顛覆、騷擾中國的行為，停止了對流亡的西藏叛亂分子的援助。 三．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同意廢除與台灣簽定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1月1日正式廢除），停止了海軍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美軍撤離台灣。 四．美國解除了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全麵經濟封鎖禁運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國承認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支持恢複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和常任理事國地位。 六．美國采取聯合華製蘇的戰略——這意味著美國不僅實際承認了中國大陸的政權，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而且更進一步，承認中國已從“前蘇聯陣營的一員”上升為世界力量中的“一極”，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開始從“美蘇兩極世界”演變為“美、中、蘇”三極的“新三國演義”（如果僅僅把中國看成世界上一個普通的大國，何須如此大費周折？） 所有這一切都在毛澤東和尼克鬆、周恩來與基辛格的會談、《上海公報》和而後的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得到了體現和證實。這一切都是戰勝國才能得到的東西——這才是毛澤東進行中蘇論戰和援越抗美要達到的真正的戰略目標，才是毛澤東自建國以來一直孜孜以求的東西：使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兩麵夾擊中突出重圍，徹底擺脫美蘇冷戰的支配，變“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為“誰也不向、兩家一塊巴結你”，使中國的戰略處境從“前後夾攻”轉為“左右逢源”。也就是說，根本改善中國的戰略處境，捍衛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問越南戰爭的失敗者是誰，幾乎眾口一詞會說是美國——美國自己都不否認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但如果要問越南戰爭的勝利者是誰，那答案就各式各樣了。有說是北越的，有說是蘇聯的，就是少有說是中國的——如今中國的官方“精英”對“越南戰爭勝利者”這頂桂冠似乎毫無興趣，那當然怪不得別人要貪天之功為己有。然而曆史自有其邏輯。美國卷入越南戰爭是衝著毛澤東去的，毛澤東又從頭奉陪到尾。美國失敗了，越南戰爭的真正勝利者舍毛澤東其誰耶？ 這個勝利是毛澤東誤打誤撞憑僥幸得來的嗎？如果真是這樣，那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超級大國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裏糊塗就破了自己號稱“建國二百年從無敗仗”的曆史記錄，輕而易舉就把有史以來頭一個“戰勝美國”的勝利桂冠拱手送給了毛澤東。世界上哪有這種美事？！這一切都是毛澤東精心策劃巧妙運籌的結果，是毛澤東跟美國鬥智鬥勇鬥力、反複較量的結果。 如前所述，冷戰期間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擺脫冷戰，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要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關鍵在於美國——中蘇是為了美國而鬧翻的：對美國對中國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澤東主張堅持鬥爭，蘇聯主張中國做犧牲以適應蘇聯的冷戰需要——中蘇分裂使毛澤東可以不必再顧忌蘇聯，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斷對付美國：要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圍攻，就必須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要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就必須記住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也就是說，必須讓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使美國自己得出結論：跟中國敵對沒有好處，不得不有求於中國。 然而要讓世界頭號超級大國、號稱“建國二百年從未打過敗仗”的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談何容易？當年的德國辦不到。身為超級大國的蘇聯辦不到。處於美蘇兩強的前後夾攻、處於三年經濟困難中的中國哪有這個力量辦到？怪不得國內外當時幾乎所有的“精英”都認為毛澤東是“發瘋”。（中國今天的“精英”們不還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鸚鵡學舌嗎？）所有這些“精英”都是“智叟”級人物，有知識，懂邏輯，會算計，但算來算去怎麽算也算不出毛澤東有任何勝利的希望——當然這也不算多丟臉：從井崗山到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所有給毛澤東“算命”的“精英”“智叟”們哪次沒得出過同樣結論？所以他們這一次算不出毛澤東能以弱勝強、扭轉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他們算不到的是：以弱勝強恰恰是遊擊戰出身的毛澤東的拿手好戲——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麵較量，而是設法把你引到你的強項發揮不出來的地方，使你整體雖強，但局部為弱；我整體雖弱，但局部為強。隻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強弱逆轉之勢，那勝敗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麵就必將改觀——“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看透強弱的辯證關係，調動敵人為我所乘——這正是毛澤東過人之處。 毛澤東經過五十年代與美國的三次大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島、炮擊金門），對美國已經摸了底：美國雖強，但不是沒有致命弱點： 第一，驕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上帝的寵兒”，經濟力量第一，軍事力量第一，科學技術第一，文化優勢、心理優勢，世界上沒有美國辦不到的事。難怪肯尼迪就職演說會如此牛氣衝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任何”、“任何”、“任何”，沒有“任何”限定詞。 古人雲：“驕兵必敗”。美國國力再強也不是無限的。認識不到這一點而盲目妄自尊大，這正是當時美國的致命傷，為日後的失敗奠定了基礎。 第二，意識形態掛帥，“以冷戰為綱”——美國當年把全世界簡單分成非黑即白的兩大類，不反共就是共產黨，不承認民族主義，不承認民族獨立，一切都是“共產主義全球擴張的陰謀”。中國內戰是“共產主義擴張”，朝鮮戰爭是“共產主義擴張”，古巴革命是“共產黨主義擴張”，越南戰爭也是“共產主義擴張主義”。 麥克納馬拉說：“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征與習慣。”“對於胡誌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美國這樣簡單粗暴地對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結果隻能走到與人民戰爭為敵的地步。 意識形態掛帥的另一個後果是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當年為“誰丟掉了中國”不知整了多少人。從此誰不主張強硬、建議妥協誰就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嫌疑。麥克納馬拉在國會流露出對擴大轟炸效果的懷疑，馬上就挨了當頭一棒：“部長先生，我對您的話感到異常失望。我認為它會令共產主義者們感到欣慰。這是對共產主義退讓的言論，這是一種失敗的言論。”結果：美國政府官員明知越南戰爭打錯了、打不贏也沒人敢反對，惟恐被戴上“誰丟掉了越南”的大帽子。 第三，唯武器論——隻要武器先進、訓練有素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戰爭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關鍵的，持久戰才是最無法招架的。因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猶豫大包大攬往越南戰爭泥潭裏跳。 第四，包袱沉重，輸不起——“曆史上從未打過敗仗”這一曆史記錄誰也不敢破。“白種人優越、不能輸給東南亞‘螞蟻之國’的鄉巴佬”的自負誰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領袖”，那就必須有威信：有“威”別人才怕，有“信”別人才跟。打了敗仗就沒了“威”，半途溜號就沒了“信”。 約翰遜說：“如果我撒手不管這場戰爭，聽任共產黨人接管南越，那麽我就會被看成是一個懦夫，我的國家就會被看成是一個綏靖者，我們和我們的國家都將發現，我們在整個世界上將不可能再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65年3月下旬，麥克瑙在為麥克納馬拉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直言不諱地分析說，美國在越南的目的70%是為了避免丟臉的失敗，20%是使南越及其鄰近地區“不落於中國人之手”，10%是讓南越人民享有“較好、較自由的生活方式”。 麥克納馬拉說：“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麵，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如同黑社會老大，無“威”無“信”今後在道上可還怎麽混？所以“麵子”比天大，一旦卷入就無論如何不能容許失敗，代價再大也得硬著頭皮頂住撐下去。 第五，戰略重點意識薄弱——在美國眼裏，全世界到處都是“美國利益”。結果：美國在全世界到處設防，哪裏有動靜就手忙腳亂調兵去救火。麵麵俱到必然顧此失彼——到處都是重點結果就是沒了重點。毛澤東通過1958年炮擊金門已經發現了這點：美軍登陸黎巴嫩，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台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占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裏吃緊往哪裏跑，證明美國對哪裏是要害、哪裏是重點心中並無成算。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否則美國怎麽會把越南的沼澤地當成美國的核心利益？ 毛澤東不但善於知彼，更善於知己：對付美國，最有效的辦法是人民戰爭，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叢林——作為遊擊戰的大行家，毛澤東非常清楚什麽樣的地方最不利於現代化武器威力的發揮（蘇聯就不管這一套，跑到中東的沙漠去跟美國和以色列比試現代化武器，結果人所共知）。胡誌明領導的越南統一戰爭是民族解放戰爭，地地道道的人民戰爭。隻要得到中國的大力援助就能夠戰勝最強大的敵人。中國援越抗美，選擇在越南跟美國較量是“天時、地利、人和”樣樣俱全，決不會失敗。不怕美國不來，隻怕美國不肯上鉤。 結果是美國非常合作地上了鉤，乖乖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1965年中國國慶時一位西方記者如此評價當時的中國：“政府廉潔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帶著滿意的心情地看著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美國為什麽會心甘情願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陽謀。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中蘇論戰”是虛招，“援越抗美”是實招。毛澤東一虛一實雙管齊下，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虛實結合，出神入畫，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謀略大戰，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玩弄於股掌之上，把美國這個頭號超級大國的“戰略思維”拿翻在地，使其自己闖進越南戰爭的泥潭裏動彈不得，最後不得不向毛澤東認栽求和。 網絡小說《新警察故事》裏有幾段關於“陽謀”極為精彩的描述，不引用在此實在可惜了： ——“所謂陰謀就是設陷阱，就是無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設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過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隻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所以說是陰謀就有破綻。而陽謀就不同了，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麵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隻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洪水決堤，誰都知道會死人，可是擋在它前麵的還是非死不可，走都走不了。舉個簡單的例子，毛主席當年和蔣介石爭江山，明知道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是爭取民心的陽謀，可蔣介石卻幹看著沒有辦法。因為他當時照做的話隻有死得更快。結果一敗塗地，直接逃到台灣去了。” ——“真正最無懈可擊的計謀總的一句話概括就是——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計，如果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的計謀。” ——“陽謀最可怕之處並不是它本身有多麽複雜的策劃，而是它不可猜測的方向。甚至由於它把握了世事的脈搏，所以它的去勢是不可逆轉的。這就是我前麵說的明知道是計，即使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 ——“陽謀就是隨勢而動。沒勢他都會去造勢，來達到他的目的。”“陽謀才是真正無懈可擊的計謀”。 ——“陽謀，策劃的滴水不漏。你根本摸不清他的底細，可以說不到事情的結局，你不知道他的目標在哪裏。唉，有時候我真希望這中間有什麽遮遮掩掩、改頭換麵的勾當，一個人活到我這個歲數最不怕的就是別人跟我耍陰謀。因為隻要有和客觀存在相違背的行為，就會有漏洞，可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陽光下進行的，光明正大。”“這就是陽謀的可怕之處了。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裏頭鑽。因為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正因為不知道，才會越害怕。” 對照這些來回顧回顧毛澤東當年的種種舉措，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的“陽謀”的高明和厲害。 在外行人看來，毛澤東搞中蘇論戰純粹是浪費口舌，徒勞無益：能說服誰呢？說服美國還是說服蘇聯？憑你一麵之詞能讓人家改變對華政策嗎？（又是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即便能說服若幹在野的共產黨人，那對改善中國的戰略處境又能有多大作用？毛澤東早在《反對黨八股》裏就批評過“無的放矢，不看對象”的宣傳，提出“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麽人看、給什麽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既然中蘇論戰的長篇大論既不準備說服美國又不準備說服蘇聯，那又是寫給誰看的呢？所以也難怪中國“精英”們現在還一口咬定毛澤東的中蘇論戰是“頭腦發熱”、“左傾冒險”、“思想僵化”、“晚年錯誤”等等等等。 實際呢？ 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搞遊擊戰的人多的是，美國並沒有那麽在意。古巴的卡斯特羅在美國的鼻子底下靠遊擊戰打得了天下，成立了共產黨政權，美國雖然也對古巴又是封鎖禁運又是雇傭軍入侵，但力度和決心比打越南戰爭差遠了。為什麽美國單單對越南的遊擊戰那麽耿耿於懷呢？中蘇論戰。不是中蘇論戰，美國不至於把這個問題提到戰略利益的高度來對待。 對美國而言，中國1960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最刺激的是什麽？“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持久戰”。為什麽？因為這兩條直接刺疼了美國最敏感的神經：一旦被當成了“紙老虎”，誰也不買帳，這個霸主還當得下去嗎？美軍隻學過如何打現代化戰爭，對蘇聯那樣的堂堂之陣胸有成竹：“大規模報複戰略”。但美軍還真沒學過如何對付人民戰爭，從軍事理論起就是一片空白，把人民戰爭視為“最討厭、最肮髒、最難得出定局的遊擊戰”。（美國駐越軍隊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後來回憶說，他在越南的遊擊戰麵前實在是束手無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就是美國軍方編印的毛澤東的英文小冊子《論遊擊戰》。）中國又出“毛選”又援越，頓時使美國感到從理論到實踐都被打中了要害：“大規模報複戰略”對付不了“人民戰爭”，普通正規軍不知道如何對付“遊擊戰”。這一下子就使美國感到自己原以為固若金湯的“遏製共產主義”的大係統原來居然漏洞百出，對蘇聯信心十足的東西在毛澤東麵前竟然一點底也沒有。“理論上講”，毛澤東可以通過“人民戰爭”一塊一塊蠶食美國的地盤而美國卻無能為力。這還不是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脅？這還了得？結果：肯尼迪帶頭學“毛選”，苦心研究如何對付“人民戰爭”；立即調整戰略，把“大規模報複戰略”改為“靈活反應戰略”，特地增加“特種戰爭”這一項以專門對付“遊擊戰”；公開接受毛澤東的挑戰，把位於中國“前沿”、深受中國遊擊戰影響的南越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針對毛澤東“軍民關係是魚水關係”的論述，在南越實施“戰略村”計劃以切斷軍民的“魚水關係”；充分發揮美國的技術優勢，在南越采用“直升飛機戰術”以對付叢林遊擊戰……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和宣布承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之後短短幾個月的1961年，可見毛澤東這兩招當真戳到了美國的痛處，確實把美國弄毛了——毛澤東的一本書、一個宣言就鬧得美國雞飛狗跳，又是調整戰略、又是增添“特種戰爭”、又是把整個南越變成“特種戰爭試驗場”、又是“戰略村計劃”、又是“直升飛機戰術”……這麽多、這麽大的動靜，換了別人能有此“殊榮”否？ （俗話說，“說話有勁不在上糞多少，文章有勁不在牛皮多少”。如今中國的那個嘲諷毛澤東“隻遊過江、沒留過洋”的“作家將軍”、“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充滿“先進的思想理念和前瞻性”、具有“地緣戰略的眼光和獨特的戰爭視角”的“新銳軍事理論家”搞出的“現代化軍事戰略”及種種“特色理論”可曾讓美國正眼看一下？可曾讓美國也如此大動幹戈？） 現在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了：我一點也沒有撒謊，一切都放在明處：“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威力無窮”。“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援越抗美”。這一切都光明正大，一點陰謀也沒有，的的確確實心實意地支持越南統一，確實沒打算在越南取得任何見不得人的好處。如果你美國不管，那越南的民族解放戰爭就必然取勝，自然就證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威力無窮”。那中國就贏得了中蘇論戰，順便打掉了世界對美國的迷信和美國的霸主地位。如果你美國管，那正中下懷：正怕你不肯往越南戰爭的泥潭裏跳呢。——如果沒有中蘇論戰，沒有毛澤東的這一整套人民戰爭的理論，沒有中國公開的援越抗美，美國未必把越南戰爭看成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頭等大事，未必會不顧一切竭盡全力卷入越南戰爭。有了“中蘇論戰”加“援越抗美”，一切都改觀了——所以說“中蘇論戰”加“援越抗美”是一個虛實結合的陽謀。這就是所謂“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麵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隻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陽謀才是真正無懈可擊的計謀”。“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裏頭鑽。”“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計，如果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 如果美國沒有前邊所述的那些致命弱點，毛澤東的陽謀未必奏效。（但那樣的美國還會那樣輕率地幹預中國台灣、使自己處於與中國的敵對狀態嗎？）然而曆史就是曆史。麵對毛澤東的陽謀，美國的一切致命弱點的致命效果充分發揮得淋漓盡致： 1．“驕傲狂妄，自我迷信”——美國天下第一，所向無敵，豈能怕你搞什麽陽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你毛澤東敢在越南跟我公開叫板，我立馬公開就地接招，索性就把越南當成“特種戰爭”的試驗場，跟你當眾較量——痛痛快快一下就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2．“意識形態掛帥，‘以冷戰為綱’”——“南越是東南亞反共鬥爭的基石，是中共理論的決定性考驗的對象。”“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在越南的鬥爭，是戰後反共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北越勝利，中國的做法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也會被迫采取更好戰的立場，盟國將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證，國內也將要退出世界而實行固守‘美國堡壘’的戰略。” 3．“唯武器論”——你靠百姓，我靠“精英”，用“直升飛機戰術”對付你的遊擊戰，用“特種部隊”對付你的遊擊隊，我武器精良，訓練有素，不可能贏不了你的土槍土炮鄉巴佬……於是眼都不眨就跳進了泥潭。 4．“包袱沉重，輸不起”——“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嚐試進行暴動的滋味。”“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製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南越如丟失，柬、泰、馬、印（尼）、菲也將丟失；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 5．“戰略重點意識薄弱”—— “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單獨在中國領導下的亞洲共產集團對美國的遠東安全利益有嚴重影響。” …… 所有這一切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美國非常自覺地配合了毛澤東的陽謀，積極主動闖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從此在裏邊越陷越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美國“精英”為順利實現毛澤東的陽謀、使美國在越南失敗而做出的“特殊貢獻”。 肯尼迪、約翰遜政府薈萃了一大批名牌大學畢業、學術學曆資格優異的“學者型官員”、“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甚至被稱為“哈佛俱樂部”。這些人用中國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精英”。而這些當年的美國戰爭“精英”跟今天的中國改革“精英”還真頗為相似，值得不惜篇幅對照描述一番。 1．都是憑“聰明絕頂”當“精英”。 中國的“精英”張維迎號稱“神童”，美國的“精英”麥克納馬拉也號稱“神童”。誇耀中國“精英”“絕頂聰明”的故事滿天飛，如津津有味地描述張維迎“獲得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紀念獎學金”（還特別注明：麵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獲得華東地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特等獎（又特別注明：僅一名）”；誇耀美國“精英”“ 絕頂聰明”的故事也滿天飛。如《出類拔萃之輩》裏津津有味地描述某“精英”中學時代的得意之筆：被老師課堂點名朗讀自己的作文，於是毫不遲疑拿起本子就念，結構嚴謹，文筆流暢。老師正津津有味，突然發現其他同學擠眉弄眼，表情古怪，趕忙追問。同學答曰：他作文本上什麽也沒寫，是對著一張白紙現編呢——出口成章，何等聰明。總之都靠“絕頂聰明”撈世界：“你們個人聰明的腦袋與無數顆同樣聰明、充滿好奇的腦袋相連接，形成了一個智慧之網。” 2．都是隻管理論不管實踐，隻管“邏輯推理”、“想當然”而不管實際後果。 中國“精英”：“我是一個由邏輯驅動的人，好證理論道”。“如果沒有了邏輯，這還是社會嗎？”“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麽…’，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比如說，‘如果我們不削減政府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避免。’” 美國“精英”：整個越南戰爭都是這種“邏輯驅動”、“證理論道”、“如果……那麽”之類“事物的因果關係”等“想當然”的“邏輯推斷”“推導”出來的—— “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如果美國不堅決有力地在東南亞同共產主義戰鬥，並且取得成功，菲律賓、衝繩和台灣等海島基地就沒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將成為“紅色海洋”，美國就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如果我們不采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產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隻紙老虎，而不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持”……（如果、如果、如果） 戰略上如此，戰術上亦如此：“美國的司令官們也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沉溺於一廂情願的思維之中。”“根據合理的推測……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獲勝”。“美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能夠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戰場上進行常規戰爭。這樣，美軍的機動性和強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轟炸切斷來自北越的供應和增援，定會迫使他們尋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軍隊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不打常規戰爭，而是采用遊擊戰術，我們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在安民計劃的強有力支持下，能夠進行有效的反遊擊作戰。”“事實證明這些假定都是錯的。”“我們驕傲自大，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陸軍士兵或海軍陸戰隊，我們能贏。但事實證明那是錯誤觀念”……（“一廂情願的思維”、“合理的推測”、“想當然”） 具體的過程更充滿了這種“邏輯推理”“想當然”——既然毛澤東說遊擊戰的成敗關鍵是“軍民魚水關係”，那“合乎邏輯”的推論就是“反叛亂”的關鍵是將遊擊隊從普通村民中分開，斷掉這“魚水關係”。要把“魚”與“水”分開，“合乎邏輯”的辦法就是建立“戰略村”，把全體南越農民都遷入“戰略村”，這不就斷了“魚水關係”了？一連串“合乎邏輯”的結果：對全體南越農民搞“強迫搬遷”：毀了你的家園，抄了你的家產，銷了你的“農村戶口”，統統“進城”，搬到“戰略村”去。這是“改革代價”——不，“建設自由民主新越南”的“代價”。膽敢反抗格殺勿論：“合乎邏輯”的罪名是“反對改革”——不，反對“自由民主新世界”。——這一係列“合乎邏輯”的結果是“適得其反”，“火上澆油”，“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激起了越南人民更激烈的反抗，“特種戰爭”徹底破產。 3．都是頑固不化，死硬到底 中國“精英”：改革出問題是因為改革措施不徹底，必須深化改革。 美國“精英”：戰爭沒取勝是因為戰爭升級不到位，必須加速升級。 中國“精英”：“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美國“精英”：“誰說撤軍隻配坐著撒尿！”（即娘們） 中國“精英”：“倒退沒有出路”。 美國“精英”：“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麵，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 中國“精英”：“不爭論”。 美國“精英”：“沒分歧”。（記得1965年麵對國內一片抗議，約翰遜告訴記者：美國社會對美國卷入越南戰爭沒有分歧，隻對具體作法有不同見解。《人民日報》就此發表了方成的一幅漫畫，還配了一首打油詩，開頭幾句是：“下有天，上有地，月亮落東日出西。示威抗議遍全國，美國國內沒分歧。任何國家任何人，誰都不準有懷疑！君不見臘斯克發脾氣，向輿論表示感激。白宮官員忙著向指責道謝，高興得有點歇斯底裏……”） 4．最後都頂風臭十裏 諷刺美國“精英”的書《出類拔萃之輩》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直譯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用中國現在的時髦話說就是“精英”）在美國大受歡迎，幾十年暢銷不衰。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一開頭也承認：“這些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後來我們發現這種稱謂具有諷刺和貶低之意）”。可見“精英”、“學者型官員”、“聰明絕頂”、“哈佛俱樂部” 這些東西在美國早臭了。“精英”這個詞在中國現在同樣臭不可聞，也算“國際接軌”——見識了中國“精英”的德行，就不難明白為什麽《出類拔萃之輩》在美國如此受歡迎了。看來“‘精英’不是好東西”還真是個規律，不分國家文化背景，“放之四海而皆準”，“英雄所見略同”——不，人民所見略同。 有人說毛澤東一邊“中蘇論戰”一邊“援越抗美”是同時向“兩強開戰”，是“冒險”、“孤注一擲”、“冒核戰爭風險”，實際呢？ 恰恰相反。正是“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才使中國不但有驚無險，而且穩操勝卷。 毛澤東通過五十年代跟美國的屢次較量已經發現，美國對中蘇的戰略不管是“遏製”也好，“大規模報複”也好，“靈活反應”也好，連同整個“冷戰”在內，基本思路就是個“守勢戰略”：既要打仗又怕死，能不直接上陣就決不上陣。隻要自身不受到攻擊就不主動進攻。“中蘇論戰”開始時，美國認為這是兩個共產黨巨人在爭論用哪種方法搞共產主義，對中蘇的分裂高興還來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使這兩家和好的舉動。當時赫魯曉夫雖然跟中國鬧翻了，但還不敢公開走得太遠。美國惟恐如果直接攻擊中國會反而逼得中蘇和好，再加上抗美援朝的教訓記憶猶新，美國不想冒這個險，隻敢在南越舞刀弄槍搞“特種戰爭”。而中蘇論戰的核心是中國指責蘇聯背叛馬克思主義，對美國搞投降。這種指責本身就使蘇聯清楚中國沒打算和美國聯手對付自己。如果放著越南不管卻跟美國夥在一起收拾中國，就沒法證明自己是“正統馬列主義者”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所以既下不了決心也沒有借口立即進攻中國。 “中蘇論戰”+“援越抗美”其實是一箭雙雕，一下子同時戳到了美蘇兩家的痛處：美國蘇聯都是在自己陣營裏當老大的主，最怕的是鎮不住台。美國惟恐被看成“紙老虎”而眾叛親離，決心不讓南越垮掉，馬上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從此越陷越深。“特種戰爭”一輸美國登時急眼了，不顧一切擴大戰爭轟炸北越。這下蘇聯也坐不住了：袖手旁觀、任憑美國肆意欺負“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北越，那“龍頭老大”的麵子何在？威信何在？那還不眾叛親離？還保得住“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地位？於是不得不援助越南對抗美國。而且為了證明自己才是正牌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不但援越，而且專給中國當時給不了的先進武器如導彈、飛機等等。——抗美援朝時中國的先進武器都得自己花錢向蘇聯買，買回來自己學著使用，然後再自己費盡心血送上前線去拚命。現在倒好，毛澤東一個“中蘇論戰”就讓蘇聯一個子不要還卯著勁地白給，給的還淨是當時中國給不了的好玩藝，還不勞中國人冒險，由老毛子親自出馬送貨上門把著手教越南人使用，或者直接派人操作——這等於無償幫著中國實現“讓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使美國自己得出結論：跟中國敵對沒有好處，不得不有求於中國”的戰略總目標。這下中國可省大發了：有人心甘情願倒貼著白幫忙還不用領情——我不謝你，你也不覺得是在幫我，連“聒噪”兩字都省了，代價不過是“中蘇論戰”的一通筆墨官司——世界上還有比毛澤東的這招陽謀更巧妙更合算的買賣嗎？蘇聯這一上勁，美國更不敢無限製擴大戰爭了：要擴大，是擴大到中國還是擴大到蘇聯？結果：戰爭一直老老實實局限在越南，使越南戰爭變成了一場符合毛澤東理想的時間、理想的地點、理想的方式的理想的人民戰爭，沒有擴大到中國。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美蘇矛盾，限製了戰爭擴大，爭取了時間，使中國得以加速備戰、加快“兩彈一星”、開展三線建設，使自己的安全有了切實的保障。 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對美國來說如同鬥牛士的紅幡，就那麽三幌兩幌便引得美國如同紅了眼的蠻牛，一頭撞進了毛澤東為它選好的戰場；對蘇聯來說則如同趕牛鞭子，就那麽輕輕一揚便鞭策得蘇聯格外賣力，為毛澤東實現根本的戰略目標——使中國擺脫美蘇冷戰支配——而使勁拉犁。 中國抗美援朝是被動出戰，一切不由己，時間、地點、作戰方式全是被動的。援越抗美則是中國主動出擊，一切自己作主，完全按中國的胃口選擇時間、地點、作戰方式。抗美援朝時中國被逼上了第一線，直接承擔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援越抗美時中國除了高炮部隊、工程部隊外基本處於二線，傷亡比抗美援朝小得多，而戰果卻大得多：在越南給美國辦了個“思想改造學習班”，專門改造美國社會的“冷戰思維”、狂妄自大和反華意識：隻要你堅持“以冷戰為綱”，堅持目空一切不認輸、死要麵子活受罪，堅持敵視中國，堅持“中國威脅論“，那你就必然心甘情願乖乖呆在越南盡情用腦袋撞牆，直到你“思想改造”成功、放棄那些立場為止。而蘇聯也非常配合，及時抓住這個機會全球到處挖美國牆腳，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從反麵教訓美國：到底誰才是美國利益的真正威脅。美國硬著頭皮死死撐了幾年，最後實實在在撐不住了，終於大徹大悟，徹底認栽，決心改弦更張，從越南戰爭脫身。 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後蘇聯領導人試圖聯和美國一同襲擊中國。這反而幫了中國一個大忙：打掉了美國對根本改變對華戰略的最後一點顧慮，促使美國下定決心，改變對華戰略。美國尼克鬆政府此時已經明白對美國根本利益的真正挑戰來自蘇聯，已經決心從越南戰爭脫身，已經明白美國在越南真正的對手是中國——沒有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後勤、人員等方麵的全力支持和“不準美軍越過北緯十七度線”的警告，貧窮落後的北越根本撐不下去，十個武元甲也抵擋不了美國的五十多萬如狼似虎的現代化軍隊的進攻和空中的狂轟濫炸。美國要從越南“體麵地撤退”，就不能不求助於毛澤東，就不得不改善對華關係，就不能不走聯華製蘇的路子。但美國又擔心中蘇會重歸於好，讓美國竹籃打水一場空。中蘇在珍寶島武裝衝突，蘇聯試探與美國聯合襲擊中國，這等於向美國證實：中蘇同盟關係不會再恢複，中國不會再向蘇聯“一邊倒”。美中蘇的關係不再是兩極而是三極。三角政治的規律立刻開始發揮作用：美中蘇三家中，中國最弱。正因為如此，美蘇兩家最關心的都不是中國目前會威脅自己，而是不要把中國推向對方，或被對方一口吃掉，尤其不能陷入跟中國的長期衝突消耗自己的實力，讓對方坐收漁翁之利的情況。所以蘇聯一定要拉上美國一起對中國下手而不肯自己單幹。美國則立即打消了最後一絲顧慮，馬上通知蘇聯：美國認為中國的安全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警告蘇聯不要對中國下手，並開始認真設法改善對華關係——這意味著毛澤東的陽謀成功了：中國被美蘇兩強任意支配的戰略處境已經改變，三角政治的規律已經起作用，毛澤東追求的“打破美蘇兩麵夾攻”的戰略目標已經成功在望。 尼克鬆訪華意味著毛澤東的陽謀大獲全勝：美國徹底改變對華政策，從敵視走向緩和。這也意味著整個美國社會對華認識都被毛澤東徹底改造了：在毛澤東的“越南戰爭思想改造學習班”學習及格，準予畢業。鄭必堅跑到美國苦苦哀求美國人“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其實哪用得著他脫褲子放屁？毛澤東幾十年前早就做到了——尼克鬆訪華本身就證明美國對中國和蘇聯的“根本區別”一清二楚，否則何必那麽積極跑到沒有外交關係、相互敵對幾十年的中國來？正因為毛澤東把整個美國社會的對華認識都徹底改造了，所以尼克鬆訪華消息一宣布，美國社會一片叫好：“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專門通過一項聯合決議，要求規定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為支持尼克鬆訪華的紀念日。美國新聞處的電報稱，尼克鬆訪華受到‘美國人民壓倒多數的支持。兩黨所有的政治領袖實際上都和尼克鬆總統一樣，具有同中國重新建立聯係的願望。’”——如果美國社會對華的主流意識沒扭轉過來，象鄭必堅那樣隻知道圍著少數幾個美國“精英”打轉，即使能改變個把官員的對華態度又有什麽用？當年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的人如謝偉思等向美國國務院如實反映了中共實情，結果還不是都被清洗了？同樣讓美國人認識到中國和蘇聯的區別，毛澤東用的是“越南戰爭思想改造學習班”。結果：美國總統親自訪華——到一個沒有外交關係、敵對隔絕了二十二年的國家來談和平，並同意了中國政府的要求：有史以來破天慌頭一次，在中國領空上美國總統不乘坐美國總統專機而乘坐中國飛機。不僅如此，尼克鬆訪華是單方麵訪問，沒有回訪——也就是說，不對等。（按中國的老習慣，對此是什麽個說法？——“來朝求和”。）而鄭必堅呢？七老八十了還梳妝打扮送上門去發公嗲、賣老騷、吊洋膀子、撒媚嬌：“麵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麽可以擔心的呢？”結果呢？“熱臉貼上個冷屁股”——人家答曰：“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相比之下，誰偉大？誰令人作嘔？ 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是有史以來最精彩絕倫的謀略傑作。美國號稱戰無不勝，打遍天下無敵手，偏偏兩次在亞洲跟毛澤東交手，兩次都栽了大跟頭，而且一次比一次慘：朝鮮戰爭開了個先例：“第一次沒有取得勝利”。但美國好歹保住了南朝鮮半壁江山，還可以勉強用“沒有失敗”來自慰。而越南戰爭則連這樣聊以自慰的借口都沒撈到，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失敗了。朝鮮戰爭還可以推說中國有蘇聯為後盾，越南戰爭則連這樣的借口也找不到，完全是毛澤東的傑作。越南戰爭使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嚐到了戰敗的滋味：經濟衰退、沮喪迷茫、信心危機、國內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一切戰敗國的特征幾乎都占全了。美國建國兩百年，什麽時候吃過這麽大的虧？尤其令美國精英們憋氣的是：明明知道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幹的，偏偏還沒法報複。魯迅說：“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如果承認美國這場史無前例的慘敗是因為上了毛澤東的大當，那就屬於“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必定群情激憤，堅決要求追究責任。那樣一來誰也承擔不起這戰敗侮國之責。況且毛澤東的陽謀的特點就是毫無隱瞞，一切都放在明處，是你自己心甘情願往陷阱裏跳，能怪得了誰？所以美國隻好說是“曆屆政府的錯誤”導致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你錯我錯大家都錯，一推六二五，“老虎吃天——沒處下嘴”，最後不了了之——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美國連敗於毛澤東都不敢承認，那還有什麽理由報複中國？如果中國跟美國打堂堂之陣，打不過不說，犧牲無算不說，即便打贏了，也得防備美國會卷土重來變本加厲地報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不就是個例子？二次大戰後德國被分割占領，目的不就是防備複仇主義東山再起？這條中國能學嗎？而毛澤東的陽謀卻讓美國吃了虧還有苦說不出，根本不存在報複的問題。整慘了你，還用不著擔心你報複，不但一點後遺症沒有，還讓你從此不得不心甘情願地跟我套近乎——世界上還有比這幹得更漂亮的活嗎？ 還不止於此呢。毛澤東的陽謀讓美國史無前例地吃了個大敗仗。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中國打贏了一場“隱形世界大戰”，而且自己還幾乎沒怎麽流血。美國壓倒一切、舉世無雙的優勢居然毫無用武之地，戰死五萬，傷殘無數，耗費無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卻一敗塗地，而且輸得莫名其妙：打贏了每一仗，卻輸掉了整個戰爭。而中國付出的代價呢？援越200個億，算上戰略徉動——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個億，總共耗費400個億。援越部隊有傷亡，但比抗美援朝傷亡小得多。就中國的國力而言，這一切代價的確不小。但用400個億加這些傷亡打敗了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徹底改善中國的戰略地位，打破了美蘇的圍堵，使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大國，成為“三角政治”的“世界一極”，掃清了阻撓中國大崛起的最後的外在障礙。這樣一算帳，中國贏了還是虧了？跟這個大帳相比，後來越南跟中國鬧翻對中國雖然不是好事，但二者哪個更值？（為什麽有人一提援越抗美就隻看得見中越鬧翻這個戰爭後果而看不見中美接近、中國變成“世界一極”這個戰爭後果呢？）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兩千萬、物質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才當上“世界一極”。德國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犧牲無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沒當成“世界一極”。日本更是“偷雞不著賒了米”，沒撈著“世界一極”還吃了兩顆原子彈。中國以弱勝強贏了一場“隱形世界大戰”，成了“世界一極”，傷亡代價不但少於上述任何一個國家，而且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以至於中國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隱形世界大戰”中——這水平世界上還有第二家嗎？盡管德國日本經濟實力比中國強得多，但仍算不上“世界一極”，因為它們屬於美國陣營。而中國當時雖然實力弱得多，卻硬成了“世界一極”，憑的就是政治上跟美蘇誰也不尿，自成一家。想想1945年的中國是什麽個地位，想想1949年的中國是個什麽地位，再看看尼克鬆訪華後中國又是個什麽地位，誰能否認毛澤東徹底改善了中國戰略地位？看看建國後毛澤東經手的幾場對外戰爭：抗美援朝、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援越抗美、中蘇邊界衝突、西沙海戰——每打一仗，中國的國際地位就穩步上升一級，一次都不例外。中國就這麽從“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為“世界一極”。而其他一些國家呢？兩伊打了那麽多年，中東打了那麽多年，不知付出多少代價，打出了什麽名堂沒有？“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一比就能看出毛澤東的陽謀有多了不起，毛澤東有多了不起。 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不僅僅是有形的，並不僅僅是根本改善了中國戰略地位，更深遠的意義是讓西方精英對中華文明從此刮目相看，由輕蔑轉為敬畏；使中國人對中華文明的信心倍增，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文明的“軟實力”和凝聚力。 這種改變在尼克鬆訪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尼克鬆來華途中路過關島時，透過媒體表示，他期望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隻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讀了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尼克鬆不是學哲學的。身為美國總統，越南戰爭就夠他焦頭爛額的了，加上歐洲、中東……全世界不知有多少麻煩讓他手忙腳亂，每日每時不知道有多少事等著他急辦。在這種情況下，他卻要花整整一周，不遠萬裏跑到沒有外交關係、互相隔絕、相互敵對了二十多年的中國來，特意提到毛澤東的詩詞，而且還專門想跟毛澤東談哲學——怎麽那麽閑情逸誌？難道尼克鬆真那麽悠閑？開玩笑。誰不知道美國人最講究實際，哪肯為不著邊際的事浪費這麽多時間？何況還是美國總統？ 真正的含義是：第一，美國明白在越南戰爭的真正對手是中國——如果對手是北越，美國與北越正在巴黎會談。如果對手是蘇聯，那尼克鬆直接訪問蘇聯就是了。無論是兩種情況的哪一種，尼克鬆都沒必要繞個大圈子跑到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來。第二，尼克鬆和基辛格真正明白了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美國跟中國主要不是在較量實力，而是在較量謀略。而與謀略關係最密切的不是兵力兵器導彈飛機，而是哲學、文化、文明體係等精神因素。 基辛格也許是當時美國為數不多的能不從字麵上理解毛澤東的人。 比如，1970年毛澤東發表了《5．20》聲明，譴責美國入侵柬甫寨。“讀過毛澤東的聲明後，尼克鬆愁眉不展，滿腹心事，以為剛見縫隙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又將重重封閉，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將要付之流水。他心煩意亂，立即讓基辛格研究毛澤東的聲明，基辛格很快便送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它沒有提出什麽威脅，沒有承擔什麽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從策略上看，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麽幾個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持。’” 同樣的東西在肯尼迪政府的“出類拔萃之輩”們眼裏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的極端敵視”、“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基辛格卻能看出這許多別人看不出的東西，堅持改善中美關係的既定方針，可見他確實領悟了毛澤東的陽謀。明白這一點，也就比較容易理解毛澤東會見尼克鬆時的這一段談話了： 毛澤東用手指著基辛格說道，“‘隻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像我這種人”，尼克鬆說，“還有匪幫，都在打倒之列嗎？” 毛澤東微笑著說：“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被打倒之列。”接著，他指向基辛格說：“他這個人也不屬於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表麵上看，這是在開玩笑。而我理解的更深一層的含義是：雙方都清楚，陽謀是虛實結合。虛的部分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當真的。你不跟中國作對，那虛的就始終是虛的，就成了“放空炮”。但你如果跟中國作對，那虛的隨時可以變成實的，叫你吃不了兜著走，如援越抗美。毛澤東實際當麵告訴尼克鬆、基辛格：既然你們改變對華關係了，那我那虛的部分就是“放空炮”了。——這正是尼克鬆、基辛格最想知道的底，也正是他們對毛澤東最感到神秘的地方：如此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變化莫測、出神入畫的謀略到底是從哪裏來的？西方的哲學體係裏找不到答案，古老的東方哲學體係如孔孟之道裏似乎也沒見識過。在這樣的謀略麵前，美國最自傲的、對付蘇聯行之有效的種種戰略理論體係似乎簡直不堪一擊，輕而易舉便被毛澤東玩得團團亂轉找不到北，輸都不知道怎麽輸的——象美軍在南越，打贏了每一仗，卻輸掉了戰爭。這些在美國曆史上從來找不到先例，在歐洲戰場從來沒見識過，在軍事科學理論上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東西，碰到毛澤東卻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這才是令美國人最迷茫的地方。要論物質實力，美國對中國實在沒什麽可擔心的，也並不太放在心上，以至於跟毛澤東周恩來談不談都無所謂。正因如此，尼克鬆才對跟毛澤東談哲學有那麽大興趣——這樣的謀略課世界上沒第二家，沒第二次機會，也永遠不會有不走樣的教科書和學習輔導材料——無論從回憶錄上看還是從記錄片上看，尼克鬆、基辛格在毛澤東麵前簡直帶了點學生般的表情。難怪基辛格會感慨：“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誌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毛澤東的確能讓人體會到力量、權力和意誌的共鳴。”——如果僅僅為了取悅於人以利談判，有必要事後這樣說嗎？ 這說明了什麽？說明美國最高級謀略家對毛澤東的謀略五體投地，欽佩之至。這背後的含義呢？現代史上第一次，代表西方文明的最高級精英在代表東方文明的最高級精英麵前服軟認輸：我服了你。對你的謀略我甘拜下風。對能產生這種謀略的古老的中華文明我不由自主肅然起敬。美國軍人說：“美國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過去一般人總是從戰略戰術、戰鬥意誌等純軍事方麵來理解。實際這句話的含義已經超越了純軍事範圍：越南戰爭之後，毛澤東的陽謀才是令美國軍隊最敬畏的，這是任何最現代化的電子計算機也算不出來的，永遠不知道如何應付的。毛澤東的陽謀使中國人終於能夠揚眉吐氣地宣告：中華文明不僅不比西方文明差，而且有自己獨到的優勢，能令最傲慢的“西方文明優越論者”俯首稱臣。不信？看看毛澤東的陽謀。看看越南戰爭。 重複一遍一開始的話：“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尼克鬆訪華標誌著毛澤東終於實現了1949年以來孜孜以求的“使中國擺脫美蘇冷戰的兩麵夾擊”的戰略目標。就憑這一條，就可以說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不要以為民族英雄是隻會吃苦犧牲、視死如歸的“拚命三郎”。不要以為中國隻有失敗的民族英雄。中國不僅不乏成功的民族英雄，而且有“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的智勇雙全的高級成功的民族英雄。毛澤東的陽謀不動聲色便將實力遠遠超過中國的超級大國玩弄於股掌之上、讓中國人不知不覺間便打贏了一場“隱形世界大戰”、讓中國以最小的代價在戰略上徹底翻身、一舉去除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最大的威脅、使中華文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放異彩，空前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自尊心。毛澤東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的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九．高手過招
隻有理解了毛澤東的陽謀，才能夠理解並欣賞尼克鬆訪華時中美兩國頂級謀略高手直接交鋒過招的精彩之處。 片段一：“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 1972年1月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亞曆山大•黑格準將率先遣組來到北京，為尼克鬆的中國之行作技術安排。黑格此行帶來了尼克鬆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於蘇聯企圖繼續包圍中國，美國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鬆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 毛澤東得知黑格口信後說：“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麽了得！頂回去！無非尼克鬆不來。不來就不來嘛！22年不來了，再等22年。尼克鬆不來，土克鬆、磚克鬆也會來。” 毛澤東批準的中方答複說：“我們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隻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一切妄圖孤立、包圍、遏製、顛覆中國的陰謀都隻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過訪問，加強尼克鬆總統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於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我們從不認為有什麽自封的世界領袖。” 當中方把答複稿念給黑格後，黑格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說：“我是個軍人，可能我沒有正確地轉達尼克鬆總統的意思。” 評論：這一段實在精彩。表麵看，美國人真是一片“好心”：“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代價呢？條件不高，一個子不要，隻希望來點“麵子工程”：“ 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鬆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給尼克鬆一點“世界領袖形象”就能解除中國的後顧之憂，不用再為“生存能力”、為蘇聯的大兵壓境犯愁。這買賣太合算了。換上認實惠、“拎得清”、“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主早喜出望外一口答應了。然而實際呢？這等於承認美國是“世界領袖”，宣布中國是美國的“保護國”，等於中國“改換門庭”，從蘇聯陣營跳槽到美國陣營了——從向蘇聯“一邊倒”改為向美國“一邊倒”。這樣一來，“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的規律立刻就會起作用：蘇聯將馬上感到最敏感的“柔軟腹部”遭到了來自中美的直接軍事威脅，必定采取激烈的反措施。那時中國能指望美國什麽？起碼眼前虧吃定了。更進一步說，中國建國以來費了那麽大心血，為的是什麽？是從美蘇冷戰夾攻中突圍出來，兩方誰也不依附，自成一家。隻要中方在這個問題上一鬆口，立刻前功盡棄，平等關係變成了不平等的保護國關係，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蘇矛盾確保中國安全的整個戰略目標就算吹了，勝利者一下子變成了失敗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別。美方實際想摸一下毛澤東的底：你爭的究竟是“世界一極”還是眼前利益？同意跟我和解是因為要自成一家還是因為懼怕蘇聯？如果是因為受不了蘇聯的威脅而不顧一切，那給你點甜頭就行了，在台灣問題和其他問題就可以強硬一些了。而這麽重大的話題尼克鬆不出麵，基辛格不出麵，卻讓一介武夫黑格出麵，顯然為了留有餘地便於下台階，一旦被拒絕可以往底下推：“我是個軍人，可能我沒有正確地轉達尼克鬆總統的意思。”如果是尼克鬆基辛格出麵，那被中國一口拒絕就太難堪，搞不好會危及整個訪華計劃。可見這是美方一個精心準備的圈套。結果被毛澤東一眼識破，馬上做出最強硬反應：寧可你尼克鬆訪華取消，我也絕不答應。——什麽叫高手，這就是高手：要害問題心中有數，明察秋毫，絕不含糊，寸步不讓，根本不為眼前小便宜所動。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澤東的眼力決心更高。尼克鬆人沒到就先親自領教了毛澤東的厲害，不但再也不提這個話題，而且小心翼翼多了。這次過招的結果：尼克鬆摸到了毛澤東的底，也向毛澤東漏了自己的底：出了這個插曲之後尼克鬆仍堅持按計劃訪華，可見決心之大，可見美國有求於中國之迫切。這等於反過來告訴中國：不用擔心美國死不讓步。這就為後來的聯合公報奠定了基礎。 片段二：起草《聯合公報》 基辛格：按國際慣例，強調含糊其辭的共同點，用陳詞濫調掩蓋著分歧。 毛澤東：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寫出雙方的共同點。 基辛格：“在美國總統曆史性的訪問結束之時，列舉雙方這麽多的不同觀點，這豈不等於告訴全世界，中美雙方在吵架麽？！這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都是難以接受的。” 周恩來：“你們的初稿是偽裝觀點一致，我們認為公報必須擺明雙方根本性的分歧。眾所周知，中美在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和國際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20多年的隔閡不可能消失於一旦，如果在此情況下雙方簽署那種既不說真話、也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我們不回避雙方的分歧，簽公報又有什麽意義？” 周恩來：“用漂亮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的典型公報，往往是‘放空炮’，是禍根。公開地擺明分歧，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 結果： 基辛格：“也許用這種別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決我們的難題，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處。”洛德：“周恩來太厲害了！讓我們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們的方案，而且高高興興，心悅誠服……” 評論：如果按照美方的方案搞出個“強調含糊其辭的共同點、用陳詞濫調掩蓋分歧”的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報來，那對於中國來說尼克鬆算是白來了：就算中國渾身是嘴，也沒法讓全世界相信中美之間是平等關係、中國與美國沒有結盟、美國不是中國的保護國、中國沒有與美國搞秘密交易、沒有出賣別人的利益。美國可以對中美關係做隨心所欲的解釋放風，在中蘇之間來回撥弄。毛澤東的使中國獨立於美蘇兩強之外的戰略總目標仍然實現不了。而按中國的辦法搞聯合公報，則用最明確無誤的方式宣告中美之間關係改善但不是同盟關係。防止了美國利用措辭模糊的公報在中蘇之間搬嘴弄舌，防止了蘇聯誤判中美結成軍事同盟而挺而走險，防止了第三世界國家誤解中國。總之不給任何人留下任何猜測懷疑挑撥離間的機會，不讓毛澤東利用美蘇矛盾確保中國安全的“三角政治”戰略目標受到任何可能的幹擾。這才是最高明的做法。 片段三：正麵交鋒（毛澤東會見尼克鬆） 毛澤東：“我認為，一般地說來，像我這樣的人放了許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毛澤東還說：“你（指尼克鬆，作者注）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基辛格的理解：毛澤東說自己“放空炮”，實際上是在暗示，不要認真看待中國到處牆上寫著的喊了幾十年的口號，“中國領導人在和我們打交道時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他們實際上是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麵的敵情。” 評論：前麵已經說過，陽謀是虛實結合，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當真幹。既然美國的對華戰略從敵視變為和解，那原來實的就成了虛的，變成了“放空炮”。讓毛澤東轉實為虛的代價：美國人認同“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麵的敵情。”——陽謀厲害不厲害？ 尼克鬆：“……究竟怎樣好，是要日本處於中立和不能自衛的狀態，還是在一個時期內讓日本同美國具有某些關係，這都是屬於哲學範圍的問題。……總理指出，他感到美國在伸手，蘇聯在伸手，那麽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危險，是來自美國的侵略，還是來自蘇聯的侵略？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毛澤東：“來自美國方麵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麵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 毛澤東堅持美國隻有同台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中美才可能建立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在涉及中國主權的原則問題上，毛澤東寸步不讓，毫不妥協。 基辛格的理解：毛澤東雖然沒有公開承諾，但卻有著明顯的暗示，而正是這個暗示，“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噩夢，害怕中國會武裝幹涉印度支那。”他說，對毛澤東這句話的前半段，“通過排除法，顯然說明蘇聯是毛澤東在安全方麵主要擔心的對象。”在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幹涉以及談到日本和南朝鮮時，毛澤東是在告訴我們，北京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 評論：尼克鬆費了那麽大勁訪華、改變對華戰略，為的就是毛澤東的這句話：“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你美國可以“體麵地撤出”越南了。中國不會出兵橫掃東南亞。不會站在蘇聯一邊跟你美國交戰。也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美國耗費幾千億、幾十萬大軍、無數人力物力在越南拚死拚活了好幾年都得不到的東西，毛澤東一句話就解決了。代價：中國成為“世界一極”。台灣問題。撤消封鎖禁運。聯合製蘇…… 毛澤東得到了中國需要的一切。作出的讓步是什麽呢？嚴格講，O——沒有犧牲中國的主權。沒有在台灣問題上做任何妥協。沒有出賣越南或其他任何國家的利益。答應美國人的都是中國本來也要幹的，比如不向蘇聯“一邊倒”、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 “不稱霸”、不出兵侵略別人、不幹涉其他國家內政、不輸出革命（但並不是說不保留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的權利）。美國從毛澤東那裏得到的實際隻是一種保證——陽謀中化實著為虛著的保證。 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世界上還有誰能做出這種比毛澤東的陽謀更厲害更精明的買賣？ 回顧這最精彩的一幕，回顧這一幕的前前後後和來龍去脈，令人不禁感慨：毛澤東不是神，隻是比神還神。
十．陽謀的副產品——猴與豬
毛澤東的陽謀產生了兩個副產品：一猴一豬。 美國在越南戰爭吃了大虧之後得了“越南戰爭恐怖症”，聽到“人民戰爭”、“遊擊戰”這幾個字就心驚肉跳，避之不及。1975年北越大舉進攻，南越土崩瓦解，拚命向美國呼救求援。美國答曰：越南戰爭對美國來說已經結束了。美國再也不會管越南的事了。越南遂統一。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伊朗國王巴列維向美國求救。美國吭都不吭一聲，聽任美國的這個“鐵杆盟國”轟然垮台。美國駐伊朗的外交官被綁了票，美國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這一時期美國在全球處於守勢。蘇聯卻從越南戰爭嚐到了甜頭壯了膽，全球到處插手：中東、阿富汗、安格拉、埃塞俄比亞、索馬裏、也門、格林納達、葡萄牙、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占領柬甫寨、挑釁泰國、蘇聯海軍進駐越南金蘭灣……（說來也好笑，中蘇鬧翻本來是因為蘇聯要和，中國要鬥，現在卻來了個大顛倒：蘇聯跟美國鬥上了癮，逼美國與中國加速緩和）蘇聯的咄咄逼人把美國逼急了，顧不上再拖延觀望，終於兌現了向毛澤東的承諾，對台灣撤軍、廢約、斷交，與中國正式建交——正式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係，宣告毛澤東的陽謀終於大功告成。（如果當時毛澤東健在，“與台灣關係法”能出籠嗎？毛澤東的陽謀把兩個超級大國耍得象猴，“與台灣關係法”則把某些中國人耍得象猴：你抗議美國向台灣賣武器，人家說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行政部門管不了，你找國會去。你當真去找國會，人家說這是民意，我沒辦法。你遊說民意，人家馬上大做文章，又是“幹涉內政”又是“政治獻金”……團團轉了半天隻能幹瞪眼，比被耍的猴還狼狽。中美關係如同一桌盛宴，毛澤東又備料又下櫥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隻需把這桌現成的飯菜往嘴裏一送就成——就連這點能耐都蹩腳，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楞是把毛澤東辛辛苦苦做成的極品佳肴弄變了味——沒辦法，偉人就是偉人，小人就是小人。） 蘇聯垮台關鍵原因之一是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是因為錯誤地總結了越南戰爭，以為自己才是越南戰爭的勝利者：什麽毛澤東的陽謀、人民戰爭、遊擊戰，全是瞎吹。起決定作用的是我的先進武器和“社會主義”旗號。隻要在“社會主義”旗號下出兵，不論到哪裏都無往而不勝。前蘇聯領導人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腦筋如豬——一點不開竅。結果：大舉入侵阿富汗，闖進了另一個人民戰爭的泥潭。（越南領導人腦子同樣進了水，自以為越南戰爭勝利是自己的本事，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同樣如豬，所以大舉入侵柬甫寨、跟中國鬧翻。） 列寧說：“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美國輸了越南戰爭，卻知道了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知道了向毛澤東學陽謀。難怪美國的謀略水平從此大有長進，一反越南戰爭以前呆板僵硬的守勢防禦那種消極戰略，開始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搞戰略了。美國也學著象毛澤東的陽謀那樣搞虛實結合，放棄了過去非黑即白的以“反共”為唯一標準的敵我劃分法，代之以虛虛實實的“人權”“民主”戰略：你聽我的，我對你“人權”、“民主”的要求就是虛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切好說好商量；你不聽我的，我對你“人權”、“民主”的要求就是實的，橫挑鼻子豎挑眼，雞蛋裏邊挑骨頭，發動“顏色革命”。俄國熊不知死活地闖進阿富汗，美國大概連做夢都能笑出聲來：老天有眼，可輪到你來嚐嚐人民戰爭的滋味了。於是照葫蘆畫瓢模仿毛澤東的援越抗美，來了個援阿抗蘇，把當年自己在越南吃足了的苦頭照樣送給了蘇聯。雖然這其實隻是毛澤東的陽謀的“盜版”，蘇聯也照樣吃不消，在阿富汗抗了十年之後終於也象當年的美國一樣撐不下去，不顧一切奪路而逃。然而為時已晚，經濟實力不如美國的蘇聯已經承受不起，從此一蹶不振了。 美國很善於舉一反三：既然越南戰爭中本國決策層的“精英”能給國家帶來這麽大的禍害，那為什麽不把這變成一種克敵製勝的武器，想方設法讓敵對國家的決策層也來上一堆這樣的“精英”？於是：“基金會學者”、“休克療法”、“顏色革命”……結果：最現代化的導彈核武器、成千上萬億美元、“遏製戰略”、“大規模報複戰略”、“靈活反應戰略”、“軍備競賽”等等傾舉國之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的東西，花幾個小錢雇幾個“精英”鼓噪一通“民主”“自由”就辦到了：蘇聯解體。冷戰告終。中國從此徹底擺脫了冷戰的威脅。 美國學毛澤東的陽謀開了竅，搞垮了蘇聯，贏得了冷戰，乍一看似乎是“青出於蘭”，實際卻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陽謀變成了陰謀。如前所述：“所謂陰謀就是設陷阱，就是無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設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過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隻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所以說是陰謀就有破綻。而陽謀就不同了，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麵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隻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搞垮蘇聯用的淨是陰著、損著：收買、誤導、欺騙……這一切越不過這一條：“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隻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幸虧當時蘇聯有一幫“基金會學者”與美國裏應外合，楞是沒讓豬腦子的蘇聯領導人看穿，使美國計謀得逞。但是陰謀畢竟是陰謀。俄國人並非都是豬腦子。雖然當時上了當，事後仍然明白過來是被耍了。俄國人盡管嘴上不講，但心裏有數，這股子仇恨就別提了。美國對此當然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冷戰都結束了，蘇聯都解體了，俄羅斯已經算“民主國家”了，美國為什麽仍然不依不饒接二連三下狠手，又是“顏色革命”又是“車臣獨立”地不放過俄羅斯？就是怕俄國人有機會東山再起來報這一箭之仇。萬一有那麽一天，誰知道俄國熊的報複會有多狠？——這就是陽謀和陰謀的根本區別：搞陽謀成功了沒有後遺症，不存在對方報複的問題。搞陰謀即便成功了也得時時提心吊膽，堤防對方報仇雪恨。（中國的改革“精英”雖然“騙出一個製度來”，但從此不得不時時擔心受害者的報複。所以他們也同樣必須“一不做，二不休，不把中國徹底搞垮就不能安心，就如同美國不把俄羅斯徹底搞垮就不能安心一樣。）美國學陽謀學來學去隻學了個皮毛，所以說美國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如猴——會模仿，但掌握不了精髓。 冷戰怎麽結束的？蘇聯崩潰了。蘇聯怎麽崩潰的？中了美國的計謀。美國哪來的計謀？模仿毛澤東的陽謀。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陽謀呢？繼續如同越南戰爭之前那樣，靠“遏製”、“大規模報複戰略”之類蠻牛功夫硬頂。結論：結束冷戰，毛澤東的陽謀功不可沒。中國徹底擺脫冷戰，多虧了毛澤東的陽謀。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1．不溫故則不知新 毛澤東已經逝世了。冷戰已經結束了。一切似乎都那麽遙遠了。現在還提毛澤東時代幹嗎？ 因為今天來自昨天。中國今天的一切都從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就不能正確認識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錯，就要出大亂子。 比如： ——改革開放誰的功勞最大？毛澤東。道理很簡單：改革開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處於“戰爭狀態”或“準戰爭狀態”，就不是開放不開放的問題，而是“開門楫盜”或“開城投降”的問題——列寧格勒被德軍團團圍困時能“開放”嗎？你一“開放“，德軍馬上衝進來按希特勒的命令把這座城市從地球上“抹掉”。隻要戰爭沒結束，你“開放”個試試？同樣，當美國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公開宣布要顛覆這個國家時，你能“開放”嗎？就算你“開放”，人家還“封鎖禁運”呢。——記得1962年《人民日報》登了條新聞：美國禁止加拿大從中國進口的醬油對蝦過境。《人民日報》為此還配了首打油詩：“醬油對蝦過境，美國政府不準。奇聞轟動加拿大，諷刺外加責問。若問對蝦罪狀，實在清楚得很：頭腦一煮便赤化，可見思想不穩。至於醬油其人，更是紅得發紫。出場便能鬧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鐵幕高懸白宮，將軍草木皆兵。如此封鎖禁運，世界史上笑柄。”——封鎖禁運得如此嚴厲，還想“開放”？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二十多載，使美國認識到對中國封鎖禁運隻能事與願違，如果不是毛澤東用陽謀、出奇計逼美國有求於毛澤東而不得不解除禁運，如果不是毛澤東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冷戰、贏得了和平的大環境，困在美蘇兩霸的夾縫中動彈不得的中國怎麽“開放”？“開放”個屁！ 曆史的回聲中，隻有克勞塞維茨的聲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嗎？那麽你就準備戰爭吧！”毛澤東的“準戰爭時代”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環境。這個和平環境批準了今天的“改革開放”。可見中國今天的一切積極成就實際都不過是毛澤東掙來的“和平紅利”，是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果實”。不承認這個，就叫“貪天之功為己有”。就叫“殺良冒功”。 ——“製止台獨”，得謝謝毛澤東用陽謀破使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迫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同意廢除“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軍、與台灣斷交，那麽今天的台灣會是個什麽狀況？陳水扁會如何？還會不會有中國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資”，得謝謝毛澤東前後花十三年之久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果中國還是遍地土匪橫行，誰肯來投資？ ——“出口創匯”、“國際接軌”、“全球化”，得謝謝毛澤東的普及教育：中國如果還象1949年以前那樣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國際標準迅速地、大規模地、保質保量地生產出口產品嗎？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關係突飛猛進，得謝謝毛澤東的非洲政策：沒有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今天中國人能說“五星紅旗就是我的保鏢”嗎？——毛澤東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從來高瞻遠矚，沒有走過廢棋，更沒有走過臭棋。 …… 2．駁謬論種種 ——“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澤東時代是“準戰爭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戰爭年代本身就是一種卑鄙。沒有毛澤東的戰爭勝利，那有今天的一切？何況今天中國許多“弱勢群體”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澤東時代的普通老百姓強到哪裏去。 ——“毛澤東時代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麽東西都買得到”。“毛澤東時代買什麽都憑票。如今什麽都不憑票了。” 第一，戰爭年代憑票供應再正常不過。 第二，正因為有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才會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這是毛澤東時代“憑票供應”換來的“勝利果實”。 舉例：中國目前每年糧食總產量約4．69億噸，總消費4．9億噸，缺口2100萬噸靠進口。如果中國仍處於被封鎖禁運的狀態，那這2100萬噸就進口不成。那現在也照樣得“憑票供應”。今天的“不憑票”是因為能進口。能進口是因為毛澤東的陽謀勝利迫使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毛澤東的陽謀能取勝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跟隨毛澤東，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默默承受了“憑票供應”之類的苦難。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的是真正的獨立自主：誰也休想用封鎖禁運來左右中國的內外政策。中國人根本用不著看外國人的臉色行事。中國想發展什麽武器，想搞什麽工程，想上什麽項目，想懲罰哪些內奸，不管哪個國家都無可奈何，最後的結論是封鎖禁運得不償失。結論：不能再對中國搞全麵的封鎖禁運。——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了今天的“不憑票供應”，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後人享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麽資格用“憑票供應”之類來嘲笑他們當年的奉獻呢？ 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規模外援。那時雖憑票供應，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份。現在呢？靠外債，靠內債，靠投資，靠賣資源，靠賣環境，靠賣苦力，靠賣血汗……用這一切跟毛澤東時代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計劃平衡相比，誰有資格嘲笑誰？ 第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發生戰亂，一旦被封鎖，一旦國外供貨短缺，馬上就會供不應求，馬上就會“憑票供應”。那時還有資格以汽車之類奢侈品為例來炫耀現在的生活比毛澤東時代強嗎？ （這種假設可不是杞人憂天。如果中國內部矛盾危機激化而又無法解決，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戰爭來轉移視線了。台灣的陳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來，以便解脫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說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舉收複台灣，一切內部矛盾都能得到緩解：沒說的，統一了國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辦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決問題，那就得點有長期戰爭的思想準備了。——總不能為一時的挫折就放棄國家統一大計吧？那時還能嘲笑“毛澤東時代一切憑票”嗎？） 用“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澤東時代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麽東西都買得到”之類指責毛澤東，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 “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沒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這是什麽邏輯？又好比修青藏鐵路，前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一切都就緒了，偏偏隻剩下最後幾公裏鋪軌的時候去世了。最後的鋪軌、剪彩、通車等榮譽全由別人完成。你能說這條鐵路跟前人沒關係，全是最後剪彩的人的功勞嗎？ ——“毛澤東時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結果就變成窮人國了”。“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 這是無恥的詐騙。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個社會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夠滿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自己的收入與自己的需要相比滿足程度如何，與奢侈和攀比無關，是一種客觀而理性的度量。一個人是否算“富裕”與其他人是否算“富裕”無關，因此能夠做到整個社會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會”或“富裕社會”。 “富人”不僅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奢侈和攀比：不窮奢極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讓別人望塵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標準是個無底洞，永無止境。憑這一條就可以知道，一個社會能當上“富人”的永遠隻能是極少數。說“窮人都能變成富人”是彌天大謊。 靠工資吃飯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的特殊“老總”不算）——要讓打工族憑工資收入變成“富人”、達到奢侈和別人望塵莫及的水平，這工資該給多少？怎麽核算？如果對人人都這麽發工資，恐怕早破產了。——可見“富人”決不能單靠工資吃飯。單靠工資吃飯的決當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富人”都是自己給人開工資（包括給自己開工資），而不是由人給自己開工資。所以“富人”手下無“富人”：讓你們都達到“奢侈”，錢給光了恐怕都不夠。那我呢？也就是說，“富人”的手下隻能是“打工族”，每個富人必然對應著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當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決當不了“富人”。憑這一點就可以說，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帶後富”沒門。 亞當．斯密說：“哪裏有巨大的財富，哪裏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有５００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裏的這一論斷，“主流經濟學家”們決不肯引用，更不會放進“大國崛起”。他們大肆吹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讚揚那隻“看不見的手”，因為他們是專門用這“看不見的手”“撈世界”的“三隻手”。——所謂“學術道德”、“學者的良知”不過如此。 公有製都是靠工資吃飯。既然靠工資吃飯可以實現“富裕”，那就是說，靠公有製為主、私有製為輔便能夠做到人人“富裕”。這就是說，“富裕”之“富”與公有製不矛盾。也就是說，以公有製為主、“節製資本”可以做到整個社會人人“富裕”。這種“富裕”之“富”是沒有窮人、沒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會”（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資吃飯當不成“富人”，那麽要走“富人”之“富”就隻能靠私有製，而且是大規模、無限製的私有製——規模小了不行，受到製約了不行，個體戶、小業主、小老板那樣小打小鬧的頂多達到“富裕”，當不成“富人”。隻有達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窮奢極欲”的水平才有資格當“富人”。“富人”之“富”隻能允許少數人當“富人”——“富人”與“窮人”是對立統一：沒“窮人”何謂“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窮人”。每造就一個“富人”就必然剝奪一群窮人“富裕”的機會。假如現在農民收入一萬元就算富裕，那麽每多一個億萬富翁就意味著剝奪了一萬個農民富裕的機會。也就是說，“富人”之“富”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階級分化、社會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觀規律就必然發揮作用。這一切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語都掩飾不了的。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一個容得公有製，一個容不得公有製，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沒有“富裕”之“富”。中國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實現“全民富裕”是“緣木求魚”。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是彌天大謊，是極其陰險卑鄙的理論詐騙。 茅於軾主張“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富人，這個國家就沒有富人了，就變成窮人國了！”、“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真正同情窮人是使天下無窮人，即：認同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隻要認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認同製造窮人。茅於軾故意把人們引導到該如何對待“富人”與該如何對待“窮人”這一話題上。隻要爭論起該如何對待“富人”和“窮人”，那就已經中招了：因為這個話題的邏輯前提是認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覺把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這條規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麽西方國家為什麽能既有“富人”又能大體上實現“富裕社會”呢？ 因為一直有象中國這樣的SB在“舍己為人”地給“補貼”——乖乖迎合人家製定的“遊戲規則”去“全球化”、“國際接軌”：中國每創造100元財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夠人家補貼出個“富裕社會”了）。中國剩下的這一元，九毛九歸“富人”，留給“打工族”一分錢養家糊口。口口聲聲“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專打這最後的一分錢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幾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告訴“打工族”：隻有把你們的“一分錢掰兩半”，“貢獻”給“富人”一半，你們將來才能當上“富人”，這叫“先富帶後富”。 為什麽人家能從中國拿走那99元？因為這是人家的“規矩”——比方說，你造褲子質量再好也隻能賣10元。同樣的東西人家貼上自己的商標牌號就能賣200元。人家什麽也不花費，就憑這牌號賺死你。因為這是人家說了算的“全球化”，隻認人家的牌子。掙錢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甚至不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辛辛苦苦掙了點錢，然後呢？還得聽人家的：買美國國債？存美國銀行？買美國股票？人民幣升值？房地產投機？一大堆規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沒錢頭疼，攢了點錢照樣頭疼。雖然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卻左右為難，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動不動就賠上千億——掙錢、花錢、存錢、玩錢的規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動權全在人家手裏，不管你怎麽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著規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沒票子還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時候你吃虧，他欠你的時候還是你吃虧。他可以打白條、印票子、金融風暴、貶值賴帳隨心所欲，哪種情況都吃不著虧，而你哪種情況都占不著便宜——明白西方國家是怎麽實現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會”的了吧？中國有人給這種“全球化”的“補貼”嗎？就憑那可憐的半文錢，能實現“富裕社會”嗎？ 讓一個社會“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坐做得到。讓一個社會人人“富人”則行不通也做不到：邏輯混亂不說，社會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國家有“全球化”的“補貼”，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會”。中國在“全球化”中隻有“補貼”別人的份，沒人來“補貼”中國，所以中國沒辦法實現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會”。有“富人”之“富”就沒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隻有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裕”之“富”才能堅持公有製為主，才能實現整個社會和諧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會分化、矛盾對抗。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則必然摧毀公有製，必然實現無製約的私有製，必然造就大批窮人，必然造就貧富對立，必然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分裂社會，必然引發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最後必然形成對抗性矛盾。 隻要不是貪官，從理論上講不管官多大也隻能靠工資吃飯。一個社會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隻靠“死工資”吃飯的就會被視為“次等”，當官的也不例外。作為離不開“威信”二字的官員，手裏有權而又低人一頭，這能讓人心理平衡嗎？在這種大環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無動於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會的主流，你能指望他們當真尊重隻靠工資吃飯的人嗎？不管是部長省長還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裏都不過是掙工資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類。“富人”盡管為了需要可以花高價向官員行賄購買權力，但心裏明白：這跟花錢買娼妓沒什麽兩樣。也就是說，在一個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裏，單純靠工資吃飯的官員是被瞧不起的：社會主流——“富人”從心裏瞧不起他們，隻是利用他們。他們要保持心理平衡就隻有三種選擇：1．堅持操守，無動於衷。2．也當“富人”——既當官又當“富人”。既然隻靠工資吃飯就當不成“富人”，那就隻有利用權力貪贓枉法。3．我當不成“富人”也不會給你好氣受，有機會就利用手裏的權力給你點顏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麽“製約權力”，你也沒辦法製約這“心病”。——“心病還須心藥醫”。這種“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會中就不存在：大家誌同道合，地位相當，平等相處，沒什麽想不開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想讓權力機構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與其他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杜絕貪汙受賄和濫用職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說穿了是為了自己當“富人”，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奪找根據。一個說：“以私有化為綱”。一個說：“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個說，要學會“科學”地壓榨，不要“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一錘子買賣，而要“細水長流”、“可持續剝削”、世世代代不斷線。“三結合”到一起，就湊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絕對排斥毛澤東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論體係”。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於“準戰爭年代”，在沒有取得“隱形世界大戰”的勝利、衝破冷戰的包圍、為中國創造出和平環境之前，無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對而言確實較苦。但那是戰爭年代的那種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須的苦，是戰爭的代價，也是戰爭勝利的需要——如果戰爭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富人”，那才豈有此理呢——但毛澤東時代堅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隻要在冷戰結束和平來臨後按照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沒有“富人”，但也沒有窮人，更不是“窮人國”。——茅於軾說“打倒了富人就隻剩下窮人”，這是玩弄文字概念遊戲故意騙人。隻有“富人”之“富”才會有窮富對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窮”。“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窮”。 ——“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分兩部分：已經經曆了的和尚未來得及經曆的。前一部分是“準戰爭年代”，後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後一部分的必要準備。所謂“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隻能是指已經發生了的那部分，即“準戰爭年代”。平白無故讓和平年代的人過戰爭年代的生活，當然誰也不會願意。但人們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將來某一天中國被迫處於戰爭狀態，那就不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願意也是那樣，不願意也是那樣。在那種情況下，是願意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人人平等、齊心協力、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鬥，還是願意象國民黨時代那樣“前方吃緊、後方緊吃”、貪汙橫行、物價飛漲、多數人饑寒交迫、流血拚命而少數人作威作福大發戰爭財、國難財、人命財？讓你吃苦流血拚命以便讓別人躲在一邊享福斂財，你願意不願意？那時還會說“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之類的諷刺話嗎？ 既然口口聲聲“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那就是說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已經發生過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說，不願意中國處於戰爭年代或準戰爭年代了。但堅持“富人”之“富”已經使中國社會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持續激化，正走向全麵對抗。各種利益集團無視國家利益，肆無忌憚內外勾結禍國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諸侯自行其是，對中央陽奉陰違。“人權高於主權”意識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如果一意孤行，沿這這條路一直走到黑，那社會撕裂、國家分裂、爆發內戰是免不了的。那時就隻能靠毛澤東的一套來收拾殘局了。這不反而實現了“回到毛澤東時代”了？主觀上拚命想避免的東西客觀效果上卻是在為其變成現實而創造條件——這就叫“適得其反”，這就是曆史的辯證法。 隻有按毛澤東的主張，堅持公有製為主、私有製為輔，認同“富裕”之“富”而不認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國社會的崩潰，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不是“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前進走向毛澤東時代”——走向當年的“毛澤東時代”尚未來得及實現的那部分：“共同富裕”。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1．反右 反右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 時代背景：1957年。“準戰爭年代”。美國的封鎖禁運包圍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蔣簽定了“共同防禦協定”，宣布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上與周恩來握手。美軍長期進駐台灣。兩年前的1955年，中國解放一江山島後，美國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對中國搞核訛詐。一年前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蘇分歧開始。匈牙利事件爆發。國內剿匪尚未完成。——總之是不折不扣的“戰爭大環境”。 右派的核心主張： ——“黨派輪流執政”。 ——“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 回來。” ——“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 ——“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 ——“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 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 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 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 …… 結論：“準戰爭年代”。美國的核訛詐陰雲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跡未幹。公然鬧著讓共產黨下台——大敵當前窩裏反，這叫什麽？這叫政變。這就是問題的性質：戰爭期間的政變。 且看這一段文摘：“對於中國新政權到底‘能撐多久’，1949年秋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司曾經做過一次估計，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政權在未來五年內沒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內部困難和外部壓力會使中共政權大大削弱，從而為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 按美國國務院1949年的估計，美國的封鎖禁運將為中共政權在五年之後“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1949年的“五年之後”是1954年——離1957年隻差三年，正屬於美國人估計的“五年之後的某個時候”這一期間。也就是說，右派的政變正發生在美國人預期的時間內。美國人的結論：美國當初的預計準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有效。共產黨政權即將垮台。結果：堅定了美國通過封鎖搞垮中國的決心和信心，加緊封鎖。後果：增加中國饑荒年代的困難。 有人說：不對，右派在是幫共產黨整風。是你共產黨讓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提意見的。 這就如同展銷會鬧成了哄搶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讓你來參加展銷，沒讓你來聚眾搶劫。你能說因為一開始是你讓我來的，所以你無權拘捕我？你能說搶著東西的是少數，所以其他參與起哄推擠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戰爭時期鬧政變，該如何處置？ 當初國民黨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殺絕共產黨”——那時共產黨還不肯抓槍杆子，還避免鬧暴力。4．12發生地上海並沒有什麽工農“過激行動”。共產黨正跟國民黨並肩戰鬥鬧北伐，沒有提出要國民黨下台。一句話，國民黨是因與共產黨政見不合，立刻動了刀子。 如果共產黨也按國民黨1927年對付自己的手段來對付1957年的右派政變，那會如何？——既然是“準戰爭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緊急狀態”為根據“軍法從事”。——毛澤東這樣做了嗎？ 有人連篇累牘說共產黨如何如何殘暴，右派家屬如何如何受牽連，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楊開慧親屬的這段回憶： “在毛澤東被宣布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隻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紮。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裏全是泥土。” 評論：右派家屬遭到過這種待遇嗎？ ——再看看斯諾的《西行漫記》裏這段對徐海東的采訪：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裏的人現在哪裏？”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隻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麵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隻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裏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裏都發生了這樣的事，隻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裏，南北三百裏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 評論：“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如此事實麵前，咒罵毛澤東對右派“殘暴”、“株連家屬”的哭天抹淚是不是有點太軟弱無力、太虛偽了？ “傷痕文學”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右派們是多麽的善良，多麽的無辜，多麽的“無害而可憐”。然而文學中的優美進了現實就未必了。說“無害而可憐”，一旦大權在握立刻凶相畢露，“鐵麵”、“鐵腕”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公務員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等等“理論”全是在這一時期出籠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貪汙成風、造假成風、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劇烈激化、社會風氣急劇惡化等等令中國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現象全是在這一階段形成氣候的。號稱“清廉”，實際呢？手下金融大將個個巨貪，老子當頭號大官兒子當頭號買辦——一個當婊子一個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雙收，虛偽透頂。對內一副凶神惡煞“經濟沙皇”的“鐵”樣，對外呢？不但“鐵”不起來，而且軟爛如泥，奴顏婢膝送上門去求人“消氣”——身為一個主權國家首腦（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戰敗國！）卻主動跑到別的國家當眾宣布供人家“消氣”，這簡直史無前例，聞所未聞。如果不是無恥到家，怎麽可能幹出如此喪權辱國的勾當、如此心安理得而且還如此興高采烈？這創造了一項“世界記錄”：以堪稱登峰造極的厚顏無恥而載入史冊。下崗工人的評價：毛主席當年太心慈手軟，所以才會讓當年的右派現在有機會回來搞階級報複。——整個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 當共產黨在爬冰臥雪浴血奮戰時，“精英”們舒舒服服地遠遠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觀，頂多不疼不癢地吆喝兩聲。等共產黨打下天下，他們馬上跑來伸手要這個天下：我是“精英”，“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 （茅於軾），所以你流血犧牲打下的政權應該歸我。給就是“民主”，不給就是“獨裁”（——又是那套“用虛的撈實的”把戲，用一句虛的“民主”白撈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權。）毛澤東沒答應，於是就“罪惡滔天”，就一切都被醜化，就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無非要“證明”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遵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惡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說事，汙蔑毛澤東，不過是“繼承先輩遺誌”，繼續玩弄“以虛撈實”的把戲，將詐騙進行到底。 那麽“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也是對的了？當然不對。不但不對，而且是陰謀，大陰謀。反右是陽謀，“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是陰謀，是陽謀中的陰謀，披著陽謀外衣的陰謀。毛澤東隻決策了反右，而具體安排、製定標準、規定執行細則的是“八大”後剛剛上任、急需“政績”的書記處總書記。搞“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對他有好處：第一，創造了“政績”——抓了右派多少多少萬，成績大大的。第二，先製造冤案，再甄別平反，最後來個“一風吹”，受害者便以為讓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澤東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標抓右派”的人——人家後來給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見是好人。所以對他感激涕零，而對毛澤東永遠耿耿於懷。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這麽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離間了知識分子和毛澤東，自己乘機邀買人心——難怪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總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澤東頭上扣。第三，暗暗奪權——“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製造大批冤案的後果是從此人人自危，黨內普遍的教訓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不管正確與否，千萬不可得罪黨組織內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這也是“反右擴大化”的功德。）劉少奇的“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黨員的金科玉律——當“工具”不夠，當“馴服工具”還不夠，還得加上個“自覺”，當個“自覺”的“馴服工具”才合乎要求——這樣一來，一切都由直接掌管黨務的說了算，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立刻說話不算數了，不管發現什麽問題、有什麽指示，不經過主管黨務的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就一概行不通。黨政實權便名正言順地落到了掌管黨務的副主席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鄧小平手裏。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一年之後毛澤東發現劉少奇搞“共產風”、“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歪風時不管怎麽打招呼怎麽批評都不管用，連開了八屆六中全會糾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貫徹不下去：誰也不敢得罪主管黨務的劉少奇——“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明知“浮誇風”、“共產風”不對，但隻要劉少奇堅持，就誰也不敢違抗。這才是“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的真正後果，所以說這是陰謀，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澤東，架空毛澤東，自己乘機奪權。“第二司令部”就這樣悄悄形成了。 2．“餓死三千萬” “餓死三千萬”是個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們聲嘶力竭鼓吹的“法治”，應該先“無罪推定”，再出示證據：犯罪事實、犯罪動機、主謀、幫凶、策劃、實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須以板上釘釘的確鑿事實說話，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絲馬跡、憑空的想象和推斷充數。——“精英”們既然那麽關懷黑社會頭子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那涉及毛澤東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時至少也應該“一碗水端平”。 “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從何而來？出處何在？證據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顯然是人雲亦雲。能夠確定的事實是：“三年自然經濟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當時河南省委書記是吳芝圃，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餓死人的原因並非無糧，而是奪糧——這兩個省負責人先虛報產量顯示“政績”。為了保護“政績”，把民間的口糧調走充數，導致老百姓挨餓，並對上封鎖消息隱瞞實情，對實際情況置之不理無動於衷，最終造成大批人餓死。——問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缺糧導致挨餓”與“奪糧導致餓死”。 “缺糧導致挨餓”不一定就“餓死人”，不能確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奪糧導致餓死”則已經餓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麽有什麽證據證明毛澤東參與了“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中央文件？書麵指令？口頭命令？暗中鼓勵？事後包庇？恰恰相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見到的倒是如下事實：“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麵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這二人都因“奪糧導致餓死”而受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厲指責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去世後）又都被“平反”，而且評價極高：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李井泉則在“十大”當選中央委員、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顧委常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奪糧導致餓死”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卻包庇了罪犯。誰包庇的？顯然不是毛澤東。能把“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栽到毛澤東身上嗎？ “缺糧導致挨餓”是誰之過？“反反冒進”、“浮誇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共產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那麽誰該對這一切負責呢？ 網友“數學”的文章“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和黃嶺峻先生的文章“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列舉了一係列事實資料，很能說明問題，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後。（附錄一．附錄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於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足以說明一切。故也附錄於後（附錄三）。 根據這些資料，充滿“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浮誇風”的宣傳集中發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這三個月。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切是毛澤東的布置或授意。（拚命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就是如今大罵毛澤東、鼓吹“自由化”的胡績偉——從“極左”跳到“極右”，這就叫無恥文人。）事實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反對“共產風”、“浮誇風”等錯誤傾向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無效。開了鄭州會議專門糾偏，無效。最後於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糾正畝產萬斤的錯誤和“共產風”的錯誤。也就是說，從出現問題到開中央全會正式下文件糾正問題一共六個月。而那些弄虛作假的數字都是來自下級的匯報和“專家”的“論證”。如果說毛澤東有錯誤，那就是在一開始某些場合對來自下層的若幹匯報和“專家”的“學術見解” 將信將疑，沒有立即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換句話說，毛澤東的責任是最多三個月的“糾正不力”。（厲以寧在“強國論壇”裏承認“改革”“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在改革中我們忽視了一些問題”、“我們當初的認識有局限性”——對毛澤東近三個月的“糾正不力”，“精英”們大肆喧鬧了近三十年還沒完沒了；而對“精英”、“專家”、“學者”們近三十年的“問題”、“經驗不足”、“局限性”卻不準有人們有哪怕一分鍾的質疑，否則就是“否定改革”。這一對比就能明白什麽叫“虛偽”，什麽叫“無恥”，什麽叫“顛倒黑白”了。） 十七大輔導材料“中央領導機構的曆史演變”裏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顯示了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次代表大會。八大對中央領導機構做了較大調整。” “（一）中央委員會除設主席外，第一次設了副主席，並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分開。八大修改的新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而改稱為總書記。這樣，就將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分開了，將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分開了。鄧小平任書記處總書記。” “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 “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呈送。毛澤東不同意，他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麽事都要管，發文用中央的名義。1958年，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凡是黨政軍各方麵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那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並不都在北京，非重要會議一般也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周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誌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誌消息更靈通。” 綜合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實： 1．1956蘇共二十大的反“個人迷信”在同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開始分“一線”“二線”。中央書記處算一線。毛澤東開始退居“二線”。“中央日常工作都由書記處負責”“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說，中共中央一切具體工作的部署安排實施，包括反右、“大躍進”、“一平二調”、“對蘇聯提前還債”等等均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經辦。 2．鄧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說，在這十年期間中國除軍事以外的一切活動均由他負責，包括經濟活動。 3．1958年“浮誇風”最烈的6月至9月，毛澤東正忙於部署8．23炮擊金門，要忙於對付美國，要忙於對付赫魯曉夫的“共同艦隊”和“長波電台”，以及接踵而來的中蘇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蘇兩霸冷戰的包圍等戰略大計……這麽多、這麽大、這麽緊急的事要辦，未能及時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共產風”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和1959年起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屬於剛升到“一線”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績”證明自己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需要通過1957年的“按指標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來顯示“政績”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線”“二線”。那幾年中國建設發展平穩迅速，成就舉世公認。毛澤東並不需要搞什麽異想天開、轟動一時的“政績”來證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線”“二線”之後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線”的鄧小平、劉少奇從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標抓右派”。1958：“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59：“反右傾”。此外還有“提前還債”——“小平最大的一個政績，就是提前還債。80年代小平會見蘇聯代表團，還自誇說當他主持總書記工作期間，提前還清了蘇聯的外債。”“在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窮的四川省上繳糧在全國排列前矛，為小平主持總書記期間提前還債立下汗馬功勞”——這就解釋了為什麽自1956年分了“一線”“二線”、毛澤東不再親自主持“一線”工作後立刻出了那麽多邪門的事——“按指標抓右派”、“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新上任的“一線”領導們的“政績工程”。 有人說：毛澤東是最高領導。即便書記處是“一線”，具體部屬了一切，那也是毛澤東的責任。 毛澤東並沒有回避責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把責任兜到了自己頭上。但毛澤東的責任是一時的“糾正不力”而不是“罪責”。 拿破侖說： “一位統帥因為執行了遠離戰區、未明戰事近況、或根本不知戰況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戰鬥中鑄成錯誤時，他是不能推脫責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統帥在執行命令時，如果知道計劃不妥或有失敗危險，就應向上陳述理由，請求修訂計劃，並不惜在最後以辭職力爭，甚至寧可不幹，也不要使自己成為毀滅自己部隊的工具。” “任何一位統帥，明明知道將要遭到失敗而仍然按照上級命令進行作戰，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時應該拒絕遵從命令。隻有在上級發令人於發令當時親身處於戰場的情況下，軍令才要求絕對服從。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發令人可以即時聆聽反對意見，並且可向執行命令的將領作出必要的解釋。” “當一位統帥接到來自君主的絕對命令，並預料將讓敵人獲勝而使自己失敗時，他對此一命令是否應該服從呢？答案應是一個‘不’字。如果統帥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當然是應該遵照執行的，否則，就應拒絕。” 由此可見即便“浮誇風”是毛澤東親自部署的，那中央書記處也必須負責。因為書記處書記沒有“拒絕遵從明知將要遭到失敗的命令”，反而部署實施了錯誤的東西。不追究書記處書記的責任而責怪毛澤東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你打“的”，告訴司機向左拐。司機卻向左衝上了逆行線。你趕緊告訴司機快回右，司機卻向右撞上了馬路牙子、衝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來抓司機，司機卻說不是他的責任，因為是你讓他這麽幹的，該抓你去坐牢——這種邏輯站得住腳嗎？倒底誰有罪？“一線”手把方向盤的司機，還是坐在後排“二線”指方向的人？對於處於“二線”後排指路的人來說，如果有責任，那就是：為什麽用了這麽個混帳司機？ 茅於軾說：“1959—1961年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場。”“請問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反倒是負責任嗎？”“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於軾在瞪著眼說瞎話。事實是當時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想方設法進口糧食救災，不僅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而且積極談判從美國進口。1961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糧食問題時說明：“至於進口，目前正在談判，可能與美國簽合同”。但美國政府堅持封鎖禁運，不但不準美國商人向中國出口糧食，甚至於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國公司不得給向中國運糧的船隻加油。——表麵上看，美國政府並沒有一口回絕，而是“表示願意考慮”向中國出口糧食，但有個前提：必須官方對官方，由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而不準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直接談判。這實際就是拒絕：美國根本拒絕承認中國政府，怎麽個“官方對官方”？這是逼中國政府先投降，承認台灣“獨立”，然後再說——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頭來即便最後能從美國進口糧食，那也緩不濟急，早錯過時機、失去救災的價值了。茅於軾顛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說“不肯利用世界市場”、“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無恥的嗎？ 說到救災，不妨看一看斯諾在《西行漫記》的若幹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裏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裏，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裏，我看到過萬人塚裏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裏，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裏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麽？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饑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國家裏出現一群貪婪者。他們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隻付幾個銅板的方式、從饑餓的農民手裏收購了成千上萬畝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時再租給佃戶。” “1939年的水災 ” “居住在中國中部變化莫測的河流流域的中國人，大約有九十萬人死於水災慘禍。一千二百萬戶家庭被毀滅，五千五百萬人受災。就在這個打擊以前，幹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裏，饑荒使曾經是富裕之鄉的西北大傷元氣，蝗災接踵而至，十四次內戰使國家的經濟結構遭受破壞，盜竊、搶劫、匪患橫行，為撲滅共產黨人革命進行的鬥爭已經曆時兩年，軍閥統治下一片恐怖，那種麻木不仁、暴虐和後果嚴重的無能，是本世紀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 “從前，如果莊稼遭災，還有儲存的糧食可以支持到來年播種的時候。當雨水充足時，河渠飽滿，健壯的水牛在地裏推動著古老的水車，滋潤著可愛的田地。農民挑著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裏忙來忙去、喊著那奇妙的、勤勞的勞動號子。生活似乎是親切的。但是，這些年以來，在大地上出現了掠奪成性的野獸。官吏們把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合法化、稱之為‘捐稅’。兵士們也搶劫分贓。盜賊橫行，糧倉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以外，誰也沒有什麽銀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的銀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 “個舊礦共有近50000名礦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隸。40%的礦工幹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幹上幾個月，他們的皮膚差不多變成青色，因為砷毒迅速的進入了體內。他們的平均工資每年約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撫恤金給予他的父母，數目也隻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問道，‘他們為什麽不反抗？’‘他們為什麽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隻知道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隻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複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麽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饑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對他們的消極態度迷惑不解。有一個時期，我以為沒有什麽事情可以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 “我錯了。中國農民並不消極，他不是一個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計劃、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起來戰鬥的。 ” …… 上述腐敗陰暗的情況在毛澤東時代的救災過程中發生過嗎？而有些情景——如“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饑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40%的礦工幹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他們為什麽不反抗？”“他們為什麽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隻知道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隻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複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麽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饑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對今天的人來說是不是更有點“似曾相識”的味道呢？ 網文“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讓我知道了一個事實：高梁為什麽會逐漸消失。高梁不高產，缺營養，不好吃。但中國北方過去種得多，現在卻越種越少。為什麽？因為高梁極耐水澇、極耐鹽堿。過去中國北方大地表麵是平原，實際淨是坑坑窪窪，動不動不是旱就是澇。窪地易積水。積水就易泛鹽堿。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種，隻好種高梁。為什麽現在高梁種得少了呢？因為中國自1958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興修水利、改造窪地、改造鹽堿地、平整土地等“農田基本建設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種高產作物，不必再種高梁了。結果：“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再無大災——碰上同樣的氣候不理想，過去為災，後來就不為災了，因為中國農業的抗災害能力今非昔比了。——這一切靠個體戶、小農經濟做得到嗎？沒門——動不動就涉及幾個縣幾條河的工程，沒有成千上萬的人誰幹得了？靠機械化？當時哪來的錢？現在即使有錢，一算“經濟效益”也受不了。那麽是誰的功勞？第一，人民公社。隻有人民公社才有這個組織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憑人的肩挑手拉、一鍬一筐、一步一個腳印，靠一個工分幾角錢幾分錢的報酬硬是改造了華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錢靠設備，到現在也未必幹得成。這才是真正的救災，最徹底的救災，一勞永逸的救災，毛澤東式的救災。 有人爭辯說“浮誇風”直到1959年仍未製止，所以才有彭德懷的“萬言書”。罷免彭德懷說明毛澤東拒絕正確意見，結果造成了饑荒。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已經正式下文糾偏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的議題就是繼續糾偏。彭德懷的“萬言書”上說的東西並不是新出現的問題。問題不在“萬言書”本身，而在“萬言書”之外。——既然的問題已經被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接二連三又開會又講話又發表文件大力糾正問題，那還提問題就不是為了問題本身，而是為了追究責任——如同一個人走錯了路，已經發現了，已經回頭了，你卻一再逼問：你為什麽走錯了路？這就跟走錯路本身無關了。彭德懷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就事算舊帳”——說過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現在讓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這就超出了萬言書自身的內容，不但涉及了曆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糾紛，要追究責任。——僅僅一年前彭德懷剛剛以“反教條主義”為名逼劉帥檢討退位，現在會不會又要逼誰退呢？沒資料，不知道。但廬山會議上未必沒有人這麽認為，尤其是以“大躍進”為“政績”的。——當年在當年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激烈爭論的人都有誰、都說了哪些等等現在還沒有看到什麽可靠的資料，不能妄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罷免彭德懷並非沒有道理：中蘇已經分裂，毛澤東必須對黨內軍內可能的親蘇勢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懷在蘇聯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公開說過彭德懷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懷剛剛率領軍事代表團訪蘇歸來，馬上就上廬山遞“萬言書”，而且扯到了人事糾紛，再加上跟一批高級將領夥在一起。這一切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並不奇怪。如果毛澤東因為這些而決心罷免彭德懷，那不能說沒有道理。 “精英”們用“萬言書”大做文章攻擊毛澤東，完全是出於自己利益的需要：為了證明茅於軾的論斷——“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就必須證明“沒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難，就必須製造個“餓死三千萬”的嚇人罪名強加給毛澤東，就必須利用彭德懷的萬言書來證明一切都是毛澤東之過。這是在“殺雞嚇猴”，借妖魔化毛澤東警告中國今後的一切領導人：誰敢得罪“精英”誰就沒有好下場，不世之功會變成滔天大罪，蒼蠅會變成大象，白的會變成黑的。而如果讚同“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則即便有“餓死三千萬”的大罪也會被“精英”們“隱惡揚善”、“為尊者諱”、“文過飾非”、“化腐朽為神奇”地嫁禍於人。所以才會出現毛澤東三個月的“糾正不力”被揪鬥了幾十年，而毛澤東幾十年的不朽功勳被一筆抹殺等冤案。——這一切都是“精英”們實現“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一政治目標的需要。 那麽彭德懷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後諸葛亮”們看來，是有些冤枉。但當“事後諸葛亮”容易，當“事先諸葛亮”難。在沒有條件從容查清一切時，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大局，有時采取斷然措施防患於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這如同戰場上的誤傷：如果能夠慢條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會誤傷。但既然沒有條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隻能根據當時條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資料當機立斷，寧可承受誤傷的損失也不能因怕誤傷而給敵人可乘之機——美軍裝備那麽現代化，也照樣不能避免誤傷。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會自有其規律，戰爭自有其法則，很多情況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時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特殊情況下就容不得。比如嬰兒啼哭是理所當然的，誰也無權製止。但抗日戰爭反掃蕩時多次發生過母親為了避免嬰兒啼哭暴露目標被日本鬼子發覺，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嬰兒捂死了——平時最正常的“啼哭權”在特定條件下就容不得。這對於嬰兒來說的確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當時當地的情況就是：是一個嬰兒的委屈重要，還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現在人們關於以往革命戰爭時期的“肅反”幾乎是眾口一詞一邊倒地全盤否定，簡直罵得一塌糊塗。這就有片麵性，缺乏具體分析。首先得看具體的曆史環境。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一方麵1927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整個社會一片恐怖，背叛、出賣行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內奸特務鑽了空子就會一死一大片。而當時的條件下又不可能從容周密地到全國調查每一個可疑對象。那就免不了經常麵對這種選擇：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這是嚴酷的環境強加的選擇。另一方麵，共產黨1927年才開始搞武裝鬥爭，一切都剛開始學習。誰能要求一個人一跟頭就從外行變成內行，從門外漢立馬變成肅反專家，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主流經濟學家”改革了近三十年還沒學會改革呢，還承認“認識有局限”呢。）再加上國民黨大屠殺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於報仇的情緒，這就導致一些冤案難免。但很多當時條件下受過冤枉的人都理解：這是客觀環境所迫。如果換了自己也會同樣處理。所以這些人雖然受了委屈，但多數並不因此而投敵，以至於國民黨都奇怪：這些人國民黨要殺，共產黨也要殺，為什麽還要跟著共產黨？ 再比如說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過去靠“小米加步槍”對付現代化，打仗全憑一股氣。一旦士氣受損，那就沒辦法打仗了。而在當時情況下怎麽可能有條件有時間慢慢調查，弄清楚那些當過俘虜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來敗壞士氣的？這同樣麵臨著一個“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隊的士氣重要、戰鬥的勝利重要”的抉擇問題。過去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那麽嚴厲，同樣是環境所迫。等環境不那麽嚴酷了，要求也就不那麽嚴厲了——對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時當過俘虜的中國軍人的處理就與以往不同。這同樣是環境的產物。在今天的和平時期看來蠻不講理的東西，在戰爭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極端嚴酷的戰爭條件下有時簡直是必須的。 所有這些無非是關於如何看待彭德懷的遭遇問題。但這並不是說就應該製造冤案，就應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正是毛澤東曆來是最反對的。毛澤東關於這方麵的規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內部矛盾、黨政關係、軍民關係、上下級關係、同誌之間的關係……連對待敵人和叛徒都有明確規定：交槍不殺、優待俘虜、不虐待俘虜、對叛徒，如其悔改，還可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毛澤東一貫主張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誌，包括反對自己反對錯了並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朱德、陳毅、周恩來等都曾經反對過毛澤東，但最後都團結到了毛澤東周圍。毛澤東處理幹部曆來是“批評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被喻為“熱加工，冷處理”。要說與人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澤東。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現在最時髦最紅火的“理論書”，可有如此詳盡完整的主張？可能用來指導處理各種關係？ 《亮劍》主人公李雲龍的原型——王近山，號稱“王瘋子”。沒有命令的情況下主動伏擊日寇“皇軍戰地觀摩團”就是他的傑作。戰功累累卻不幸“英雄難過美人關”，鬧著離婚娶小姨子，被一狀告到劉少奇處。結果：開除黨籍，一擼到底，下放農場勞動。——喜新厭舊鬧婚變是不對，不聽黨組織勸阻是有錯，但錯不至此。就憑這就把個有功之臣整成那樣，如此冷酷無情，為什麽？“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澤東經手，會如此心狠手辣嗎？ 至於那個“人民的兒子”，隻要看下述時間和隨之而來的事實就行；1956年升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 “浮誇風”、“反瞞產”、“調糧導致餓死”、“提前還債”。1975年第一次複出——下令武力圍剿雲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複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複出——大兵進京。——四次掌大權，四次立刻殺人。幾何上兩點確定一線，三點確定一麵，四點確定一體。而這裏的曆史上的四個點能確定出個什麽樣的立體形象？俗話說“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兩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規律。什麽規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隻要一掌權，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餓死三千萬”。什麽“人民的兒子”？“龜兒子”！閻王鬼子！這樣的凶神惡煞跟大仁大義的毛澤東能相比嗎？把“餓死三千萬”的罪名強加給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嗎？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徹底否定”了，“肅清‘三種人’”了，文革時期的一切推倒重來了——這難道還不算失敗嗎？ 為什麽失敗？ 因為這是一場超越了時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當時並沒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頭號召了，報紙上宣傳了，就跟著幹了。 ——更關鍵的是誰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沒法判斷：按今天的標準看，那時的官員個個都是清官，沒一個夠資格算壞蛋。所有的官員都一樣地說擁護毛澤東。要從這裏邊挑出壞人來，靠X光都分不清。這就好象兩軍交戰，一樣的外觀，一樣的服裝，一樣的語言，一樣的口號，一樣的目標——到底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當兵的說不清，當官的也說不清，結果淨是自相殘殺，淨是好人打好人，打來打去打得好人都學壞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覺得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於是集體抵製了。遭到群眾普遍抵製的革命當然進行不下去，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當時看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騰了，安安靜靜過日子了，不是挺好嗎？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發展，人們忽然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不再是那麽荒唐無稽、那麽不可理喻了。相反，當初死活弄不清的東西現在竟然漸漸清晰開朗起來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鳴、大放、打字報、大辯論，過去覺得是無法無天，現在呢？隻問一句：會不會上網？天天上網不上網？ ——如果不會上網不上網，那什麽都不必談了：落後於時代、屬於上個世紀的老古董，。厲以寧說“要頂住互聯網”，這相當於工業革命初期手工業作坊的工人鬧著砸機器，屬於對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現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馬俑、木乃伊一般的“學者”，如何“代表先進生產力”？ ——如果會上網、天天上網呢？那就恭喜了：您口頭上也許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動上卻在天天積極參加著當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麵揭露社會的陰暗麵”。——當時沒有互聯網，隻能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聯網呢？幹的恰恰是同樣的事。任何人，隻要有機會上網，就可以暢所欲言，發表意見，揭露陰暗麵，不折不扣實現了“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麵揭發社會的陰暗麵”。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區別嗎？本質上毫無區別。要說區別就是現在的“網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轉播迅速得多，廣泛得多。也就是說，唯一的區別是用現代技術——網絡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說網絡就是現代化的“四大”，上網就是參加現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現在要弄清楚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猶豫。 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最恨誰？貪官汙吏，以及專門與貪官汙吏狼狽為奸的“無良學者”——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幹壞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幹壞事的。 當年“文化大革命”要打擊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國老百姓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他們的本質和危害，毛澤東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看透了。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則錯了嗎？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太超前了，遠遠領先於時代，遠遠超越了當時人們的領受能力。俗話說，領先時代一代會被當成天才，領先時代三代則會被當成瘋子。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這樣。當時並不具備革命的條件，幾乎沒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當然更不知道該如何幹，幹起來豈有不亂之理？超越時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的“文化大革命”在當時隻能失敗。 別看我現在是鐵杆“毛派”，但當年我對“文化大革命”可是一點也不理解，沒少發牢騷，沒少講怪話，沒少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嚴酷的現實改變了我的看法。隻要不肯自欺欺人，隻要還講點良心，隻要還講究點實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社會的現實，就不能不承認（哪怕是痛苦地承認）當年的毛澤東是對的，文化大革命的總目標沒有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麵、打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宗旨沒有錯。執行中的問題不能影響“戰略目標正確”這個本質。當年的毛澤東遠遠超越了時代。但毛澤東沒有時間等待人們慢慢覺悟過來，隻好在其有生之年通過“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論信念刻在曆史上，讓後人慢慢領悟覺醒。為此寧可自己一時不為人理解，甚至被人誤解、謾罵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犧牲自己，教育人民。從這個角度看，當年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頗有點類似耶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在一邊歡呼的愚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當年的耶蘇被釘死了，其信仰卻複活了，曾經歡呼處死他的人的後代不少人後來卻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種曆史的諷刺。更諷刺的是，同樣的情況正在中國重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又複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麵意義越來越明顯。當時因技術條件限製而做不到的，現在不在話下了。當時人們不理解的，現在都不難理解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意義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字眼雖然現在被妖魔化了，讓不少人一聽就要跳，但其實質內容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國的強迫征地、強迫拆遷、下崗、買斷工齡、貪汙腐化、國有資產流失、貧富極端分化等等比現在嚴重得多，囂張得多，引起的社會關注卻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製更沒有今天這麽大。為什麽？當時互聯網在中國不普及，沒有“網上文革”，把握著“話語權”的“主流精英”嚴密封鎖了消息，顛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蓋了，任憑他們“殺人如草不聞聲”。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網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話語壟斷和信息壟斷被打破了。他們想為所欲為不那麽容易了。他們不能象以前那樣呼風喚雨，招搖撞騙了。沒有互聯網，他們說什麽是什麽，神氣活現，傲慢囂張。現在呢？“主流經濟學家”、“主流精英”這些詞匯不是已經臭不可聞了嗎？“重慶釘子戶”僵持了幾年，網上一登，半個月解決問題。這一切都是誰的功勞？互聯網——“網上文化大革命”。沒有互聯網，指望平麵媒體發善心，能有這樣的局麵嗎？對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現實，現在人們還離得開這種“網上文化大革命”嗎？ “餓死三千萬” 是“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政績工程”的結果，天大的罪名卻被巧妙地強加給了曾一再製止那些歪風的毛澤東，以至於人們普遍一提到“大躍進”就聯想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提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就聯想到“餓死三千萬”，一提到“餓死三千萬”就聯想到是毛澤東的責任，而對“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政績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劉少奇的責任一無所知。毛澤東這才發現自己一直相信依重的助手原來竟是如此陰險狠辣，才發現原來真正的敵人在黨內、在身邊——難怪毛澤東從此以後把注意力從黨外轉向了黨內。 但此時劉少奇已經非同小可：黨務專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黨員必讀；劉的一舉一動代表黨——全黨都必須服從：“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自覺地做黨的馴服工具”。“餓死三千萬”的罪責已經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澤東頭上，而劉少奇卻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替毛澤東收拾了攔攤子、把中國從“三年自然災害”中解救出來的“務實專家”。毛澤東的一切指示主張劉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開黨代會在黨內較量，劉少奇幾乎穩操勝券。劉少奇自己也清楚，難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開宣布，要保護“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此時毛澤東的大戰略——使中國衝破美蘇冷戰的包圍、通過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打戰略翻身仗的陽謀才剛剛有點眉目。這時劉少奇卻準備參加蘇共二十三大，與蘇聯和好共同援越。這等於要永遠把中國綁在蘇聯的戰車上，永遠對蘇“一邊倒”。這勢必徹底破壞毛澤東的戰略大計，斷絕了中國稱為“世界一極”、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可能。這使毛澤東忍無可忍，決心與劉少奇鬥到底。 如果按正常黨內民主程序，劉少奇幾乎贏定了。所以毛澤東采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毛澤東的陽謀——打破美蘇兩霸冷戰夾擊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一極的戰略目標實現了。毛澤東的代價：犧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長期被人誤解，直到現在。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還有意義嗎？ 記得小時候有一首兒歌：“理發師，技術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個大禿瓢。” 如今已經“政令不出中南海”——當然，隻是於國於民有利的政令。凡對利益集團有利而對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漲價”等，那絕對一帆風順，執行得飛快，決無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如果“各路諸侯”公然造反倒好辦，武力討伐就是了。難就難在是“和平對抗”——隻跟你軟磨。你撥一撥，我動一動，動也隻動在表麵。比如礦難，出來了就抓，不出來不管，隻跟你瞎胡弄。反正你沒辦法自己來抓。貪汙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貪汙腐化、兩極分化、矛盾激化已經遍地開花。靠專案一個一個地處理，那就等於“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長出一把；薅完一個，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親自來“一根一根往下薅”。這一切實際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結果：各地緩慢地走向分離分裂，社會走向對抗崩潰。 如果中央政府決心決不允許“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的局麵發生，就隻能麵臨一種選擇：如何根本扭轉。結論隻有一個：要麽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強力幹涉下把地方各級機構推倒重來，來個自下而上的徹底解決；要麽等死。也就是“要麽在沉默中爆發，要麽在沉默中滅亡”。就象當年的毛澤東：在“重上井崗山”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做一選擇。 （當然，按照“精英”的藥方，還可以“民主製約”，“增量民主”解決一切。但那樣隻能瓦解得更快：在一個滿地騙子的社會搞“自由競選”，不分崩離析才怪。）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冷戰結束了。蘇聯解體了。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忙得不可開交。目前似乎不存在來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足以威脅到中國生存的大患。那麽中國是否可以高枕無憂了呢？不能。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至”。外部威脅減退是好事，但也有另一麵。根據中國的曆史教訓，外患減退之日，便是需要警惕內亂分裂之時。大敵當前能促進中國人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外來的壓力反而加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一旦來自外部的壓力消退，那這種凝聚力的助力也隨之而去。中國能否繼續存在而不分裂瓦解，全靠中國自身的凝聚力。物質上的凝聚取決於經濟利益的一致。精神上的凝聚力取決於民族認同。 目前中國的凝聚力，無論是物質方麵還是精神方麵，都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戰與破壞。 1．物質方麵： 中國現在當“買辦”最吃香——既然以追逐“富人”之“富”來“致富”，出現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奇怪。 網絡文章“918事變的教訓”裏關於“買辦”有幾段話非常精辟： “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9．18”的夜裏，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打電話給北大營下令說：‘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蔣介石說的‘我們’是誰呢？榮臻說的‘國’是誰的國呢？” “顯然不是農民，從清末以來，每一次割地賠款的負擔最終都落到農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條約’的道理。不是工人，因為工人一向在列強和買辦的血汗工廠裏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識分子，9．18之後不知有多少青年學生在請願時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是軍人，保家為國是軍人的本分，絕大多數軍官和士兵都是堅決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為在日本占領下的台灣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東三省，日本也計劃霸占1/3的耕地分給日本的‘開拓民’。” “總是有人要求別人犧牲，犧牲工人，犧牲農民，犧牲知識分子，犧牲軍隊，犧牲一代人，犧牲國土，犧牲盟國……試問一個國家裏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軍隊都犧牲了還剩下誰？誰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個民族為之犧牲？” “這個凶狠的怪物就是買辦。蔣介石發表的講話正是官僚買辦集團利益宣言。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正是買辦利益的要求。” …… “買辦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賣了農民賣工人，丟了東北丟華北，至於從日本手中收複朝鮮和台灣更是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總之隻要買辦們能苟且偷安，繼續撈錢，一切都可以出賣。唐朝時武則天有個男寵叫張易之，有人在他家門上貼了個紙條上寫：‘看你橫行到幾時’，張易之竟狂妄的回貼：‘為歡一日已以足’。後來張易之果然被憤怒的羽林軍斬殺了。然而買辦的本事比張易之要大得多。他們一麵把中國當成淘金場，一麵把自己的根紮在大洋彼岸，一有風吹草動，隻要拿上一本護照，再記住瑞士銀行的密碼，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宋美齡，她豪華別墅的每一塊磚都浸透了南京30萬中國人的血，她餘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們證明這樣一個道理――買辦沒有祖國。” “因為買辦沒有祖國，所以買辦不需要國防。蔣介石時代對海軍的投資還比不上滿清。30年代蔣軍的炮兵實力甚至比不上北洋軍，北洋軍參照德國、日本軍製，1個正規師裏還有1個炮兵團，而1937年的國民黨軍最好的嫡係師裏也隻有1個炮兵營。買辦經濟隻偏重於列強需要的紡織、原材料加工等輕工業，而所有和國防有關的航空、化學、鋼鐵等重工業買辦都不能使買辦獲利。宋子聞有句名言：‘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買辦也需要軍隊，但這是內戰型的軍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軍隊。無論從裝備、編製、教育、訓練都是如此。由於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蔣的200萬軍隊按當時國際通行的標準，隻是一支治安軍，遠遠不能算國防軍。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的是《剿匪手本》，德國顧問教的是堡壘戰術。這一套對付江西紅軍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滬戰場上就成了日軍飛機、大炮的活靶子。對紅軍的圍剿動輒出動30萬、50萬、100萬兵力，3000萬軍費。圍剿抗日的19路軍和抗日同盟軍都出動了15萬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於抗日的中央軍不過幾個師而已，19路軍作戰的經費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這些倒行逆施都說明，買辦的利益依附於列強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買辦經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複興的脊梁。一旦買辦的意誌上升為國家意誌，則必有投降政治、消極軍事、破產外交和殖民文化。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 …… 說明一句：這裏說的“買辦”，指的是“官僚買辦”——不錯，買辦的性質就是為外國謀利益，不是為中國謀利益。但外資外商的正當雇員通過正常商業活動在中國為外國謀利益是一回事，中國的官員與外資外商內外勾結裏應外合損害中國利益為外國謀利益是另一回事。一個合法，一個非法；一個兩相情願，一個動用權力強迫中國做犧牲。普通買辦不一定是中國的敵人；官僚買辦必定是中國的敵人。 是不是官僚買辦不能看表麵形式，而要看整個買辦過程中有沒有權力參與加利益轉移。隻要有，那就構成了官僚買辦。不管是“家族分工”——“老子當官、兒子買辦”、是“互助組、合作社”——“你給我辦事，我安排你家屬出國、就業”，是“友情協作”——“互相幫忙”還是“一次性交易”，隻要涉及錢權交易，那就是官僚買辦。 現在中國“老子當官、兒子買辦”的情況還少嗎？外資外商通過這種“曲線買辦”左右中國決策強迫中國犧牲中國利益的事還少嗎？中國社會以當買辦為榮難道不是事實嗎？麵對如此強勢，如此吃香的官僚買辦集團，中國的民族利益何在？中國的物質凝聚力何在？ 2．精神方麵： 中國的“主流精英”正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綱領地全麵圍剿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以徹底摧毀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全麵妖魔化中國的一切民族英雄，全麵美化中國的一切民族敗類。 使中國避免了1945年被美蘇兩霸瓜分肢解的命運、最終將中國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處境變為“世界一極”的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卻遭到中國“主流精英”有史以來最卑劣最無恥的誣陷誹謗妖魔化。 “主流精英”無孔不入地把1949年以來的曆史描繪得如同一個荒誕神話：毛澤東奪得政權後就沒幹好事：“殺人放火”、 “鎮反”、“反右”、“閉關鎖國”、“一邊倒”、“替蘇聯跟美國打仗”、“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文化大革命”、“勒緊褲帶輸出革命”、“不顧人民死活造原子彈”……總之是個到處搞破壞的頭腦發昏的瘋子，直鬧得天怒人怨、“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等毛澤東去世，地下拱出個土地怪，口中一通念念有詞，大叫一聲：“改革開放！”頓時中國春暖花開好事全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滿地餡餅，“國際接軌”、“全球化”、“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從此人人向善、個個虔誠、處處一片歌舞升平，中國一跟頭就成了“世界大國”、“責任大國”……（“主流精英”們如同一群耗子，把一個完整嚴密、充滿因果關係的曆史啃成一地碎片，每隻耗子各叼一片到處賣弄：我這一片就是曆史！——按照他們的碎片去了解曆史，隻能看到一個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變了形的醜八怪。） 不僅毛澤東，中國史上一切民族英雄也無不遭到醜化淡化、“重新評價”：狼牙山五壯士、黃繼光、邱少雲、嶽飛、文天祥……而一切民族敗類無不遭到翻案美化、“重新評價”：汪精衛、袁世凱、李鴻章、吳三桂、洪承疇、秦檜……完全再現了魯迅當年的辛辣嘲諷——“玉中求瑕，屎裏覓道”。 更嚴重的是最近的《色．戒》風波：一個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抗日女英雄，一個“滿門忠烈”、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被個漢奸婆娘張愛鈴歪曲成了個為性愛背叛抗日的叛徒娼婦，被個性變態導演李安拍成了個漢奸色情教學片——核心意思：“人權高於主權”——性愛是“人權”問題，“抗日”是主權問題。影片“激情”了半天，要說的就一條：為了性愛背叛抗日可以理解，應該歌頌，值得效仿。這還不是“人權高於主權”？——這一切本不足為怪：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中國曆來盛產漢奸文人，有這倆不多，沒這倆不少。怪就怪在這部“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為英雄”的漢奸色情教學片居然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認可，居然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的前夕公開發行，居然受到“主流媒體”狂熱叫好，為居然“並未引起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反彈”而歡欣鼓舞，北大學子看到《色戒》中喊出“中國不能亡”口號時居然哄堂大笑，官方居然對中國老百姓洪水般的指責抗議置之不理，居然禁止爭論朝著“要不要國家民族認同”的方向蔓延，“有關方麵”居然要求媒體在討論中不能出現“漢奸”二字；居然立刻示威性地在“國家大劇院”安排公演漢奸婆娘張愛鈴的另一作品《紅玫瑰白玫瑰》……如果“有關部門”不是吃了台灣人的賄，那這一切就是正式的“官方表態”：《色．戒》與“十七大”要建立的“核心價值觀”不但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否則何必如此力挺？這問題的性質就大不一樣了。援引此例，類似的漢奸片都可以理直氣壯紛紛出籠。肯定了《色．戒》，就認同了“人權高於主權”。那下一步呢？“絕對不抵抗”？ 《色．戒》的客觀社會效果是什麽？且看如下評論： ——“愛情的珍貴表達其‘貞操’和‘性’，卻要獻給國家、民族的‘抗戰’事業，個體與國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犧牲一個女子的感情和身體嗎？王佳芝隻是不能控製自己的感情而已，一個肌膚相親那麽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這本身也是抹殺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對於國家這個男人扮演了什麽角色，對於王佳芝來說，他僅是個疼愛憐惜過她的人，那一絲不知是否出於真心的溫情，讓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為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東西。那些口口聲聲國家民族的人，可曾對她有過一絲的關心麽？” ——“那些批評《色．戒》的，誠如君言，是一群可憐的失去了靈魂為虎作倀的鬼而已，不值一哂。” ——“作為一個女人的王佳芝，她的身與魂，其個體在中國道德譜係中可見絲毫的存在空間？與易先生比，王的父親和愛人甚至連一點、一絲虛假的關心與憐憫都沒有。對於易的‘真假’，判別權利在王佳芝。而她最終是用生命的代價作出了抉擇的。但看中國，不光彼時，亦在今日，又有幾多須眉男人智慧達知‘自由’真諦，並了悟、珍惜‘選擇’權利，敢用生命證實之的？”（——注：珍惜“選擇”背叛、出賣的“權利”？） ——“真正的人民，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 ——“凡是參加者（簽名抗議公開信）都是無可救藥的極左分子！” …… 沒有對民族英雄的認同就沒有對民族的認同。沒有對民族的認同就沒有民族凝聚力。借口“人性”而否認民族英雄，這還不是公然破壞民族凝聚力？《色．戒》受到那麽多“精英”的吹捧，肯定為“人性”而背叛國家的行為的觀點如此泛濫，這樣的情況在以色列、俄羅斯、美國等國家可能嗎？“勝利者不受責難，民族英雄不受誣蔑”，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會如此醜化自己的民族英雄？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會有“愛國賊”、“憤青”這樣如此有“獨創性”的“發明”？中國史書曆來如何評價“誣陷民族英雄、迫害愛國誌士”？“奸佞當道，殘害忠良”。——中國曆史上每逢“朝中有奸臣”，往往後果是什麽？國破家亡。——這是不是民族危機？ 2）．用“文明認同”取代“民族認同” 凡真正愛國的，無不堅持一條：一切最後都要落實到有利於讓中國好起來。 凡真正賣國的，無不堅持一條：一切最後都要落實到有利於讓外國搞垮中國，還說這是在為中國好。 堅持“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國文明的優秀部分是愛國。隻要“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不要“民族認同”是賣國，甚至是種族滅絕：汪精衛也可以說他當漢奸是“認同外國先進文明”。歐洲人滅絕印地安人、希特勒滅絕猶太人也可以說是在“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為“先進文明”掃除障礙，消滅“落後劣等種族”。馬克思主義屬於“西方先進文明”，王明隻“認同西方先進文明”而不要“民族認同”，所以一切聽蘇聯的，當“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則堅持在“民族認同”的前提下“認同先進西方文明”。他說：“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把“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是為分裂國家製造理論根據。“台獨”就是這個“理由”：留在中國妨礙了我的“人權”、“民主”、“自由”。“藏獨”、“疆獨”也都是這個“理由”。你把“認同西方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那自然就承認了“人權高於主權”。中國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部分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為借口鬧獨立：既然“認同西方先進文明”高於“民族認同”，那我隻要隨便編個“理由”，聲稱脫離中國有利於我的“認同世界先進文明”，那就萬事大吉。 “堅持在‘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國文明的優秀部分”如同人吃飯：吃進自己肚子，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隻要‘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不要‘民族認同’”如同把自己讓別人吃，或把器官移殖給別人：自己的命不要了，“認同”到別人肚子裏了，由此也算“變成了‘先進文明’的一部分”。 “主流精英”們大肆宣揚“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須從‘革命高於一切’的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實際也是在為搞垮中國製造理論根據。 第一，“自由”、“民主”、“人權”等等都是虛玩藝，沒有什麽靠得住的客觀標準。“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人權”不“人權”全憑“精英”嘴上說了算，誰有“話語權”誰說了算，誰財大氣粗誰說了算。俄羅斯為了當上“民主國家”，又是裁軍又是“休克療法”，價值成千上萬億的導彈、戰略轟炸機、核潛艇說炸就炸，說拆就拆，說毀就毀。國外基地不要了，軍隊削減了，戰略要地放棄了。忙活了半天，不知費了多少勁，美國仍然拒絕承認它是“民主國家”，又是北約東擴又是支持車臣叛亂……俄羅斯那麽多傾家蕩產的損失仍然換不來一個虛無縹緲的“民主”，最後終於死了心，再也不迷戀那個“民主”虛名，重新往回揀那些白白放棄了的實實在在的東西：重新武裝、恢複戰略轟炸機的巡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就為了那麽個虛張聲勢的“民主”“自由”，白白丟掉了多少國家利益！這買賣虧得太大了。 這種“用虛的換實的”把戲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美國用它把俄羅斯耍得一楞一楞的。中國的“精英”們也不甘落後，同樣獅子大開口：把政權交給我就叫“民主”，不讓我當政就是“獨裁”。——別看中國的“主流精英”們言必稱“民主”，其實什麽是“民主”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做不到。譬如北大，不是號稱“民主自由大本營”嗎？實際呢？“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用自己都實現不了的東西當國策，開什麽玩笑？！但是人家就楞有本事把這種謊話說得一本正經。這就是“用虛的換實的”把戲的奧妙：你置之不理就是不“民主”，你信以為真就非解體不可。幾句空話就能毀滅一個國家——以前沒人相信，現在有俄羅斯前車之鑒，中國人能不相信嗎？ 第二．“主流精英”們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都是假的。 他們的“人權”的實際含義是“精英”們要有“欺人權”。 他們的“民主”的實際含義是“精英”們要“主民”。 他們的“自由”的實際含義是“我自由奴役你”。 ——且看這條報道：“工人為爭取權益拒絕超時加班被指煽動罷工遭解雇”。 中國法律禁止罷工（這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才會有“煽動罷工”這種罪名。無權罷工，就是說，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現在全國的“打工族”，不管是白領還是民工，動不動超時加班的有多少？無加班費或加班費微不足道的有多少？敢拒絕這種超時加班的有多少？）——什麽人屬於“不幹也得幹”？奴隸。奴隸有“人權”嗎？按“精英”們說法，現在是“中國人權狀況最好的時候”。“人權狀況最好的時候”的工人沒有罷工權，究竟是工人的人權不算數呢，還是工人不算人？為什麽“精英”這麽多年鬧“修改憲法”從來不關心什麽“罷工權”，隻關心“物權”？“精英”就是如此“保護人權”？“精英”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鬧，“傷痕文學”滿天飛。而現在工傷事故礦難傷亡人數比“傷痕文學”裏的“精英”多了多少倍？“精英”們吭過一聲嗎？創作過“傷殘文學”、“傷心文學”、“傷亡文學”嗎？這一切難道不證明“精英”的“人權”隻包括他們自己，實際是他們的“欺人權”嗎？ ——茅於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張維迎說：“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這足以說明“精英”們的“民主”是什麽玩藝了：他們說了算叫“民主”，他們說了不算叫“獨裁”。“民主是個好東西”，“大民主”是個壞東西。——隻有“精英”參加才叫“民主”，老百姓參加就叫“民粹”，叫“大民主”，叫“無政府主義”。預先規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一切都必須由“精英”說了算，那還“民主”個什麽？那不就是任憑“精英”們“主民”嗎？ ——“精英”一方麵口口聲聲“言論自由”，一方麵近三十年“不爭論”。（還要“不爭論”到何時？難道要以世紀為度量？） 有“話語權”的，“言論自由”得隨心所欲。沒有“話語權”的，近三十年不得出聲。如此“言論自由”，中國“特色”，世界一絕。 把持“話語權”，堅決“不爭論”—— 隻許“精英”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結果：社會成了騙子社會，中國成了騙子國——不是說中國人人都是騙子，而是說中國人人都不知道誰不是騙子，甚至不知道誰大概不是騙子：現在不管是誰說話，不管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什麽話題，不管是“虎照”還是“嫦娥照”，老百姓敢隨便相信嗎？碰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得象破案：搜集證據，研究分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都被騙怕了。騙子太多了。上當太多了。為什麽？把持了“話語權”的“精英”在“言論自由”的借口下濫用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變成了詐騙犯罪工具而不受任何懲罰。經濟詐騙多少還有法可管（雖然經濟詐騙犯落網的概率並不高，懲罰也不嚴厲）。思想詐騙、政治詐騙、學術詐騙則根本不受任何懲罰，一切都有“言論自由”罩著。結果：吹牛不上稅。撒謊不犯罪。詐騙最實惠——“騙出一個體製來”。 “精英”整天說“階級鬥爭無孔不入”的日子多麽恐怖，而如今“說謊詐騙無孔不入”的日子就不恐怖嗎？親戚朋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所有這些關係有多少沒有被“詐騙”弄變了味？誰知道這些過去普遍認為最可靠的關係現在會不會被用來詐騙？過去的“階級鬥爭無孔不入”至少還有光明正大的理由，還可以說是為國為公。而現在無孔不入的詐騙呢？ “騙子社會”的結果是誰說話也沒人信。“誰說話也沒人信”意味著誰說話都白說。“說話白說”等效於“不說”。“不說”等效於取消發言權。——發言權都被取消了，還有什麽“言論自由”？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等效於剝奪了所有人的“言論自由”——這就如同在大城市取消交通警察、紅綠燈，說是為了車輛的“行駛自由”，結果是交通阻塞，誰也動彈不得，取消所有人的自由。“絕對自由”的結果是“絕對不自由”——這就是“精英”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大家都失去了“言論自由”，有“話語權”的“精英”就有了絕對自由：你愛信不信。反正你整天隻能聽到我的大喇叭在哇啦哇啦。時間長了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最後隻能聽我的。 列寧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在政治上采取誠實的態度是有力的表現，如果在政治上采取欺騙的態度則是軟弱的表現。” 德國詩人海涅說：“生命不可能從謊言中開出燦爛的鮮花。” 中國的“精英”們離得開吹牛撒謊嗎？ 魯迅說：“中國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隻有那認真卻斷乎排斥不得。無論有什麽事，那一點是非學習不可的。”——“認真”這一條，可以算做“外國先進文明”了吧？別的且不論，撒謊成性而口口聲聲“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的“主流精英”們“認同”這一條嗎？ 第三，把“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必將導致國家解體。 隻“認同先進文明”認不出一個國家來。歐美可以說是同一個文明體係，但仍然必須有各自的民族認同才能確保英國是英國，法國是法國，美國是美國。“認同外國先進文明”可以跟中國毫無關係。任何國家任何人都可以“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何以見得就一定認同個中國出來？如果“認同外國先進文明”高於“民族認同”，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認同”到其他國家去，或自立山頭鬧獨立鬧分裂。要確保中國是中國，就必須確保民族認同第一。而中國靠什麽確保民族認同？過去靠中華文明、靠孔孟之道。但自鴉片戰爭以後，舊的中華文明已經敵不過西方文明的挑戰，已經不能指導中國人自立，已經不能再保護中國人的自尊自信。環顧中華大地，對舊中華文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繼承、對外國先進文明兼收並蓄、擁有強大完整的哲學體係、理論聯係實際、經得起實踐檢驗、為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所信服、能指導中國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在西方文明麵前能夠頂天立地的隻有毛澤東思想。去掉了毛澤東思想，今天能指導、能激勵、能凝聚中國人的還有什麽？“蔣介石日記”？“曾文正公家書”？“黑貓白貓”？臨時抱佛腳現編現造？ 中國現在貧富之差驚人，富人之富難以想象。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靠正當商業運作也絕對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積累如此巨額的財富。如此非正常的暴富隻能是犯罪。——有些人如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樣“劫收”“國有資產”暴發——如此巨額的犯罪在任何正常的法製國家都屬於非正常現象，都不能容忍。而在中國不但容忍，不但積極保護：“赦免原罪”、“寬容不規範”，而且還想方設法讓老百姓對這種犯罪習慣、同情、羨慕、尊敬、自覺服從，把罪變成了“功”。毛澤東挽救了中國，保衛了中國，強大了中國。從中華民族的角度看，這是豐功偉績。但毛澤東的功全被說成了“罪”——把罪說成“功”，把功說成“罪”，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以如此是非顛倒為基礎的“新理論”能有什麽生命力？何況如此“理論”充滿了粗製濫造、信口開河，沒有深邃的哲學內涵，沒有嚴謹的理論體係，自相矛盾，謬誤百出。這樣的理論體係是不折不扣的騙子理論體係。不管堆了多少華詞麗藻、馬屁牛皮，仍然是“沐猴而冠”——“穿上龍袍也不是太子”。想靠這樣的冒牌貨凝聚中國人，隻能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 不管是“增量民主”還是“休克民主”，反正中國“精英”的最終目的是“自由選舉”。“自由選舉”拚的是“話語權”——誰有“話語權”誰贏。誰的“話語權”大誰贏。從這個角度講，“話語權”就是政權。“精英”們別的本事沒有，賣嘴的功夫天下第一，最不怕的就是拚“話語權”。可見“自由選舉”是“精英奪權”的代名詞。“精英”們總是“言必稱民主”——“‘精英’民主”。講“精英民主”必講“自由選舉”，而“自由選舉”就是“選自己”——不，是“拔”自己，或曰“扣著屁眼上樓——自抬自”。“精英”們對“精英民主”這麽著迷，因為這也是用虛的撈實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單憑三寸不爛之舌通吃天下。（這如同生活中的“戀愛專業戶”，開口閉口就是“表現你的誠意”（民主精神）。怎麽個“表現”法呢？房子、車子、票子、金子、存款、時裝、高級化妝品、國際旅遊、七大姑八大姨的禮物……一切的一切，舌頭一卷：“誠意”，就通通笑納了。不把對方老底挖光決不罷休。如果傻乎乎用自己的一切實實在在的財產換這個虛無縹緲的“誠意”，把老本賠光人家又飛了，永遠不算“有誠意”。“主流精英”的“精英民主”也是這樣：一句可以隨心所欲解釋的“民主”就把整個政權接管了，全部國有資產都盤過來了，這買賣多合算？這也算模仿了陽謀中“虛的換實的”——隻不過陽謀是為國家爭利益，光明磊落。而這“精英民主”則是為自己謀私利，見不得人。） “自由選舉”有個前提：必須得到相對集中。如果每個人都投票選自己，那選跟不選沒什麽兩樣。“精英”們已經把中國變成了個騙子國，老百姓誰都信不過。也就是說，誰也沒凝聚。沒凝聚就沒集中。沒集中則必分散，分散的極端就是分裂，國家解體。——不管“精英”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中國的曆史經驗有一條：隻要中央集權削弱，必定天下大亂。一旦“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超越民族認同，這種情況勢不可免。——台灣鬧“自由選舉”都快鬧成兩半了。為什麽？隻有“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而沒有“民族認同”：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台灣”？這麽塊豆腐幹大的地方都能鬧成這樣，何況中國大陸這麽大地方？已經“政令不出中南海”了還要鬧“削權”，不是想搞分裂又是什麽？ 如果靠損害中國的民族利益吃飯的人勢力越來越強大、能凝聚中國人的毛澤東思想被否定被醜化被淡化、“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超越民族認同、“人權高於主權”之類觀念越來越盛行，那維持中國人的凝聚力何在？中國如何避免分裂？這難道還不是空前的民族危機？ 3）．瓦解中國是“精英”們私利的需要。 不要以為隻有外敵入侵、國難當頭時才會有人當漢奸。不要以為隻有外敵才想搞垮中國。不要以為所有中國人都自然而然地希望中國強盛。不要以為是中國人就自然而然地不希望中國瓦解。世界上的事是複雜的。人們腦子也不能那麽簡單。 觀察分析一下：現在那些對毛澤東恨之入骨、無孔不入百般辱罵的人，都是些什麽樣的人？ ——有多少是打過仗的？有多少是打過勝仗的？有多少是以弱勝強打過勝仗的？有多少是一貫以弱勝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打勝仗的？ ——有多少是搞出了實實在在的顯著成果如“兩彈一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之類的？ ——有多少是造福一方百姓、得到老百姓長期的交口稱讚的？ ——有多少是拿出了經得起實踐檢驗、放之四海而皆準、能夠指導人們取得實踐的成功的理論的？ 幾乎一個沒有。 最恨毛澤東的人都是些什麽樣的人呢？ ——幾乎全是“精神貴族”，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精英”自居的。 ——幾乎全是沒有經過長期實踐鍛煉檢驗的。 ——幾乎全是學文的，包括學理工學不出來、一事無成、不得不改行學文混飯的，如茅於軾、劉吉之類。 ——幾乎全是“狗掀簾子——全仗著嘴功”，隻懂得賣嘴規律，不懂得客觀規律的。 ——幾乎全是隻有個人的成功、沒有集體的成功、個人的成功隻取決於主觀的誇張、不取決於客觀的實踐的。 ——幾乎全是靠個人單打獨鬥加後台混飯吃，不需要集體協作和團隊精神的。 ——幾乎全是隻知道替自己打算，不知道也不會替別人打算、不懂調度協調、不懂“全國一盤棋”的道理的。 ——幾乎全是隻會解釋世界，不會改造客觀世界的。 ——幾乎全是“拉屎不揩腚”、從不為自己的言論主張的後果負責的。 ——幾乎全是撒謊賴帳不眨眼，根本不知“誠信”“道德”為何物的。（“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 ——幾乎全是將個人利益、個人恩怨、個人好惡、意識形態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 ——幾乎全是“認同西方文明”超越民族認同的。——不認同毛澤東，所以不認同新中國，所以“人權高於主權”。 …… 這些人有兩大共同特點：第一，精神貴族，以“精英”自居，總想高人一等，騎在普通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第二，沒有真才實學，全靠三寸不爛之舌招搖撞騙、濫竽充數、不勞而獲。 這就決定了這種人的個人利益與中國的民族利益水火不相容。 中華民族要真正富強，第一意味著不受別人欺負。要不受外人欺負就不能容許國內存在人欺負人。這就使“精英”們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第二意味著要按客觀規律辦事，容不得弄虛作假——弄虛作假能使個人發財，但不能使國家強盛。這就使“精英”們無法濫竽充數，無法不勞而獲。 換句話說，中華民族真正富強了，“精英”們就不好混了，當不成“精英”騙不了人，更當不了“富人”發不了財了。隻有把中國搞垮，讓中國分崩離析，“精英”們才能如魚得水，既能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當“精英”又能不勞而獲靠耍嘴皮子發財。 毛澤東使中華民族富強起來。中國人凡是希望中國富強的，凡是靠實實在在變革客觀世界創造財富的都認同毛澤東，因為自己的親身實踐告訴他們毛澤東的那一套正確。而靠中華民族衰敗才能混日子的“精英”則恨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使中華民族富強妨礙了他們巧取豪奪。 有人很不理解：“精英”們難道不是中國人嗎？搞垮中國對他們有什麽好處呢？“覆巢之下無完卵”。中國垮了，中國人受外國人欺負，“精英”們難道能例外嗎？ 這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且看這一段報道：“2006年11月16日，厲以寧到南京財經大學，向南京學子傳授‘管理經’”。 厲以寧講了個故事：“有兩個人到郊外去旅遊，忽然聽到老虎叫，於是兩個人都慌了，其中一個人趕緊蹲在地上，從背包裏把運動鞋取出來——這樣跑得快啊。第二個人奇怪地問，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換運動鞋有什麽用？此人回答道，我當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隻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個人不慌不忙，脫掉鞋子爬上了樹。老虎到了，樹上的人它吃不著。老虎不會爬樹，繼續往前追把換運動鞋的人吃掉了。”厲以寧說，這個笑話說明了一個道理，在國際競爭中，大風大浪是難以避免的，光會躲避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有絕招、有過硬的本領。 這正是“主流精英”們的心態：老虎吃人不要緊，吃不到自己就行了。中國垮了、中國人受外國人欺負不要緊，自己不受欺負就行了。自己受欺負不要緊，有其他人可欺負就行了。——“精英”們人人有“運動鞋”，個個善“爬樹”，無論是上竄下跳還是拔腳飛逃都非常人可比，根本不在乎“老虎傷人”。中國垮了，“精英”們可以當工頭，當奴隸總管，當劊子手，當收屍隊，當翻譯官，當“皇協軍”，當汪精衛，當“二狗子”……如果中國分裂了呢？那更好，能立刻創造出一大堆“總統”“元首”“國家領導人”的位子來。“精英”們“過把癮”的機會豈不比現在大多了？——現在中國一個縣委書記、一個大學校長就敢搞“閱兵”，可見覬覦“國家元首”之位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多少，“獨立王國”到了何等程度。——總之出路大大的，金票大大的。這比中國富強了沒人可欺負、沒法濫竽充數招搖撞騙舒服得多——這種帳，隻知道靠國家富強生存的人算得出來嗎？——蘇聯不就是這樣跨的嗎？雖然是超級大國，雖然國家強盛，但這一切對“精英”們個人有多大好處？不把蘇聯鬧垮，他們能當上億萬富翁嗎？——明白了這點，就能明白一個無情的事實：“精英”們的私利不是國家富強民族興旺，而是國家瓦解民族災難——前蘇聯就是個例子：“精英”們為了自己的私利，連超級大國都不惜幹翻，何況中國？隻有這樣才能明白為什麽“精英”那麽仇恨使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毛澤東了，為什麽那麽起勁地、不遺餘力地摧毀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了，為什麽那麽積極鼓吹“認同外國先進文明”高於“民族認同”了。 為私利而決心要把中國搞垮的“主流精英”當了道，中國能不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機嗎？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如今認同毛澤東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高於個人恩怨，高於個人好惡，高於個人私利。 ——意味著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人著想。 ——意味著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明，認同“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來先進文化”。 ——意味著“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意味著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意味著“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隻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 ——意味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尊自重、靠自己的雙手改造世界。 ——意味著“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 總之意味著一切積極向上的東西。 認同毛澤東的人決不會認同撒謊詐騙、貪汙腐化、賣國求榮、欺壓百姓。 看一個人的人品良知，看看他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就知道了。 “精英”、貪官們對老百姓的囂張程度與民間的毛澤東熱恰成反比。 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天安門廣場隻有一朵孤零零的小白花。那時是“毛澤東熱”低潮的時候，也正是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公務員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等等謬論最猖獗的時候。 民間的“毛澤東熱”一加溫，“精英”們的囂張氣焰就有所收斂。民間的“毛澤東熱”越熱，“精英”們就越泄氣：“非毛化”變成了“去毛化”，不敢再與毛澤東公然叫板，隻能搞些偷偷摸摸的小把戲，想方設法讓老百姓忘了毛澤東。“改革代價論”也不那麽囂張了，從“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和諧”為“可持續剝削”。現在則更進一步，把毛澤東供進了“十三陵”：逢年過節請出來上上香，隆重拜祭一番以示“基業來路正當”。——當然碰上具體事情還是要把毛澤東扔到一邊，隻按自己的主意辦。——這比以前那些殺氣騰騰的反毛叫囂算是進步多了。 為什麽？ “毛澤東熱”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民心，一種情緒，就令“精英”想到最不願想到的話：“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造反有理”。“毛澤東熱”如同一個巨大的幽靈，在“精英”的樂土上徘徊不去，使他們不得不擔心肆無忌憚窮凶極惡的結果將會如何。 毛澤東的旗幟是今天唯一能夠凝聚中國人的旗幟。 當“精英”們肆無忌憚用“認同外國先進文明”摧毀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之時，能夠凝聚中國人、振奮中國人、激勵中國人、保護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愛的，隻有毛澤東思想。其他一切都不能給中國人帶來信心和自豪，更不能對中國人有指導作用。 如果中國人要能夠粉碎“精英”們分化瓦解中國的陰謀，戰勝新的民族危機，就隻有依靠毛澤東思想。——戰勝新的民族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尤其讓青年一代真正了解毛澤東。在“精英”們把持“話語權”的情況下，必要時就隻能不怕麻煩、不怕勞苦，一個人一個人地做工作，用“小米加步槍”對付“飛機加大炮”。 如果中國被“精英”們搞垮、分裂，也隻有依靠毛澤東思想才能重新統一中國。 中國人終將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重新團結起來。 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1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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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學：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附錄二．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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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數學]於2007-12-10 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天父上了一個貼子，名字叫《【毛澤東】在畝產萬斤時在幹啥？》。當然，天父的觀點傾向於畝產萬斤，共產風等錯誤，主要是劉少奇的錯誤。而思聞來了一個反擊，他也上了一個貼子《【毛澤東】在畝產萬斤那年幹了啥？》當然，思聞是認為毛澤東應當為畝產萬斤，共產風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我看了天父的貼子，也看了思聞的貼子。本貼子站在中間立場，分析一下兩個人的貼子的內容。而且，盡量假定兩個人的貼子是對的，符合曆史事實的。 首先，人民日報報道畝產萬斤失實的過程的日期序列是：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1958年6月12日，又報道該社放出的第二顆“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1958年6月16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穀城縣星光社王明進試驗田的小麥畝產4353斤。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穀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報》報告福建省閩侯縣連阪農業社2.6畝早稻試驗田畝產5806斤。1958年7月25日，新華社報道，江西省波陽縣桂湖農業社幹部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1958年8月13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36900斤。1958年 9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連縣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 截止1958年9月25日資料，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那麽，這個錯誤是誰有責任呢？如果以我這麽個中間人的態度，我就會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有責任。因為這兩個人都說過一些過頭話，比如思聞摘的：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說：“鋼鐵明年可能超過2千萬噸。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15年計劃，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81頁）” 而天父摘的：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麽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既然摘的是人民日報，看來也不會假，說明劉少奇當時也相信畝產可收120萬斤。 因此我認為，給劉少奇或者毛澤東作無錯辯護，都是不通的。毛澤東也是人不是神，無可能不犯錯誤，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剛剛建立才兩年，不可能對社會主義社會有充分的了解，也要通過實踐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當然，劉少奇也一樣。 但是，我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成功，並不在於他從來不犯錯誤，而在於他一旦發現錯誤，就要糾正。 那麽，從上麵的日期知道畝產萬斤的謊言大約從六月開始，持續到了9月25日。那麽什麽時候糾正的呢？什麽時候開始不提畝產萬斤了呢？是誰率先發表了言論糾正這個錯誤的呢？這才是曆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認為，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上，正式糾正了畝產萬斤的錯誤，共產風的錯誤。請注意這個會議開了有十二天，如果是一個專製的會議，怎能開如此長的時間？我當然能夠想到有許多的爭論。這個全會通過了一個《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可以說是專門針對共產風的，摘引其中的兩段： “應當著重指出：在今後一個必要的曆史時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因為它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無政府狀態地進行的。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這就是在否定“共產風”，但是這裏麵批評的“有些人”究竟是誰？我從理工科思維的角度講，那是一個“我不知道”。是毛澤東嗎？如果這樣，能不能認為八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的一些想法進行了嚴厲批評呢？ 這個決議還決定要對人民公社進行整社，整社的辦法呢？這個決議中寫道： “在進行整社的時候，首先要求領導幹部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虛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在這個基礎上，放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貼大字報，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壞思想壞作風，總結經驗，明確方向，開展一個深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但是還是來談個人責任吧。我注意到了天父的貼子中有毛澤東在1958年糾正共產風的一係列動作和講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思聞也應當尋找一些有關劉少奇在1958年糾正共產風的一係列講話，最早的時間是什麽？如果劉少奇糾偏的講話要早於毛澤東的糾偏講話，倒也可以認為是劉少奇率先發現了共產風的毛病。甚至也可以同時找一下彭德懷最早糾編的講話。因為上麵已經提到了八屆六中全會，還在1958年就糾正了共產風，那麽彭德懷為什麽在1959年的夏天還那麽大的火氣？而在曆史的宣傳上怎麽就講成了是彭德懷在1959年才開始的糾偏呢？ 這些我都感興趣，但是事先不預設立場，再看二位提出新的證據吧。 再說一遍，就是我認為擁劉方缺少劉少奇在1958年末糾偏的講話。隻是知道約在1959年還是六零年以後，有過一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並不是理論上的說法，劉少奇有沒有輔以一係列理論上的研究和糾偏？比如說，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共產風為什麽不對的研究？這一點還需要思聞提供進一步的材料。 *******************************************************************************************
附錄二．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作者：黃嶺峻整理 文章來源：文革研究網 點擊數：4415 更新時間：2007-11-21 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資料來源主要為網上《毛澤東力糾五風》一書，該書引用的是當年的報紙和文件等第一手資料，以及吳冷西等人的回憶。部分資料來源為薄一波的書。資料來自不同的段落，以A、B、C、D等分開。 ——黃嶺峻 一、躍進前及躍進初（1958年8月以前） 甲、劉少奇的有關言行及相應報道 A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1頁－－筆者注）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劉少奇在談話中把托兒所、公共食堂等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麽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B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並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筆者注）。“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後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後，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麽長？” C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幹。”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麽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麽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就算數，有這麽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幹，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D 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裏，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頁）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誌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報》） F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誌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製，社員和幹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千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隻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誌在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導畝產數幾萬斤，都順著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H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乙、毛澤東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頁）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吳冷西：《憶毛主席》）： 1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說一年實現的，有的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隻是改變一些麵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麵貌，其實隻是初步改變麵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隻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裏。 4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誌，並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陸定一同誌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頁） D 毛澤東說：我們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些時間，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中國確實在鋼鐵產量上，用十五年的時間，在七十年代初超過了英國。見薄一波的書）（劉少奇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年三年就行。明年後年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劉少奇講：我國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麽大嘛！） E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業、農業、商業、學校、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劉少奇說：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淨種地，作工的淨作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兵學商。）F毛澤東說：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社會性的服務組織，過去已經有了。（即在舊社會的中國、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有了，不是什麽新鮮事……。）（劉少奇說：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是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萌芽。） 二、在大躍進中、後期（1958年9月以後）的言論比較 甲、劉少奇的言行和當時的報道 A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麵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誌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誌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麵的指示：第一，少奇同誌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於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辟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複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裏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製以後，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複雜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誌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麵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報導說：少奇同誌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後勤和文教各方麵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麵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恒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第三，少奇同誌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後備；並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誌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後，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第四，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製，少奇同誌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製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誌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第五，少奇同誌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誌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由於少奇同誌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某些殘餘，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製。（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青年一代不懂什麽叫“共產風”，不知道什麽叫“窮隊和富隊拉平”，“搞平均主義”，“刮共產風”等等，看了劉少奇在河北徐水縣搞的“共產主義公社試點”的經驗情況，看了李先念的簡要介紹，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誌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目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這是當時辦人民公社急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劉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製，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那麽，要創造那些條件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呢？人民日報將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的指示，提綱式的歸納為以下幾條： －－－每個人都應當參加體力勞動； －－－對小孩子必須強調社會教育； －－－要由低級到高級實行供給製； －－－工廠辦半工半讀到大學； －－－工廠也可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 接著人民日報詳細的報導了少奇同誌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第一，使社會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進行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每個人都應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勞動，體力勞動是搞吃穿的，每個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負擔，別人就要加重負擔。少奇同誌特別強調說，毛主席說過，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兒園、縫紉廠，把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生產。（按：在這之前，劉少奇把辦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紉組放在第一條，說它是“共產主義萌芽，現在放在第二條，把它當作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了。－－－筆者注） 第三，要搞技術革命，我在河北看到兩個小高爐煉鐵廠，一個廠要五百人砸礦石，另一個廠一部礦石粉碎機解決了問題，搞技術革命就能節約大量勞動力。 第四，改進社會的勞動組織，也能節省很多勞動力。（按：這條很要緊，現在報紙上隻登一句話作提綱，到19日，少奇同誌視察江蘇時就具體闡述了。－－－筆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 報導說，少奇同誌十分稱讚河南的人民公社實行供給製。當吳芝圃談到許多公社都實行供給製時，少奇同誌說：這要由低級到高級，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很好的。報導又說：少奇同誌說，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少奇同誌指示，要采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他說，你們建立新工廠，不要照搬老工廠那一套，目前，公社實行勞動工資加獎勵，除了吃糧食等以外每月發幾塊錢，社員就高興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這樣做，那麽按這個辦法，工廠為什麽不可以呢？工人也是農民，農民也是工人，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呢？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這裏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是學校，學校即是工廠。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要建立製度，每天六小時勞動，二小時上課，要比較穩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學畢業，這樣學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將來出來，即是大學生，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人民日報》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導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製，搞供給製，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麽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誌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 劉少奇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鎖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第五，發展多麵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製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乙、毛澤東同誌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隻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隻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裏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麽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裏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麽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誌（指劉少奇，下同）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麽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製，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鬥米道”，農民交五鬥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談到這裏，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隻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誌（指劉少奇）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誌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頁。以下應用簡稱《憶毛主席》） B 毛澤東1958年10月對田家英、吳冷西說：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麽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麽辦。毛澤東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騾，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說過什麽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中麵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雲亦雲。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毛主席還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隻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加如此），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誌，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吳冷西：《憶毛主席》） C 毛澤東聽取了田家英和吳冷西調查劉少奇去過的七裏營等地回來後的實情報告後，發表評論說：〈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麽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幹，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幹。供給製隻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幹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它隻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製，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製了。 〈二〉兩種所有製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製，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隻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製，隻能叫集體所有製。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讚成搞全民所有製的，縣裏的產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裏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麽，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製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麽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劉少奇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搞軍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就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的辦法，這就是劉少奇鼓吹的主意－－－筆者注）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隻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104頁） D 1958 年11月22日，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吳冷西長談，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麵，要看正麵，又要看到側麵，要看到主要方麵，又要看到次要方麵，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麵；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麵，隻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麽你就報道什麽。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毛主席講了上麵這些話後，又歸納為三個意見。他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按：毛澤東的意見非但不聽，就連寫上中央《決議》的話也敢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實權在毛之上－－－筆者注）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麽多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雲亦雲，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吳冷西：《憶毛主席》108－113 頁） E 毛澤東召開一係列重要會議采取一係列措施力糾“五風” 第一節 鄭州會議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以後，從9月開始，毛澤東相繼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覺在人民公社運動中，由於受劉少奇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窮過渡”等講話的影響，出現了一大堆混亂思想。有許多人急於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急於實行全民所有製，主張消滅商品經濟等等。針對這種情況，他於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著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講話，帶頭提出了一些糾正“五風”的意見：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製。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製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毛澤東反複強調要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原則界限。對於澄清混亂思想，遏製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誌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的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說：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誌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麽經濟聯係，商品與資本主義聯係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係，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慌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幹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反複倡導讀馬列的書，力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武裝黨員幹部的頭腦，以統一思想和行動，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領導藝術。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五風”錯誤開了一次頭。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再加若幹同誌，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① 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② 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麵。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盡管毛澤東辛辛苦苦力糾“五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進行耐心的溝通，然而他們在意麽？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 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共產風”、“高指標風”，他們照舊鼓吹，有增無減。 第二節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正“五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關於糾正“五風”的意見，有以下要點： 一、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少奇），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麽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麽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他說這一句，在我腦子裏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麽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三、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麽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明年 3000 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 2700－3000 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麽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裏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麽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裏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裏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少奇）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幹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壓縮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仍然偏高。但毛澤東在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他當時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四、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要求經濟事業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他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隻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麵，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麵的。（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五、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六、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現在還有用，不能破除，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隻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幹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製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第三節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麵，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係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五風”錯誤的認識成果。 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必須指出，集體所有製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隻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製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製，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製，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更合理，但是，這隻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幹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曆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製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隻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同誌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幹年，全國的經濟麵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8年12月人民日報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麵的有關文章） 二、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三、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盡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 2700－－－3000 萬噸降為 1800 萬噸左右，仍沒有足夠的能量抵抗劉的熱情並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麵。衝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隻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對繼續糾正“五風”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麵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是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麵貌，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我的意見就是說，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麵貌，我曾經是有懷疑的，在4月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麵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麵貌的口號時間拖長一點，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裏的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一下，要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要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黴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遊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黴，盡管怎麽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複。”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麵，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耳發聵的指導作用。 第四節 第二次鄭州會議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麽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麽？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製，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製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製到社的大集體所有製，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我們怎麽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 E 為反“五風”，毛澤東向省、地、縣、社、隊致公開信（《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地，不勝光榮之至。 三、遇到困難後（1960年以後）的言論比較 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毛澤東同誌同期的言論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會上 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在大躍進期間的一線領導人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民主集中製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 ２月６日下午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問題，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 周恩來講了國內經濟問題，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br> 械Ａ嗽鶉巍? *******************************************************************************************
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麵，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讚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隻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麵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隻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幹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麽看法?我相當讚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麵擴大:一方麵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麵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麵，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麵呢?有就限製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複到曆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隻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隻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隻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 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裏糊塗，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誌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麵的同誌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誌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麵走在前麵，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誌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製。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誌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隻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製。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後，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幹嗎?把七裏營[3]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製作用的。斯大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斯大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5]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隻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隻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斯大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6]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誌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隻會使台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裏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征購，隻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後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隻征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麽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麽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麽?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麽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麽經濟製度相聯係，同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隻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麽“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誇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製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幹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12]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製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13]，我們已經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麽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14]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製。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幹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隻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同誌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隻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隻要存在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麽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本篇節選了毛澤東講話中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內容。其一選自十一月九日的講話；其二選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講話。[2]指《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三十六條，內容是：“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的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產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采取合同製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製度過渡到調撥製度。”這個綱要後來沒有形成正式文件。[3]指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 [4]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頁）。[5]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頁）。[6]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並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頁）[7]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8]紂王，又稱帝辛，商朝最後的國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9]見《書經•周書•武成》。 [10]見《孟子•盡心下》。 [11]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12]七屆二中全會，見本卷第98頁注[8]。 [13]指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建立、雇傭勞動製度的消滅和剝削製度的消滅。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14]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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