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 —— 知情者言

艱難的采訪

雖然有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中那條注釋，但囚禁在秦城監獄至死的第三野戰軍政委饒漱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個罪人。因為在有關潘、揚平反的許多“紀實”文章中，作者們仍然以從前一樣的調子來評說有大功於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饒漱石。

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私下裏的議論與狐疑總是無法避免的。“燭影斧聲，千古之謎”，那是中世紀的事。在印刷與信息手段發達的今天，民主與法製意識的增強，即使現在無人說及，後人們仍然可以從字裏行間分析出事件的真假成份，隻不過線條略粗罷了。我聽說“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實在太小，對饒漱石這個人物產生興趣，也隻是在十多年以前。

1992年初，我在江西省政協的機關報《江西政協報》打工，晚間無事常去前輩同鄉徐文星先生家裏坐。徐老是省“九三學社”秘書長，與著名詩人公劉是同學，他建國前在南昌讀書時就參加了反蔣的學生運動，與前任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是校友、也算戰友。徐老因家庭出身問題一直不被重用，到改革開放時年齡又大了，所以他直到病逝仍然隻是一位處級幹部。我去他家夜坐時他常談起一些往事，有一次聊天他說起了“破四舊成果展覽會”上，吳璧那件狐裘大氅被“支左”部隊一位軍官賤價賣走的故事，引起了我的興趣。當時省政協一些熟悉吳璧的老同誌還在，於是我開始采訪，搜集資料，不久寫出了一個中篇，交給省大型文學刊物《百花洲》的編輯洪亮先生，後因文章涉及饒漱石，上邊有文件說凡寫中央委員以上的人物都需要經中宣部審查。於是，出版社這份原本編排好了的稿子又退給了我。退稿時雖有過短暫的惆悵，但我還是認定這個題材的價值與意義，決定繼續采訪和搜集資料。

我當時是縣黨校的一名教師，月工資不過數十元，這樣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條件要從事了解饒漱石一生的活動，實在是有點自不量力。更何況在人們眼裏，饒漱石還是“欽犯”，要較客觀地寫出他的功過與他的命運、以及半個世紀前的政壇風雲，不但很難，而且有很大風險——盡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政治空氣遠比毛澤東時代寬鬆得多，但在一般人看來，這仍屬“險學”，是危險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饒漱石最小的妹妹饒玉蓮和她的先生穀思義教授，他們給了我許多幫助。但穀先生未見過饒漱石，玉蓮先生與大哥年歲相差又太大，對兄長與高層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饒漱石的情況，必須采訪曾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進北京赴上海，而這一切，都得自費，也沒有單位會給你開介紹信之類。

時光易逝，隨著知情人一個一個故去，我知道必須抓緊時間。因此，1993年秋天，我停薪留職一年，開始進京采訪。

好不容易打聽到了李正文先生可能知道一些饒漱石的情況，可我第一次上門采訪他時，卻挨了一頓臭罵，差點被他趕出來。那是199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城西南大木倉國家教委宿舍找教委副部長級的離休幹部李正文，李老是建國後第一任複旦大學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我進門後剛說明來意，沒想到李正文就大聲吼叫起來：

“我是個小佰姓，他（指饒）是大官，專門整我和陳老總。他老婆陸璀喊他小饒都不高興。你在我這裏得不到什麽！”

我狼狽極了，為了不至於被趕出門，隻好向他解釋我的本意，然後再與他談別的話題。其實，時年85歲的李正文先生一生遭遇也十分坎坷，他是山東濰坊人，懂俄、英、日數國外語，曾進過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文革”中被誣為“雙料特務”，關押審查20多年，到退休時才享受到副部長級待遇。二十世紀30年代初他任北平“左聯”理論部部長，後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建國前為我策反小組成員，搞到過不少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策反了好幾個國民黨軍起義投誠。他住在宿舍樓的三樓，屋內很簡陋，冷冰冰的水泥地麵，房裏除了書和書櫃，少有它物。他告訴我：在蘇北根據地財政非常困難時，他動員愛國資本家劉涇厚（音）帶了十根金條到新四軍，使新四軍“蘇北銀行”得以成立，可是解放後，劉卻被判刑30年。他還策反了湯恩伯司令部的作戰科長，戰上海時，每一次作戰會議開罷，其文件正本還未到湯恩伯手中，其副本已先入我地下黨囊中……國民黨潰退時，因為他作戰科科長的身份仍未暴露，地下黨希望他隨湯恩伯撤往台灣。這位作戰科長向往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中途又返回了上海……但此後一係列的政治運動使這位有功之臣成了挨整的“老運動員”，“文革”中更是苦不堪言，終於在“文革”後離國去了境外……我後來第二次上李老家，彼此熟悉了，李老抱歉說他對饒漱石的事確實了解不多。

李正文先生不幸2000年以高齡辭世，他的夫人陳女士則在他之前先行謝世。

在北京，不僅在李正文先生處我碰過釘子，在其他幾處也吃了閉門羹。後來去上海，這遭遇也同樣碰到。

除了要找饒漱石身邊工作過的人，我還應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兒蘭沁。但在北京城茫茫的人海中，像我這樣的一個江南來的鄉下人，要尋找到饒的女兒蘭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找到了她，以她這樣的身世與經曆，接人待物會格外謹慎與警惕，也不見得願意見我。所以在遇見陳麒章先生之前，我為了打聽她的單位與地址，不知碰了多少釘子。後來知道她住在公主墳海軍大院，可當我去她住的部隊大院時，我根本進不了大門。

幾經周折找到她後，她也很慎言，兩次見麵都所談不多。對我這個陌生人，她的謹慎是必要的，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漸漸地，經過幾次交往與通信，雙方開始相互信任，我隻要上北京，都會找她。不過，開初幾次見麵，我覺得很像她父親搞地下工作時那樣神神秘秘，要頭天約定會見地點。有一次見麵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個公共汽車站的站牌下，還有一次是在天安門前。她住在公主墳一帶，每次都是騎自行車來去，從公主墳到天安門或五四大街，路途都不近，而且那時她已是50出頭的人了。

蘭沁告訴我：

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一塊心病。

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與賣力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筆者惴測：其時胡與安子文是親家，而安子文與饒漱石是冤家，胡即使有心，恐也難積極。）

蘭沁還告訴我：

張鼎丞病重時，她去看望張老，此時張已不能說話，見蘭沁來，隻是緊緊拉著蘭沁的手，珠淚交流，嗚嗚地哭著，想說什麽，但誰也聽不清他的話。

張鼎丞是華東局與饒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觸最多的領導人，饒被誣入獄，判決有罪時，這位老戰友、老同事恰恰在最高檢察院最高檢察長的位置上。明知友人蒙冤不但不能救助，反而還要被人假借自己的手去指控故交，在逮捕證上簽名。這應是人生極其痛苦的事，難怪張鼎丞臨終前拉著饒漱石之女蘭沁的手，嗚咽不己。

采訪李正文是馬奇先生介紹的。馬奇先生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曾任中國美學家協會副會長，他青少年時代就參加了革命，後來去延安，親曆過延安整風。我是在馬奇先生來廬山的一次學術活動中偶然結識他的，以後，我每到北京，總要去拜訪他。得知我采訪李正文先生無收獲時，馬奇老師又介紹我去找在人民大學檔案係任教的吳寶康夫婦。

吳寶康先生來人民大學任教前，曾任華東局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他與夫人都在新四軍中工作過，夫人為無錫人，抗戰時期曾來江西參加戰地服務團。1941年皖南事變前，吳先生夫婦負責接送先期撤走的陸璀、薛暮橋等人。雖在華東局辦公廳工作，但他們對饒漱石了解很少，吳先生說：

“饒漱石平時不說話，與下級接觸少。”

但他向我介紹了陳麒章：

“陳麒章是大秘書，還有一位秘書是稽春生，你找到他們，知道的事一定很多。”

吳夫人說：

“饒漱石的夫人陸璀很活躍，饒個子不高，身材整齊，人人都說他是個福相，有福氣……”

他們都談到了“60號辦公室”建禮堂一事：

“隻記得有一次，一個禮堂蓋得好，大家去參觀，饒漱石說是浪費……”

我告別的時候，吳寶康先生老倆口都鼓勵我說：

“你做的這件事有用，趕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

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從人民大學回來，我就按照吳先生給我的電話號碼，去找稽春生，電話那頭的稽春生先生開朗而又恢諧，他說：

“我是管文件的小秘書，你應該去找陳麒章，他是大秘書。”

稽先生電話裏還詳細告訴了我陳麒章的家庭地址。


知情者言（一）

北京的冬天很少下雨，那天下午我去西城區找陳麒章先生時，天陰沉沉的，不一會又下起了小雨。我忐忑不安地去敲陳老的門，敲了一陣，無人應。這時從樓上走下一位鄰居，她說：“老倆口耳朵有點閉，你大聲敲。”於是，我加大了敲門的力度，果然，門開了，陳老正在泡腳，趿著鞋跑出來給開門。

我坐定，陳老繼續泡腳。聽我說明來意，他立即說：

“你來得正好，兩年前我給舒同寫了一封信……”

他一見麵就跟我說起了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那樁公案，又告訴我《毛澤東著作選讀》有關饒漱石介入潘漢年、揚帆案件的那條注釋……?

就這樣，我開始了與陳麒章先生的交往與友誼，他給我提供了許多與饒漱石有關的資料，包括劫後幸存的1954年饒漱石最後給中央寫的檢討的底稿。在長達十多年的交往與通信中，隻要他看到關於饒漱石的文章與書刊，他都會告訴我或寄給我，他的有些看法，我不一定能接受，但在這本書的寫作中，他是給我幫助最多的知情者之一。

出身於鹽商富家的陳麒章18歲就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1943年新四軍開展的整風運動中同樣也挨過整，是被“搶救”的對象，受過委屈，時間曾長達數年。但他信仰不改，一生鯁直，工作兢兢業業……他在中紀委工作時，趙紫陽、胡耀邦這些大人物的講話，如果他認為不妥，他也會提出來，還曾幫助胡耀邦修改過一個講話稿。故楊尚昆一次半開玩笑地說：

“陳麒章，你呀你就是老愛提意見！”

老愛提意見當然會影響他的升遷，但他不改，照樣愛進逆耳之言，他的夫人汪平告訴說：他就是這個性子，他的下級很多人都成了他的上級……?汪平是上海郊區人，抗戰時新四軍根據地與她的家鄉僅一江之隔。20歲時，從護士學校畢業的汪平參加了新四軍，曾任新四軍1師醫院手術隊隊長，與粟裕、陳丕顯等人都很熟，粟、陳的孩子曾由她接生。陳麒章任饒漱石的秘書後，她一家也住在景山後街1號，她說那時院內院外小車很多，饒出事後，小車就不見了。“文革”中，陳麒章被揪，她帶著孩子下放到江西永修農村，返京後，全家人擠在豐盛胡同一間小屋裏，連一個凳子也沒有。現在的住房是1986年分的，並不是省部級幹部的住房，和一般幹部的住房差不多……?

在對待饒漱石問題上，陳除了前文所說的給陳雲同誌上書外，還就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向有關人員寫信。我赴上海采訪劉廷臣後，他還要我寫了一份劉述說在上海車站時，“陳毅向饒漱石說自己太忙，以饒任軍政委員會主席為宜”的采訪證明材料，寄給他，以向中央反映……?

第一次采訪他時，他就談了他個人對“高饒事件”和饒漱石的看法。他說：

“饒這個人，別的方麵你也看不出他有什麽，生活上他也沒有什麽特殊，很嚴謹，甚至有點過頭，一天到晚嚴肅，比較不近人情。別的方麵人們也抓不到什麽把柄，什麽揮霍呀，大吃大喝、不檢點……都沒有。這個人本來是做群眾工作的，後來不曉得怎麽搞的，脫離了群眾。張鼎丞每次來北京都住在饒家裏，他們私人關係很好。饒漱石出事後，張鼎丞很吃驚：‘怎麽搞的，他出這事？’在華東，饒威信蠻高，舒同對他很尊重，鄧子恢對饒也是服氣的，曾山也是一樣。

這個人毛病還是有的，但說他與高崗有什麽“反黨活動”，需要確鑿的證據。至於說他們的反黨活動可以心照不宣，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麽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據一些跡象，就斷定是這麽一回事，那就很難說。

我隻給他做了10個月的秘書，後來他停職反省，我在他家裏幫他整理他的檢查。他有什麽想法，我隨時向中央匯報。他寫到什麽地方，有什麽觀點？他怎麽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參加了什麽反黨活動？我到現在也是稀裏糊塗的。

這個人很少講話，一個人坐在屋裏呆著，也不去找人聊聊。後來他寫檢查，也是他先談，我幫他整理，然後他自己再看過，再改，我從來不插話。

這個人，唉！有什麽愛好？音樂他不行，也不跟人家下棋、打牌，也不喝酒、抽煙，看不出他有什麽嗜好，隻是看看報紙，看看書。他文化水平還是有的，英文很好，夫婦倆都講英文。解放初期，當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的老婆來上海，饒用英語與她談話，饒在法國呆過，辦過報紙，自己能寫文章，是個知識分子……他的部下，華東局那麽多人，沒有哪個對他關係特別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張鼎丞，但工作上還是各幹各的，粟裕來北京也沒有和他來往過，戰爭年代他們也不在一起”

陳麒章眼中的饒漱石是饒生病後的狀態，也許與以前在上海時稍有不同。

在談到“高饒聯盟”時，陳老說：

“饒漱石平時難得有幾個朋友，我倒奇怪。當時有個說法：“高崗門庭若市，張牙舞爪;饒漱石是單幹戶，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看準了，到時我再撈一把。”要搞反黨的人，連手下人都沒有，你一個人怎麽反黨呢？對這個提法當時我很懷疑：老婆也跟他離婚了，秘書也不跟他了，反黨總要有幾個爪牙吧？據說有一個比較負責的領導同誌（不知此人是否是蘭沁找過的廖承誌——引者）向中央寫信反映饒的問題應該有個交待……關於高饒事件，我提供不了什麽線索，我給他當了10個月的秘書，一直到事發。說實話，我沒有見過高崗，連他的秘書也沒有見過。高崗在東交民巷，我們住在景山後街，我是組織部的，與他沒有組織關係，我去幹什麽？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同誌是好幾年後我才認識的，我說：‘原來你是高崗的秘書，我還沒有見過你呢！’

財經會議他沒有讓我去，他（饒）說了些什麽，我也不知道，他回來也沒有跟我講。饒發了什麽言，我也沒見發言稿……這件事從現在看，不算什麽問題，因為是黨內開會，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允許的，比如彭德懷寫信，那算什麽反黨？！當時財經會議也好，組織會議也好，還有華東軍事委員會主席問題，從現在看，黨內有些意見分歧，在公開會議上發言，不是背後活動，不是秘密的，這算怎麽回事！如果會上不說，背後胡說八道，那才是違犯紀律的。我這是在會上公開發言，我表我的態，這算什麽反黨！饒漱石的問題，你去看看《鄧小平文選》，講高崗的比較具體，講饒漱石就很含糊，沒有具體的事。饒有錯誤，但是不是跟高崗有反黨聯盟？我有懷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幾件事，比如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這是正常的;他背後和高崗有什麽活動？我不知道;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那個問題不能成立;潘漢年的問題現在也不能成立，還是各人有各人的賬。是否真有個“高饒聯盟”？我和很多同誌都有懷疑，這個問題現在沒有作結論不好說，《鄧小平文選》你去看看。

饒這個人，工作上、思想上有他的毛病，但是不是反黨性質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他在黃花塘與陳毅有矛盾，在山東整黎玉——黎玉有他自己的毛病，他到組織部樹立個人威信等等。但說他“偽君子”，你也查不出什麽。他來北京我知道，和警衛員出去，回來後我問警衛員：“你們上哪裏去了？”他們回答：“到黃克誠同誌那裏去了”，“曾山同誌那裏”“張鼎丞同誌那裏”……他跟高崗有什麽來往我不知道，隻知道到北京後他常到這些人（指黃、曾、張——引者）家裏去。所以後來我嘀咕饒漱石反黨是怎麽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問題就什麽都不行。他的問題中，現在澄清了一個問題，即不是內奸……建國後講這個聯盟那個聯盟，毛澤東說了幾十個反黨集團，現在隻剩下兩個。你看，“胡風反革命集團”沒有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沒有了，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沒有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沒有了，都站不住腳了。現在隻剩下了兩個，一是“四人邦”（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饒反黨聯盟”，這（指高饒）應是未定性的唯一一個。

我作為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參加了一些會議，“八大”時我也作為工作人員搞會議記錄。當時聽到有人說：“高饒反黨聯盟”拿什麽做證據？毛（澤東）說這種事彼此心照不宣，還要條約？還要簽字？這個事就很難說，應該有充分的證據。將來講黨史這個賬怎麽說呢……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過程的隻有幾個人，一個鄧小平，一個楊尚昆，一個彭真，彭真身體也不行了，但這幾個人不會說（楊尚昆逝世前撰寫的回憶錄中有一篇《回憶高饒事件》，作為附錄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追憶領袖戰友同誌》一書中，文章雖由陳麒章執筆，但表述的隻能是楊尚昆個人的意圖——引者）。所以黨史上這個問題將來怎麽寫？還不得而知。實事求是的話，我有個想法：事情終歸會認清楚的，比如說朝鮮戰爭吧，過去說是美偽發動的，實際上是（北）朝鮮發動的。應該實事求是，不是事實的事遲早要糾正，是事實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邦”，永遠也翻不了。饒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後，你說他到底有什麽問題呢？你拿不出像樣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來，傳聞的東西很難說。“反革命”是排除了，“反黨聯盟”還存在很多疑問……

在批判高崗、饒漱石時，有兩句話當時我印象很深：說高崗到處活動，東交民巷門庭若市，廣為聯絡;饒漱石是單幹戶。當時我們聽了就有疑問：搞反黨活動你還能單幹戶？單幹戶，你一個人能唱戲？高崗當時活動很明顯，到處拉攏人。現在高崗那裏也有一個大問題：他的“五虎上將”裏邊一個壞人也沒有，張秀山、張明遠、馬洪、郭峰、趙德尊，趙後來當了黑龍江省副省長，張秀山當了國家農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顧委委員，馬洪是社科院副院長……這些人後來都是黨的高級幹部”。

（1993年11月9日采訪錄音筆記）

幾天後，我第二次上陳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那封1982年他寫給陳雲同誌的信的底稿，談話中又談起了對饒漱石事件的看法：

“饒漱石沒有什麽貪汙，個人也沒有什麽嗜好，或者什麽什麽的。他不像高崗那樣作風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職權，到處搜羅字畫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陳麒章先生曾是康生專案組成員——引者），我們到他家去，發現他撈了不少，“文革”前撈，“文革”中更撈。饒漱石沒有這個問題。另外，他平時不拉幫結夥，對一些人特別好，或者任人唯親。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人怎麽反黨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這個問題是怎麽一回事，確實搞不清楚。趁這些知道情況的人在世的時候能搞清楚更好，更準確。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2007年，陳麒章先生不幸病逝。

令我感到困惑和和遺憾的是：在對待“高饒事件”的平反上，他沒有像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先生那樣。2001年中央成立“高饒事件”複查小組時，小組中一位中紀委的同誌去找他了解饒的情況，陳問緣由，這位同誌說暫時保密，陳一聽火了，說：你是中紀委的，我也是中紀委的，你還向我保密！竟對這位同誌下逐客令——這一細節，是我2003年到他家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想：那位複查小組的成員對陳“保密”，實在有些欠妥。據說陳老事後還給中組部寫了一封信。陳老這次意氣用事，也似欠妥。

采訪陳麒章先生後，我又按照人民大學吳寶康教授給我的地址，去京城西郊萬壽路附近找到了肖光。肖光先生離休前是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他雖然離休了，他的住址仍警衛森嚴，據說一些中央大員也住於此。去的那天也是個雨天，肖光正在逗小孫子玩，他瘦瘦的，雖年過古稀，仍顯得很精幹，令人想起當年這位新四軍機要科青年科長的風采。聽陳老夫人汪平同誌說，肖光也在上老年人大學，學書畫，與她同班。

肖光對饒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說：

“我1945年到軍部去，跟他接觸比較多一些，因為他是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那時我是機要科長，原來我在蘇北，45年才到軍部，從那時起一直到華東局結束，他調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個工作過程中，這個人工作是認真的，態度很嚴肅，對事情，對我們要求比較嚴格。比如一些電報都是我給他送去，有什麽不對的，他就指出，態度很好，也是嚴肅的。平時生活上也很嚴肅，不大開玩笑，嚴肅有些過頭，甚至跟他愛人陸璀同誌，都不怎麽開玩笑。我當機要科長，他出門都會和我打招呼：‘肖科長，我出去呀……’他還會告訴我到什麽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領導出門是不會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儉樸，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時，我們在膠東、魯中，比較艱苦，有什麽事情，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這個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時炊事員給他搞點菜（那時吃小灶），搞點肉呀，麵條，他還要說幾句。那時大家都比較艱苦，他生活中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上海解放後，有一次他嬸母來，秘書長魏文伯買了點禮物，沒有通過他，他就批評了魏文伯”。

在談到“60號辦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禮堂一事時，肖光說：

“他對人對己都要求嚴格，所以容易引起人們產生誤解，別人會說他偽裝。我與他相處幾年，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進上海，我對他總的印象比較好……文稿、電報大都是自己寫，隻是很少的時候叫秘書寫。我給他送電報，該怎麽答複的，都是他自己動手。這點，有些領導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這樣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麽事都叫別人，叫秘書、叫參謀，他這個很少，他身邊好幾個秘書，艾丁之外還有正副秘書長……在勵誌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邊比較差的。

至於政治上的事，我隻是聽文件傳達的，具體也搞不清。高崗在東北，他們沒有接觸過，除非中央開會。而且他們性格也不同，高崗是花花公子，饒比較嚴肅，什麽娛樂活動他都不搞……我在華東局（他背後）搞陳毅的事沒有，我沒有發過這樣的電報。一般這樣的電報，饒漱石都會找我，指定人譯的電報都找我，因為我是機要處長。所以說高饒的事我都懷疑。比如國民黨飛機轟炸上海，（有人）說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書記，負責建設上海，他怎麽會破壞呢？比如還有傳說他要當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也是他媽的道聽途說，胡說八道。

說他對劉少奇態度怎麽怎麽，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誌培養出來的，平時他對我們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這事薛丹浩比較清楚，跟了他一段時間。

過去一些（華東局）領導幹部對他都很尊重，下邊的幹部，各師師長也一樣。說他是“偽君子”，那時間長了也會暴露出來。這個人個性就是那麽不活躍，不大接觸群眾，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他很少出來給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麵的人一般都是領導不找自己，他也不會去找領導……高興的時候他也與人說說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個人散步、看看書。

你說他‘單幹戶’，我要搞反黨，下邊至少要有幾個人。一個人，頂多隻能算是有點個人意見，要搞‘反黨聯盟’，你他媽的總要有幾個人，一個人匹馬單槍總不行。”（1993年11月12日采訪錄音筆記）

和吳寶康先生夫婦一樣，臨走時肖光副局長也囑咐我：

“你要想把事情搞清楚就要抓緊！”

采訪了肖光後，我又去找曾與肖光共過事的左金祥。小紅軍出身的左金祥也是從機要局副局長的位子上離休的，不過，他是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機要局。他是我的江西同鄉，井崗山下永新縣人，與毛澤東的第二位夫人賀子珍是同一個縣。

我去的那次，華北大地一連幾天籠罩在凜冽的寒潮中，北京下了大雪，最高氣溫也隻有零下8度，最低為零下18度。我一路幾次轉車，到了頤和園，又轉車向玉泉山。車過頤和園北宮門後，路上就少了人與車，曠野白雪皚皚，遍地冰淩，來往的不是軍人就是農民。到廂紅旗下車，四周是鄉村風光，此地屬山區，氣溫更低，地下積雪甚厚。好不容易問到了左老所在的單位，傳達室的的辦事人員倒很客氣，撥通了左老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女聲，聽說我來自江西，便說馬上派人來接。不一會來了位年輕戰士，一進門就問：“哪位是江西來的客人？”我跟著他進了大院，這位生氣勃勃的青年戰士一路走，一邊說：“這地方淨是部隊，你要找人不容易，問也問不到，找也不好找。”

進了一幢小樓的一樓，一陣暖氣拂麵而來。女主人是一位慈祥的知識女姓，她叫章靜，早年在新四軍機要部門工作，離休前在社會科學院。她雖年近70，可看上去像50左右，一口悅耳的江蘇普通話，令人想像她年輕時姣好的容貌與溫順的性格。

左金祥大病初愈，坐在椅子上，身體還沒有完全康複，所以記憶常常受阻。

見了我，左老說：

“我這個江西人，還沒有回過江西呢。”聲音裏充滿了遺憾。

談起饒漱石，他嘀咕說：

“說饒漱石反黨，弄得人莫名其妙！我們江西好不容易出一個大官……”

他的夫人章靜女士則在一旁不止一次地歎息。

左金祥說：

“跟饒漱石的機要人員有肖光、薛丹浩、我……薛丹浩現在第四軍醫大學，前年患肺癌動了大手術。饒漱石生活還是很簡樸的，作報告人家很歡迎，不是會說，而是邏輯性很強，理論性很強。他不拉關係，我們也不拉關係。我和他老婆陸璀接觸多一點……

1945年以後，粟裕、鄧子恢、譚震林等帶人留在華東，我是機要員也在華東，肖光則上了山東。我們以後變成了第三野戰軍。我跟饒漱石沒多久，1941年我在軍部，後到一師（粟裕師）呆了一年，又調回來。那時一個人調到哪裏都行。我們兩個人通過鬼子封鎖線，走來走去，回軍部後又到黨校學習。到黨校學習後，鬼子開展大掃蕩，有人叫我回軍部，有人叫我回一師。回一師又要過鬼子封鎖線，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鬼子抓住，後來我還是回了軍部。後來我又到四師（彭雪楓師），在四師開始搞機要，在那裏學報務，並當了機要科長。

有一次中央指定我和肖光（三師機要科長）到軍部發一種絕密電報，肖光沒有去。我呢，當時彭師長打仗去了，我請示鄧子恢政委說：“這個事別人也可以幹。”鄧說：“不行，這是中央指定的，是組織紀律問題。”當時的參謀長是張震。後來我去了，薛丹浩當科長，另從二師調了個機要科長來。我對薛說：“你這科長不幹我也不幹，我也當過大科長小科長的……後來肖光來了，當科長，我開玩笑說：“你他媽的當科長就來，當機要員就不來！”那時我們當小幹部的有些怕陳老總，對饒漱石無所謂……”（1993年11月23日采訪錄音筆記）

我們談話時，他的夫人章靜女士也不時插言，曾在華東局機關工作過的她，很早就見過饒漱石，我在本書第五章裏介紹過她的所見所聞。對饒漱石的“反黨”、“反革命”問題，她顯得有些氣憤：

“講人要有根據嘛，我們這些走過來的人知道，該怎麽樣就應怎麽樣，事情要搞明白。”

“我們在華東呆了十幾年，華東那些人，有意見就當麵提，大家沒有宗派，人與人之間關係很好……”

章靜大姐要留我吃午飯，我惋謝了。臨別時，左老說：

“寫本書讓不了解情況的人知道也有好處。”

送我出門，章大姐說：

“把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們華東人的願望……”

臨別一言，說得我心潮起伏。

走出屋，踏著哢嚓作響的冰雪，第一次在北方度過雪天的我感到了一份沉重的責任。

知情者言（二）

認識了陸蘭沁後，我才得以知道當年饒漱石在上海時他身邊工作過的一些同誌的姓名，於是，我準備前往上海。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個采訪的對象是劉廷臣，他先後曾給張鼎丞、饒漱石、譚震林三個人當過警衛員，當年一定是位十分機靈、忠誠、招這麽多中央大員喜歡的小夥子。

蘭沁給了我一個劉廷臣的電話號碼，還好，一到上海就與他聯係上了，他住在上海瑞金二路，瑞金醫院近鄰，有名的三井花園（勵誌社，現改為瑞金賓館）也離他住處不遠。我沒費多大勁就找到了他的家，九十年代上海住房條件還很差，作為上海市紡織工業局處級離休幹部的他，所住的房子是在二樓一間2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這裏臥室兼客廳。當年虎虎生氣的劉廷臣，如今也是老人了，但身體依然強健。見麵後，他非常熱情，給我提供了許多他親曆親見親聞故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在本書中引用了，作為三位高層領導的貼身警衛，他所知的內情較多，也真實可信。言談間他不時對饒漱石的遭遇現出憤憤不平。他告訴我：

“我是山東人，1947年在膠東許世友部隊，先給張鼎丞當警衛員，1949年進上海後，張調到福建去了，我就留下來跟他（指饒漱石—引者），我之前還有一個警衛員叫黨延校的。這個案子發生後，我們幾個老同誌都不滿意。我對饒是這麽一個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電影，發什麽穿什麽，我們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飯都是集體吃、門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們警衛人員可以輪班休息），對我們這些人來說，他是以身作則，對他印象沒有不好的……他到北京後，我留在華東局，給譚震林當警衛員。

本來出事後（應是出事前夕—引者）調張鼎丞當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後來張說算了算了，去了檢察院（據查，張鼎丞任中組部第一副部長時間極短，一個月左右，大概還未上任—引者）。饒出事時，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饒漱石談話。

大會也好，小會也好，我是警衛員，說他反黨，我沒有看到，這一點我覺得不公正。饒在戰爭環境也好，建設環境也好，他沒有單獨做過一件衣服，單獨領過什麽東西……我們在山東，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裏不好過……上海一些老的，我們這些小的（指當年的警衛與工作人員—引者）都是這個想法。胡立教與他關係一般，當時是情報部（社會部）副部長，部長原來是劉曉，與饒關係比較好。

張鼎丞把蘭沁接到他家，張老也吃了苦頭。張老與饒老關係很好，張的秘書陸健比較正派。張老對蘭沁的事很傷心，粟裕與饒關係也好，譚震林也說：“我在浙江與前線工作，不了解（饒的反黨情況）……”饒與陳雲的關係也看不出來。現在上海了解饒的人沒有幾個，胡立教肯講的話會知道一些，當時饒的代號叫501……他出事後中央（調查組）來了解情況，我們說：‘他什麽地方也沒有關係，隻看牙齒找過北京路一位私人醫生，這我們擔保，其餘他哪兒也沒有去’！（說到這裏，劉大笑）”

為了便於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劉廷臣還給了我一份當時華東局在饒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名單，上麵有他們的地址與電話號碼，這些老同誌都已離休在家，一般都能找得到。此後，我就依照這份名單，一一去拜訪我所要采訪的知情人。

李寶賢是山東煙台地區棲霞縣人，在第三野戰軍13縱隊當連指導員時負傷，傷愈後被選送到華東軍區保衛處，後來接替淩文英任饒漱石的衛士長。饒調北京任中組部部長後，1953年2月，他和饒的秘書艾丁一同返滬，李任華東局保衛處保衛科副科長，專門負責來滬的中央領導的警衛工作，接待過許多頭麵人物。

他對饒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本書引用過他的一些談話。他說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饒漱石出事後在他心裏引起的震動：

“半年以後，問題暴露出來了，說是“高饒聯盟”，在上海開會，陳毅發表了好多意見，原來有一本材料叫《高饒聯盟反動罪行》很厚，我當時看了，很多事情我們不熟悉，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他的威信那麽高，我們這些人搞警衛一點也不知道。毛主席我接待過幾次，饒在北京工作時，我有一次守在電話上一夜。我感到我們這些領導人長年累月從風險中走出來不容易，我是當兵出來的，知道戰爭的艱難……見了那些材料後，他聯盟搞什麽我也弄不清。饒漱石辦事很穩重，我跟領導這麽多年，看的領導不少，覺得辦事穩重的領導考慮問題就全麵，我想也沒有想到饒漱石會這樣！他就與高崗接觸過幾次，也都是高崗來看他，所以我總感覺到（歎氣）這麽好的人！過去他有個叔叔來，他都不見（應是饒的族兄饒真泉，其祖父收養了饒漱石之父饒思誠。饒真泉土改時劃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婦倆雙雙在廚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們警衛在大門口收到一封信，裏麵有兩顆子彈。我說不給他（饒）看，這事隻有秘書（艾丁）和我知道。我對下邊說，這恐嚇信沒有什麽，你們不要怕，隻是今後有什麽人要見他（饒），你們一定要讓我知道”。（1994年3月份4日采訪錄音筆記）

李寶賢住在無興路，這裏離康平路很近，在喧鬧的上海，此地有難得的安靜。這位昔日的神槍手如今身體也很弱，他瘦瘦的，又患有嚴重的氣管炎，說話很慢，談話間不時發出微微的喘氣聲，不過從他的眼神與身材看出，年輕時一定非常精幹標致，他對饒漱石一家充滿了感情，他對我說：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蘭沁，但現在身體不好，不能出門。”

我和他談了兩個多小時，談了很多他參與警衛來上海的中央領導人的事情，這些東西整理出來都該是上晚報或休閑刊物的好故事。當我說希望能見到胡立教時，他說一定幫我聯係。

第二天，他電話裏告訴我，說胡身體不好，不便於接受采訪。

對胡立教的拒絕我雖有些失望，但心裏很感激這位昔日的衛士長。

淩文英是河南人，離休前在上海化工機修廠工作。他在李寶賢之前任饒漱石的衛士長，那時還沒有“衛士長”這個名稱，而是叫警衛隊長。在饒漱石身邊工作過的人員中，沒有比淩文英不幸的了。1951年他申請去抗美援朝，離開了很多人想的饒政委警衛隊長的崗位，去了朝鮮戰場。誰知從朝鮮槍林彈雨中拚殺一通後，再回到上海，沒過幾年，他就被劃成“右派”……這位1948年初華東局警衛隊的隊長，到離休時，還隻是個科級幹部。他住在江蘇路65弄一幢普通居民樓的7樓，二居室，室內很簡陋，受過重重打擊的淩文英矮小、衰老，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首腦機關警衛隊長的英俊之氣一絲也看不見了。

我與淩文英剛坐一會，他的老伴買菜回來，客氣而又熱情。

淩文英說：

“我是新四軍三師（黃克誠師）的，因家屬問題抗戰勝利後沒有跟三師去東北，留在地方警衛連，後又到蘇皖邊區政府公安總局，並跟他們到了山東，後來又進了警衛隊。

饒出事時，我們隻能以“想象不到”來形容。從外表看，他蠻好的嘛……弄了半天，這樣的人怎麽能反黨呢？前些時，我們還在一起，說饒漱石的事。高崗怎麽樣我們不清楚，饒漱石這人我們知道……說實話，作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的“反黨”呀，“聯盟”呀，都存在疑問”。（1994年3月15日采訪錄音筆記）

林鈞堂曾是張鼎丞的警衛員，因為張鼎丞與饒漱石私交較好，工作上接觸又多，所以對饒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鈞堂後來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讀書，畢業後回上海，離休前任上海機械專科學校紀委書記，住在萬航渡路。

在我采訪過的警衛人員之中，林鈞堂的文化修養算是最高的了。

由於經曆與政治文化修養的緣故，林書記給我談了許多在山東的經曆，隻是在評介饒的“反黨”一事上，他出言還是很謹慎：

“他（饒）這個事，我們作為一般的工作人員，對他的‘反黨’‘聯盟’之類是存在疑問的，實事求是地說，是不大有這種可能的。

饒在山東沒有什麽閑空，他和別人也沒有私交。

我在北京讀書時，他出事了，我去看張老，蘭沁也在張老家，張老對這件事也很吃驚。

向明來的時候我記得，他是師政委，剛從前線來，穿雙長筒靴，張老找他談，要他當魯中區委書記，他說：‘還是讓我到部隊去吧。’張老說：‘沒關係，還是邊幹吧’”！（1994年3月15日錄音筆記）

艾丁跟隨饒漱石6年多，作為饒的政治秘書，他應該知道很多曆史真相，可是他不願跟我多談，采訪時也不同意錄音。艾丁是重慶人，1921年生，1946年在延安開始由組織安排到饒身邊當政治秘書，1953年二月離開。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時左右，我在上海外灘市政府大樓3樓337號房間采訪了他，當時他是上海市建設委員會顧問。退居二線前，他任上海基建工程局局長，柯慶施當權時，他曾任上海市機床廠黨委書記，還曾邀李寶賢去該廠當保衛科科長，因華東局辦公廳保衛處不肯放李寶賢，此事才未辦成。

事先與艾丁先生預約時，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選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樓，我因此有機會走進這座名氣很大的外灘市政府大樓。

艾丁個子不高，為人和氣，也許因饒漱石的緣故他吃了很多苦頭，所以即使不準錄音，他與我交談也非常謹慎。采訪雖有一個半小時，但記下的事情不多，除前所述，主要還有這麽幾點：

一是在延安棗園時，饒漱石夫婦散步，陸璀去挽饒的手，饒不肯。倆人絆嘴多用英語;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間來上海，作報告時，說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上海“三反”“五反”表示過不滿，說上海右傾;

三是為饒的事後來他吃過很多苦頭;

四是饒漱石後來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願跟饒說話;

最後，在談到饒漱石事件性質時，他仍然客觀地說：

“他的事，按理也應屬黨內的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蘭沁一次來上海時，艾丁還宴請她，邀當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我記不清1998年夏天我是第幾次上北京，這次蘭沁告訴我：她有一位小舅舅，聽說我曾去上海為饒漱石的事采訪了許多人，埋怨說：你怎麽不要他來找我？蘭沁的小舅舅叫陸熙昶，是陸璀的小弟弟，給饒漱石做過幾個月的保健醫生。

陸璀早已離婚另嫁，這一般人而言，像這種情況，陸璀的弟妹們都會冷淡前任姐夫，但陸熙昶不是這樣，他心裏對饒漱石一直很尊重。這位帶著彈弓參軍的新四軍小戰士，前些年從師級軍醫崗位上離休，現在也已華發蒼然，年屆70了。

第二次去上海，與上次采訪劉廷臣等人相隔7年多，7年來上海的變化太大了，滿城的高架路高架橋讓我這個很少出門的人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一次赴滬是乘大輪，雖費時日，可旅費便宜，第二次則客輪不通，隻能坐火車。幸好同車廂有一位在虹口區某公司工作的青年人，靠他的指點我算是順利地找到了陸熙昶醫生，他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上海一處幹休所內。

陸醫生說：

“我是從部隊進的大學，1952年春夏在上海醫學院讀三年級，有一天，組織上找我談話，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衛生部副部長傅連鄣找我說：在華東首長中，饒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給他做醫生，護理他，這個任務很光榮，你要好好幹……由於長期的地下工作與精神緊張，饒當時患有腎虛症，戰爭年代沒有條件，進上海後，陸璀開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總是工作工作，其他什麽事情都不顧，現在條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當時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醫生叫楊國亮（音），他給饒看了病，饒也信任他。楊大夫給饒漱石開了針，據說可以壯陽。饒上北京後，組織上派我給他每個禮拜打針，因而這段時間與他接觸的機會多一點。

我到北京時，他還在北京醫院住院（治顏麵痙攣—引者），剛好陳毅去看他，對饒說：“我們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體，我們多活幾年，對黨是有好處的……”饒後來到了頤和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隻覺得在北京三個月我沒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點安眠藥，吃點維生素，打打針。我想自己此時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學習很緊張，放棄了很可惜。於是我要求如果沒有什麽事的話，不要占一個人，有什麽情況，隻要中央保健局派一個人就行了。就這樣後來我又回上海了。

這幾個月在北京，幾乎整天有接觸。他這個人講話很少，謹慎，不如陳毅放得開，陳毅作報告我愛聽……抗日戰爭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後來我調到軍部一個衛生學校，陳毅來給我們作報告，他來了，我這才知道他住地離我們不遠……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現在，都對他非常尊敬，所以聽說中央首長出事了，華東的人都沒有想到是饒，都很吃驚……華東局幹部對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講。

我去北京是因為政治上可靠（親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個月，此事我以前沒說過，出事後更不敢說。

抗戰時期，我哥哥也到解放區去了，我去時16歲，哥哥20歲，他年紀大一點，受到上海社會一些不好的影響，所以姐姐不喜歡我哥哥，比較喜歡我，覺得我比較單純。我去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張鼎丞給我開了一張條子：“該同誌政治純潔。”這句話很要緊，以後就不要什麽審查了。

記得在黃花塘，一次黃昏散步時，跟在饒身後的警衛員蹦跳著，隋手抓住一隻青蛙摔死在田埂上。饒回頭對警衛員說：“青蛙是益蟲，要保護”。弄得年輕的警衛員有些不好意思。

饒一天到晚工作，自己個人很克己。艾丁說：解放戰爭時期，有一次到了一個地方，大家走得很累，剛住下，饒就說要搬家，並且要馬上就走，不然的話，國民黨飛機就要來轟炸。後來他們搬家不久，果然敵人飛機就來轟炸了……?

我去（北京）時，“睡眠療法”已經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來之前的事。我在頤和園時，中央首長都來看饒……批饒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崗與彭德懷的關係好，所以後來講“彭、高、饒”。高崗的表現說明他根本不會對毛不好，他隻對劉少奇有意見。高饒出事之前幾個月，毛澤東有時與高崗徹夜長談，什麽都說……?

1954年，饒還未抓時，我去了。那次是去東北出差路過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聽了傳達報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引者），饒拿本書給我看，說：“毛主席很注重什麽什麽……”還教導我說毛怎麽偉大……當時我心裏很不是滋味。

我對姐姐說：“這樣一個對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懇懇的人，說他有野心，野心從何而來？連吃一口白糖，也說國家很困難，別浪費了……”姐姐說：“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講。”她了解的情況多，當時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過問這些事。

以後，很多年了，蘭沁跟我見麵多了，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談彭德懷的慘死，陸璀聽到了，問：“唉，你們在講什麽！”意思是說這些事不能談。

八、九年以前，早已事過境遷，“文革”已結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們對陸璀談起饒漱石：“像這樣的有功之臣，怎麽能這樣就算了呢？”她就說：“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麽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他們倆離婚，一般人奇怪，我早知道。在頤和園養病時，整個一個院子給了我們，還有崗哨。有一天，陸璀對我說：“這十幾年不知怎麽過的，簡直是個木頭人，一點都不照顧我，沒有人情味！”我很吃驚，說：外麵看起來，你們是模範夫妻，人家非常羨慕，他是留洋的，又是高級首長，你也是女強人（她風度非常好）……?

我問姐姐：饒在外國是個什麽職務，她說：他什麽也不是，就是普通地下工作者，辦《救國時報》。陸璀那時羅斯福總統接見，周遊世界各國，加拿大到了17個城市。組織上安排他們一起工作，關係很密切，陸璀那時身體不舒服，感情很脆弱，饒對她很照顧，可能就這樣結婚了。他對姐姐很好，從來沒有發號施令，姐姐也能管住他。有時，他坐在沙發上，姐姐說：你坐了這麽久，該去散步了，饒不動，姐姐就來拉他，把他拉起來……

“文革”中，我看到過一份材料，上麵說：建國初，毛主席對劉少奇、周恩來感到不趁心，毛正在考慮是否把劉、周放在一邊，這時，高崗的事情發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後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饒倆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講饒漱石許多事，並非（我）與饒漱石是親戚，現在姐姐跟他的關係已結束了，我講這些，是為了對曆史負責”。

采訪李振田是1998年長江大洪水九江決堤的前一周，他瘦瘦的，胃已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精神仍然很好。李振田是山東人，15歲起為地下黨跑交通，進上海後一直在華東局保衛處。菅榮齋接替李寶賢任衛士長前，原是擬定由李振田代李寶賢的，後有人提醒說他當時管的事太多（司機、警衛、其他服務人員）便改由菅榮齋去了。李後來也調到北京，最後在師級位子上離休，現居總政治部一幹休所。

李振田告訴說：饒漱石因“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後，凡是饒身邊工作過人的，都被集中起來在一起學習，為期一個月，稱之為“肅情流毒”，參加者包括警衛員、司機、其他秘書、保姆、廚師……

李說話有條有理，不緊不慢，他跟我談了很多饒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及其他大人物的故事，有些我們在前麵已經引用。

李振田還介紹了華東局領導的警衛情況：

“警衛員分好幾層，一是貼身警衛，2個;一個叫衛士組，5個人，以李寶賢為主。（這有個演化過程，原先每個首長有個警衛排，饒說人太多了行動不自由，後改成衛士組）還有一個便衣排，歸警衛科領導，負責門衛，還有一個傳達員。

徐海東也是新四軍的，對她（蘭沁）父親也不錯，還有張雲逸，張鼎丞等。葉劍英同她父親關係也不錯，那是在北平軍調處三人執行小組時，饒是中將，不低於葉。我怎麽知道？1951（？）年，葉從廣東上北京開會，路過上海，沒下車，饒去看葉，我和淩文英在，葉坐公務車（中央委員兩節，候補委員一節），饒把葉接下來，會麵一個小時……?

陳老總調北京時就隻帶了二個人，一是張彥，一是王力。張彥原是鬆江地委書記，他老婆楊春（音）是副書記。楊曾是新四軍黨校教務長，張彥是她的學生。張彥長得漂亮、有文化，年輕有為，是華東局最後一位副秘書長，他老婆長得胖、黑。張彥到北京後是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了。王力是華東局宣傳部理論教育處的副處長，1938年是國民黨一家反動報紙的編輯，打仗俘虜過來的，在上海，王力和我們在一個中灶食堂吃飯……”?（1998年7月31日采訪錄音筆記）

在1954年批判饒漱石的會議上，饒還有一條“錯誤”就是散布對劉少奇的不滿，饒漱石本人對這事堅決否認。

李振田談到劉少奇到上海期間，饒在接待上確是有過“怠慢”：

“劉少奇夫婦那年來（1950年）住了大概一個月，他左右的人對生活要求比較苛刻，如叮囑房裏氣溫不得低於22度，不得高於24度，那時沒空調，靠燒鍋爐，這個溫度很難控製。饒開初陪了幾天，後來沒有陪。對劉左右人員的特殊要求，饒總是一邊歎氣：‘唉，唉……’”（1998年采訪錄音筆記）

陸璀之弟陸熙昶也回憶說：

“上海解放後，劉少奇幾次來上海，陸璀講：“少奇同誌來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說：“這次他是帶夫人來，還有小孩，又不是正兒巴經的工作……”這件事有兩種看法：一是首長來應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這說明饒是正確的。”

 

知情者言（三）

薑廉是江蘇金湖縣人，1940年參加革命，1943年就任科長，原為新四軍老八團參謀局下屬貨物管理局直屬所所長。1948年任安東市稅務局局長，1949年進上海後任華東直屬醫院院長，後又當過饒漱石等華東局領導人的生活管理員。1959年北京搞“十大建築”時，他被人從上海“借”到北京，負責北京展覽館的籌建工作。展覽館完工後，他就留在北京有名的“莫斯科餐廳”當經理，任北展飯店總經理，離休時，為北京展覽館黨委副書記、副館長兼工會主席。

薑廉是1943年的科長，到離休時也隻是個處級，其間他一直與錢財打交道，工作幾上幾下，他處之泰然，做事一直是兢兢業業。離了休的他後被選為北京飯店協會理事，這是個很有光彩的位置，也是他幾十年辛苦敬業換來的榮譽職務。

北京展覽館宿舍後邊很空曠，薑廉住在一棟宿舍樓的四樓，住房條件很一般，他胖胖的，像位大師傅，和靄熱情，他的老伴像是家庭婦女，和他一樣，好客而熱情。

薑對饒漱石的看法很好，前文已述，談起饒的“反黨”，他說：

“他出事，我們莫名其妙。

他對我們挺好的，對外邊人也挺好，到我們這裏來的有陳毅同誌和許多領導。沒有事，打打彈子球，打彈子球姿式最好的是許建國，還有一個是潘漢年。晚上（他們）去匯報，打一打，我也參加，幫幫忙，都挺好。

那時蘭沁、李敏都在這裏玩，饒不許蘭沁出去。

陸璀就是離婚這點不怎麽樣……”

蔡兆龍是安徽人，“7·7”蘆溝橋事變後他在家鄉的小鎮參加青年抗敵協會，後又加入文工團，唱歌、演戲，宣傳抗日，之後又當鄉長、區長、科長。進上海後當過華東局辦公廳行政科科長、副處長，進北京時在外交學院（陳毅任院長）學了兩年，畢業後先任外交部亞洲司三科（東南亞）科長，後又出任我駐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總領事，回國後任外語學院黨總支書記。蔡的夫人於敏，個子很高，離休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院長就是原華東局副秘書長吳仲超。蔡一家住在東交民巷，客廳裏掛著正在上老年大學的於敏畫的大公雞。畫屏上的那隻雞神氣威武，像是隨時要衝下來啄食什麽。

很遺憾，蔡兆龍這位外交官患有高血壓和帕金森病，行動不便，說話中氣不足，口齒也欠清晰。采訪歸來整理錄音時，一些話無法聽清，尤為可惜。

蔡說：

“我與饒漱石直接接觸很少，他住在三井花園（勵誌社），我和薑廉一起在那裏工作。饒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學者風度，也比較寬厚，平時不大講話，與人容易相處”。

夫人於敏插話說：

“我們與他接觸少，他不愛講話，聽他作報告，很文氣，很有知識，不像個軍人，有學者風度，他的文化層次比較高。那時我們很年輕，陸璀也很年輕”。

（1998年8月3日采訪錄音筆記）

菅（jian音艱）榮齋是饒漱石最後一任衛士長,親眼目睹了他負責警衛的第三野戰軍政委、中組部部長被捕時的一幕，可是我對他的采訪卻是在此書初稿三年後的2005年春夏。畢竟時隔太久，半個世紀後再來回首往事，很多記憶中珍貴的曆史細節，已被歲月的風塵所模糊。但這次與菅榮齋相見，使我深受感動。

見麵時，他告訴我：

“我們很願意為這些事（指饒）給他說說，也有老同誌勸我：‘不要著急，總會有人出來為他說話的’。可是到現在也沒有個說法......這次聽說江西有人來找我，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惦念這件事。

我們有很多話也不知跟誰說？聽說你們要來，我老伴說：你別激動得睡不著覺哇！（我）太激動了，今天下午接到你們的電話，（因為）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所以下樓去接你們”。

菅榮齋是山東陽信人，1930年生，1945年參軍，曾在區裏任副班長、班長，後到縣大隊當副排長，1948年調渤海軍區參加參謀訓練。訓練將近一年，不等畢業，戰爭就基本結束了。於是他們這批學員便匆匆南下，一邊走，一邊分配工作。過長江後，未分配完的學員就留在華東局保衛部。菅榮齋和前任衛士長李寶賢一同參加華東軍區參謀訓練班學習，畢業後同在華東軍區保衛大隊，菅榮齋任華東警衛團團警教（作戰）參謀，後任警衛科外勤組長。那時華東保衛部的幹部也不齊，較早的有王凡，他後來當過華東公安部副部長，“文革”中自殺。在華東局保衛部，陳雲等中央領導人到上海期間，年輕的菅榮齋都參加過對他們的保衛工作。

1953年，饒漱石的政治秘書艾丁和衛士長李寶賢回上海，陳麒章與菅榮齋分別接替秘書和衛士長的工作。不過，菅榮齋比陳晚去一個多月。談起那次突然的調動，菅老說：

“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後，毛主席視察人民海軍，我到南京參加保衛工作。結束後剛回到上海，保衛處長就找我說：‘上邊叫你了’，並拿函件給我看。原來是中央辦公廳要我去，並要我帶警衛員班子立即起程，我（當時）什麽也沒帶……”

2005年5月1日我采訪菅榮齋時，他老人家尚在住院。他患心血管病，兩年前進行了心髒搭橋手術，但血壓仍很高。他的家在解放東路人民新村小區，可近年來他基本上是在醫院度過。

菅老住在長沙湘雅醫學院（饒漱石曾在此校讀書）第二附屬醫院高幹病室。醫院範圍很大，我們轉了很久才找到位於韶山路東側的湘雅二醫院高幹病室。進了大門，遠遠望見病室大樓外的天棚下，立著一位高高瘦瘦的老人。他白衣黑褲，赤腳拖鞋，在等什麽人。我立即斷定他就是前中組部衛士長菅榮齋，忙上前問：

“請問，您是菅榮齋先生嗎？”

他冷靜地反問：

“你從哪裏來？”

“江西九江”。我說。

老人聽了，臉上露出笑容，領我們走進大廳，上了病房二樓。走廊很長，一邊是病房，一邊是醫務人員工作室。菅老的病房裏有兩張病床，右側床上，一位患者正在吸氧，鼻中插著橡皮管。在這座長沙惟一的高幹病室住院的，都是經磨曆劫的耄耋老人，75歲的菅榮齋是這裏最年輕的病人。

菅夫人大概等久了，我們出現時，她正在織毛衣。由於擔心采訪會打擾同室的病友，菅夫人領我們來到二樓陽台。陽台空無一人，靜靜地散放著幾張藤椅，攀緣而上的藤蔓開滿了紫色的小花，樓外是濃蔭匝地、枝葉蔥鬱的古樟。在車馬喧囂的長沙市中心，這實在是一處難得的佳境。

菅夫人叫姚蘭桂，1935年生，山東荷澤人，她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在京讀書時與菅相識、結婚。她告訴說：聽說我們要來，菅很激動，她一再叮囑：別激動，激動了心髒會出毛病。

坐定後，我拿出錄音機，菅老坦然道：

“問吧，你問什麽，我記起來就說！”

采訪就這樣開始了。菅老說：

“饒漱石對我們（我、艾丁、陳麒章等）要求很嚴。到北京別的沒有什麽，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嚴格了，陪客人吃飯我們自己都要掏錢，偶而才去要點煙要點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長身邊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處，但我們一點好處也沒得到。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工資一級也沒有增加，去時17級，回來還是17級。他對我們要求嚴，對自己也是一樣，舉個例子：他告訴我（他）吃飯隻要一菜一湯（一暈一素）就可以了。來了客人，頂多加一個二個菜。他一家的夥食錢（包括蘭沁、陸璀）一個月50塊錢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學讀書的二妹妹饒玉蓮——引者）去看他，他也沒有拿錢給妹妹，他沒說，我也不好拿。他告訴我錢怎麽用法：要節省用，不要大手大腳，以後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錢。我在那裏一年多，給他攢了3000多塊錢，一分錢也沒亂花，走時，我都交給了陳麒章處理。

他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白開水一杯。沒有什麽愛好，隻在上海看見他打彈子，一個人坐在那裏。

他很樸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幾年，後來是給蟲子咬了，才換。家裏什麽東西也沒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沒有”。

菅的夫人姚蘭桂熟悉饒一家人,她插話說:

“蘭沁的褲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斷長高,褲子不斷接）,她那時是高幹子女”。

菅榮齋談起饒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交往時，道：

“當時饒管很多事：共青團、勞動部、組織部（都有歸他管），組織部行使總書記權力。（很多人），包括蘇聯專家都對饒評價很高。那時一些蘇聯專家的安全也歸我們管，他們說他是布爾什維克。

在與饒接觸的人中，張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麽程度呢？他到北京沒有安家之前，吃飯三天有兩天起碼在饒家吃。張在另一處睡，但跑過來吃飯，鍛煉身體後也到這邊來吃飯。孩子們之間也這樣。饒走了（被捕）之後蘭沁就在他家。她媽後來也出事了，我們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觸，蘭沁就在他家和張的九九在一起。

饒和張雲逸的關係也不錯，譚震林也不錯。

饒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龍（粟裕長子粟戎生，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在八一小學，禮拜天、禮拜六都是我去接回來住，禮拜一我又給送回去，那時粟裕和愛人在前線（南方）。

饒與廖承誌、廖夢醒比較好，廖夢醒常去他們家。

潘漢年、揚帆沒有看到他（饒）與他們有什麽關係。

饒不怎麽到別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有是別人到他家裏多，他到人家家裏去很少。他與黃克誠關係一般，跟鄧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後一次談話是鄧子恢、曾山去找他談。我進去倒茶，饒說：你們去吧，去吧，讓我們出來。那次談話沒幾天，他就被捕了。

他與高崗沒有往來過，倆個人生活習慣很不同，高崗好跳舞，搞男女關係;饒很保守。在北京，他給我的印象，除了開會，他沒有上高崗那兒去過。後來我們聽說‘高、饒’之事後，很奇怪：接觸都沒有接觸，怎麽‘聯盟’呀？

我們住在景山後街乙（1）號，右邊張聞天是甲（乙）號，鄧小平也在隔壁……現在很多事都忘了，想不起來了。在北京，饒和陸璀一個住樓上，一個樓下。他睡覺愛打呼嚕，他睡沒有睡著我們隻聽他打沒有打呼嚕就知道了。那時陸璀的小弟弟（指陸熙昶）還沒有結婚，我們倆常住在一起”。

談起饒出事和被捕，菅回憶說：

“當時鬥爭他的是陳毅、鄧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樓開會，我很納悶：怎麽都是華東的人、比較熟悉的人？會議結束後，他停職反省，他找到我們說：‘我現在休息，你們要注意學習，錢不要亂花，以後退了休，什麽都靠這個’。我們不知道他停職反省，（那些日子）他總是一個人在房間裏走來走去。

在這期間，中央警衛局一位副局長叫汪景賢（音），也佈置我每周向他匯報饒的生活、吃飯、睡覺、夫妻生活怎麽樣……我也沒說什麽。

逮捕他的時候，饒正在吃飯，我在門口站著，這時外麵來了人。一位是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還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長，個子比較高，穿灰中山裝。他們帶了幾個人，開了部兩個門的汽車，這些人不是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局的我們基本都認識。徐問我饒在哪裏，我說在吃飯。他們進去，不讓饒吃飯，也不讓我進去。我在外麵聽到念逮捕令，說他包庇揚帆、潘漢年反革命，簽字的是張鼎丞，他是總檢察長嘛。他們給他換上囚服，帶上汽車，我看著他坐汽車走遠的

（接著）他們在（饒）家裏到處搜查，（他家）沒有什麽東西。他們說：‘你去看看吧’我說：‘我不看。’他們啥也沒搜出什麽來。

他人特別好，從來沒有對我們紅過臉，發過脾氣，沒有背地說這個好，那個不好。他一輩子沒享到福，怎麽落到這個結局呢？這些事，我們有時想起來真是難過”。（2005年5月1日采訪錄音筆記）

說到這裏菅心情沉重，神情無奈而又茫然。

饒漱石被捕後，他們這些曾在饒身邊工作過的人被遣散，菅榮齋和陶東海進公安學院學習,畢業後進了北京電子管廠。“大躍進”後,陶去了長春,菅則受命帶一批人遷廠至四川成都,“文革”中又遷至長沙。警衛員中，比菅榮齋先來一年的魏來學，要求回了山東濟南老家，可是這位19級的警衛員回山東後，有關部門卻分配他回村當了一名農村黨支部書記。多年後，由於思念戰友，菅榮齋設法給魏來學寫了一封信。當這封信輾轉傳到魏來學手中的時候，文傳學禁不住淚流滿麵。此前，陸璀也給魏寄過糖果……

離開中組部後，菅榮齋心裏依然惦記著饒漱石。有一次他出差，與一批河南的老同誌在同一車廂，他們不認識菅，菅聽他們談論說：饒漱石的事，主要是陳毅搞的鬼……菅榮齋聽了，心裏感到一絲安慰。

轉業進工廠的菅榮齋和以往一樣正直、敬業，一心撲在工作上。無論是在四川成都還是在湖南長沙，這個擁有1000多名工人的電子管廠的廠長菅榮齋，常常是每天一早出去，到深夜才回家。妻子姚蘭桂說：那些年，家裏看不到他，孩子們也不認得爸爸，他自已也瘦得厲害。曾有過好幾次調薪的機會，他都給了別人。他說自已調一級的數目，可以給好幾個工人調一級，所以每次都讓給了別人……菅榮齋的行政級別1953年是17級，幾十年後還是17級。這位於1945年參加革命的中組部衛士長，到離休後上邊才給了個“副廳級待遇”——住房、用車享受副廳級，工資仍舊拿處級工資。有人說他之所以行政級別幾十年原地踏步，是因為饒漱石的關係，對他這樣的人，“隻能利用，不能重用”。

菅榮齋回憶自已離開饒漱石後的情況時，說：

“饒出事後不多久，就通知我們幾個（警衛員、服務員），你們願到那裏就到那裏去。當時有個公安學院，我去了，我與鄒東海到了那裏。我擔任學習組長，因我比較熟悉保衛工作業務。擔任了好幾個月，鄒東海擔任組員。畢業時我得了5分（那時是5分製），但隻考了第二名，因為口試時，蘇聯專家在場，我比較緊張。

畢業時，他們問我到那裏去？開始要我到馬列學院當保衛科長，我不想去，搞保衛工作太累，我便說讓我想想看。這時鄒東海說到電子管廠，我說我也去吧。我們倆個關係頂好，都是山東人，他到北京當警衛員還是我要來的，到現在我們還聯係。他去了，我也去了。電子管廠是一個大廠，開始要我當保衛科長，我說太累，想下車間學點技術。他們說下車間隻能當副主任。我說副主任就副主任，正主任我也幹不了，不知怎麽當。學習了一段時間，就改做黨的工作，當總支書記，一直到大躍進結束。後來建設三線，我們這個廠是燈絲廠，全國隻一個廠，這個廠很重要，（上級）確定搬到成都去。四川準備設一個分廠，那時叫我去當廠長。我說當廠長不行，（怕）搞不好，組織上相信我，如實在找不到人，我就當代理廠長。（就這樣）我帶原班人馬在三年之內，完成了工廠搬遷，還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沒有多長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成了“走資派”，挨整。“文革”中，廠裏那位黨委書記說我“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養成了習慣。他是搞理論工作的，他也是山東人。

也有人隱隱約約，貼我的大字報，說我‘繼承饒漱石的衣缽’‘潘漢年的什麽什麽玩意兒’”……（2005年5月1日采訪錄音筆記）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非常看好的湖南長沙曙光電子管廠，也和許多國營企業一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菅榮齋的子女都大了，他們的就業也成了問題。菅當廠長的二十多年中，上邊常常有下撥的招工、招幹指標，正直的菅榮齋將這些指標都讓給了別人。1981年，為了讓小女兒頂替當工人，46歲的妻子姚蘭桂不得不提前退休。菅榮齋夫婦有4個子女,兩個女兒當工人;兩個兒子當兵轉業後,一個到深圳打工,一個由於所在企業效益不好,兩年前被2萬元買斷工齡。還有一個女兒下崗待業。

菅榮齋離休後,紅火一時的曙光電子管廠,隻保留了一個車間,其餘的全賣掉了。菅榮齋、姚蘭桂夫婦雙雙進入了多病的晚年,由於一子一女下崗待業,所以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難之中。

采訪結束,已是下午6點,菅老堅持要送我們下樓。走出湘雅二醫院高幹病室的大門，回首老人揮手向我們告別的身影，我的心裏很不好受。十多年來對這些當事人的采訪，何時能公之於眾？像眼前長沙城的暮色一樣，我感到一片迷茫。

回到旅社，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清晨很早就醒了。

6點，手機響了，是菅老打來的，電話裏他告訴說：昨晚他一夜沒睡好，想多記憶起一些事，但隻記起了三件：

一是在饒受審查期間，中組部一位姓李的材料科科長比較正派，私下裏對饒仍不錯;

一是1953年6月陸璀赴丹麥參加國際婦女代表大會，沒有像樣的手提包，便拿了饒漱石的手提包去……

我深深被這位當年的衛士長所感動。

對饒漱石之冤懷有正義之情的，不隻像菅榮齋這樣當年的身邊工作人員，還有一些像廖承誌這樣的高官。2004年陸璀八十壽辰時，一位老將軍去祝壽，送了一個很大的蛋糕，並對蘭沁開玩笑問：“蘭沁，我是叫你陸蘭沁呢還是叫你饒蘭沁”？說到饒漱石，這位上將開口閉口都是“饒政委”。又說：“饒政委的事，現在（要解決）時機還不成熟……”

當年的第三野戰軍政委饒漱石，在這些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的將軍們心裏，仍然受到尊重。

在一些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心中，饒漱石也是受到尊重的。父親出事前的五十年代初，蘭沁去大連，正在那裏養病的粟裕要把自已睡的床讓給她，還陪她到街上去買草帽，弄得小姑娘很不好意思;打倒“四人幫”後，牟選仆調任中國駐美大使館武官，夫婦倆離京赴美前，鄧穎超托秘書給蘭沁打電話，表示祝賀;國家主席李先念訪美期間接見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人員，聽說蘭沁在，這位新四軍五師師長，先走過去與蘭沁親切握手……

——摘自《饒漱石》第十九章（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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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的案子到今天中共的結論是什麽呢？
鄧可能起的不是很好的作用，這也可能是；使其難以翻案的主要原因所在，
據說習老曾給饒的家庭予以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