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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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買下蘇格蘭西部荒涼的克雷格尼希湖中間的三個小島，辦了一個陳列館，展示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等。他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就穿戴上清朝的朝服，邀請親友聚會。他在門口升起滿洲國國旗，宣稱此三小島為“小中國”。
本文摘自：《北京的紅塵舊夢》 作者：劉東黎
對於每一個剛進北京的外國人來說，紫禁城都是一個抽象的神秘符號，無緣靠近，也無從解密，而莊士敦無疑是一個幸運的外國人。作為中西文化接觸史上一個奇特的人物，他不僅看到了這個神秘的符號，並用了自己後半生的時間來觀察與觸摸它。
他甚至一度成為末代皇帝溥儀“靈魂的重要部分”——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國近現代的政治與文化事件，除了莊士敦，很難再找到第二例。同時，他也站在一個特殊的角度，心潮起伏、相當投入地收看並記錄了一部綿延了幾千年的“連續劇”的最後一集。
在乍現即逝的夢境中，一縷陽光刺穿幽暗之門，使得記憶豁然開朗。“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獨的孩子；紫禁城的牆是世界上最高的牆”(《紫禁城的黃昏》)——他在內心搭建起自己的城垣，充滿憐愛地庇護著一個弱小的少年。他眼中隻有一座皇城金色的倒影，在黃昏的流光裏金碧輝煌的宮殿，充滿了神秘而淒豔的情調；那是他心目中和記憶裏的隱秘空間，裏麵充斥著錯落雜亂的中國舊景。
莊士敦出生於英國的蘇格蘭，原名雷金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莊士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l898年考入英國殖民部。同年，他就被作為一名東方見習生派往香港。由於其優秀的漢語水平，不久即成為英國駐香港殖民機構的正式官員。l904年，莊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衛，當上了英國駐該地區公署的行政長官。
此時的莊士敦對東方文化的興趣正濃，據說他最愛訪名山寶刹，常到廟中聽經，還與高僧或法師一起討論宗教和哲學問題。後來他出版過《佛教中國》一書，對佛教讚揚備至。
作為外交人員，他也曾得到過“頭腦不清醒”這樣的考核結果，然而在施政過程中，他卻很有辦法，因地製宜地采用中國式管理，用孔孟之道來約束百姓的行為。也正是憑著對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他才得以融入威海社會當中，廣泛為各界人士所接受。據說連夫妻不和、鄰裏糾紛之類的瑣事，人們都會想起請“莊大人”來主持公道。l930年莊士敦從威海衛行政長官任上卸職回國時，商紳們曾按很中國的方式為其送行：奉上一隻盛滿清水的潔白瓷碗，喻其為官清廉，品行高潔。
後來他又棄佛從儒，開始悉心研讀儒、道經典，廣泛涉獵經史子集諸部，對中國的曆史和風土人情都極為稔熟。他還采用《論語》“士誌於道”這一句，給自己起了個“誌道”的雅號。
1934年，他出版了《儒家與現代中國》一書。在他的作品裏，絕少出現同時期西方人筆下經常流露出的那種對中國人的歧視意味和陰暗色調，相反，他每每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辯護。他認為中國具有以儒教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傳教士在華的行動純屬多餘：“不僅在中國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竟然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真正值得欽慕和保存的東西。”
他做學問從不滿足於表麵上對古老中國的獵奇，而是力圖真正深入到一種文明的內部。他也從不以己度人，試圖同化或抹殺另一種文明，而是竭力發現並突出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對哪個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誌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樣，快速地放棄自己獨有的理想則是危險的。”由此可見，莊士敦不是一個僅僅出於獵奇而傾心於中國文化的西方人，而是在真正努力探求中國文化的真諦。
莊士敦出任“帝師”的前兩年，北京城正是一個大有看點的地方。張勳的辮子軍借調停“府院之爭”為名，擁戴清室複辟，把過時的偶像般的小皇帝從太和殿裏抬了出來。很多年後，莊士敦對這段曆史有這樣的描繪：“華北一直對此前的民國缺乏熱情。北京幾個世紀以來都習慣於忠於朝廷，遺老遺少從未消失過……溫順的北京市民，或中國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備有各種旗幟，以應付當地軍政局勢的變化。也許他們以為，這樣做可以免於任何不速之客帶來的麻煩，不管這些不速之客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但是這一次滿城飄揚龍旗的慷慨舉動，無疑從外表上表現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
張勳複辟失敗後，小朝廷壓力很大，溥儀的尊號和清室待遇，隨時都有被取消的可能。而到了l918年，徐世昌準備出任民國大總統，不能再繼續為留有帝號的溥儀當老師，於是便有人建議，為溥儀挑選一位教授歐洲憲政知識的老師。李鴻章的次子李經邁則為清室出主意說，應當讓溥儀學英文及自然科學知識，以備政治有變時把出國留學作為退路。
李經邁精通英語，在晚清之際曾多次為朝廷向英國借款充當中間人，與英國許多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對莊士敦的為人和才華也極為讚賞，在李經邁看來，莊士敦是一位有著良好聲譽的學者和官員。當然選洋老師的過程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清室貴族擔心年輕的宣統皇帝由於西方人的言傳身教，會變得“摩登”起來，但是皇族內部經過激烈的辯論後，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1919年2月，由中華民國內務部出麵，清室與莊士敦簽訂了聘用合同，“聘任英國莊士敦先生為清皇帝教習，專任教授事宜”。合同中申明，由莊士敦負責教授溥儀英語、英文、數學、曆史、博物、地理諸科。同年3月4日，莊士敦第一次進宮覲見溥儀，並開始在毓慶宮為其授課。
這位英國紳士就這樣走進皇宮，當上了溥儀的洋老師。那一年他34歲，來中國也有20年了。在北京期間，他曾先後住過紫禁城禦花園、頤和園、張旺胡同和地安門的油漆作胡同一號。在郊外，清廷還特意給他安排了一處用以消夏避暑的別墅。
當時的溥儀隻有13歲。一個不幸的末代皇帝，和一個幸運的英國官員在神秘的皇城裏相遇，中外文化交往史上一個有趣的段落開始上演了。莊士敦從英文單字和會話開始教起，教溥儀讀過《英文法程》，繼而又讀《伊索寓言》、《金河王》、《艾麗斯漫遊仙境》等，並穿插給他講一些世界曆史和地理知識。莊士敦穿著大清朝服，操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話，行大清禮節，學著中國人的樣子，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誦讀唐詩。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他的中國話比陳師傅的福建話和朱師傅的江西話還好懂。”
他們師生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在莊士敦眼裏，溥儀雖然貴為皇帝，可實際上是一個孤獨感很強烈的少年，他有詩畫方麵的一些才能，對時事有濃厚的興趣，對新事物有強烈的好奇心。莊士敦向溥儀介紹西方的先進文化，鼓勵這位小皇帝在紫禁城的範圍內進行一些新的嚐試。於是故宮裏響起了電話鈴聲，溥儀也學會了打網球、開汽車，離開紫禁城以後仍然喜歡穿西裝。莊士敦還對溥儀生活中的一些細節給予了關照，當他發現溥儀的眼睛已經近視時，就力排眾議，給溥儀配戴了眼鏡。
溥儀對這位洋老師也非常信賴，在莊士敦執教紫禁城的這段時間裏，他經常會賜給莊士敦一些字畫、古瓷器、書籍和玉器等，最後更是賞賜洋老師以頭品頂戴。這位歐洲紳士對於小皇帝的意義，早就超越了教與學的範疇，而是指點人生的長輩，是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這種感情，是溥儀和他的生父醇親王之間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在自傳體作品《我的前半生》裏，溥儀專門辟出一章，來回憶這位英國教師對他的深刻影響。
每逢受到重大賞賜，莊士敦也像其他中國官員一樣，寫一個規整的謝恩折，或者前往乾清宮或養心殿向溥儀叩拜謝恩。幾位皇貴妃也常常賞賜水果或點心，命太監一直抬到張旺胡同。當年的《時報》曾報道過端康皇貴妃向莊士敦賞賜野山參和西洋參的事情，由此可見莊士敦在當時的受關注程度。
莊士敦還是溥儀與外麵世界聯係的紐帶。1922年，胡適與溥儀的會麵，就是莊士敦促成的。
他還經常同溥儀討論太監製度，讓溥儀認識到，西方世界已經將此視為野蠻的行徑。l923年，紫禁城裏的一千多名太監排隊出宮，與中國帝製一樣長的太監製度從此被取消了。也是在他的勸說下，溥儀剪了辮子。溥儀這樣記述：“從民國二年起，民國的內務部就幾次給內務府來函，請紫禁城協助勸說旗人剪掉辮子，並且希望紫禁城裏也剪掉它，語氣非常和婉，根本沒提到我的頭上以及大臣們的頭上。內務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內務部，甚至辮子可做識別進出宮門的標誌，也成了一條理由。這件事拖了好幾年，紫禁城內依舊是辮子世界。現在，經莊士敦一宣傳，我首先剪了辮子。我這一剪，幾天工夫千把條辮子全不見了，隻有三位中國師傅和幾個內務府大臣還保留著。”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隨後又將溥儀逐出了紫禁城。莊士敦的前景也迅速隨之沉重黯淡起來，但他無暇顧及自己心底冒出的陣陣失落與悵惘，前往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請求外國公使盡力保護溥儀。他先後參見了英、日、荷使館官員，並同三國公使一起約見當時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向其施加外交壓力，直至將溥儀安全地轉移到了日本使館。
從1924年11月29日至l925年2月23日，溥儀在日本使館逗留了近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溥儀經常去英國使館見他的老師兼保護人莊士敦。小朝廷解散，從合同上說，莊士敦也已經被中國政府解職，但是他繼續在給昔日的學生出謀劃策。他勸溥儀出國留學，以準備東山再起。此時的莊士敦與英國外交部的關係也搞僵了，仕途前景黯淡。傍晚時分，師生二人落寞地在使館區南部的城牆上散步，從那裏眺望黃昏中的紫禁城，心裏千濤萬浪。
1927年，莊士敦重回威海衛出任行政長官。l930年10月，他代表英國政府參加威海衛歸還儀式後卸任回國。他給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溫情的話：“我堅信你們會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強的領導人，但你們絕不會再遇到像我那樣對威海衛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領導人。”
回國後，他擔任了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教授並兼任外交部顧問。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又一次來到中國，還專程到天津去看過溥儀，並請溥儀給他那本有名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寫了序言。
在這本書的英文版扉頁上，莊士敦寫道：“謹以此書呈獻給溥儀皇帝陛下，以紀念十五年之前建立於紫禁城的良好友誼。並謹以此書對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長城內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曆經這個黃昏和漫漫長夜之後，正在迎來一個新的更為幸福的時代曙光。”
這本書重點寫的是莊士敦在宮廷裏的l919—1924年，向前追溯到l898年戊戌變法以及之後的清廷政治變革，向後則寫到l931年溥儀離開天津，到東北就任“滿洲國執政”為止，極盡所能地記錄了一個沒落王朝的最後歲月。1934年，本書在倫敦甫一出版，即轟動歐洲，不久，中文版與日文版也相繼問世，給莊士敦帶來巨大聲譽。
莊士敦是一個熟知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以自己客觀的視角，對近代中國曆史的大變局進行了審視和思考。
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各色人等，慈禧太後、光緒、康有為、袁世凱、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這些政治人物都沒有躲過莊士敦對他們的褒貶點評。除此之外，宮廷生活鮮為人知的軼聞掌故自然更是題中之義。這些豐富的曆史細節，都是了解清末民初曆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87年，貝爾托魯奇拍攝《末代皇帝》即以本書為底本，英國演員奧圖爾把這位“帝師”演繹得韻味十足神采飛揚。
中國的千年帝製，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莊士敦這位蘇格蘭人卻忠貞地守望了一生。“九·一八”事變之後，宋子文曾專門與之會麵，要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勸阻溥儀不要去日本控製下的滿洲做傀儡皇帝，但他最後還是拒絕了這個請求。曾經的“帝師”與清室保護人的角色，削弱了這位學者冷靜的判斷力。他不可能看見，一個新的時代，已然降臨在了遙遠而切近的中國。
他對溥儀的忠誠和懷念，都超過了對他的故鄉本土。1934年，他買下蘇格蘭西部荒涼的克雷格尼希湖中間的三個小島，他在島上辦了一個陳列館，展示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及各種古玩等。他給島上的居室分別取名為“鬆竹廳”、“威海衛廳”和“皇帝廳”等，將自己經曆過的古老帝都中的諸般曆史，都置換成眼下就可以把玩、體驗的想象式空間。
他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就穿戴上清朝的朝服，邀請親友聚會。他在門口升起滿洲國國旗，宣稱此三小島為“小中國”。
莊士敦對他的新家非常喜愛，據說有一次他在學期未了便突然歸去，校方久尋不遇，隻能在《泰晤士報》刊登尋人廣告，才把熱心擁抱異國文化的怪人找回來。
1938年，他在小島上去世，時年64歲。臨終前，他要求把他所有的私人文件銷毀，死後就埋葬在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的版稅買下的小島上。
命運讓他變成傳說人物，成了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所以，在英國學院這樣循規蹈矩之地，他顯得格外的孤獨，也就難免了。
莊士敦本來是以來自先進國度的優秀學者的身份進入皇宮的，然而在帝國黃昏金色的流光下，他的思想卻在發生著隱秘的變化。他對自我身份的界定也不斷地搖擺，有時，他是一個中國文化熱情的欣賞者；有時，他又隻是個對中國政治冷眼睥睨的旁觀者，越深入中國，他就越有迷失之感。這個將西方生活與現代文明帶給皇帝的“怪人”，後來卻為維護已然消泯的帝製而不遺餘力，這實在是曆史的詭譎之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了。
在他的晚年，他更是整日把玩溥儀所賜之物，無心世事。他經常躺在燈芯草編的椅子裏，神思恍惚地仰望繁星點點的蒼穹，在奇異深邃、稍縱即逝的夢幻邊緣遊走，如同幾十年前，每個黃昏他都會沿著紫禁城漫長的城牆散步。夕陽漸深，將城堞浸潤成一片金色，安詳的流光在無聲地蔓延。在這座城池之上，有滿漲的禦河、皇宮的荷花、黃頂的閣樓、女牆的堞齒；這裏居住著永世的天子，隱藏著古老中國的全部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