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改變命運：它讓希特勒成為世界強人(組圖)

　　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後期梅毒症候──精神錯亂胡言亂語，以及左邊的手腳麻痹，不斷發癢，失眠，頭痛胃痛……年輕時的希特勒是個“優柔寡斷無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響，他將會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由此可見梅毒從其早期就改變人的個性。

　　

　　

希特勒與臭名昭著的《我的奮鬥》

　

　　本文摘自《天才逛人的梅毒之謎》 作者：[美]德博拉・海登

　　關於希特勒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參考書目多達12萬本──他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有人詳細調查和研究。但是，有許多線索證明梅毒這件大事的存在，卻無人費心去調查整理。這些文獻中，提到梅毒通常隻短短一兩句帶過。以希特勒可能得過梅毒來仔細查看他的生活，一個線索引出另一個，又引出另一個，將所有的線索按照順序組合起來，可以看出他感染與病程進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動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種族大屠殺，必須考慮到梅毒的因素。

　　1936 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學家特奧・莫雷爾當他的私人醫生。希特勒出現的症候（脛部創傷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專家都會提高警覺。莫雷爾顯然也很小心。他從 1941年起開始寫秘密日記，我們可以從這日記建構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從後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種症狀，也就是心髒疾病開始。從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狀況來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種不同的診斷中，梅毒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與莫雷爾躲在地下碉堡時，正在掩飾希特勒嚴重惡化的健康，那麽還有誰知道這秘密？他們又是如何掩飾呢？有什麽文件支持希特勒得過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嗎？在1936年之前，有什麽梅毒的線索？

　　感染的傳言

　　梅毒學家審閱莫雷爾所做的筆記，應該會先問，有沒有傳言說希特勒進行高風險的性活動，有沒有任何健康或狀況的顯著改變，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療。年輕時的親密友人通常會在患者死亡多年後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漢夫施滕格爾是1920年代啤酒館時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維也納感染梅毒。普希的話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權之前會告訴朋友這個秘密嗎？或者這是隨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報複希特勒，不過西蒙・維森塔爾這位著名的納粹捕獵者，發現普希在初期就已經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時候並沒有複仇的動機。

　　在希特勒的時代，已盛傳他在維也納被一名猶太妓女傳染。這些都是道聽途說，有時候還有反對的聲音。追查這些傳言有什麽用？這些傳言當然無法證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實上，這些傳言往往轉移辯論的重心，從另一個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複雜：如果謠言盛傳希特勒年輕時感染梅毒，那麽他的將領和黑衫隊一定聽過傳聞，在他晚年出現第三期梅毒症候時，就會小心翼翼地注意觀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潰。確實如此。

　　著名的倫敦梅毒學家安維爾・戴維斯提到有兩個人告訴他，他們被傳染梅毒給希特勒的猶太妓女傳染了梅毒。他的見證當然不被相信，因為是晚上喝酒時聽來的。有趣的是，這位受人尊敬的英國權威收集夠多的信息，因此他認為希特勒在戰爭後期已經處於梅毒第三期。維森塔爾熱心地探討希特勒與梅毒的關係，承認他發掘的資料是道聽途說，結論是：“我就像是犯罪調查員，發現兩個不相幹的資料來源，指引出來的線索卻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會照著這線索繼續追蹤下去。”

　　維森塔爾的線索值得繼續追蹤。他問道，為什麽研究人員對於梅毒的問題如此不重視？他猜測可能是舊納粹控製言論，禁止他們的偶像遭踐踏，其他人可能無法認同將這麽重大的事件歸咎於個人疾病的惡化。他同時感到很迷惑，因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戰爭結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裏的身心狀況，引導我們回到開始的時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須從普希與感染的傳言開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館煽動群眾後，兩人開始交往。他邀請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錢給他購買兩部美國印刷機印製納粹報紙，並且彈鋼琴款待他。普希就讀哈佛時，曾經在比賽前的加油大會上彈奏鋼琴，普希將哈佛足球隊所唱的歌中“戰鬥！戰鬥！戰鬥！”，翻譯成“勝利萬歲！勝利萬歲！勝利萬歲！”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隊，繞著普希的起居室行進，後來精心複製用於紐倫堡群眾大會上。

　　普希成為希特勒的外國媒體秘書，在希特勒掌權之後，他仍然忠心追隨，但是很難駕馭。普希的故事是好萊塢納粹電影的材料。他逃過一次陰謀暗殺，覺得這是希特勒策劃的，打算當他從飛機上跳傘時槍殺他。在他逃亡的路上，榮格花了好幾個小時進行訪問。他最後在華盛頓為哈佛俱樂部的老友羅斯福撰寫希特勒和納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況。

　　1957 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記述他對希特勒墮落的觀察。希特勒從一位受歡迎的演說家──其滔滔雄辯曾帶給普希一種希望，讓他回到年輕時自在和傳統的價值觀──最後變成對權力饑渴的魔鬼和凶手，身邊圍繞著不學無術的狂熱者和罪犯，當然，普希本人除外。從他認識希特勒以來，觀察到希特勒似乎從來沒有跟任何女人有“傳統的”性關係。他猜測希特勒受到壓抑，以手淫自行解決，因為某種不確定和奇怪的性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而造成陽痿。“希特勒不吃魚、不吃肉、不吃禽類，我覺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戀，也不是完全的異性戀，”他解釋說：“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希特勒受壓抑的同性戀傾向，可能從他1908年在維也納感染梅毒開始。”

　　魯道夫・賓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為《德國人中的希特勒》這本書作研究時，曾到普希位於慕尼黑的別墅拜訪，希望他能指認希特勒早期隨員中一些比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憶這次會麵：“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傾向，因為他性喜窺探；而且希特勒在政變之後，比較不受到眾人注意，這時他和希特勒很親近。他告訴我說，希特勒從維也納一名妓女那兒感染到梅毒，因為（別詫異！）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開始解釋希特勒的性行為是屬於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轉移話題，說他自己年輕的時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們必須忍住，到最後時刻抽出來，’他睜著大眼睛，以柔和嘶啞的聲音說，然後演戲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淒慘的心理道德苦難，‘但是希特勒太沒有經驗了，不知道在關鍵時刻抽出來。’這實在很詭異：解釋希特勒的問題，變成普希苦難的訴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難，包括希特勒），對於他自己在這場苦難中生存下來，而希特勒卻失敗，絲毫看不出他有什麽驕傲或滿足。”

　　普希或希特勒為什麽認為射精會造成感染？紹丁第一次以顯微鏡看到梅毒螺旋體，確定傳染的媒介，到這時不過才三年。一般人對於梅毒是如何傳播的，仍抱有許多生物學上不正確的觀念。射精會造成感染，這是好幾個世紀前的觀念，它認為梅毒隻會進入軟弱的陰莖。17世紀，蒙彼利埃醫學教授團的成員弗朗索瓦・朗尚，寫過一本專門討論梅毒的書，他警告說要避免從“墮落的女人”那兒感染，“男人的陰莖要保持堅挺，不要軟軟的，否則就會像海綿一樣吸取感染液體，任何保護措施都沒有用。”普希的話，證明那個時代還是這麽認為。

　　啤酒館政變之後，希特勒被關在蘭茲貝格監獄，他寫出《我的奮鬥》，其中有13頁關於梅毒，認為這是種族未來的一大威脅。有一段是關於妓女，這段自白與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樣：“結果就是那個人得到不愉快的驚奇，甚至完全毀壞他的腦，想不出是哪個女人給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這樣的城市，這不足為奇。此外，必須注意的是，我們經常要處理這些從鄉下來的訪客，他們完全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沒有得到這個不愉快的驚奇？

　　維森塔爾問自己：戰爭最後幾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嗎？羅恩・羅森伯姆在《詮釋希特勒》一書中，通過各個傳記作家的結論，嚐試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質。他發現維森塔爾在1980年代以堂吉訶德式的方法搜尋幽靈般的梅毒螺旋體，以解釋希特勒的心理，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個尋找聖杯的例子：為他反閃族尋求解釋。維森塔爾根據第三手的傳言，猜測是維也納的妓女傳染的，並且確定是猶太妓女。羅森伯姆認為這樣太沒天理：將大屠殺的重擔都放在“那個可憐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話”，實在很不公平。

　　維森塔爾於1989年出版他對希特勒梅毒的調查結果，這距離他第一次聽到慕尼黑議會議員赫爾・法克勒不經意地說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經有20年。資料來源還是普希，他告訴法克勒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駐紮在法蘭德斯時差點遭受軍法審判。他被控“自殘”，說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據普希的話，希特勒證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軍法審判。

　　維森塔爾的第二個來源更進一步說明問題。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羅納德醫生在西雅圖一家醫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奧地利同事，這位同事的父親說曾經為年輕時的希特勒治療過梅毒，據雲感染自猶太妓女。1938年之後，德國特務沒收這位醫生所有關於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曆資料。羅納德另一個資料提供者則更重要：他訪問過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學第一位皮膚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說希特勒曾經向他求診治療梅毒。1977年，《國際先驅論壇報》刊載羅納德寫的一封信，他說根據倫敦著名的性病學專家安維爾・戴維斯所言，希特勒因為在維也納被一名猶太妓女傳染梅毒，20年來曾經斷斷續續接受梅毒治療。

　　安維爾・戴維斯以研究水銀和鉍在血液檢測的效應而出名，並有一篇專題論文探討女性子宮頸下疳的各種位置，所以不難找到他的言論。不過，隻在腳注中發現艾倫・懷克思說希特勒在維也納的男子旅舍中出過玫瑰色疹子，線索就此中斷。懷克思著有一係列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包括兩本關於安維爾・戴維斯和希特勒紅疹的故事的書：《醫生與他的敵人》和《希特勒》。

　　安維爾・戴維斯在1963年的訪問中，提到下述故事與懷克思有關。有兩個人，當時他們還在世，為了保護當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爾”，他們於1910年4月一個傍晚，回到維也納西北邊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號借宿的“男子之家”。他們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圖加特的皇家旅館，他們對戴維斯講了這個故事，那裏的居住環境比在維也納好多了，雖然“男子之家”當時算是不錯的旅社，有獨立客房和公用的廚房，房客一起做飯吃。這兩個人跟英國醫生提到他們認識希特勒，他的照片貼在旅館的公布欄裏。後來，他們一起喝一瓶酒，他們問他的職業；當他說是性病學家，他們就承認年輕時都得過梅毒，還說他們的同胞希特勒也得過。

　　安維爾・戴維斯告訴懷克思另一個有趣的資料：一位專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國眼科專家維克托・克呂克曼聊天，他說曾經在帕澤瓦爾克治療過希特勒，因為英國毒氣傷害了希特勒的眼睛。當時就發現希特勒染有梅毒，還隨便給他一些現成的療法，在感染八年之後，這些方法已經沒有什麽用。根據懷克思所說的，1965年，克呂克曼寫下他的診斷：“神經出現症狀，顯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跡象。我建議應該檢查這個人，證實後予以治療。他將可以恢複視力。”克呂克曼說，希特勒當時接受性病治療，納粹領導人威廉・弗裏克後來銷毀了記錄。

　　雖然保羅・埃利希於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藥胂凡鈉明，但是在希特勒所處的環境中，不太可能每個人都能用此藥治療。安維爾・戴維斯指出，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銀治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到，“這種藥物的發明，性質可疑，而且商業廣告誇大其效果”，對於梅毒其實沒有什麽療效。他指的是胂凡鈉明嗎？

　　懷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權初期，曾經請一位名叫康提的醫生治療胃疾、頭痛和失眠。1933年，李奧納多・康提醫生出任普魯士政府醫療事務特別委員，後來，出任帝國健康領導人與帝國內政部健康書記官，他與希特勒出席會議討論安樂死計劃的法律和道德問題。

　　安維爾・戴維斯提出假設說，《我的奮鬥》表現出希特勒想要嚴厲的報複：“隻報複猶太人社會那個傳染給他的人是不夠的，整個種族必須受到迫害以做為懲罰。”安維爾・戴維斯發現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後期梅毒症候──精神錯亂胡言亂語，以及左邊的手腳麻痹，不斷發癢，失眠，頭痛胃痛，這和他的仆從海因茨・林格說的一樣。（莫雷爾的日記雖然沒有出版，但是已為安維爾・戴維斯提供了後期梅毒症候的線索。如果希特勒沒有自殺，他也很快就會死，因為最後的胡言亂語顯示腦皮層和腦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襲，這將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癱瘓。躺在瘋人院裏的元首（納粹統治時期對希特勒的稱呼），無法成為德國人的救世主。安維爾・ 戴維斯下結論說：年輕時的希特勒是個“優柔寡斷無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響，他將會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由此可見梅毒從其早期就改變人的個性。

　　懷克思想知道，安維爾・戴維斯有沒有將他所知道的告訴別人？應該沒有，否則英國情報機構Ｍ15一定知道，雖然他後來知道他錯了。懷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學家與軍事策略學家合夥同謀，這是多麽奇怪的合夥關係。

　　懷克思在第二本書中說得更詳細。

　　史蒂芬和丹尼爾回想與希特勒爭執，是因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漢娜（不是她本名）的猶太妓女，可是他們已經付錢買下她那天晚上。他們痛擊他的頭和肋骨，將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畫和畫筆扔到街上。漢娜在火車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時候一小時接四個客人。他們以香煙賄賂“男子之家”的看門員，可以無視“女性禁入”的禁令，讓漢娜到他們的房間。他們指出，以前在漢娜身上看到淡紅色疹子，以為是熱疹或跳蚤咬的，後來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兩個星期之後回來，他們已不再生氣，也就讓他回來。他們注意到，當希特勒脫去衣服在爐邊抓虱子，身上有粉紅色的痕跡。他們也有，並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狀和生病的感覺，所以他們去看醫生，醫生警告他們說這是梅毒，要用水銀藥膏治療。他們“很興奮又惡意地”說，希特勒可能就在他們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這兩人深夜時喝了酒，回憶他們年輕時與獨裁者有過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們的話當作證據，這調查就有問題。基於安維爾・戴維斯性病專家的聲望，這兩個人可能是跟他開玩笑的。我們最好避免引用這種道聽途說的證據。

　　安維爾・戴維斯這段話可能是針對希特勒後期的疾病：“腦性梅毒會導致誇大狂，麵對任何挫折困境總是可以增強信心去克服，麵對潛伏著毀滅性的大災難，仍是以救世主勝利的心態從中看見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嚴密掩飾他的性生活，可以說相當成功，以至於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動的證據，而傳記作家對他有各種猜測，包括禁欲守貞、性無能、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戀童症等。學者將他的許多隨員列入有性關係的名單，包括外甥女葛莉・勞巴爾、他的同伴愛娃・布勞恩（仆役注意到他們沒有性活動），許多男性（洛塔爾・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甚至於理查德・瓦格納的孫子──這是瓦格納的曾孫在《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說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希特勒性欲很低，這很不正常，不過也隻是猜測而已。

　　根據希特勒當時的友人古斯特爾・庫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維也納時非常迷戀嫖妓，他們討論性可以談幾個小時，他曾經兩次帶希特勒到“藏汙納垢的場所”，那裏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戶前勾引顧客。庫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後，希特勒訓誡他妓女的禍害和危險。大多數學者認為，希特勒在維也納隻是在理論上對性有興趣。例如，埃恩・科蕭認為“幾乎可以確定，希特勒24歲離開維也納時還沒有性經驗”。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沒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為什麽希特勒直到最後時刻才和愛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後雙雙自殺慶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經鄭重宣告，他隻與德國人結婚，這是為什麽？是不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有梅毒，會遺傳給子孫，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錯亂的後代？

　　維森塔爾谘詢的第二個梅毒學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維爾・戴維斯一樣，在梅毒學領域非常有名。他研發新藥“司脫瓦索”，治療出疹階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髒抽取液以防止肝髒受損。在網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學的首頁上發現斯皮托夫，他於1919年擔任耶拿大學皮膚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醫生奧托・ 賓斯萬格在耶拿大學的最後一年）。斯皮托夫教授離開耶拿大學之後，成為納粹狂熱分子。希特勒傳記作家羅伯特・魏特寫道，德國醫學界盛傳斯皮托夫為希特勒治療因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調。他說耶拿的醫學權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療記錄，但是正如懷克思所說的，斯皮托夫的診療記錄被弗裏克沒收銷毀。如果弗裏克沒收斯皮托夫的記錄，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療梅毒的詳情，這一點關係重大。

　　《我的奮鬥》：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議題中的地位

　　約阿希姆・費斯特寫道，“有種奇怪齷齪淫穢的氣味”從《我的奮鬥》中散發出來，“在難以置信的、透露實情討論梅毒那一章”最是強烈。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以大篇幅熱情洋溢地要對抗梅毒，譴責以前的領導人沒有對抗這種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製，隻要幾個世代就可能摧毀人種。希特勒在這幾頁的構想，包含不正確的醫學假設、流傳的民間知識以及反閃族主張，再加上一個冷酷的事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感染梅毒的人數急遽增加，沒有趨緩的跡象。

　　希特勒的政治議題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這對他已經太遲，因此增添他的挑釁行為。他寫這些段落時，知道體內有梅毒的毒素，認為血液與血管已經永遠被汙染了？當他寫這些的時候，他是否這樣考慮自己：“然而：誰知道他是生病還是健康？不是有許多患者表麵上治愈，自己卻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禍根。”他認為自己也是這樣嗎？曆史學家大都不重視《我的奮鬥》，認為是文筆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衛・歐文就是其中之一，他從來沒有讀過這本書。（他說他隻對戰爭年代的希特勒有興趣。）如果仔細琢磨上下文，《我的奮鬥》包含大屠殺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計劃。

　　1924 年，希特勒在蘭茲貝格監獄中，從啤酒館政變失敗的領導人變成全國英雄。支持者送給他許多臘腸和水果餡餅，獄方必須用一個房間來存放他的食物。他開始掌控法院，並且向同牢房的魯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憶錄，打在由忠誠追隨者理查德・瓦格納的媳婦溫妮費德所捐贈的紙張上。這本書叫《與謊言、愚蠢和懦弱奮戰四年半》，最後改名為《我的奮鬥》。總共印了一千萬本，國家贈送每對新婚夫婦一本。在銷售量上僅次於《聖經》，《我的奮鬥》使希特勒成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於梅毒有三個不正確的觀念，這也是當時的民間看法。第一個是梅毒可能遺傳好幾個世代。“梅毒髒東西”會傳染給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觸，就會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錯亂和智力遲鈍，父祖之罪，可能禍延十代子孫。第二個錯誤觀念是梅毒汙染血液。甚至當時的醫學教科書都警告說，治療下疳以及服用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藥物，也無法治療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個也是最危險的錯誤觀念，就是梅毒是猶太人的疾病，猶太人要對梅毒的傳播負責。

　　將疾病的傳播歸罪於猶太人，可說由來已久。1348年，當黑死病殺死數百萬的歐洲人，腐爛的屍體堆積在街道上時，猶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國際性陰謀殺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猶太人社區遭受攻擊，數千名猶太人被活活燒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時，人們怪罪猶太人將這疾病從西班牙帶過來。在希特勒花言巧語的著作中，猶太人從疾病的帶原者變成梅毒的同義詞。他在《我的奮鬥》中的梅毒部分，一開始就譴責猶太人的報紙散布惡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這個毒素能夠滲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撓地做它的工作，國家沒有力量去控製這個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將梅毒與猶太人聯結在一起，將猶太人比喻成傳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與猶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潔・格勒調查認為猶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這種看法，這種普遍的觀念在《我的奮鬥》中被大加宣揚。再加上猶太醫生被禁止從事較受尊敬的專門科目，大多是在皮膚科和梅毒科，更加深這種觀念。梅毒在科學上的新發現，通常與猶太研究者有關，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爾曼。

　　希特勒寫道，年輕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傳染，年輕女子和這樣的丈夫結婚就暴露在風險中。當時年輕人的性啟蒙，無論風險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這麽說也是事實。但是在妓女這一行業的背後，希特勒認為猶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從事這令人惡心的賣淫行業，冷血、無恥，又愛算計……猶太人和娼妓關係密切，甚至與白奴買賣交易也有關，在西歐可能沒有其他城市比維也納更可以看出兩者間的關係，法國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過裏奧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國人所不知道的隱蔽現象。”裏奧波斯坦是猶太人聚居的地區，當地梅毒甚為流行。

　　“對抗梅毒與妓女是人性最艱巨的工作，”希特勒寫道。如果這場對梅毒的戰役沒有奮戰到底，500年內將隻剩下少數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褻瀆萬能的上帝。” 他譴責戰前的領導人“完全遵守投降協議”，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稱全國必須了解，“與梅毒奮戰顯然是‘國家的工作’。不隻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來或毀滅──就看這個問題是否能解決。”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梅毒的傳播急遽加速，引起歐洲各國的關注。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到梅毒患者因為遺傳造成民族退化，這種錯誤觀念不隻是德國如此，在其他歐洲國家也一樣。例如，在 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國醫學期刊》中，倫敦軍醫院主管性病的醫官藍金中校寫道：“主要目標是為英國人民找出治療梅毒的方法，這是最急迫的問題，事關民族身體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學家阿爾弗雷德・富尼耶都認為梅毒具有遺傳性，他在1904年也說梅毒與種族退化有關：“從目前的調查發現，梅毒可能造成遺傳性的後果，生育出低等、頹廢、營養失調、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種族的品質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殘障、心智簡單、心理不平衡、精神錯亂、弱智或是白癡。”

　　希特勒計劃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並且防止他們繼續繁殖“一樣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後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遺傳性。他說，這項計劃將是最人道的行動，避免數百萬生靈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隻要 “有計劃地執行……要有決心往這個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繼續傳播。一個世紀的痛苦可以換來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難”。他提議解決這問題需要“真正的敏銳決斷力，有時候要承受幾乎難以忍受的重責大任”，以及“無情的手段和外科手術的方法”。他建議以幾年的時間讓全國下定決心，直到願意采取強硬的手段，這需要最大的犧牲，才能達到幾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這問題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賴於此，即使必須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有關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標題是：梅毒、血罪與種族的侮辱、戰勝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體、消除無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靈魂的賣淫。在《我的奮鬥》之後，不知道為什麽在希特勒的公開演講中不再出現梅毒這字眼，但是他所謂“國家的工作”是要消滅梅毒，可能在他心裏或是計劃中從未消失。他告訴律師漢斯・弗蘭克，他很後悔寫了這幾頁，因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談到猶太人時，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講中提到猶太人是毒害全國人的血液和身體。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猶太病菌、猶太病毒、猶太癌症等名詞：“猶太人的血液有毒，種族有毒”；“致死的猶太人之毒”； “國際猶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決以處罰毒害我們人民的人”；“要好幾個世紀，我們全民身體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猶太人正在有係統地汙染我們的血液，成千上萬的同胞毫無所知”；“最大的危險是我們體內有外來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險都是短暫的。”

　　1942年2月，希特勒發表他最驚人的偽科學聲明。他說猶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種，比上世紀巴斯德和科赫所發現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與猶太人病毒有關？希特勒抱怨說，隻要我們消滅猶太人，就可以重新獲得健康。

　　將猶太人視為通過性交傳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種族仇恨的小報《攻擊者》的歡迎。小報的經營者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是一位粗暴的教師，他會動手攻擊猶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樣，總是公開抨擊猶太人。施特賴歇爾第一次聽到希特勒在啤酒館的演講，認為他看到希特勒頭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閃族的陣營。 1935年，《攻擊者》宣稱發行70萬份，紐倫堡群眾大會期間特刊則發行高達200萬份。希特勒說這是他惟一從頭看到尾的報紙，而施特賴歇爾是少數幾個人他稱呼時使用親密的“du”（雖然兩人的關係並非都很平靜）。施特賴歇爾和他報紙的用字充滿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來（於1945年2月停刊）經常報導猶太男人玷汙純種雅利安的處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陰謀策劃種族謀殺。

　　施特賴歇爾寫道，另一個種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質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會被女性身體所吸收，永遠破壞她生育健康德國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也寫同樣的話：“今天猶太人正在有計劃地汙染我們的血液，成千上萬的同胞毫無所知。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計劃地玷汙我們沒有經驗的金發少女，摧毀世界上永遠無法取代的東西。”施特賴歇爾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重要宣傳者，發表演講煽動暴民，並且出版煽動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請他負責抵製猶太人的商業。1946 年10月16日，他與其他九名納粹戰犯在紐倫堡大審被判絞刑。他走上絞刑台時，還大聲喊著：“希特勒萬歲。”

　　希特勒後期的身心狀況

　　1936 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飛機去接莫雷爾醫生前來治療他的攝影師海因裏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爾在柏林一條熱鬧的街上開業，他為富人與名人治療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員，生意非常好。波斯國王曾經邀請他擔任私人醫生。莫雷爾治好霍夫曼，兩人成為好朋友，在威尼斯歡慶他們的友誼。聖誕節那天，莫雷爾、霍夫曼與他們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別墅伯格霍夫打保齡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爾私下談談。希特勒請他治療，答應送他一棟別墅，莫雷爾決定放棄開業賺錢，專心為元首治療。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醫生，為什麽選擇莫雷爾？莫雷爾是大眾寵兒，每天換兩次白色絲質襯衫，為什麽選擇照料這位聲名狼藉、不整潔且有難聞氣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堅持請求，以及豐厚的報酬。希特勒出現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進展，所以選擇莫雷爾這位梅毒專家。如果隻是治療皮膚和胃痛就送一棟別墅，這可是很高的報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後期梅毒的秘密，這樣的代價會太高嗎？希特勒想找莫雷爾，也是因為他願意嚐試不同的療法。他的療法比較高檔，而且有點名氣。另外，他不是猶太人，當時治療性病的醫生大都是猶太人。

　　西蒙・維森塔爾開始追蹤希特勒感染的傳言時，曾問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軍需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有沒有聽過這些傳言。施佩爾說沒有聽過，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膚科和梅毒科專家莫雷爾當他的私人醫生時，全體隨員都覺得很奇怪。據施佩爾所言，莫雷爾簽約受聘時，小心翼翼地隱瞞他的專業身份。

　　希特勒的隨身醫生卡爾・勃蘭特以及其他隨員，曾經鼓勵希特勒到醫院做完整的診斷檢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眾形象為由拒絕。同時他以各種自己的療方治療，包括改變餐飲，不吃油膩的甜點，喜歡簡單的蔬菜和穀類。

　　1936 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爾看診，他的胃痙攣，脹氣打嗝，幕僚最關心的是胃腸脹氣，這使他全身無力。脛部的創傷非常嚴重，使得他無法穿靴子。對於秘密的梅毒患者來說，皮膚的創傷尤其麻煩，因為後期的發作（相對於早期感染而言）等於宣布疾病的進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較少見，但是會造成多日絞痛、抽筋、嘔吐，接著神經衰弱、腹部腱鞘囊腫或迷走神經受損。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內髒疾病發作時，一般都會痛到昏厥，最後隻能無助地嗚咽。約翰・斯托克斯認為神經痛發作起來，其疼痛可以跟“超級過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學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寫道，梅毒患者內髒疾病發作時，強壯的人也會變得歇斯底裏，無法控製地啜泣。1944年，（根據約翰・杜蘭的資料）希特勒曾經嚴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爾最初的治療顯然奏效。施佩爾引用希特勒的話：“真幸運能遇到莫雷爾，否則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爾發生什麽事，那真是悲慘。沒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爾承諾在一年內治愈；六個月內濕疹不見了，腸胃痛也沒了，但這表麵上的康複隻是暫時的。希特勒付給莫雷爾相當於將領四倍的薪水，並且給他寬裕的研究經費。雖然當時的醫生不讚成他激烈和非傳統的療法，但是莫雷爾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薦朋友給他，包括墨索裏尼和戈林。

　　莫雷爾49歲時擔任希特勒的醫生。他畢業於慕尼黑醫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軍醫。他在當船醫時學習熱帶的民間療法。他的多重藥物療法使他飽受其他醫生的批評，並且被指責過分使用藥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許多症候。他的藥物包括Mutaflor，是從保加利亞農夫的糞便中取得的細菌；Eupaverin，以罌粟製成的抗抽筋藥物；馬錢子包含有莨菪；以及從人類胎盤抽取提煉。希特勒是個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動參與莫雷爾的治療。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沒有寫日記，在書信中也沒有透露健康情況。1941年8月7日，莫雷爾開始每天記錄元首的醫療狀況，以藍色鉛筆寫在小紙片上。這本日誌詳細記錄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後期梅毒的症候，我們不禁懷疑莫雷爾留下記錄，是想將來為他的非傳統療法辯白。

　　希特勒與他的私人醫生一起演出醫學史上最大的掩飾？

　　莫雷爾開始寫日誌時，希特勒自訴暈眩、左邊太陽穴有不舒服的感覺，耳鳴多日（這個症候已經多年）。莫雷爾以水蛭在太陽穴上放血，以緩和耳鳴。“希特勒坐在鏡子前，興致盎然地看著水蛭饑渴地吸著他的血。”這個月他也因發燒而顫抖、寒顫及嘔吐。莫雷爾將這次發作稱為腦炎──腦部組織發炎。第二次同樣的發作是在 12月。1942年3月，戈培爾有本筆記寫道，希特勒告訴他正遭受“最強烈的頭暈目眩”。莫雷爾指出的另一個重大的醫療事件發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烏克蘭的總部）：“腦部水腫、右眼視力受損、血壓高（超過170毫米水銀柱）。”他稱之為“俄羅斯頭痛”，指出這不像是腦炎。希特勒自訴右眼視力受損，左腿顫抖且無力。

　　此後三年，希特勒逐漸失去行動能力，舊疾複發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訴頭兩邊有壓力、失眠、更加頭暈目眩、連續多日頭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顫抖。說話有氣無力，嚴重胃腸脹氣，腸子緊縮，後頸部長膿和癤。莫雷爾以電熱墊和濕敷布熱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內裝設氧氣，送他到拉斯騰堡的野戰醫院照射頭部Ｘ光，結果發現有發炎。他的臉部變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膚呈現紅色調。他變得冷淡、無動於衷，記憶力逐漸衰退，還出現黃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溫特，描述他很虛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搖擺。他有未老先衰的跡象，口水從嘴角流出。

　　耶魯大學醫學院退休院長弗裏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毀滅性先知的診斷》，這本書他寫了15年，是目前有關希特勒最完整的醫學分析，對於希特勒的一些謎提出“粗略的診斷”。這些診斷有多少符合梅毒發病的模式？

　　（類似帕金森氏症）的綜合症，其病因尚未確定。……腸胃的診斷不確定。……肝髒的病理，發現非典型的症狀，有三種診斷……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檢查……很難作出滿意的評估。耳鳴的病因通常很難確定，希特勒的耳鳴也一樣……皮膚與眼睛和光敏感，也沒有滿意的解釋。

　　希特勒可能有後期梅毒，因此可以從這個診斷重新探討他的各種疾病。最後幾年希特勒的身體狀況，有十幾種症狀符合梅毒學教科書所說的，因此很有可能幾乎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在宣告後期梅毒的進展。

　　雖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這期間都有病痛，而且每種病痛分析起來皆與梅毒有關，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髒問題。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個症候就是精神錯亂、癱瘓和心髒病，尤其是大動脈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義心髒性梅毒為“到處存在、暗中為害、病情慘重”：對它要優先治療，而且要持續許多年。“直到老師和教科書轉向……對觀察結果保持習慣性懷疑，並且敏銳分析和搜尋掩飾的病因，否則心髒和大動脈的梅毒說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臨床醫生往往在這方麵慘遭滑鐵盧，死後病理解剖才發現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醫療狀況本身並沒有指向心髒性梅毒。許多卓越的心髒專家檢閱他的病曆，以他的年齡看不出有什麽不正常之處。但是，莫雷爾以梅毒專家的觀點每天觀察，如果我們仔細查看他的觀察，可以發現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療不容忽視。

　　這日記提出充分的理由懷疑，莫雷爾以聽診器所發現的，就是第一個指標。斯托克斯和其他人發現，有下述狀況的話，就疑似有心髒性梅毒：大動脈的第二心跳音＊，有明顯類似鼓膜發出的變調聲音。斯托克斯發現心髒這種特殊的樂音，是大動脈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訊。他描述這種聲音不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樂音。“有許多字可以描述這種樂音，像是輕拍一種阿拉伯鼓的空曠聲，又像是德國的喇叭聲。常用的詞是‘Amphoric’，我們認為最恰當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學家也都同意此說。1932年，約瑟夫・穆爾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體檢清單，以確定研究對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項跡象之一，就是“大動脈第二心跳音，有沒有出現類似鼓膜發出的鍾鈴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說要非常仔細聽，而且需要靈敏的技巧，才能檢測出大動脈的早期梅毒。莫雷爾顯然有那種敏銳的感覺和技巧，因為他一再發現希特勒的心髒有早期大動脈受損的特征。他在日誌上記載：1941年8月7日──“脈搏正常，每分鍾72下至76下，規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後──“心跳聲有點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確定心髒的問題，心髒動作規律，聲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髒聲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強烈加重”。

　　戰爭結束之後，莫雷爾接受美國人審問，他很清楚說明希特勒的心髒有異樣的第二心跳音。“以聽診器可以聽到大動脈有第二個重音，在右邊胸骨旁邊第二肋骨之間。”

　　在異樣的第二個心跳音之後，大動脈梅毒損害的第二個指標，是斯托克斯所謂的“重大的心電圖跡象”，就是出現負Ｔ波──大動脈梅毒患者85％有此異常現象。莫雷爾也相當注意希特勒的Ｔ波變動。他每個月至少做一次心電圖，經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時候會自己要求做。他們一起到各地總部時，就偷偷帶一台手提式機器。希士頓夫婦奇怪為何這些神秘的心電圖做得“異常頻繁”，結論是他們“愛管閑事，甚至很怪異”。他們也發現莫雷爾對於希特勒的心髒狀況如此諱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貼身男仆都不知道這些檢測。

　　莫雷爾發現希特勒的心電圖Ｔ波為負。他將心電圖交給專家卡爾・韋伯醫生確認，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後是1943年5月，最後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隻說是“外交部的紳士”。韋伯的1943年報告指出，心髒無疑退化，“鑒於ＳＴ明顯降低，而Ｔ1當時還是明顯為正，現在為負。Ｔ11當時還是明顯為正，現在實際上已經與底線重疊。”1944年，他發現心電圖“Ｔ在所有三個導線都變平坦”，又說“情況惡化並沒有令我們感到詫異”。

　　1940 年代，治療後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鹽藥物──碘化鉀或碘化鈉。1937年，斯托克斯寫道：“最近德國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藥的療法來治療梅毒，將各種碘化物記入文獻內……許多藥物已經使用幾個世紀，但是沒有一種像碘化鉀在治療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價值。”“在治療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價值，但卻不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應該從一開始就用碘化物治療。”

　　安維爾・戴維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狀況，應該沒有人會使用“神奇藥物”胂凡鈉明，但是為什麽在多年後莫雷爾沒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納明（Salvarsan為其一種商標）對於梅毒心血管患者來說，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鈉明更是毒性強烈。”治療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極有效的，有時候在考慮使用水銀或阿斯凡納明之前應該單獨使用。”

　　莫雷爾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藥物，大多數不是經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誌上經常出現。最常注射的物質是Septoid，和各種碘化鹽的3％溶液：碘化鉀。莫雷爾對Septoid的使用總是與希特勒的心髒狀況及有異樣的第二心跳音有關：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靜脈。當天稍後：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靜脈注射10CC的 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壓高達170-180毫米水銀柱！在靜脈注射兩次10CC的Septoid……血壓156/110毫米水銀柱，脈搏規律，沒有症狀。照樣注射。靜脈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 Septoid注射靜脈）。”他寫信給韋伯，說他已經給“外交部的紳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 年秋天，莫雷爾開始注射毒毛旋花素，這是快速作用的強心劑。希士頓夫婦為此很困惑：“使用強心劑讓我們很難理解，因為完全沒有明顯的理由要讓希特勒使用強心劑……莫雷爾說他給強心劑是因為卡爾・韋伯醫生的心電圖報告，但是根據當時或現在的標準做法，那些報告並沒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與其他人則是建議，梅毒患者心髒問題不嚴重還可以走動的話，就可以長期使用粉狀的強心劑。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動脈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順暢、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規則跳動）、消化不良、頭暈、咳嗽、失眠、水腫、虛弱、心絞痛、聲帶麻痹、夜驚，以及聲音嘶啞。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現過。雖然每個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狀況造成的，但這模式明顯說明是梅毒患者的心髒疾病。莫雷爾以Septoid下猛藥治療，可見他也是這麽認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漢斯-卡爾・哈塞爾巴赫醫生說他心髒衰弱。1941年7月，他與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爭吵，突然臉色發白，手抓心髒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 20日，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之後，希特勒召專家埃德溫・吉辛來治療他的耳朵，吉辛認為希特勒的聲音嘶啞是因為聲帶肌肉（麻痹性癡呆造成）有點薄弱所致。

　　一旦心髒性梅毒的損害已經進展到可用聽診器聽出來，那無論多麽積極治療，患者通常隻剩下幾年壽命。希特勒一直說他沒剩下多少時間，這可能是事實。曆史學家認為，希特勒到最後毫無道理地加速戰爭，或加速大屠殺超越他的軍事計劃，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知道，一個致命的動脈瘤隨時可能讓他的心髒停止跳動。

　　莫雷爾以匿名“患者Ａ”所做的瓦色爾曼血液檢測呈陰性反應，其實是不相幹的，這稍後再討論；現在要注意的是，患心髒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會有陽性反應。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確認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陰性反應，”而且“單以一種診斷標準，如瓦色爾曼血液檢測，很難準確鑒定，因此醫生觀察心血管疾病時往往沒有發現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訴他好像隔著不透明的帷幕看東西。之前他覺得右眼有輕微的刺痛。莫雷爾介紹希特勒看眼科醫生勒萊因（Llein）教授，勒萊因於1944年3月2日提出報告，發現右眼的玻璃體（視網膜和晶體之間的果凍狀物質）有渾濁且開始擴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殺前沒多久，勒萊因第二篇報告又顯示，玻璃體有輕微的渾濁，功能不良，有殘餘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現斑點。他建議使用2％的黃色水銀藥膏。

　　吉辛觀察到，希特勒的玻璃體呈現渾濁有八年之久 ──出現雲霧是典型的梅毒症狀。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齒並沒有梅毒兒童特有的槽溝（哈欽森發現之後，稱為哈欽森牙齒）。奇怪的是，他沒有想到這是後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醫療報告時，發現眼睛有後期梅毒的症狀，他認為是什麽因素呢？

　　莫雷爾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會輕微顫抖。此後幾年，左手和左腿開始明顯顫抖。他的姿勢變得彎腰駝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頓描述他步履蹣跚的樣子：“右腳步伐雖然正常，但是有點搖擺，然後骨盆旋轉向前，拖曳著左腳向右腳靠攏，左腳的腳趾貼著地。”希特勒說話困難，字跡開始變小。雖然這些都是後期梅毒的跡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兩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並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雖然現在普遍認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認為應該將梅毒包括進去，這樣的診斷比較完整。希士頓認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類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戰爭末期治療希特勒的六位醫生沒有一個認為是帕金森氏症；事實上，其中五位醫生（吉辛、莫雷爾、哈塞爾巴赫、勃蘭特及希特勒最後的幕僚醫生路德維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確否定。希士頓向認識希特勒晚年的人說明帕金森氏症的顫抖，他們都說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顫抖。維爾納・馬澤爾強烈反對： “然而，評估莫雷爾的神經學方麵的發現，傾向於認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頓夫婦說他們歡迎其他有充分證據的診斷。那麽，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條件呢？

　　1945 年4月初，希姆萊的情報主管瓦爾特・舍倫貝格拜訪他的友人馬克斯・格裏尼斯，格裏尼斯是柏林查利特醫院心理治療的主任，也是SS衛隊的醫生，專門研究神經學。保加利亞的國王包瑞斯與希特勒見麵之後不久就病危，格裏尼斯特地飛去治療他。格裏尼斯從新聞影片的連續鏡頭判斷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將這意見告訴舍倫貝格。他們討論送藥物給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療。舍倫貝格向希姆萊報告這一切，但希姆萊禁止討論。1945年4月8日，莫雷爾開始為希特勒進行電療。4月15日，他說希特勒的顫抖是“搖晃麻痹”的變種。他開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這兩種都是提煉自可致人於死的茄屬植物；由於這兩種藥物皆治療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爾後來因此懷疑希特勒得的是這種疾病。

　　麻痹性癡呆發作之前的特征是偏執狂、狂妄自大、沮喪、狂躁、瘋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為，由於希特勒的特性和戰爭的環境，這些症候不適用於希特勒身上。維森塔爾懷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執狂。雷德利希也認為是偏執狂：“偏執狂妄想是希特勒最顯著的心理疾病情結，偏執狂患者相當多疑，認為別人要迫害他。”當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氣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為妄想症，而是因為聯軍；屢次暗殺行動都失敗，有幾次差點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爾也計劃謀殺希特勒，吉辛則考慮用高劑量藥物。吉辛在日記中承認，當時他很想除掉這位掌握生死大權的人。在他采取行動之前，希特勒的隨身仆役打斷了他的衝動。7月20日的暗殺行動失敗，因為在希特勒和炸彈之間恰好有一張厚重的橡木桌。他認為這是他不敗的跡象，覺得很高興，證明上天保佑他。他說，如果就這樣死了，倒也樂得解脫，不必整夜失眠憂慮，也不再有嚴重的神經病痛。

　　對於一個差幾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麽可能診斷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對於一個正要輸掉一場世界大戰的人，如何診斷他的沮喪？或是一個服用高劑量碘化鉀，因為沮喪而經常停止服藥的人，又如何診斷他？施佩爾提到，希特勒經常流淚。1942年最後四五個月，希特勒經常興高采烈，莫雷爾因此認為他是躁狂症壓抑失調，這在診斷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喪難以辨別，因此經常會誤認。但是，希特勒這時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後幾年神誌還是非常清楚，從他在後期的軍事會議上可以看出來。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動非同尋常地突然缺乏判斷力？施佩爾沒有遵照他的命令“殺死所有的戰俘”（他說這是病態的產物）；也沒有人執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國成為一片廢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熱、更殘酷、已經扭曲的道德意識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氣。他本來就經常對幕僚發脾氣，到後來更常生氣也更暴躁。他會咆哮幾個小時，唾沫四濺，在地板上滾動。有些資料甚至說他咀嚼地毯。

　　從希特勒最後幾年的行為，可以看見其他較細微的麻痹性癡呆跡象。略舉數端如下：衝動（希士頓提到突然的決策帶來可怕的後果）；注重細節（施佩爾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權，而是每個細節都要管，這導致嚴重的後果）；思考沒有組織（1944年對軍火工業代表演講時，說話沒有邏輯且不知所雲）；短暫錯誤的看法（前一分鍾堅決認為有一支新的軍隊，後一分鍾就知道自己搞錯了）；以及心智變得僵化重複（幕僚注意到他經常一再說同樣的事情）。

　　施佩爾提到希特勒的心智：“（從1942年夏天）開始有僵化發呆的奇怪狀態；冷漠易變，優柔寡斷，顯然無力處理重大的問題，麵對問題又很固執；經常刻薄易怒。以前他總是以輕鬆的態度下決策，現在他必須絞盡腦汁思考。”

　　希特勒對漢斯・弗蘭克說，一個人可能發瘋多年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論及自己，還是說將來可能如此？隆美爾元帥對希特勒在經曆最後的暗殺行動後的心智相當確定，他說：“這個病態的說謊者已經完全瘋了！”

　　戰爭最後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雜的抽風機所送的空氣，都是他自己胃腸脹氣以及莫雷爾惡心的體臭味。最後一年，除了幕僚、將領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見他。施佩爾這樣描述他的衰弱：

　　現在他皺縮幹枯像個老人，四肢顫抖，走路蹣跚，拖曳著步履。甚至聲音也震顫，喪失以前的威嚴。說話語調含混支吾，完全沒有力量。他經常像個老頭子一樣興奮起來，聲音開始破碎……他的臉色變成灰黃色，臉部腫脹；製服本來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潔，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經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汙斑，因為吃東西時手會顫抖……我經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也許這是每個人都會靜靜聽他下令的原因，因為長久以來情況已經沒有希望了，他繼續調派已不存在的師團，或者命令以飛機運補，但是飛機因為缺乏汽油已經無法起飛。也許這就是大家沒有說話的原因，他越來越脫離現實，進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負責打仗的將領，對於希特勒這位領導人心智如此渙散，感覺又是如何呢？從1943年春天起，就有許多次暗殺行動，但全失敗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認為上天在保佑他。這其中有多少次暗殺行動，是因為相信希特勒得了後期梅毒隨時可能發瘋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會精神錯亂是眾所皆知的事，那麽有誰知道在地下碉堡裏即將發生梅毒患者帶來的大災難，這對於戰爭最後幾個月希特勒與他的高級將領之間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敵軍、德國軍方或德國人民聽過這個傳言，其對戰爭造成後果將是可怕的。這種事情一定會在權力中心流傳，雖然是小心謹慎地討論。多少次秘密會議討論此事？我們無從得知。目前我們認為，隻有沒收希特勒病曆檔案的威廉・弗裏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萊與秘密檔案

　　1942 年底，莫雷爾和勃蘭特麵對一個困境。他們知道希特勒正逐漸陷入梅毒性癡呆，但是要如何處理這超級敏感的信息呢？他們一起簽署一份報告，交給希特勒忠實的追隨者──這些人曾經宣誓“我的忠誠就是我的榮譽”──這時候他們有過什麽內心掙紮，害怕自己的生命難保嗎？SS衛隊頭子希姆萊聽說過傳言：他的元首得了後期梅毒，可能會死，甚至更糟的是隨時可能發狂。希姆萊將這個最高機密告訴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師費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於1956年出版記錄他們談話的日記。

　　克斯滕出生於愛沙尼亞，但他在參加芬蘭人爭取自由脫離俄國的戰爭後成為芬蘭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國醫生學習按摩，為希姆萊治療腸痙攣之前，已經有許多皇家和貴族的客戶。希姆萊有時候會因為腸痛而昏厥。崔若伯為克斯滕的回憶錄寫了一篇序文，他說希姆萊的男按摩師為他解除身體上的痛苦，“不僅操控他的腸胃，也操控他的意識，讓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無人情味、沒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輕信的專橫人物，向他懺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記中，第一次重要的對話是在1942年 12月12日。“這是我治療希姆萊以來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說：“他非常緊張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問他是什麽事。他反問我：‘你能夠治療嚴重頭痛、頭暈目眩和失眠的人嗎？’”克斯滕回答說可以，但是他必須先檢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萊說，除非他先發誓絕不告訴任何人，否則無法透露此人是誰，於是克斯滕鄭重其事發了誓。

　　希姆萊從保險箱裏拿出一個黑色公文夾，裏麵有藍色手稿。 “你看了就知道，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這26頁的報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住院的病曆，當時他因為英國毒氣暫時眼盲接受治療。報告指出在帕澤瓦爾克有某種症狀和梅毒有關，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現（莫雷爾治療希特勒整整一年），證明梅毒繼續蹂躪希特勒。在1942年初，這些症候顯示“毫無疑問地”希特勒有進行性癱瘓。“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齒不清之外，梅毒的每個症狀都曾出現。”

　　克斯滕告訴希姆萊，他無法治療心理疾病，並且詢問希特勒目前治療的情形。希姆萊回答說，莫雷爾醫生為他注射，檢查疾病的進展，讓他有能力工作。當然，那時候認為進行性癱瘓無藥可治。

　　希姆萊向克斯滕求助：“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國的元首，帝國正處於生死存亡之間，隻有在元首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因為隻有他才擁有這個力量；他不能舍棄我們。”希姆萊繼續說：“我們必須嚐試各種療法讓他繼續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這樣結束，他曾經有如此偉大的勳業……我一想到元首對我們的貢獻，簡直無法相信竟然沒有辦法挽救元首免於梅毒的蹂躪。現在來了個莫雷爾，宣稱可以救治元首。我沒什麽好反對的，因為他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馬上就恢複成以前驚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萊認為希特勒應該到心理醫院接受徹底的檢查，但是希特勒從來沒有答應，況且如何能夠保守秘密？如果外國的情報人員聽到風聲，敵方用無線電廣播警告德國人民，可以想像其結果將是兵敗如山倒。第一要務就是要贏得戰爭。希姆萊再次強調要保守秘密，並將文件放回保險箱。他探詢道：“現在告訴我，你會怎麽辦，克斯滕？”

　　下個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記錄他與希姆萊關於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談。希姆萊問克斯滕有什麽方法可以幫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議采用瓦格納－堯雷格瘧疾療法──這個治療後期梅毒方法的開山祖曾經因此贏得諾貝爾獎──又說希特勒應該避免太操勞。克斯滕解釋說，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斷力變差、身體機能衰退、產生幻覺以及誇大狂。生理上可能會“頭痛、失眠、肌肉無力、雙手顫抖、口齒不清、四肢抽搐和癱瘓”。克斯滕說，這疾病真是對德國人民最大的威脅。一道命令可能影響數百萬人的命運，是在神誌清明的時候，還是受到疾病影響的時候下達，希姆萊如何分辨呢？根據克斯滕回想所看的報告，希特勒於1918年在帕澤瓦爾克接受當時標準的治療（可能是水銀），那時他的症候已經消失。

　　克斯滕建議希姆萊采取行動，將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萊說他做不到，因為沒有安排好接班人，勢必引起爭權奪利。此外，他如何證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為過度操勞造成的？這次談話就在希姆萊悶悶不樂的沉思中結束，他會仔細觀察，在適當的時機采取行動。

　　1943 年2月4日，負責SS衛隊禁衛軍總部的柏格將軍問克斯滕關於國外謠傳希特勒有梅毒和進行性癱瘓之事。克斯滕承認好像聽過這種傳聞。柏格認為希特勒受到毒氣傷害，可能引發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說，最好不要討論此事，這是很危險的話題。柏格讚同說：“我們會閉上嘴，好像從來不知道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顧保密的承諾，問希姆萊的私人秘書魯道夫・勃蘭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檔案。魯道夫“嚇得臉色發白。‘天啊！’他說：‘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險。你是外國人，知道我們國家最重大的機密！’”

　　魯道夫猜測，隻有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爾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問他是誰寫的報告，魯道夫說他不能講，但他透露：是“非常負責的人，他的忠貞不容懷疑”，他覺得有責任告知希姆萊。這個人最近與他在戰場上的總部有過長談。克斯滕也問希姆萊知道此事多久，魯道夫說，他一直知道有此傳言，但是拒絕承認，直到這份報告出現。現在他不再懷疑此事。

　　大衛・歐文排除克斯滕與希姆萊的對話以及黑色檔案，他說：“根據這贗造的資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現梅毒性癱瘓是在1937年，1942年複發。在他所寫的《希特勒醫生的秘密日記》這本書中所做的血液檢測，則是完全否定這一點。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說：“從來沒有克斯滕所說的‘黑色檔案’，也沒有進行性癱瘓。”但是，我們稍後將討論到，血液檢測並非是決定性的。何況，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怎麽可能知道希姆萊保險箱中的這大逆不道的秘密報告？歐文在《希特勒的戰爭》的序言中，說克斯滕杜撰事實，並且以26頁病曆檔案為證，證明莫雷爾的日誌是偽造的。如果莫雷爾的日誌是秘密梅毒患者的醫療記錄，克斯滕的文件在與之對照之後才能被證實。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記中詳細記錄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醫院的治療，以及目前的健康狀況，除非他看過秘密報告，否則怎麽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沒有得梅毒，那麽希姆勒與克斯滕的對話就是無聊的虛構。不過，莫雷爾的日誌被認為是梅毒進展的記錄，希姆勒與克斯滕的對話其實也很合理，它顯示喜好爭權奪利的希姆萊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隨時可能病情惡化，試探發生意外的機會。如果希姆萊緊張地等待，納粹核心裏還有誰也在等待呢？那些流傳多年，說希特勒已經發瘋的傳言，有多少是認為希特勒因為梅毒而精神錯亂？

　　不管克斯滕為何出版日記，報告的簽名者才更令人吃驚，他卻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學研究者阿希姆・貝斯根後來發現簽名者，他的書《沉默的命令》詳細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資料。貝斯根經克斯滕遺孀的同意，詳細閱讀日記原本。他摘錄克斯滕與希姆萊有關黑色檔案的對話，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憶錄相符，但是加上：

　　“報告有勃蘭特醫生和莫雷爾醫生的簽名。”

　　這個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貝斯根放在書中最後一段，它證明這兩位希特勒的隨身醫生勃蘭特和莫雷爾冒著生命危險，在斯大林格勒之役開始時，告訴大權在握的SS衛隊頭子，說希特勒因梅毒隨時可能死亡或發瘋。隻有勃蘭特和莫雷爾知道希特勒的詳細病情，為什麽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他們？他基於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們泄漏秘密的病情？雖然莫雷爾設法讓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聯合簽名暗示勃蘭特協助他，他們顯然都覺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萊，控製好內部的安全，隨時準備應對緊急狀況。

　　莫雷爾與勃蘭特並不親近。莫雷爾取代勃蘭特，成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負責人。勃蘭特於1934年擔任希特勒的隨身醫生，跟著他飛去會見墨索裏尼。他與莫雷爾勉強維持合作關係，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將他開除，因為他抱怨莫雷爾所開的藥丸含有馬錢子堿。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盤中有六顆黑色藥丸，而從莫雷爾的“寇斯特藥丸”研究可知馬錢子堿是其成分。希特勒當時黃疸病初愈，勃蘭特要求莫雷爾將他納入醫療計劃中。莫雷爾記錄如下：

　　與勃蘭特交談。他說：“如果你說你隻是按照命令，你以為有人會相信你嗎？你以為希姆萊會對你比其他人好？現在許多人被處以絞刑，必須非常冷靜判斷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麽差錯，你能想像接下來會如何？別人不會要求哈塞爾巴赫負責，但是你要負責，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從現在開始最好讓我知道發生什麽事情。”

　　我們知道這兩人告知希姆萊有關希特勒進行性癱瘓的事情，希姆萊在危機發生時是否支持勃蘭特和莫雷爾，這問題就有不同的意義。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蘭特並且判處死刑，因為他為了安全將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國人地區。希特勒自殺後幾天，施佩爾和勃蘭特獲釋，但不久美國人又將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醫生都被解散，隻剩下莫雷爾單獨負責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萊監督他的工作。從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萊命自己的醫生史坦普菲格進入地下碉堡加入醫療團隊。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萊指派的，肯定會告訴他有關梅毒的問題，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認為希姆萊知道嗎？

　　戰後，希特勒的醫生被俘，他們在軍事情報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寫希特勒的病曆，勃蘭特和莫雷爾關在同一間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聯合審問報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醫生認為”，勃蘭特、吉辛與哈塞爾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記憶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沒有癱瘓。胃病顯然一開始就很嚴重。哈塞爾巴赫寫道，希特勒喜愛尋歡作樂。除了勃蘭特，說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說希特勒心理正常。醫生的描述相對於戰爭末期莫雷爾的日記和施佩爾的描述，差異很大。美國人提的問題似乎更無法想像，隻要他們描述希特勒身體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麽小傷疤、如何分他的頭發，卻沒問病理學上較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沒懷疑希特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這些醫生在囚禁等待發落的時候，可能以編造這些假資料為樂。莫雷爾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塔妮亞・朗，說他從來沒有給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獲釋，住在巴伐利亞，死於1948年。勃蘭特於1948年6月2日在蘭茲貝格監獄被執行死刑，因為他參與了希特勒安樂死的計劃。

　　帕澤瓦爾克報告

　　關於希姆萊的黑色檔案還有兩個問題。如果莫雷爾與勃蘭特在文件上簽名，顯示希特勒正處在第三期梅毒，那麽當希特勒被英國毒氣弄瞎了眼，在醫院接受治療時，帕澤瓦爾克的文件有什麽證據可證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個忠貞不二的人跟希姆萊在野戰總部秘密會麵？第一個問題把我們帶回到1918年的帕澤瓦爾克醫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內，與幾名同胞被英國毒氣侵襲而暫時失明。一名不太嚴重的人帶著他們逃離，像瞎子一樣一個接著一個走到布魯塞爾的野戰醫院。希特勒被獨自送回德國，住進帕澤瓦爾克醫院。他的眼瞼痙攣，眼皮腫脹無法睜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回想這次意外：

　　10 月13日晚上（正確時間是1918年10月15日），在葉普斯之役前英國以毒氣攻擊南邊前線；他們使用黃十字毒氣，會有什麽影響我們還不知道。當天晚上我自己也親身體驗到。在威委克南邊山上，我們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幾個小時的連珠炮火和毒氣彈，相當猛烈且持續整個晚上。午夜時，許多人昏倒，我們有些同胞就永遠死了。到了早上，我也開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鍾就更加痛苦。早上7點，我眼火在燒，隻能蹣跚踉蹌而行；帶著我最後的戰爭報告。幾個小時之後，我的眼睛變得像灼熱的煤炭；黑暗逐漸包圍了我。

　　希特勒恢複視力，但是當休戰的消息傳到醫院時，他再次失去視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著蹣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將燃燒的頭埋入毯子和枕頭中。”此後多年，他一再說起這個故事，在他第二次恢複視力之後，有個超自然的願景激勵他成為德國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從帕澤瓦爾克醫院出院，回到軍中。後來在叛變審判中，他說隻能閱讀報紙上最大的標題，很怕失去閱讀書籍的能力。

　　魯道夫・賓尼恩在閱讀《見證人》一書時，懷疑作者猶太醫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參考過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寫出這麽詳實的故事，並且真有一位精神病醫師在Ｐ為“ＡＨ”治療。賓尼恩最後研究發現這位醫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發現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長的戲劇性故事。

　　1933 年，福斯特帶著希特勒的記錄到巴塞爾，然後去巴黎，為了安全起見他給德國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國之後，被格拉夫瓦爾德的醫學院解聘，然後校方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審問他十三天。此後，福斯特這位見證人知道自己已經被懷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殺。賓尼恩訪問福斯特的長子，他回想父親就像小說中的敘述者一樣，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醫療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訊，巴黎的德國新聞記者也覺得這消息太危險而沒有刊載。

　　魏斯以小說形式透露這醫療秘密，他的小說在他自殺之後幸存下來。1963年，在遺失多年之後，它終於在德國以《見證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發行英文版，賓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敘述者。同時，魏斯和福斯特一樣，於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開槍自殺，這時德軍已占領巴黎。托馬斯・曼與諾莉諾・羅斯福已經為他取得美國移民簽證和機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說中，見證人被指派到Ｐ醫院，在那裏他治療在戰場上受到心理創傷的士兵，如緊張不安、神經過敏、歇斯底裏、神經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體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興奮、喜歡狂熱煽動，需要訓導懲戒。他的眼睛因為毒氣手榴彈而“像灼熱的煤炭”。魏斯這裏是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奮鬥》中的敘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動他們仇視猶太人，將德國的失敗歸咎於猶太人。

　　見證人對自己施展催眠術，並且引導他自己有意願去看見，然後讓他能夠入睡，結果奏效。“我扮演命運之神，讓這失明的人恢複視力。”AH掌權之後，向千萬群眾施展催眠術，告訴沮喪消沉的德國人，在神奇的治療下德國也能夠恢複國威。見證人將他的病曆保存起來，並且埋在沼澤裏。

　　魏斯的敘述者懷疑ＡＨ的種族仇恨可能是因為情欲經驗造成的，後來感染梅毒，認為未來要禁止與那些血液受到汙染的人發生性關係：

　　這位失明者仇恨猶太人，而這已經成為他靈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經永遠治療好他的失明，暫時使他不再失眠，但是無法使他一秒鍾不仇恨猶太人。他可能是在維也納生活困頓時，被某位猶太女人所害？他是自願守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將自己奉獻給德國血統的女人？這讓他很痛苦，使他無法入眠，使他無法愛人，無法滿足，也使得他擁有狂熱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這刺所刺傷，因此他以狂暴的拳頭反擊？

　　一位穿著黨製服的人要求與見證人說話。他要求交出有關ＡＨ的文件，見證人拒絕了，然後將文件從沼澤裏拿出來，放進防火的保險箱。但是這文件在屋子裏，讓他很擔心。他以一般郵件寄給自己，收件地址在很遠的郵局，這樣可以保存三個月。最後他決定將文件藏在瑞士，開車到巴塞爾，在聯邦中央銀行租了一個保管箱。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誘回來遭到逮捕，嚴刑逼問十三天，差點被打死。但他還是沒有放棄，他告訴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給他們，要撐到底！”

　　見證人獲準離開，與妻子重聚。他打開保管箱一看，空無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為了讓他獲釋，在他們朋友赫爾穆特的慫恿下，交出了文件。不過，即使蓋世太保現在有ＡＨ患者的醫療記錄，他們還是沒有醫療秘密。見證人描述這狀況：

　　有一天，他（赫爾穆特）開始談起這件事情，說還有附帶的證明。他為了營救我，將這文件交出去。他是將我放在保管箱的筆記文件都交給秘密警察，但是他們並不滿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見了，就是有關他與女人關係的部分。在Ｐ和他交談許久，我已經知道許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個字也沒有寫下來。我知道詳情，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這個秘密我以難以理解的文字記下，隻有我才看得懂。

　　見證人，也就是福斯特，有關ＡＨ與女人關係的醫療秘密，到底是什麽？羅森伯姆在《詮釋希特勒》的序言中，表達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殺及惡魔本質背後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說：“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澤瓦爾克的催眠師以難以理解的文字記載下來，藏在一個保管箱中。”這個遺失的關鍵一環可以解釋希特勒，羅森伯姆對此很痛苦，他說：“有個東西遺失了……就在地球上，我們可以想像，就在瑞士銀行的保管箱裏妥善保存著。這並非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隻是我們無法取得。不是因為那難以忍受的恐懼，而是要探索難以理解的罪惡”──他說，這就像是尋找聖杯，但卻是為了解釋希特勒。

　　1942年，交給希姆萊的帕澤瓦爾克報告，裏麵的秘密就是梅毒。見證人在巴塞爾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嗎？

　　希姆萊黑色檔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爾和勃蘭特所寫的報告，是關於希特勒目前的醫療狀況，其他部分則是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患有梅毒的症狀。帕澤瓦爾克的病曆報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萊的手中？如果一開始似乎不可能追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帕澤瓦爾克醫院接受治療的一位無名士兵的治療記錄，尤其是希特勒已經下令弗裏克沒收銷毀這些資料，那麽1942年希姆萊重新得到這份資料，顯然有許多可能性。事實上，可能是醫療記錄資料就有許多份（而且各有許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曆記錄、醫院病曆摘要、希特勒治愈後出院發給軍方的報告。福斯特為了安全起見，做了兩份副本給在巴黎的德國流亡者，其中一份給魏斯。當然，依照小說的記載，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爾的保管箱裏。

　　蓋世太保多年來奪取這些記錄，問題是蓋世太保中誰負責此事，希特勒的領導層有多少人是他的對手，而元首有梅毒的報告在SS衛隊高層又會引起多少不安。誰能夠信任呢？根據舍倫貝格的說法，秘密警察頭子賴因哈德・海德裏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記錄，海德裏希於1942年被暗殺，這些資料就轉交給希姆萊。如果此說屬實，那麽希姆萊在收到黑色檔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資料，那麽他請勃蘭特和莫雷爾撰寫意見報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館政變審判的記錄，包含帕澤瓦爾克報告的副本。根據賓尼恩所說，威廉・赫格納從政變時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敵，他從政變審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的文件，直到 1933年該文件才被蓋世太保奪走。戈林當時主管蓋世太保，但是赫格納的副本被奪走時，巴伐利亞的警察歸希姆萊管轄。根據賓尼恩所言，福斯特擁有的病曆正本由威廉・卡納裏斯（德國國防軍的情報頭子）與希姆萊本人保管。顯然布雷多將軍也有一份，他於1934年在“長刀之夜”被槍殺。簡言之，希特勒的帕澤瓦爾克醫療記錄有許多副本，如果最後連一份都沒有傳到希姆萊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萊的報告，我們還不知道第三個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萊已經有希特勒的醫療記錄，他可能直接找勃蘭特和莫雷爾隨時掌握希特勒的近況。但是克斯滕所看的報告有勃蘭特和莫雷爾的簽名，他還問希姆萊的秘書魯道夫，誰是那“忠誠度沒有問題的人”。當時誰會有帕澤瓦爾克文件，可以接觸勃蘭特和莫雷爾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負責、正直，能夠將消息告訴希姆萊？

　　希特勒的隨員中三位有希特勒過去的健康記錄，他們是賴因哈德・海德裏希、威廉・卡納裏斯、威廉・弗裏克。海德裏希已經被暗殺，他的檔案都移交給希姆萊，所以先排除。根據舍倫貝格的說法，前國防軍情報頭子海軍上將卡納裏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澤瓦爾克的記錄。卡納裏斯在1942年經常與希姆萊會麵，是對抗希特勒的關鍵人物，也參與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計劃，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萊注意希特勒的危險狀況。希姆萊沒有懷疑卡納裏斯自己的密謀，還告訴卡納裏斯他知道有個叛變計劃。1943年，德國一位重要的間諜在土耳其變節叛逃聯軍，此事和卡納裏斯有關，希特勒大發雷霆將卡納裏斯撤職。卡納裏斯涉及軍隊許多暗殺和叛變的計劃，他向英國透露許多戰略上的秘密。 1943年3月，他飛往斯摩棱斯克協助7月20日的暗殺計劃，但他在密謀前在家裏被逮捕。紐倫堡大審時，發現卡納裏斯在占領俄國時曾經阻止種族滅絕屠殺。

　　另一個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裏克，他從1933年1月起擔任希特勒的內政部長，是希姆萊高層的信使，忠誠度沒有問題。弗裏克一開始就跟著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中與施特賴歇夫還有其他人一起被捕，當時被控以通敵。最初是弗裏克與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萊掌權的，希特勒三次沒收健康記錄：斯皮托夫的記錄、赫格納的記錄以及帕澤瓦爾克文件，都跟他有關。希特勒心智逐漸失常，弗裏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說希特勒正在帶領國家走向毀滅，弗裏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這個人精神錯亂。”這也許可以代表這個家庭的意見。

　　診斷與希特勒的傳記作者：忽略梅毒

　　歐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醫生的秘密日記》一書，他提議“消滅”關於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話，因為莫雷爾在1940年以“患者Ａ”送交實驗室做血液檢測，其結果是陰性反應。但是歐文此說太過輕率。梅毒學的教科書警告說，不要被不正確的血液檢測誤導。斯托克斯寫道：“患者可能經瓦色爾曼檢測多年來都是陰性反應，結果還是死於梅毒。”尤其是晚期、熱療與局部治療的病例。他引證許多研究：後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現錯誤的陰性反應。有個研究和希特勒有關，特別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奧診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爾曼檢測是陰性的。這群患者有個共同的後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腸胃痛。1936年，合作臨床小組發現，患者以前接受過治療的話，隻有52％會出現瓦色爾曼陽性反應。瓦色爾曼血液檢測隻有在感染初期，傷口充滿螺旋體的短暫時間內才會接近百分之百準確。希特勒感染已經30年後才做瓦色爾曼檢測，其間有許多機會接受治療。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設計人質疑使用瓦色爾曼檢測法來篩選實驗對象，因為他們預估有25％的患者會出現錯誤的陰性反應，即使這些患者是年輕人而且大都沒有接受過治療。希士頓夫婦甚至傾向於認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爾曼陰性反應並不排除以前感染過，而且梅毒在當時無法治愈，以前感染過就表示持續感染。

　　瓦色爾曼陰性反應被認為是鐵證，一直被用來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線索：否定維也納妓女事件，認為克斯滕與希姆萊的對話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從來沒被診斷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從來沒有為他治療過梅毒。

　　歐文又說：“從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從來沒有得過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適用於診斷梅毒。許多傳記作家與醫學作家因為錯誤的梅毒檢測，沒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戰最後幾年，因為第三期梅毒的連續摧殘，無論生理或心理都已經頹敗不堪。歐文很樂觀地認為，他出版莫雷爾日記之後，“全世界最有名的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醫療經過就完整無缺了。”

　　血液檢測並不是絕對的證據。即使結果是陽性反應，希特勒和莫雷爾也不可能說實話。如果他們要掩蓋梅毒快速進展的事實，那麽我們甚至不能相信“患者Ａ”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樣本。也許“患者Ａ”與他的私人醫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飾秘密。

　　埃恩・科蕭發現，雖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隻有少數是“完整的嚴肅學術性傳記”。而這些嚴肅的學術傳記的作者中隻有艾倫・布洛克考慮到梅毒，在 1953年的傳記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漢夫施滕格爾的評論，但說這是傳言而非第一手資料。布洛克寫道：“例如，根據報告，普希一再說希特勒年輕時在維也納感染梅毒。這可能是惡意的謠言，但不隻一位醫學專家暗示，希特勒後來的症候，無論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狀，因此這個說法很值得參考。不過，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醫學報告出現，否則這還是未定之論。”布洛克的結論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認為身心失調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設的希特勒醫療報告，其實曾經存在，至少是以暗語在莫雷爾的報告中寫出，戰爭末期由一名德國軍官拿去掩埋。1959年這些文件被發現，送到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檔案處製作成微縮膠片，希士頓使用這些膠片，作為他們寫作《希特勒的醫學個案》的主要資料來源。四年後，歐文編輯莫雷爾的日記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爾資料──這些資料“意外地”於1981年出現在國家檔案中。

　　希士頓是精神病學的教授，他專門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狀況，認為希特勒有濫用安非他命的跡象。施佩爾為希士頓夫婦的著作所寫的序言，也同意說：“我寫了幾百頁對希特勒的長期觀察，以及我做為他親密夥伴的經驗。關於他個性的改變，頗符合希士頓夫婦的研究結果。”

　　希士頓夫婦指出，希姆萊在1937年的紀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樞神經係統的梅毒：“希姆萊：‘神經性梅毒的跡象。’來自克斯滕的回憶錄。”他們發現：“梅毒的症狀千變萬化，善於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們基於兩個理由認為沒有必要深入探討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沒有癡呆現象，尤其是沒有喪失記憶力。“神經性梅毒不可避免會造成癡呆，這通常是第一個症候，如果不是第一個，在幾個月之內也會出現。第二，梅毒會出現特殊的眼睛症狀，不過勒萊因醫生詳細檢查沒有發現不正常。”但是，神經性梅毒的個性改變是逐漸發生的，完全麻痹性癡呆出現癡呆現象可能要經過許多年。問題是希特勒還沒出現麻痹性癡呆或癡呆就死了。許多資料顯示，希特勒神奇的記憶力已經大不如前。雖然勒萊因沒有發現瞳孔固定和不規則，他卻發現眼睛有其他症狀。

　　希士頓夫婦寫道：“德國獨裁者希特勒的腸胃、神經係統和心血管，這三個器官係統有重大疾病。從文獻的敘述來看，顯然他病得很嚴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這些疾病的性質，或是對曆史可能的影響。”他們認為這種疏忽是因為缺少足夠的證據，他們從莫雷爾的報告以及訪問過去認識希特勒的人，覺得現在累積了相當足夠的證據。雖然他們認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後來的症狀是因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確指出，瓦色爾曼陰性反應並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於當時梅毒無藥可治，早期感染意味著將繼續感染。他們描述希特勒疾病的發展，所用的言語暗示患有梅毒：“從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殺，希特勒出現已知的跡象、症候和對行為可預期的影響，因為腦部機能疾病而出現間歇性失能。”

　　弗裏茨・雷德利希在腳注中將傳記作者的意見做個摘要，統計出隻有少數的書籍與文章討論到希特勒的病曆。每個人都很快若無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東・諾伊邁爾寫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愛德華・帕克的結論是：“莫雷爾的日記中沒有出現癡呆現象，血清檢測又是陰性反應，這些證據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這種疾病的可能性。”

　　有個人認為希特勒是患腦梅毒，他就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亞曆山大・金姆，他曾在網站上張貼這個消息。金姆提出的觀點是，希特勒於1908年不見蹤跡，卻沒有留下轉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茲，1908年2月他離家到維也納（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維也納的第一個月，他穿著黑色外套，拿著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茲的朋友，也是在維也納的室友，他與古斯特觀賞歌劇，尤其是瓦格納的歌劇，《特裏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幾遍。然後他失蹤，一句話也沒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現時，整個人已經變了。1909年聖誕節，以科蕭的話來形容，他又瘦又髒，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極”，與 “社會底層的妓女、酒鬼、窮困無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魯大學醫學院退休院長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毀滅性先知的診斷》，這是目前關於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寫道：“這是可以確定的，然而（我很少用這個詞），希特勒並沒有全身性癱瘓，這是嚴重的梅毒轉變疾病，病征與症狀很容易診斷出來，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為，獨特且容易辨認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對於光線的反應不規則），嚴重的口齒不清，如果沒有治療的話，血清與脊髓液做梅毒檢測呈現陽性反應。 ”雷德利希說得沒錯：“希特勒沒有麻痹性癡呆，但是這並不表示他沒有出現梅毒的警訊階段。”

　　沒有絕對的證據說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沒有證據足以否認。然而，他的生活顯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發展的模式，這讓我們提出一些問題，重新探索檔案。如果說希特勒在1908年經由性交感染一種他認為是源自猶太人的疾病，這讓他從少年時就遭人排斥，而這事不斷蹂躪他的身心，那麽又會對他的行為產生什麽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