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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紅之父曾山:兩個時代都是內務部長(圖)

(2011-06-02 16:02:00) 下一個


編者按:本文作者裘之倬為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主任、作家。他深入調查,訪問了曾山當年的戰友、老紅軍、赤衛隊員,並前往瑞金、吉安、興國、寧都、淮海前線紀念館、檔案館查閱搜集資料,寫出此文。此文發表於1999年12月曾山百歲誕辰時。現全文轉發,以饗讀者。



曾山

一、曾山的家 在贛水那一邊

在曾山百歲誕辰前夕,我驅車從贛江下遊的南昌市贛江大橋,溯江而上,沿著昌(南)贛(州)公路前進,經南昌縣蓮塘、豐城、樟樹、新幹、峽江、吉水,橫跨贛江中遊的廬陵大橋,駛過吉安市的井岡山大道的盡頭,經吉安縣新城往南,全程約220公裏,便到了吉安縣永和鄉錦源村曾家----曾山老家,去追尋這位贛江人民的優秀兒子----曾山的足跡。

曾山的老家----吉安縣永和鎮錦源村,是一個美麗的村莊。遠處是雄偉巍峨的羅宵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近處則是白浪滔滔的母親河贛江,它象一條白色的練帶,一瀉千餘裏,從章河、貢河流過,在贛州八境台匯合成為贛江。贛江經過贛縣、萬安、遂川、泰和,流入曾山的老家----吉安(以前稱廬陵)。後經吉安市的白鷺州、吉水、峽江、新幹、清江、豐城、南呂市、新建縣、永修、彭澤、都昌、瑞昌,流向碧波浩淼的鄱陽湖,再經過湖口流入奔騰的長江,全長一千餘裏。

曾山的家鄉在地處贛江中遊的吉安縣,被譽為金廬陵,位於吉泰盆地中心,是一個山清水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人才輩出的好地方,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曆史,曆代文人蔚起。從唐宋至明清,吉安科舉進士2300多人,狀元15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永樂大典》主纂解縉都出生在這裏。現在的王佐、袁文才、賀子珍、張國華、梁必業、梁興初、李水清、康克清、陳正人、曾山、餘秋裏、王恩茂、王輝球、曾慶紅等160多位將軍、省長、省委書記、部長、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當代偉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的祖籍也在廬陵。

曾山的家在吉安縣永和鎮錦源村的中央,是一棟青磚碧瓦的舊式民房,門前有一口水塘,給人以清新古樸的感覺。曾山的父親曾彩芹,是一位文化素質很高的清末秀才,為人道德高尚,助人為樂,他把自己學到的知識獻給村裏的青少年兒童,自己創辦學館,教書育人,在村裏有很高的威信,母親康春玉是一位勤勞賢淑、眉目清秀的婦女。他們勤儉持家、生育了延生、洛生(後改名曾山)、炳生等五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曾山是1899年11月10日出生的,在孩子當中,他排行老二,幼年時在父親曾彩芹身邊讀過三年私塾,熟讀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左傳》、《古文觀止》、《幼學瓊林》和詩詞歌賦,成績都在同學之上。曾山有天斌,又勤奮,所以文學和哲理的基礎很紮實,能寫一手好文章,又能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處事很有主見,父母都很喜歡他。1915年,錦源村發生了一次大水災,曾山的家和全村一樣,都受到了很大損失。曾山為了減輕荒年給家裏帶來的生活負擔,心甘情願地放棄求學的機會,翻山越嶺來到離家兩百裏以外的贛州市東門外天竺山一家做絲線的作坊----裕豐泰棧房,專門學做絲線手藝,很快掌握了解絲、打線的操作技術,和老板一起肩挑絲線擔子,翻山越嶺,到龍都、安都、全都、安遠、柔郭等別的市場去賣,一直過著低層生活。1925年,遠在上海讀大學的哥哥曾延生參加了共產黨,從上海回到吉安組織覺群社,發展黨的組織,聲援“五卅運動”,促使曾山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曾山成長的曲折道路

1926年5月,曾山在家鄉參加了農民協會活動。這年10月又光榮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黨支部領導下,他組織貧苦農民鬥豪紳地主,在鬥爭中鍛練,成長很快。1927年秋天,曾山進了葉劍英領導的教導團, 12月參加了廣州起義,表現得很英勇,起義失敗後,回到家鄉工作。1927年曾山任中共泰和邊區區委書記。1928年4月,曾山領導了震驚贛西的“四・ 九”農民運動,他率領七萬多名手持梭標、大刀、長矛的農民,向駐守在天山的白匪軍進行圍攻,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5月間,中共贛西特委指派曾山擔任吉水縣委書記。1929年10月,曾山被選為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贛西蘇維埃主席,這年曾山才三十歲。

1930年2月上旬,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由閩西來到贛西。2月7日,在吉安縣陂頭召開紅四軍軍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和贛西特委聯席會議,討論政治、土改、紅軍、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等重大問題。在討論土地分配問題時,產生了意見分歧。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極力主張按耕作能力大小來分配土地,認為這樣可以發展生產。而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和特委會員曾山則主張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澤東支持了曾山的意見,毛澤東指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對貧雇農很有利,可以爭取群眾,符合群眾的利益,是正確的。按耕作能力大小分配土地,則對富農有利,是不正確的。會上根據曾山等人的意見和毛澤東的結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科學地製定了贛西南蘇維埃土地法。這時國民黨唐雲山率領獨立十五旅進犯蘇區,曾山立即率領地方武裝,配合紅軍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帶,一舉殲滅了來犯之敵,取得了首次攻打吉安的勝利。

1930年5月底,曾山參加了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有力地抵製了李立三提出的“打下南昌、九江,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 “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堅決支持毛澤東不打南昌、九江、武漢,奪取吉安正確主張,他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領導地方武裝,配合紅軍主力,進行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戰役,取得了在吉安天華山殲敵鄧英部一個主力團的勝利。9月23日,毛澤東、朱德在江西袁州發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10月4日,曾山率領地方武裝、廣大人民群眾配合紅一方麵軍主力,占領了吉安城,至此,贛西、贛南蘇區聯成一片,形成了擁有30多個縣,400餘萬人口的紅色區域。10月7日,毛澤東、朱德在吉安城中心廣場召開了有十餘萬人參加的慶祝攻克吉安勝利大會,宣布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一致選舉曾山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會後,曾山率領一批幹部,在吉安城內進行籌款工作,在短短八天時間就籌集到五、六萬塊銀元、二十斤黃金和大批銀子,他將這筆錢一個不留地交給紅軍作軍餉,充分體現了曾山清正廉潔的好思想、好作風。10月 16日,紅軍主力由吉安向北推進,曾山隨紅一方麵軍經峽江、新幹到達新餘的羅坊。25日,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行委在羅坊召開了聯席會議,討論如何對待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問題,有的同誌主張夾江而戰,就是在贛江兩岸迎戰敵人,毛澤東則主張紅軍退卻,退到中央蘇區的深部,誘敵深入,利用中央蘇區的有利地形和群眾條件,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曾山在會上堅持實行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羅坊會議後,毛澤東參加了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開的各縣負責人會議,曾山代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傳達了羅坊會議精神,具體布置了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在會上反複說明了實行 “誘敵深入”和“堅壁清野”的意義,要求各縣認真發動群眾,做好各項工作。這年11月18日,紅軍主動撤離了占領45天的吉安城,分路向吉安東固、永豐龍崗等革命根據地前進。19日,曾山同毛澤東等由吉安神崗過禾水河,經永和鎮到達白沙錦源村曾山的家鄉時,毛澤東親自到曾山家裏慰問了曾山的母親康春玉老人,高度讚揚了這個光榮的革命家庭對中國革命作出的巨大貢獻。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紅一方麵軍在永豐龍崗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消滅了張輝讚部一萬餘人,並活捉敵人前敵總指揮張輝讚,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徹底勝利。

三、“家慈五男二女留獨子,先父三難一死為人民”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曾山的一家,是一個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滿門忠烈,浩氣長存。父親曾彩芹是農村小學教師,他思想進步,熱愛共產黨,為了黨的事業,主動要求中共吉安縣委,將他所在的農村小學作為黨的交通站,義務為黨組織傳遞情報,掩護黨的組織開展各種活動。經中共吉安縣委討論批準曾彩芹為秘密交通站長。說秘密交通站其實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長又是交通員,樣樣事情都必須他親躬,都要親自跑腿。幾年來,他不論數九寒天還是赤日炎夏,無論刮風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著燈籠,送情報,送戰友上井岡山尋找毛澤東,聆聽革命真諦,傳播革命火種,多次掩護遊擊隊,痛打白狗子、反動民團,贏得了上級和革命群眾的好評。曾彩芹曾先後三次被捕,仍為革命到處奔波送情報,化險為夷,然而不幸於 1931年又被國民黨反動派發現,關押在監獄,嚴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黨負責人,曾彩芹為保守黨的機密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結果被敵人活活打死,慘不忍睹。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吉安地區的馬列主義傳播者,原名憲端,字麟書,是曾彩芹的長子。他曾到麻州永樂寺、坳路、樂堂等地經館讀書數載,以後轉到吉安學堂讀書兩年,學習成績優良,深得老師的賞識,不久考入南京體育師範。1921年秋天,曾延生從南京體育師範畢業歸來,受聘於吉安白鷺洲中學,擔任體育教員,並在吉安縣立高小兼任國文課老師。

1924年,曾延生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大學讀書,經過組織培養,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一方麵積極與吉安團組織建立密切的聯係,不斷寄送《向導》、《新青年》、《資本論入門》等進步書刊傳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麵,為了推動和發展上海的工人運動,曾延生肩負黨的使命來到滬東楊樹浦區,以創辦“平民夜校”作掩護,啟發工人階級覺悟,建立和發展工會組織。1925年2月,日商紗廠的工人群眾進行了聲勢浩大的“二月罷工”,曾延生因勢利導,迅即發動滬東工人參加到滬西工人發起的罷工行列,鬥爭持續一個月,幾天之內,會員增加到3000多人,迅速擴大了楊樹浦地區工會組織的力量,終於迫使廠方請求與工人談判,資本家不得不讓步,第一次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

不久,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當天,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帶領一支工人宣傳隊,冒著危險,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做宣傳鼓動工作,宣傳隊的優秀女工蔣竟英看見曾延生革命堅決,而又有膽識,向他表達了自己的忠貞愛情。

1925 年6月中旬,黨組織派曾延生以上海工商界宣傳代表身份來到江西省南昌市,向江西各界人民陳述帝國主義製造“五卅”慘案的真相和在上海、漢口、青島繼續屠殺工人的罪行,他組織各界人士開展反帝風暴,聲援“五卅”運動。7月間,曾延生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起初在土洲鍾家村,以辦國音補習班為名,吸收28名青年學生秘密參加,組織進步團體----覺群社。8月中旬,社員擴展到90餘人,於是,覺群社便在白沙明心寺正式成立,曾延生任社長。曾延生寫了一副闡明宗旨的對聯:“說一般人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做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覺悟社成立後,曾延生組織社員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活動。同時,他在白沙附近組織了吉安地區農村第一個農民協會,響亮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火熱的鬥爭喚醒了農民,他們有力地打擊了地主豪紳的囂張氣焰。這年9月 2日,江西督辦方本仁無故逮捕省城共產黨員及愛國人士鄒努等六人,曾延生獲悉,立即組織吉安地區工農積極分子,舉行聲勢浩大的援助省城被捕的共產黨員鄒努等6人運動,吉安的反動派本來就對曾延生虎視眈眈,現在趁機反攻倒算,四處捉拿聲援省城鄒努等6人的工農積極分子。在曾延生等聲援之下,敵人一無所獲。由於曾延生的積極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吉安人民的愛國運動,受到了團吉安特支的表揚。

這年10月,曾延生奉命返回上海,黨派他擔任中共引翔港部委員會的宣傳委員、做出了許多成績。

1926 年11月4日,北伐軍攻克九江城,黨中央派曾延生和蔣竟英來九江市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將“中共九江特支”改組為“中共九江地委”,由曾延生任九江地委書記,根據工作需要,開設了“九江書店”,作為黨的秘密據點,指令曾炳生(曾延生的三弟,次年7月31日犧牲於九江)負責,在曾延生的領導下,南潯鐵路、久興紗廠、輪船碼頭、九江師範學校和郊區的黃老門、馬回嶺、港口等農村黨團組織得到了健全和發展,工會、農會、學聯等群眾團體相繼建立起來了。

從12月26日起,九江的英商太古、怡和和日清公司的碼頭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未果宣布罷工。翌年(1927年)1月6日,九江稅務司乘機雇工複工,破壞罷工,碼頭工人見狀前去與之說理,遭到英國水兵突然襲擊,致使工人吳宜山當場斃命,數名工人身負重傷,釀成了“一・六”慘案。曾延生當即以中共九江地委名義,通過九江市黨部緊急召開全市工農商學婦各界代表會議,組織工人高呼口號,衝進租界,驅逐了英帝國主義分子和英國水兵,收回了被英帝國主義霸占數十年之久的“租界”,並成立了“九江市對英外交行動委員會”,發表了“九江市對英外交行動委員會宣言”,這一反帝鬥爭之壯舉,迅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聲援。1927年2月19日,英帝國主義被迫正式承認九江英租界無條件地歸還中國管理。

1927年3月17日,蔣介石指使豪紳、地痞流氓搗毀“九江市黨部”,殺害了工人糾察隊員曹炳元等人,以曾延生為首的中共九江地委,迅速組織反擊,包圍全城,捕捉凶手。3月29日,一代文豪郭沫若從安慶潛回九江,轉道南昌,曾延生指派專人將郭沫若護送抵達南昌。4月4日,郭沫若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經九江地委書記曾延生簽交《九江民國日報》全文發表,激發了全國人民對蔣介石反動派的憤怒,看清了蔣介石屠殺工農、鎮壓革命的反革命麵目。同日,曾延生和九江地委領導全市工農群眾,一舉搗毀了國民黨九江縣黨部。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曾延生奉調到南昌,擔任江西省總工會代理委員長。不久,曾延生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南昌“八一”起義洪流,任“糧秣管理委員會”委員,起義成功後揮師南進,隨師轉戰。9月23日,起義軍占領潮洲,他即往城外籌糧,當他回到駐地時,起義部隊遭到失敗。在此種情況下,曾延生連夜返回江西尋找黨組織。10月間,曾延生以贛西特委代表的身份,來到萬安縣,和曾天宇一道策劃萬安暴動。11月下旬,他又前往泰和、吉安一帶開辟新區,在泰和縣官田敖朱家村建立了吉、萬、泰中心聯絡站。

1928 年3月間,曾延生和蔣竟英調往贛州,成立贛南特委,曾延生任書記。贛南特委成立後,曾延生和特委一班人分別到各縣發動群眾,組織武裝暴動,在白色恐怖的贛州城,曾延生不顧個人安危,東奔西走,堅持革命活動。3月23日,敵人突然包圍中共贛南特委機關所在地----贛州古城巷二號,曾延生和蔣竟英不幸被捕,解送到偽贛州警備司令部,在殘酷的審訊中,曾延生毫不屈服,在軟化的腐蝕中曾延生毫不動搖。敵人無計可施,終於下了毒手。1928年4月4日,曾延生和蔣竟英在走向敵人刑場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從容就義。

1962年,曾山回故鄉時,回首往事,壯懷激烈,他揮筆寫下了一副對聯:“家慈五男二女留獨子,先父三難一死為人民。”這就是說,曾山的父親曾彩芹三次被捕,為了保守黨的機密,捍衛黨的利益,受盡嚴刑拷打而不屈,最後犧牲在敵人監獄,真是“三難一死為人民”。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同時被敵人逮捕, 1928年4月4日夫妻雙雙就義。曾山的弟弟曾炳生和他一起同時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8月,曾炳生也在九江犧牲在敵人屠刀之下,加上幼年得病死去的四個兄弟姐妹,“五男二女留獨子”,全家兄妹七人隻剩下曾山一人,此時此地此景,曾山不禁感慨敘之。

1927年是國民黨瘋狂鎮壓共產黨的一年。

麵對“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瘋狂屠殺,曾山麵對父親、兄弟三人被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退縮,而是更加義憤填膺。他於1927年7月冒著敵人白色恐怖的危險,隻身來到廣州,進了葉劍英領導下的教導團。

12 月11日,曾山毅然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廣州起義。在起義戰鬥中,曾山英勇打擊敵人,拿起槍和敵人肉搏拚刺,曾山個子高,力量大,一連殺死幾個敵人,抓獲了不少俘虜,創造了許多英雄戰績。起義失敗後,曾山於12月底潛回吉安,受黨的指派,前往吉安縣富田圩進行秘密工作,發展黨組織,在敖城、芳井、永陽、赤陂一帶吸收立場堅定、對黨忠誠的苦大仇深的農會積極分子入黨、成立了中共芳井支部,壯大了黨的力量。

1928年3月,曾山任南區區委書記,駐泰和縣官田敖朱家村。5月27日,曾山與周冕、肖世梅、肖誌鐸等人率領700餘貧苦農民手持梭標、烏銃舉行了官田“四・九”暴動(即農曆四月初九),繳獲散兵遊勇槍支四支,殺死土豪一人。暴動後,特委指示部分暴動骨幹迅速轉移,他們深夜路經橫江鎮,將橫江鎮警察所摧毀,繳獲槍支十多支,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並於次日淩晨渡過贛江,開始了新的戰鬥。6月,曾山被任命為中共吉水縣委書記。

1929年3月,中共贛西特委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曾山當選為特委委員。11月,在贛西革命委員會基礎上召開贛西各縣區代表大會,成立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曾山被選為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主席。

四、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積極支持者、擁護者

1931 年1月,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占據領導地位,在江西蘇區推行“左”傾路線,並誣蔑毛澤東的正確領導為“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逼迫曾山表態反對毛澤東。曾山沒有被“左”傾主義的威逼所屈服,他大義凜然地理直氣壯地回答:中共蘇區的鞏固與開展,紅軍的發展與壯大,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的偉大勝利,都是毛澤東正確路線領導的結果。換言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今天強大的中央蘇區。曾山實事求是的觀點,有力地駁斥了“左”傾路線的當權者對毛澤東的汙蔑。這年秋天,江西省蘇區內部,在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下,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進一步發展,許多好同誌被誣陷為AB團分子,遭到關押、拷打,甚至慘遭殺害,形勢十分嚴峻。曾山及時向省保衛部負責人李韶九提出尖銳批評,對這種錯誤做法表示強烈反對,李韶九自恃有中央“左”傾領導人支持,竟明目張膽地反對曾山的正確意見。這年11月17日,曾山乘去瑞金沙州壩參加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江西省蘇區內部肅反中還在繼續發展的“左”傾嚴重錯誤,報告了中共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同誌。中央局根據9月間接到的《中共中央對蘇區中央局紅軍總部前委的批示信》中的精神,於1931年12月5日發出了《中央蘇區中央局給各級黨部的信》,其中《關於反AB團及其他革命派別鬥爭問題》中,特別強調了“要把反AB團及其它反革命派別鬥爭中的簡單化和擴大化和嚴重錯誤,必須迅速毫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由於曾山堅持正確的立場,挽救了肅反中許多正在受誣告的好同誌,有效地避免了革命力量招致更大的損失。值得慶幸的是,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曾山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五、打牙祭為鄧小平餞行

1933 年6月下旬的一天,烈日當空,暑氣逼人,正在荒崗上揮鋤勞動的鄧小平接到了調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工作的命令。他一麵用手巾揩去額上的汗水,一麵細讀命令全文。鄧小平二話沒說,立即回到住處打點行裝,背著背包從勞動駐地趕到中共江西省委轉幹部關係。鄧小平勞動的村莊距省委機關所在地約有十餘華裏左右,步行個把小時就到了。

江西省委和省蘇維埃、省軍區都設在寧都縣的七裏村。這次鄧小平背著背包步行到省委是從正門大大方方進來的,不象前一次是從後門廚房進來的,那時深怕被別人發現,告到臨時中央去,不僅自己要遭罪,還要連累他人,此番前來,已非昔比了。

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軍區司令員陳毅、省委婦女部長蔡暢等老戰友熱情地接待了鄧小平,當晚便設宴招待鄧小平,與其說“便宴” 不如說是“打牙祭”更切合當時的情景,四位省委負責人除曾山一人外,三位都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同學和兄長、大姐,今天在特殊的背景下相聚,大家心裏都很高興。寒暄之後,陳毅豪爽地說:“我出兩個銅板,派通訊員到圩上砍幾斤豬肉,再買點辣椒、大蒜,炒一半,紅燒一半,再打點水酒,請小平同誌吃一頓飯吧。”李富春和蔡暢也很讚同陳毅的倡議,李富春說道:“好,好!小平同誌這段時間勞動辛苦了,在農村油水少,還吃不飽飯,今天我們大家在一起熱鬧一下,算是餞行吧!”

曾山是個直性子,邊說邊吩咐通訊員去買菜。知道四位老友在一起機會難得,便大包大攬地說:“這些事情都交給我來辦,你們四位老同學在一起好好敘談吧,保證晚上大家吃好。”

小平高興地說:“曾山主席如此熱情,小弟不敢當呀。”內心對曾山充滿了感激之情。

曾山比鄧小平年長五歲,曾山說:“小平同誌不必客氣,這些日子裏對你照顧不夠,但是你也知道,環境不允許嗬,要不,上頭(指臨時中央的‘左’傾領導)還指責我們對你整治不得力哩!”曾山講到這裏,蔡暢忙製止道:“好了,不講這些了,快到裏屋去喝茶吧。”說著將鄧小平、陳毅等引到她的裏間臥室來。

這是一幢老百姓的祠堂,磚木結構,前後兩間。李富春、蔡暢夫婦住在靠東邊的一個套間,外邊辦公,裏麵住人。鄧小平、陳毅坐定後,曾山給每人泡了一碗九龍山茶,香味濃馥,沁人心脾。蔡暢從廚房裏給鄧小平端來一盆洗臉水,鄧小平擦完臉後,一邊品茶,一邊抽煙,向這幾位老同學談了自己被“左”傾領導整下去後勞動的經過與感受。鄧小平特別感激地提到,他想不到王稼祥竟然發現了他,向博古多次推薦,據理力爭,才有今天重返瑞金並到總政治部工作的機會。李富春聽了,很有感觸地說:“王稼祥是一位正派的領導幹部,他和其他人的思想觀點不一樣。早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就不同意他們(作者按:指臨時中央幾個領導)對毛澤東的批判,他還挽留毛澤東在紅軍中工作,很難得呀。”

李富春講到這裏道破了鄧小平心中的疑團。他又接著說:“最近,我在瑞金沙州壩的下霄村向臨時中央匯報江西省委工作後,特地抽空去白屋子看望了正在總政治部養傷的王稼祥同誌,言談中我提起了你,為臨時中央不公正地處理你講了幾句公道話,想不到他聽後很激動,立刻表示要向黨中央反映讓你來他這裏工作。稼祥是一個心直口快、愛惜人才的人,他還希望我也到總政工作哩。”1934年9月長征前夕,李富春果真調總政治部任副主任,長征途中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鄧小平聽了李富春的介紹,心中恍然大悟。我們的黨,正是有了許許多多的像王稼祥、李富春這樣以革命事業為重,敢於在關鍵時刻保護同誌、相信同誌,並把他們安排在黨所需要的崗位發揮其作用的人,革命事業才總是能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的黨才那麽生氣勃勃。想到這裏,鄧小平感激地望著李富春說:“像王稼祥這樣馬列主義水平高、黨性強的同誌,希望在黨內能多一些就好了,這樣我們革命事業就能更快地勝利。”

陳毅聽了也有同感,連連點頭稱是。陳毅是一位很出色的紅軍指揮員,文武雙全,然而,“左”傾領導長期不重用他,撂在一邊不管,幾年來一直呆在江西軍區地方部隊工作,很少有上前線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機會,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眼看前方戰鬥節節失利,蘇區地盤日益縮小,內心十分沉痛,他希望鄧小平到總政治部以後向王稼祥好好反映。陳毅說:“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在黨內、軍內有說話權。”鄧小平看到陳毅深沉的目光,完全明白陳毅的心情,頻頻點頭。

李富春、陳毅和鄧小平正談論到興頭上,蔡暢走進來說:“今天,曾山主席熱情特高,他親自動手一邊炒菜一邊同我講鄧小平是個難得的人才。他眼快手快,動作迅速,一會兒工夫,就把飯菜弄上桌了,他叫我們高高興興地陪鄧小平喝幾杯吧,祝他一路順風,從寧都七裏順利地到達瑞金沙州壩新的工作崗位。”蔡暢邊說邊請鄧小平進餐。這四位在法國巴黎時的老同學,情誼是非常真摯的。小平見蔡暢滿麵紅光,猜想她在廚房裏親自動手掌勺,一定是煙火烤紅了臉,感激地說:“今天吃了蔡大姐親自炒的菜,我從寧都到瑞金的腿力一定會加大,步子邁得更快嗬!”李富春、陳毅、鄧小平、蔡暢和曾山、陳正人六人圍著方桌邊喝酒邊交談,十分暢快。借酒助興,話題越談越多,從巴黎的賽納河談到莫斯科紅場,從井岡山談到贛南閩西,從上海的白色恐怖談到廣西的百色起義烽火,從瑞金的上任談到會、尋、安獨好的革命形勢,六人興致越談越濃,一頓飯從暮靄初起吃到月上柳梢的時候。

這天晚上,一輪明月高嵌在無垠的天河上,向大地灑下祥和與安寧,在夏夜令人心醉的天籟聲裏,借著酒興陳毅詩意大發,他興致勃勃地說:“東坡居士詞雲,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我們幾個,從法國巴黎回國後,一直忙於革命鬥爭,和小平同誌一直難得見麵,這次分別,又不知何日相會,我們何不到外麵走走,共共這個嬋娟。”

“要得,”鄧小平首先讚同,到外麵走走,確實不壞。李富春、曾山也覺得這個主意好,六人一同來到屋外。

寧都七裏的夜色美極了。村後的翠微峰,森然聳立,巍峨的群峰綿延數裏。此時,明亮的月色給睡眠的山峰灑下銀色的光芒,山林中,一縷淡淡的雲霧升騰著,與月光交合著,散射出朦朧的光澤,仿佛給翠微峰的山巒披上了一件極薄而又神秘的白紗,使夜色中的翠微諸峰更顯縹渺神奇的情趣。

曾山對寧都的夜景讚不絕口,不禁要吟起詩來,鄧小平則並不以為然,他認為瑞金的風景不亞於寧都,他向曾山介紹說,瑞金的城南有一座山峰,山峰上聳立著一座白塔,每當夕陽西下,晚霞裹著白塔分外好看,加之塔下綿江悠悠流淌,更有一番心曠神怡的感覺。這時,鄧小平想起毛澤東。他脫口而出吟了一首順口溜:白塔巍峨矗立,綿江長流向東;紅色兒女前仆後繼,永遠懷念毛澤東。曾山聽得出來,這不僅是瑞金的風景美,而更是鄧小平愉快心境的流露,以及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體現。

李富春、鄧小平、陳毅、蔡暢、曾山、陳正人六人在七裏村村前村後盡情漫步,談著他們喜愛的話題,直到夜色闌珊、萬簌俱寂,整個夜晚都回蕩著六位老友的談笑。

從寧都到瑞金沙洲壩足足有200多華裏。曾山作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特別愛護戰友鄧小平,他設法從江西省軍區後勤部要了一匹馬,派了一位通訊員護送鄧小平去瑞金。第二天黎明時分,鄧小平帶著他們的勉勵與祝福,躍馬揚鞭告別寧都向中央蘇區赤色首都瑞金前進了。

六、長征後曾山留在江西打遊擊,經受了殘酷考驗

毛澤東同誌多次講過:“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曾山同誌是有功的。”1934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瑞金沙洲壩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曾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新成立的人民委員會中,曾山擔任內務部長。

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指揮,導致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18日被迫離開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這時,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調任中央紅軍總部擔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央決定由曾山接替李富春,擔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領導江西蘇區人民堅持遊擊戰爭,掩護中央紅軍主力突圍,進行長征。曾山在不明了中央任何具體部署的情況下,臨危受命。接著他又受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項英之命到廣呂率領一個獨立團,留在江西蘇區堅持遊擊戰爭。

中央紅軍主力剛剛離開瑞金幾天,國民黨大軍步步逼入,蘇區形勢吃緊,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曾山於1934年10月26日在寧都西裏村親自主持召開了幹部會議,會議決定首先牽製敵人,掩護紅軍主力突圍北上,然後向吉安東固集結,並以東固山為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為了輕裝簡從,會議還決定撤銷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成立江西省軍政委員會。中央明確指示:中央紅軍主力轉到外線作戰,不久即可轉回中央蘇區,那時,紅軍遊擊隊即可在內線配合,消滅深入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後來,曾山回憶這段曆時說,當時中央分局轉告我們:隻要堅持半年遊擊戰爭,紅軍主力就可打回中央蘇區。根據中央分局這種錯誤估計,導致我們沒有作長期隱蔽精幹、積蓄力量、深入發動群眾、進行長期鬥爭的打算和部署,結果隻是集中弱小的地方紅軍遊擊隊和人民武裝力量,對深入中央蘇區強大的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麵對麵的鬥爭。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等於雞蛋碰石頭,沒有多久時間,就使留在中央蘇區的武裝,遭到嚴重損失。

1934 年12月,曾山在得知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遵義,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導致丟失了中央蘇區。值得慶幸的是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時,曾山同誌在完成了牽製敵人,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的光榮任務後,率領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一、第二團及省級機關幹部,從永豐縣黎溪村出發,進軍吉安東固,經過幾次戰鬥,仍無法突破敵人封鎖線,隻好暫留在永豐寧都交界的大山中隱蔽,堅持遊擊戰爭。

1935年2月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到處搜索紅軍,形勢十分嚴峻,曾山率遊擊隊轉到靠寧都不遠的廣呂一帶的崇山峻嶺之中,與敵人周旋了一陣子,然後又從廣呂、寧都轉到泰和、興國邊境。當曾山率遊擊隊來到興國崇賢地區時,與中共公(略)、萬(安)、興(國)特委書記胡海率領的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四團會合。不久,中共江西省楊(殷)贛(縣)特委書記羅孟文率領的江西工農紅軍獨立十三團也到興國崇賢。這三支紅軍遊擊隊在艱苦的遊擊戰鬥中能會合在一起,這無疑是增加了力量,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心。於是曾山當機立斷,在興國崇賢地區的齊汾,召開了中共江西省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在敵人步步為營、四麵包圍,又與中央分局(書記項英)、中央蘇區辦事處(主任陳毅)失去聯係的情況下,如何突出重圍的問題。曾山說,當前深入蘇區的敵人力量十分強大,又采取步步為營、堡壘圍困政策,要想在公(略)萬(安)興(國)蘇區繼續堅持鬥爭,是非常困難的,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有被強大的敵人一口吃掉的可能。曾山鄭重指出: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和敵人拚消耗。經過大家反複討論,會議作出最後決定:立即突圍到粵贛邊區去和在那裏堅持遊擊戰爭的李樂天、楊尚奎會合(後來項英、陳毅也突圍到粵贛邊區)。會後,在數次組織突圍中,由於隊伍行進遲緩,不能在短期內衝過封鎖線,幾次突圍均遭失敗,隊伍傷亡很大,情況十分危急。在這種危急情況下,曾山為了縮小突圍目標,分散敵人的阻擊力量,乃命令獨立團自行選擇突圍路線突出重圈,再尋求發展的機會。

七、半麵紅旗表忠心

1935 年初,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天空烏雲滾滾,地麵寒氣逼人。下弦月時明時暗,空山林海,萬籟寂靜。這時,在方石嶺的密林裏,隻有曾山、胡海率領省軍區獨立團,瞻前顧後摸索前進。這支隊伍連日遭到國民黨正規軍配合各地保安團的圍追堵截,他們隻能在地下黨和群眾的支持下,輾轉遊擊。走在隊伍前麵的一個,個頭不高,矮胖敦實,皮膚黝黑,臉膛方正,不時招呼大家穩健慢行,這是公(略)萬(泰)興(國)特委書記胡海,走在隊伍最後的一位個頭頎長,體態均勻,臉部清瘦,雙目有神,不時關照行動困難的戰友,這就是江西省委書記曾山,他們正向白雲山方向組織突圍。

兵分兩路,胡海和警衛員連夜冒雨先往白雲山,曾山率領遊擊小組,便連夜下到淘金坑,去找群眾幫助解決大家吃的問題。曾山率領的遊擊小組下山,在一個綠蔭蓋頂,蘆茅叢生的叉路口,雜亂無章地停著一頂花轎,放著幾擔油光閃亮的嫁妝,路旁還橫躺著數具滿身汙血的死屍,可就是前後左右看不見一個活人的影子。遊擊小組唯恐有詐,他們潛在蘆茅叢中蹲了一陣,後來巧遇一個紅軍烈屬早起撿糞,這才弄清事情真相:原來是螺坑保安團總,迎娶一個返鄉土豪之女,行抵叉路口時,碰到三采白匪碉堡駐軍的班長,帶人埋伏攔路搶親,偷偷摸摸幹了一仗。打死了迎親的保安團丁,搶走了嬌美的新娘。

他們丟下一塊鮮豔奪目的紅布。曾山把這塊紅布帶了回來。並把敵人遺下的陪嫁禮物:花生、餅子、糖果分給大家吃飽了,馬上又登上了轉移的征程。時近中午,曾山和胡海的兩支隊伍,會合在白雲山下的嚴坑村。

嚴坑地處吉、泰兩縣交界之處,全村統共五六戶人家。這裏暫時為吉安縣的敵人不願管,泰和縣的敵人管不到的地方。

曾山和胡海抓住這個有利時機,打算讓部隊在這裏養精蓄銳休整幾天。

頓時,寂靜的山村沸騰起來了,隨著徐徐降落的夜幕重又恢複寧靜。大部分遊擊隊員已經熄燈就寢。隻有村外的崗哨、往來的交通、以及遊擊隊的領導,還在執行神聖的使命,各自堅守在不同的崗位上。雞唱三遍,天將拂曉,值勤哨長找到曾山、胡海,報告一個特急的情況,他說:“夜半時分,擔任流動崗哨的警衛員龍生,發現那個叫山老鼠的遊擊隊員鬼鬼祟祟溜出營房,鑽進了茶亭改建的張寡婦屋裏。龍生早就聽到山老鼠和張寡婦私通,出於好奇,尾隨而去。他躡手躡腳摸到張寡婦睡房窗下,側耳細聽。隻聽得幾句淫穢的聲音:‘死鬼,人家東固蘭團總打了包票,隻要你幫忙捉到曾山、胡海,到那邊當個保安團副靠得住……’龍生聽到這裏氣得咬牙切齒,他找到值勤哨長,二人破門而入,從床上抓住這對淫夫蕩婦,用棕繩綁個結實連在一起,另派了一個崗哨負責看守。誰知看守一時疏忽,被敵人打翻在地,奄奄一息,兩個人跑得杳無蹤跡,情況十分嚴重。”

曾山聽了哨長匯報,當即與胡海共同商議,如此這般分頭準備。胡海布置有關突圍事宜起身走了,曾山找出那塊從敵人手裏得來的紅布,攤得平平整整,揮筆疾書“艱苦奮鬥”四個大字,不等墨跡幹透,他便拿著紅旗趕到村前竹林裏,找到胡海,隨手亮出紅旗,對折為半,嘶啦一聲,一麵紅旗兩半開。曾山、胡海雙雙高擎紅旗,帶領大家發出了莊嚴的誓言:“艱苦奮鬥是我們的信心!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決心!艱苦奮鬥是我們革命到底的象征!今天我們各持紅旗分兵出擊!來日戰友勝利會師合旗歡慶!”

曾山和胡海兩支隊伍,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嚴坑村。

在白雲山的叢林中,曾山帶領的遊擊隊一行十幾個人一色山外挑腳打扮,他們頭戴竹葉鬥笠,身著對襟大褂,腰紮土布汗巾,腳穿麻繩草鞋,有的挑著皮籮,有的擔著油瓶,沿著將軍嶺、觀音崖、九雨嶺山梁前進。

大約十時許,曾山遊擊隊到達九雨嶺下的山泉邊歇腳,各自灌裝水底油麵的擔子,分頭檢點備用通行的證件,巧妙地把武器偽裝在油籮底下,經過再三喬裝,儼然都是油販。他們不顧汗流浹背,不管山道崎嶇,一心隻知快速趕路。當這支隊伍風風火火趕到風車口時,早有一位化緣尼姑愁眉苦臉坐在路旁,原來這就是交通員。她向曾山報告了富田的異常情況:從今天起,來往行人都要出示特別通行證。經過多方努力,還沒有搞到這種證件。眼看交通員匆匆離去,大家心裏十分焦急!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背後一聲:“讓開,讓開!好狗不擋大路。你們一夥臭油販子,擋在路頭,你們有幾個腦袋?!滾!”

突如其來的叫罵聲,搞得大家如夢初醒,定睛一看,上十個白狗子已到跟前,領頭的是個麻臉大漢,一個個不是肩挑便是手提,什麽壽衣壽褲、壽帽壽鞋、壽帳壽被、壽糕壽麵、壽肉壽酒,還有堆積如山的壽包子,件件物品離不開大紅壽字。這般架式不言而喻,肯定是送壽禮的。曾山心中暗暗大喜,向大家丟了個眼色後,賠禮道歉百般討好地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不知長官們路過,我們讓,我們讓----哎,不過,這山高路陡,長官們何不歇歇氣?!”

“歇氣?關你屁事!我們走過富田圩還有十裏,路中一耽擱,豈不誤了中午大宴席。滾滾滾!”

“鬥膽借問長官,如今共匪出沒無常,我們一路提心吊膽,能不能仰仗長官們虎威,搭伴隨行?”

“少羅嗦,再說老子毀了你的油擔子!”

曾山一拿扁擔,大家也就抬起沉重的油擔子,挪步放到一邊。白狗子毫不客氣,大搖大擺起步就走。剛剛走到遊擊隊中間,曾山“嗨”的一聲,大家一齊動手,一個個白狗子應聲倒下,口吐白沫地死了。遊擊隊員趕快剝了敵人的衣著往自己身上穿。曾山還從麻臉大漢的身上,搜到一張特別通行證。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曾山帶的遊擊隊一下變成了“白狗子”的送禮隊。他們大模大樣馬不停蹄直奔富田圩,順利通過富田圩的層層關卡,眨眼功夫行至圩北富水河邊。這裏有一道竹排架設的浮橋,兩岸設有崗哨。哨兵檢查過他們的特別通行證,二話沒說,揮手放行。

曾山他們急急穿過一壟荒田,匆匆上了亂墳山崗。大家正在慶幸突圍,不料對岸“叭!叭!”聲響了兩槍。隨著“抓住赤匪!抓住曾山!”的狂叫,刹時槍聲大作,彈如雨淋。這又是什麽緣故?原來是叛徒山老鼠帶著東固保安團的人馬,心想爭功奪賞,到處找不到遊擊隊的影子,瞎碰亂撞鑽進風車口,巧遇一個死而複生的白狗子,指點他們緊步後塵追到這裏來了。

敵人緊追不舍,越來越近,曾山沉著應戰,且戰且退。快要接近水北嶺灌木林,有的同誌受傷了,有的同誌倒下了,警衛員龍生身中數彈,還踉踉蹌蹌衝進樹林,曾山見他昏倒在地,背起來就領大家飛速撤退,一口氣不知跑了多少路,好不容易才登上一個無名山頂,敵人還在追剿,山下還有槍聲。這裏樹木稀落,怪石嶙峋。曾山本想放下龍生,包紮傷口,繼續前進。誰料這對親如兄弟的首長和警衛員,一反常態爭吵起來。一個要背著戰友轉移同生共死:一個要堅決留下掩護大家撤退。二人互不相讓,最後龍生竟說出一番意誌消沉的話:“首長,我不走了,我要回家。生可安居樂業,死有黃土三尺。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請你把那半麵紅旗留給我,作為我參加革命一場的紀念吧!”

此時此刻,敵人的嗷嗷叫聲越來越大,曾山同誌心如刀割,淚如雨淋,從貼身衣袋裏掏出那“艱苦”二字的紅旗,雙手顫抖地遞給龍生,轉身和剩下的同誌三步一回首地撤離山崖。

敵人越來越近,四處一片狼嚎聲。龍生竭盡全力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向東邁進,走到一塊居高臨下的崖石上,他扒下青天白日的匪軍帽,手擎紅旗呐喊:“曾山在這裏,有種的上來!”

叛徒山老鼠領著眾匪徒,循聲蜂擁而上,二十米、十米,山老鼠正想喊這不是曾山,龍生舉槍射出仇恨的子彈,山老鼠滾下了山崖。本想爭功奪賞的敵人,又用密集的火力向龍生射擊過來,脫離險境的曾山和遊擊隊員站在高山之巔,默默告慰戰友的英靈,龍生就象一座雕像屹立山崖,烏雲為他壯行,寒風為他致哀。那半麵紅旗隨風飄呀,飄呀,輕撫著紅軍戰士的軀體,輝映出革命烈士的風采……

八、艱苦轉戰,剩下自己一人;化裝潛回上海,奔赴蘇聯學習

1935年3月中旬,曾山率領紅軍獨立一團、二團及江西省蘇維埃機關幹部從興古線以北地區突出了敵人“圍剿”的重圍。幾經苦戰,部隊遭受重大傷亡。曾山麵對強大敵人,率隊曆盡千辛萬苦,輾轉在泰和、吉安、吉水、新幹、樂安、永豐、廣呂、黎川等地,始終未能實現突圍到湘贛邊的油山和李樂天、楊尚奎部會合的計劃,而且部隊傷亡很大。到5月間,再次遭到敵人的包圍阻擊,八百人的隊伍被打散,身邊隻剩下不到三十人。為了縮小目標,他將剩餘下的人分成三個戰鬥小組突圍,在突圍時,其中兩個小組又失散了,曾山自己率領的那個小組隻剩下三人,形勢十分嚴峻,他決定回到吉安東固隱蔽。當走到永豐找飯吃時,又遭到靖衛團的圍追,曾山和一個姓郭的戰士,一口氣跑到吉水的湖口,才甩掉了圍追堵截的敵人,曾山滿頭大汗,氣喘不停。那個姓郭的戰士要求潛回家中暫時隱蔽,這時隻剩下曾山孤身一人。麵對這種危急,曾山一點也不氣餒,繼續堅持鬥爭。他當機立斷,化裝成長途挑油販賣的農民,闖過了敵人層層關卡,潛行到上海,尋找黨組織。不久,遇到中央蘇區總工會的梁廣同誌,通過他找到了黨組織。經過長征到瀘定橋以後,經中央派來上海的負責人陳雲批準,保送曾山去蘇聯學習。

1935年冬至1937年冬,曾山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學院學習了兩年,他比較係統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一些重要著作,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結合中央蘇區和江西省蘇維埃幾十年奮鬥的經曆,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為以後的革命和建設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九、在抗日的最前線

曾山於1937年11月從莫斯科經新疆飛回延安,參加抗日戰爭。中共中央經過研究,任命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並派他回江西南昌、吉安、贛州等地協助項英、陳毅做南方各遊擊隊的集中和改編工作。

新四軍軍部及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建立不久,於1938年4月陸續遷移到了皖南、涇縣雲嶺,曾山仍留在南昌處理遺留問題,並兼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38年 9月至11月9日,曾山到延安參加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聆聽了毛澤東的重要講話,批判了王明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錯誤,提高了全黨的認識。會後,曾山於年底從延安經西安,準備轉重慶返江西南昌,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逗留的日子裏,中央批準曾山和長征女紅軍鄧六金同誌喜結良緣,建立了幸福美滿的家庭。

曾山回到江西,向中共江西省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指出在敵占區和國統區的地下工作,應堅決貫徹中共中央作出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1939年春,曾山專程去廣西桂林,向正在那裏的周恩來請示和匯報工作。事後,曾山隨周恩來到江西,經浙江金華、紹興等地,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及中央東南局視察工作,周恩來敦促項英貫徹中央向敵後發展的指示,確定新四軍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進攻,向北發展。”同年3月,曾山回到皖南涇縣丁家山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具體分管民運部和敵占區、國統區地下黨的工作。皖南事變後,曾山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長。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艱苦鬥爭時期,當時陳毅痔瘡嚴重發作,不能行走,曾山親自和幹部一起抬擔架送陳毅到彭城醫院治療,陳毅感動不已。

1942年,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由蘇北鹽城遷往淮南黃花塘,曾山又兼管華中局的財經工作。他為了保證抗日根據地內軍民的物資供應,在根據地組織幹部和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克服物資上的困難,並通過地下黨組織,從上海敵占區秘密購買了大批軍火、藥品、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資運進根據地,保證了新四軍及人民群眾的急需。

為了統一華中根據地的貨幣免受敵占區、日統區通貨膨脹的影響,設立了華中印鈔廠,創建了華中根據地第一個銀行----華中銀行。在反掃蕩鬥爭中,曾山親自領導銀行工作人員做好了印鈔廠的安全轉移工作,受到了上級的表揚。

1943 年初,華中局派曾山到新四軍七師指導工作。曾山剛到蕪湖七師師部時,就遭到日偽軍的包圍襲擊,形勢十分危急。曾山在遭到日寇機槍瘋狂掃射危急情況下,他機敏地從馬背上滾下山溝,才避免了傷害。1943―1944年,華中局通過黨校舉辦了幾期縣團級幹部整風學習班。曾山在負責每項的審幹工作中,認真貫徹了毛澤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沒有出現什麽偏差,保護了一大批領導幹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曾山因工作忙未能出席大會,而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這充分說明了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他的了解和信任。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物資供應,曾山大力發動群眾,通過各種物資流通渠道,出色地做好了華東野戰軍及兄弟部隊的支前工作,從而保證了每一次戰鬥的勝利。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戰略決戰階段。在著名的淮海戰役中,曾山擔任華中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的支前工作,夜以繼日在淮海戰場上奔忙。據王靜、趙永希在1979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曾山》一文中指出的:“自1947年國民黨軍隊向山東解放區發動所謂重點進攻,到華東全境獲得解放,在將近三年多的時間裏,他(指曾山----作者注)負責指揮華東各省,特別是山東省的廣大農民,每年貢獻出20億斤公糧和其他大量物質。”在缺乏現代運動工具的情況下,這些軍糧和軍用物質全靠數十萬數百萬的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群眾,用肩挑、手推車和牲口馱運等方法運送前線。這其中的動員、組織和運輸工作是極其繁重、艱苦的。曾山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貢獻。1948年4月,華東野戰軍解放了山東維坊以後,派曾山任接管委員會主任。同年9月華東野戰軍解放山東濟南後,又派曾山任濟南軍管會主任。他帶領一批財經幹部,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任務,並總結了接管工作的經驗,受到黨中央的好評。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曾山寫的《關於接管濟南的經驗報告》時指出:“關於接管濟南的報告甚好,轉發各局參考”、“中央正在根據你和各地報告,利用準備進入平、津的布置,起草與此有關的黨內指示和軍管期間的各項政策,以求解決這些問題。”1949年4月,曾山根據中央指示,積極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天塹進行物資準備工作。他搜集大量木材,修造過江船隻,又從大連和淮海戰場運來數百部繳獲過來的汽車引擎,用以組裝機帆船,對保證渡江戰役的勝利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軍發起了渡江戰役,23日,一舉解放了南京。曾山又參加了接管南京市的工作。同年5月27日,中國最大的沿海城市 ----上海市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長,負責上海市財經戰線方麵的工作。在黨中央領導下和陳毅直接指揮下,曾山將早在蘇北、淮南等儲存的大批糧食、棉花、煤炭等物資及時運到上海,不僅解決了上海“兩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的供應,而且有力地打破了過去上海完全依靠進口外國物質才能生存的局麵。同時,曾山采取果斷措施,打擊投機倒把,取締上海證券交易所,整理稅收,統一財經,積極推行公債,讓人民幣占領市場,很快穩定了物價,解決了上海廣大市民飽受多年的通貨膨脹之苦,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高度稱讚。

十、在治理淮河戰中造就大批技術人才

1950 年7月,淮河兩岸發生了嚴重的水災,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毛澤東同誌及時發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號召。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華東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決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員會,任命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的曾山為治淮工作委員會主任。淮河兩岸的河南、山東、安徽三省的省長和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錢正英為副主任。

在治淮期間,曾山非常重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華東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係的畢業生參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績。

陳毅元帥經常表揚曾山善於發現人才,而且善於培養和使用保護人才。

曾山長期在陳毅元帥手下分管組織工作。抗日戰爭時,曾山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長,解放戰爭中,曾山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長,並在山東主管財政經濟工作和支援前線工作。山東省濟南市解放後,任濟南市軍事委員會主任,上海市解放後,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華東解放後,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領導下,華東地區湧現了大批經濟工作能手,許多同誌後來成為中央政府的骨幹。據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在1999年4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待到山花爛漫時----紀念曾山同誌百年誕辰》的文章中指出:“大概有八位成為正部級以上領導幹部,還有多位同誌成為卓有成就的經濟專家。”錢正英說:“至今,我還記得當年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開會時,在曾山同誌主持下,那種英才濟濟一堂,敞開胸懷,各抒己見討論的盛況。有時,一些同誌爭論得麵紅耳赤,曾山同誌寬容地傾聽各方意見,最後作出大家信服的結論。”錢正英說:“在當年華東軍政委員會的部級幹部中,我隻是最年輕的一個副部長,對於財政經濟的方針大計,沒有多少資格參加爭論,但是能旁聽,這種爭論,也是莫大的教育並感到是一種幸福。現在回想起來,正是這種真正的民主集中製環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脫穎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是一位工農出身的領導幹部,當年華東財政的部長和副部長們,來自各個解放區和上海剛剛解放的大城市,絕大多數是大學生出身,其中有些同誌甚至是相當知名的學者有的秉性十分驕傲。但是曾山同誌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當之無愧的領導人,大家信服他,依賴他。心情愉快地團結在他的周圍,毫無保留地在他領導下努力工作。”錢正英說:我不知道別人在他領導下的工作經曆,對於我來說,我個人作為一個黨員幹部,在他直接教育下,逐漸成長起來,而且親身體會到,在他的領導下,治淮事業是怎樣做到人才輩出的。錢正英回憶:1950年3月,我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當時我在山東省黃河河務局當黨委書記兼副局長,才二十七歲。在建國幾十年後的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當時也屬於破格提拔,據說在討論任命名單時,曾有過爭辯,不少同誌提出懷疑:“黃毛丫頭怎麽能當部長?”這句話傳得很廣,幾年後,我初次見到李先念同誌時,他還開玩笑說:“啊!你就是那個黃毛丫頭?”

當時,華東水利部屬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領導。1950年7月,淮河發生嚴重水災,根據中央決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員會,曾山兼任淮委會主任,由河南、安徽、山東三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任副主任。華東水利部副部長汪胡楨、錢正英在淮委會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長,曾山同誌以後又調了吳覺、萬金培兩人分任淮委會秘書長和財務部長,曾山把錢正英、吳覺、萬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確提出要錢正英等三人為淮委黨委常委,負責淮委日常工作,他(她)們三人工作得很好,這也是知人善任的碩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從上海到蚌埠檢查並主持重要會議,淮委也經常派錢正英赴上海向曾山匯報、請示工作。曾山對錢正英這號稱“黃毛丫頭”的副部長關懷備至,幾乎是手拉手似的帶著錢正英工作的。曾山對每一個青年都有一種慈父的感情,既堅持原則,又體貼入微。在他麵前,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地傾吐心思,大膽地發表見解,曾山總是循循善誘地幫助大家分析問題,隻要是正確的或稍有可取之處,他就給予肯定和鼓勵,如果有了錯誤,他總是耐心開導,使大家心悅誠服地接受批評。每次談話之後,都能獲得前進的力量。

曾山目睹治淮工程巨大,需要眾多的技術人員從事各項工作,才能完成任務,他經過調查研究,報請華東軍政委員會和國務院人事部批準,從全國各地抽調技術骨幹支援和在社會上廣泛吸收人才外,還決定將華東地區高等院校的水利係全體畢業生都分配參加治淮,並動員兩個係的三年級學生去治淮實習一年,再回校結業,各種人才一時雲集蚌埠。曾山像慈父般地關心、愛護這一批優秀治淮人才,他針對當時條件差的情況,及時從華東軍政委員會撥了一筆經費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他自己卻過著清貧的日子),使大家懷著一種開創事業的豪情,愉快地接受分配,奔赴治淮第一線,促使治淮工程進度加快,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曾山同誌在淮委成立的第一天就對大家說,要治好淮河,必須依靠全體幹部、專家、技術人員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親密團結,充分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當時淮委的各級領導剛從長期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一些同誌初次和許多知識分子共事,還不太習慣,不大適應這種新的環境。有些同誌對知識分子的特點不夠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們的一些缺點,對他們不夠信任。1950年冬,河南省白沙水庫工地,這是我國自己建設的第一個大型水庫,由於施工管理不嚴,隧洞發生塌方,造成人員傷亡。河南省治淮指揮部決定給各級技術負責人嚴厲處分,但沒有追查有關黨政領導人的責任。吳覺、萬金培和錢正英都感到有些問題,向曾山同誌作了匯報,曾山同意錢正英等人的意見,認為當前一部分黨員幹部中,還不能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左”的傾向。這個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就不能充分發揮廣大知識分子的作用,治淮事業就不能很好地前進。因此,曾山同誌要求淮委全體同誌進一步學習毛澤東同誌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文章,並由吳覺同誌起草,提請治淮黨委通過一項關於團結知識分子的決定,發布到治淮係統的各單位,這是治淮工作中一項極為重要的思想建設,為知識分子的鍛煉和成長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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