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前夕，地下黨員的人數已經超過3000人

1949·舊聞新解：解放北平

新華社記者張汨汨、黎雲

（1949年舊聞：新華社陝北二月三十一日電世界馳名的文化古都，擁有二百餘萬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軍事發展和政治發展之一。原有國民黨反動軍隊及其軍事機構大約二十萬人據守的北平，乃是執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所宣布的八項和平條件以和平方法結束戰爭的第一個榜樣……北平的國民黨軍主力現已開至城外指定地點，人民解放軍定於本日開始入城接防。）

親曆者說：

北平的和平解放，歸功於傅作義最後時刻的正確抉擇，歸因於大勢所趨，其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推手，就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積極活動——平津戰事未開，北平的地下黨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暗河，向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滲透。

到1948年冬，北平地下黨員的人數已擴大到了3000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和‘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當時統稱“地下盟”，盟員已有5000人。

陳淑光當時是北平藝專的學生，19歲的她也參加了“地下盟”。“那時候，青年學生裏的地下黨員、地下盟員是最多的，清華和北大都被叫做‘小解放區’了。”陳淑光說。她和地下盟的同學們晚上派發傳單，“每條胡同挨家從門縫裏塞進去”，還抄寫了大量的“警告信”，“寫給我們知道的特務，警告他們要將功贖罪”。

1948年底的一天，陳淑光又受領了一項任務：調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學生打扮，夾著幾本書來到城牆下，往前踱著步。“右手裏拿著管口紅，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應的位置點一下。萬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們什麽證據也拿不到。”

外表悠閑，心情忐忑。其間，還真有小小的驚險：“兩個國民黨兵跑過來，問我是幹什麽的，在這裏轉悠什麽。”

陳淑光看見不遠處有所小學，靈機一動，理直氣壯地回答：“我要到小學去看朋友！怎麽，這都不行嗎？”說完，她不等兩個兵答話，轉身就往小學走。

“還好當時學校都不上課，門禁管得不嚴，不然如果到了門口被攔住，那兩個兵肯定要追上來抓我。”陳淑光說，走出好遠，她還感到背後兩道目光一直盯著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圖擺到了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的桌麵上，圖上清晰地標注了北平城裏所有的碉堡、彈藥庫和其他軍事設施。“其實我們這些學生的偵察隻起到輔助和印證的作用，詳細具體的城防圖還要靠地下黨提供。”陳淑光說。

其中，專門負責軍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沒。經過他的策反，國民黨軍不僅送來了內部的城防圖，一位國民黨師長還對王甦說：“你們一開始攻城，我就把軍官集中起來開會，讓部隊失去指揮。”傅作義的鐵甲車隊也與地下黨約定暗號，一旦攻城，鐵甲車將臨陣倒戈，帶領解放軍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義是識時務的，走上了和平改編之路。如果他不走這條路，他的部下也會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誰也擋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當談及北平解放之事，都會感慨地得出這樣的結論。

“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我們的同誌。”時任北平地下黨學生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崔月犁在回憶文章中寫到。

中共對傅作義所做的工作，主要通過三個人來完成：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傅作義的同事、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

“我就是黨安排在我父親身邊的傳聲筒。”傅冬菊曾這樣總結她的地下黨工作——傅作義在家裏歎氣、咬火柴棍、對著鏡子大喊大叫，還拔出手槍來對著太陽穴，諸多類似的舉動都很快送到了解放軍的高層首長那裏，以供研判。

劉厚同則是以堅定的態度反複向傅作義談形勢，擺利害。傅冬菊曾回憶，傅作義常對部下說：和談是不是投降？不講道德還能做人嗎？“關於‘忠’的問題，劉老對父親是這樣說的：商湯、周武討伐桀、紂，後人不但不罵他們是叛逆，反倒讚美他們是聖賢。忠，要忠於人民，並非忠於一人。如果你能順應曆史發展，順應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人會簞食壺漿歡迎你，誰還會罵你叛逆呢？”

1月，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終於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正確的抉擇，率部25萬餘人宣布起義。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和北平市委決定：地下黨可以內部公開。於是，在解放軍入城的第二天，2000多名地下黨員集聚在宣武門外大禮堂，第一次舉行了公開會議。

“我們這些去開會的人，有的還戴著大口罩、帽子。因為做地下工作是單線聯係的，很多人彼此都不認識。”當時擔任北平高等工業學校地下黨總支部書記的王大明參加了那次會議，他記憶猶新。

彭真、聶榮臻、葉劍英、薄一波等都出席了會議。

“今天，我們北平的地下黨員終於從地下轉到地上了，就這一句話，全場都沸騰了！”王大明回憶，“我們這些年輕人把帽子都扔上了天，大家摘了口罩，彼此相認，互相指著對方：‘原來是你呀！’歡呼、握手、擁抱，那個激動，那個興奮，真是！多少年了，到現在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