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鏢”（組圖）

 　　60多年前，羅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保鏢、電話接線員和侍從，並陪伴希特勒在其藏身的地下碉堡裏度過了最後的日子。那時的他隻是一名納粹黨衛軍中士，在希特勒的團隊中並不算重要人物。然而，隨著那個動蕩年代見證者的一個個離去，這名普通士兵變得越來越重要，他成為了希特勒的最後日子僅存的親曆者，但是，目前已經90多高齡的米施一直稱，他將把62年前的秘密帶進墳墓。　　

 　　隨著納粹時代見證者一個個亡故，米施的地位突然重要起來：2002年，希特勒最後的女秘書瓊格逝世，享年82歲；2007年2月，希特勒在地堡裏的助手、93歲的洛林齊霍芬過世。現在，米施成為最後一個從納粹地堡裏出來的幸存者和目擊者。“成為最後的曆史見證人，這感覺很奇怪。”米施說。

 　　米施1917年出生於波蘭小鎮奧波萊，兩歲時父母雙亡，在祖父母的撫養下長大。20歲時，米施加入了納粹黨衛軍，由於是家族惟一幸存的男性，他被免去了上前線的命運，隻在後方做一些勤務工作。1939年，米施在去波蘭執行任務時被子彈擊中，不得不回家療養。傷勢漸漸好轉之時，他突然接到部隊司令的電話，“總部那邊需要一個人”。米施當時也許沒有想到，這個電話將改變他的命運。

 　　這個“總部需要的人”正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鏢。那時，23歲的米施儀表堂堂、身材魁梧、肩寬體闊，確實是保鏢的最佳人選。但米施心裏卻惶恐不安，“當時我害怕極了，心裏不停默念說，千萬別帶我去見元首。就像當時所有德國人一樣，希特勒在我們心中的地位像神靈一樣‘至高無上’。” 　　

 　　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米施回憶說，他“脊背上生出一股寒意”。但是他忐忑的心情很快平息下來，希特勒讓米施去維也納送一封信給他的姐姐。“他站在我麵前，就像個普通的紳士，言辭溫和。”

 　　接下來的六年裏，米施身兼多重任務，他是希特勒的保鏢、電話接線員和侍從。談到與世界臭名昭著的獨裁者相處的日子，米施並不為此感到恥辱，米施甚至表示，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陪伴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別墅度假的日子。他至今還保存著希特勒與其親信的合影照片。憶及此景，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無限留戀，“度假的日子太美妙了，希特勒在那裏非常放鬆。”
 
　　也許是遠離了猶太人被屠殺的殘酷場景，米施不認為希特勒是戰爭魔鬼，“我們日夜跟隨著他，我們最了解。在我結婚的時候，他還送了我一箱香檳酒作為賀禮。”

 　　1940年到1945年間，米施日夜跟隨希特勒，從柏林的總統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從阿爾卑斯山的別墅到柏林的地堡。在第三帝國最後的日子裏，米施隨希特勒一起躲進地堡，度過了最後12天，他負責維護地堡裏的電話係統。

 　　如今，米施遇到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讓他描述“希特勒在地堡裏最後的日子”。他曾表示要將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然而在米施成為媒體焦點，並一次次接受采訪後，人們從其斷斷續續的描述中依稀窺見希特勒的末日時光。

 　　米施說，地堡裏並不像許多電影和書籍描繪的那樣充滿喧囂，而是陷入一種古怪的寂靜狀態。“地堡裏最後的日子很正常，瘋狂尖叫的場景從未發生。希特勒顯得非常鎮靜，每個人說話都很低沉。然而最糟糕的就是那種寂靜，使得地堡更像一個死亡之堡。” 　　

 　　“那時我們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每天都在希望和絕望中掙紮。大家甚至期待著奇跡發生，期待著英國會調轉矛頭攻打蘇聯。”

 　　1945年4月30日，蘇聯軍隊離地堡不過300米，希特勒向下屬簡單交待後走進了自己的密室。米施回憶說，“我的工作間正對著希特勒房間的入口，他在走廊裏說了聲再見，並吩咐下屬不要打擾他”。此後不久，希特勒在房間裏開槍自殺。

 　　“那時我正站在走廊上，正要通過地堡的一條隧道去吃飯，突然聽到有人說‘一切都完結了’，原來有人聽到了槍響。”。米施回憶說，“槍聲原本並不稀奇。在這個深處地下的堡壘裏，任何大的聲音在回聲作用下都像是槍響。大家都遲疑著，默不作聲，靜靜等待。大約過了20分鍾，終於有人按捺不住，推開了希特勒房間的門，希特勒倒在一張椅子上，已經死去。愛娃坐在沙發的角落也已死去，她的頭靠向希特勒，膝蓋蜷縮到胸前，那時她身穿深藍色禮服，領口還夾著一個白色裝飾物。希特勒與愛娃在自殺的前兩天才結婚”。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個場景。”米施說。
 
　　米施跑了出去，想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總部指揮官，但他又恐懼又遲疑，於是折返回去。“我看見希特勒的屍身已經被攤在地上，被一條毯子蒙住，隻露出一雙腳。接著他的幾個親信讓我出去，他們要按照計劃，給希特勒和愛娃舉行火葬。”

 　　“實際上，我們對此早就做好了準備，並且一直等待著這一刻的到來。”盡管如此，當意識到希特勒已經死去的時候，米施感到自己的死亡或許也不遠了。“蓋世太保的頭頭在那裏，或許我們也會被槍斃。所有目擊者都得死，所有知道元首死訊的人都不能活下去。”

 　　希特勒死後，地堡的氛圍更加壓抑。米施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為什麽我會在這兒？我該怎麽辦？”但他仍然留在那裏維護電話係統。那時他接到一個電話要找克瑞柏斯將軍，米施轉到將軍的房間，可是沒有人接聽。於是他去房間找，發現克瑞柏斯在床上躺著。米施以為他在睡覺並試圖叫醒他，結果發現克瑞柏斯已經死了。“掌管地堡軍事的兩名將軍最後都自殺了，我想如果一切終結，我也將不得不自殺。”

 　　1945年5月2日，希特勒自殺兩天後，還有幾支小分隊在柏林繼續作戰。米施奉命摧毀了地堡內的電話係統，他問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是否還有任務，戈培爾說沒有，並遣走了他，米施無法忘記戈培爾最後對他說的一句話，“我們知道如何生存，我們同樣了解如何死亡。”

 　　“5月2日清晨6點，我從地堡裏出來，看見兩個人正在彈吉他，彈奏的還是夏威夷音樂，多麽奇特而富有戲劇性啊，我從死亡中而來，他們卻在唱歌！” 　　

 　　米施在逃離途中被蘇聯紅軍抓獲，那時他的身份還沒有暴露。後來，希特勒的一名飛行員告發了他。米施被蘇軍逮捕，在莫斯科的戰犯監獄呆了9年。

 　　1953年，米施被釋放後，隱姓埋名在柏林郊區開始了新生活，他和妻子開了一家小型家庭裝飾店。

 　　2004年，介紹希特勒在地堡生活的電影《帝國的毀滅》上映，米施作為親曆者開始受到媒體關注。他認為《帝國的毀滅》雖然沒有失實之處，但一切都誇張了，過於戲劇化。“畢竟這不是一部紀錄片”。06年他撰寫了《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鏢》一書，此後，米施家的電話響個不停，信件堆積如山，世界各國的人都給他寫信，希望購買他的簽名自傳。

 　　然而，出名並沒有改變米施孤獨的晚年生活。米施夫婦有一個女兒，盡管米施從不為身為希特勒保鏢感到恥辱，但他的女兒卻不這麽認為，自從妻子1998年病逝後，女兒再也不願見自己的父親。她將自己的幾個孩子寄宿在法蘭克福一家猶太人學校，獨自留下米施一人度過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