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鬱悶的一件事——印尼930政變與毛澤東（圖）

卜算子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
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看到這首詩，我們且不論作者何人，就能夠看出寫詩人的心境。特別是“奈何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這兩句，性情所至，把一種鬱悶的心情刻畫的淋漓盡致，我們甚至能夠想象到作者寫詩時目定唇翕，麵作青色這樣的景象。使讀者能有這樣身臨其境的感受，可見，寫詩的人一定非同尋常，一般文人騷客難以匹敵。

說到這裏，就沒有什麽關子好賣了，此詩詞的作者正是毛澤東。詩詞的全名是：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誌；成詩時間是1965年12月。其實，熟悉這首詩的人不在少數，文革初期，在北京的老紅衛兵中就傳抄這首詩。更有人因毛澤東這首詩激發起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豪情，翻山越嶺，去了越南、緬甸，極個別的人走得更遠，去了馬來西亞、泰國，但紅衛兵們的足跡始終沒有能夠踏上艾地的故鄉－－印度尼西亞。到是在艾地遇害以後，艾地的兩個女兒離開了祖國，為緬甸共產黨所收留。如今，緬甸共產黨也煙消雲散，艾地的後人流落何地不得而知。

講到艾地遇害，就不能不說1965年印尼“9·30事件”；說起印尼“9·30事件”，就不能不涉及印尼和中國六十年代初期的親密友好關係。

印尼和中國六十年代初期的關係到底好到什麽程度？這裏僅舉一個例子：1965年1月10日，印尼政府發表聲明宣布退出聯合國（1966年9月重新加入）。表麵的理由是聯合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實際上是表明要和中國堅定地站在一起，因為那時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大都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意中國進入聯合國。印尼政府以退出聯合國來表示對中國的支持。可以講，印尼的這一舉動是把自己看成了中國的“盟國”。那時，印尼的總統蘇加諾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對於美國的憎惡溢於言表，對於中國的友好也已經到了親密無間的地步。蘇加諾總統得到了印尼共產黨的支持，作為回報，蘇加諾總統也讓印尼共產黨放手發展。那時印尼共產黨是國內第一大黨，號稱有三百萬黨員，遍布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乏共產黨人。這裏要多說一句，當時許多印尼華僑也加入了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也是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在中蘇兩黨交惡後，他堅定地支持中國共產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印尼共產黨領導人，包括艾地，頻繁訪問中國。

那時，中國共產黨以無私支援世界各國共產黨為己任，但有一個最大的前提，那就是這個黨不能夠是“修正主義的黨”，既不能夠走所謂的“議會道路”，一定要在本國堅持“武裝鬥爭”。這無疑是毛澤東“左傾”思想的一種表現，印尼共產黨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準備在國內“武裝奪取政權”。最終，印尼共產黨深受其害，遭到了滅頂之災。然而，最為悲慘的是印尼華僑，他們受到了雙重打擊。一方麵，印尼軍方以“清洗”共產黨為名，對華僑泛捕濫殺。另一方麵，開始實行嚴厲的“種族歧視”政策，嚴禁華人參政、辦學、辦報，對華人進入經濟領域實行歧視性限製和稅收。印尼政府長期的 “種族歧視”，造成了印尼人對華人普遍的憎恨和蔑視。直到今天，印尼華僑仍是印尼極端分子和暴民發泄不滿、訴諸暴力的直接對象。

還有一件不得不說的事情，在中國印尼關係十分友好的時期，中國政府做出了一個決定，不承認印尼華僑擁有雙重國籍，鼓勵華僑加入印尼國籍。這個決定對印尼華僑至今仍有巨大影響，使他們在受到迫害時失去了向祖國求援的著力點。

什麽是“9·30事件”？比較詳細的講就是，印尼共產黨黨員、蘇加諾總統衛隊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一批激進的中級軍官，感受到了軍隊高級將領對印尼共產黨勢力在軍隊中日益做大的不滿，他們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奪取軍隊領導權。事先，翁東中校並沒有通知印尼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艾地，更沒有告訴蘇加諾總統。 1965年9月30日，蘇加諾總統的衛隊翁東中校宣布發動“九三Ｏ運動”，10月1日淩晨，翁東中校指揮的部隊分頭襲擊了陸軍司令雅尼中將和納蘇蒂安等7 位將領的住所，綁架了以雅尼中將為首的6名將領，並把他們帶到哈利姆空軍基地。

早晨6時左右，蘇加諾總統聽到了有關雅加達出現“不正常事件”和納蘇蒂安等將領被襲擊的消息，匆匆回到獨立宮，途中因獨立宮被來曆不明的軍隊所包圍，便改道去他另一個妻子哈爾雅蒂夫人的家暫避一避。但蘇加諾總統感到在這裏呆著並不安全。因此，總統接受奧馬爾·達尼空軍司令的勸告，決定去哈利姆空軍基地。此時，哈利姆空軍基地已成為“九三Ｏ運動”的司令部。艾地也被護送到這裏，以指揮共產黨參加“九三Ｏ運動”。

上午7時，翁東中校通過電台向全國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將領委員會”的政變陰謀，並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時，印尼共產黨也倉促行動起來，成立起民兵組織，協助“九三Ｏ運動”。然而，翁東中校等人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們忽略了印尼精銳的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

聽完翁東中校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新聞廣播後，蘇哈托便立即召開陸軍戰略司令部工作人員會議，會議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操縱了這次“政變”。這次會議結束時，已是上午10點。蘇哈托便同海軍司令、警察總監和空軍司令聯係。蘇哈托向他們闡明他對形勢的看法。並通報說，因雅尼中將被綁架，為了防止陸軍領導出現真空，他已暫時接管陸軍的領導權。與此同時，他即向各軍區下達命令，要求各軍區控製局勢，並接受陸軍戰略司令部司令的命令。

蘇哈托決定首先奪回印尼共和國電台和中央電報大樓，蘇哈托決定傍晚發起進攻。在這之前，翁東中校的“革命委員會”反複地重播有關對一些將領降職的決定和 “革命委員會”成員的陣容。可以說，這個“革命委員會”成員幾乎都是印尼共產黨黨員。傍晚時分一到，蘇哈托便命令赫魯上尉和烏利普上尉率兵分別攻打電台和電報大樓。這兩支部隊順利地奪回電台和中央電報大樓。翁東中校指揮占領電台的部隊沒有抵抗，逃之夭夭；而電報大樓是由印尼共產黨的人民青年團守衛，他們誤認烏利普上尉率領的部隊是他們的自己人，結果被輕而易舉地解除了的武裝。那天晚7點，電台播放了蘇哈托事前準備好的向全國人民的講話。蘇哈托說，1965 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在雅加達發生了“九三Ｏ運動事件”。以翁東中校為首的一夥人發動政變，綁架了以陸軍司令雅尼中將為首的6名將領。同時，他宣告蘇加諾總統閣下安然無恙。蘇哈托說，軍隊已經重新控製了局勢。陸軍領導權暫由他接管。各軍兵種司令已經達成一致意見，決心消滅自稱“九三Ｏ運動”的反革命運動。

蘇哈托的陸軍戰略司令部的部隊首戰告捷，接著，準備攻打哈利姆空軍基地。蘇加諾總統的副官班邦從哈利姆空軍給陸軍戰略司令部去電話，告訴蘇哈托說，總統已於晚11時30分離開哈利姆空軍基地。午夜，萬籟具寂，這時準備就緒的蘇哈托的部隊開始向哈利姆空軍基地挺進，攻打這個基地。在哈利姆基地同空軍部隊發生了短暫的小規模戰鬥。

哈利姆基地的戰鬥打響之前，翁東中校早已不在那裏，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也已乘空軍的飛機飛往中爪哇日惹。空軍司令奧馬爾·達尼及其家屬受到蘇哈托總統的保護，在茂物宮內避難。奪回哈利姆空軍基地戰鬥的勝利，標誌著翁東發動的“九三Ｏ運動”政變的失敗，提高了蘇哈托將軍軍中的威信。這位不知名的將軍的名字一夜之間便傳遍了整個印尼。

1965年10月11日，“九三Ｏ運動”的領導人翁東中校被捕，被送到法庭並被判處死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在從哈利姆空軍基地逃往日惹後，11月22日在軍方的一次追捕中被打死。

1965 年12月，反對印尼共產黨的行動，在蘇哈托的慫恿和支持下，發展到新的高潮。與此同時，政變右翼軍人又製造出“共產黨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證據，並發展到派軍隊搜查中國大使館商務處，最終導致兩國中斷外交關係。印尼各大學，特別是雅加達大學各校園裏都沸騰起來，他們的鬥爭矛頭由反對印尼共產黨開始指向蘇加諾總統，一些暴民也開始攻擊印尼華僑。

1966年2月21日，蘇加諾總統被迫改組內閣，但被煽動起來的學生不滿改組，繼續示威。當時遊行示威的青年學生隊伍想衝進獨立宮，警衛人員被迫開槍打死一名學生，這引起學生抗議示威更加高漲。蘇哈托借此壓蘇加諾總統全麵取締印尼共產黨。但蘇加諾總統在解散印尼共產黨的問題上寸步不讓。蘇加諾總統遲遲不解散印尼共產黨的曖昧態度引起一些人的更大不滿。

3月11日上午，蘇加諾總統在獨立宮召開內閣會議。在會議進行中，總統的副官薩布爾準將向總統報告，來曆不明的部隊包圍了獨立宮。總統聽了之後，借口有急事，便同蘇班德裏約和蓋魯爾·薩勒兩位副總理一起匆匆離開會場，乘直升機飛往茂物。這完全是蘇哈托一手導演的。蘇哈托還委托蘇加諾的家屬和好友做蘇加諾的工作，勸說他把權力移交給蘇哈托將軍。最終，蘇加諾被迫簽發了一份《命令書》。《命令書》說，蘇加諾總統命令蘇哈托將軍可以總統的名義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穩定，保證政府的正常工作。蘇加諾總統簽署了這份《命令書》，標誌著他大權旁落，他的總統、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偉大的革命領袖等桂冠已有名無實，而真正的實權已緊緊地握在蘇哈托手中。

蘇哈托接到蘇加諾總統的《命令書》之後，於第二天就作出了“解散印尼共產黨”的決定。蘇哈托緊接著宣布不準其他政黨或群眾組織接受原印尼共產黨成員，並要求印尼共產黨成員向就近的政府機構報到。以後，蘇哈托又策劃撤銷了賦予蘇加諾的“偉大的革命領袖”和“終身總統”的頭銜。根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共產黨有近 30萬人被殺害和判刑。

當然，整個“9·30事件”中最讓人吃驚的就是印尼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艾地被迅速殺害。這對毛澤東本人也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一個東南亞最大的共產黨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摧毀了，中共在東南亞最大的盟友國轉眼之間也變成了”敵國“，而蘇聯共產黨此時也指責這是毛澤東冒險主義的巨大失敗。毛澤東麵對血淋淋的事實，口氣仍然強硬，但心中的鬱悶可想而知。

不過，1965年一年中，毛澤東都顯得非常鬱悶。

1964 年月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位，11月，以周恩來、賀龍為正副團長的中共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 47擊年的慶祝活動。11月7日晚，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夠和好。”對這番話，賀龍當即進行了反駁，並向周恩來作了反映，周恩來向蘇方提出嚴重抗議，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這件事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笑了笑，表麵沒怎麽在乎。但到1965年初，毛澤東就作出了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的估計。很明顯，馬林諾夫斯基一番話對他刺激不小。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討論《二十三條》草案時，劉少奇主張不要提“派”，提“派”打擊麵太大，從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較恰當一些。毛澤東堅持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來，“四清”運動中出現了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找到毛澤東，建議糾偏。毛澤東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再開會研究。鄧小平出於對毛澤東身體狀況的關心，提了個建議：“這個會，隻討論具體政策，主席年紀大了，不一定非參加不可吧？”誰知道開會的時候，毛澤東氣呼呼地來了。他一隻手拿著本《中國共產黨章程》，另一隻手拿著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後將兩本小冊子擺在座位前麵的桌上，開始發言：“我是黨員，我是公民，總還有點黨員和公民的權利吧？現在，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發言……”毛澤東說這番話時心情是怎樣的，不言而喻。

也在1965年，幾位智利記者訪問毛澤東，其中一個說：“前不久在聖地亞哥舉行的中國經濟展覽引起了很大震動。”毛澤東聽後突然氣惱起來，回答道：“你不說，我還不知道有這次展覽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掃視一下在場的其他中國領導人，提高了聲調說：“看來我們的官僚主義越發嚴重了。”此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即使是在一線，像這類具體事情也隻能算作小事一樁，用不著去打擾他。顯然，他是在借題發揮，發泄心中的不滿。在另外一個外事場合，他幽默地地說：“他們把我當作一尊泥佛，塗了金粉，束之高閣。”也在另一個外事場合，毛澤東突然無緣無故地發火，憤憤不平地說：“他們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了。”

1965年秋，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上海，精神狀態仍然低沉。不久，毛澤東來到杭州。毛澤東什麽人也不見，隻和江青通電話以保持和外界的聯係。在這裏，毛澤東聽到了艾地遇害的消息，鬱悶的心情達到了頂點，於是有了本文開頭的那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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