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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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中秋佳節，賀子珍誕生在江西永新。18歲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岡山的萬頃翠竹中，與毛澤東相識。從此，她的生命之舟，隨著與毛澤東的婚戀離合，隨著中國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者和領導者，是陽剛的、浪漫的、壯懷激烈的。在艱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賀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勝似春光”。他們的6個孩子，或失散在顛沛流離的長征路上，或死於硝煙彌漫的戰火中。唯一活下來的，隻有女兒李敏。“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深切的父愛，都凝聚在這個名字裏。待到唯一的外孫女出世時，毛澤東用自己最鍾愛的梅花，為她取名“孔東梅”。
作為毛澤東家的女性，她們注定要承擔起雙重角色：既是溫柔的女子，又是堅毅的巾幗英雄。賀子珍、李敏、孔東梅走出了風采各異的人生路：從一生癡情的女戰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衛時尚的儒商。她們譜寫了毛澤東家三代女性的百年傳奇。
毛澤東家三代女性：賀子珍李敏孔東梅
賀子珍，孤獨一世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增補賀子珍等人為政協委員。同時配發了照片：一個麵頰豐腴、白發蒼蒼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輪椅上，和一個小女孩一起看畫報。
這位老人就是賀子珍，小女孩則是她的外孫女孔東梅。
“賀子珍出來了！”作為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消失”40年後奇跡般地出現，當時引起的反響可想而知。
而今，30年過去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幾經周折，尋訪到賀子珍最後歲月的兩位見證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外孫女孔東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賀子珍內心世界的新聞記者王行娟。她們從不同的視角，向我們訴說賀子珍的人生和愛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歲的賀子珍隨江西永新暴動隊伍來到井岡山；深秋十月，34歲的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餘部輾轉千裏上井岡。在萬山叢中，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被稱為“永新一枝花”的賀子珍。他愣住了，沒想到井岡山上竟有如此年輕貌美的姑娘。
賀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縣，17歲成為中共黨員，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被稱作 “永新三賀”。少女時期的賀子珍，中等身材，皮膚潔白。她喜愛思考，兩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著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淺淺的小溝。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學生裝，梳著又粗又黑的長辮子，常常引來讚歎的目光。
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賀敏學夫人李立英的腦海裏。孔東梅正是從這位“舅奶奶” 那裏，知道了這段愛情。她在《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中寫道：“在井岡山，外公經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遠行的時候，就會敲敲外婆的窗戶說，‘我要走了 ’。外婆就把窗戶拉開一條小縫。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為什麽要對我說？’當時外婆有個心上人，叫歐陽洛，也是一個革命者，後來犧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過在工作中的接觸，賀子珍漸漸對毛澤東有了依賴感，遇到什麽事，總喜歡找他傾訴。有一天，賀子珍輕手輕腳地走進毛澤東的房間，見毛澤東正伏案工作，便一聲不響倚在門框上，深情地注視著。不知過了多久，毛澤東停筆沉思，一抬頭，正遇上那雙熾熱的眼睛。兩個人的目光仿佛撞擊出晶亮的火花，賀子珍趕緊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腳尖上，不自然地揉搓著衣角。毛澤東搬過一把竹椅，讓賀子珍坐下。沉默了一會兒，他溫存地說：“你是個好同誌，好姑娘，我很喜歡你。”
1928年5月，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結婚，開始十年婚姻生活。孔東梅說，這十年，是中國革命最為艱苦的歲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為艱難的時候，卻是外婆一生中最燦爛的年華。
“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1929年1月，毛澤東和賀子珍跟隨部隊離開井岡山。1934年，夫妻倆踏上漫漫長征路。途中，賀子珍經曆了太多的磨難。她遭遇了敵機掃射，身中十幾彈。最慘烈的，是在雲南貴州交界處的行軍路上，追兵就在幾十裏外，賀子珍突然臨盆，生下一個女兒。她隻看了一眼，留下13塊大洋，寫了一個字條，便被扛走了。孔東梅說：“外公曾經講過，‘賀子珍跟了我這麽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1935年10月，賀子珍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不久來到保安縣。在那裏，賀子珍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孔東梅的母親李敏，乳名嬌嬌。後來又到延安。鳳凰山下的吳家窯，成為賀子珍一生中與毛澤東最後的家。1937年冬，賀子珍不顧毛澤東的挽留，離開延安，遠走蘇聯。當時，在延安的老同誌無人不知，無人不議。然而，幾十年後卻很少有人談起。直到1998年，孔東梅才在曾誌的回憶錄中，看到一段異常珍貴的資料。曾誌這樣寫道：
我老惦記著賀子珍，可又不敢貿然提她，沒想到有一天，毛澤東竟主動地說起了她。毛澤東感歎道：“我同賀子珍還是有感情的，畢竟是十年夫妻嘛！”“那為什麽要離開呢？”“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我希望她能回來，寫了封信，派警衛員送到西安並接她回來。但賀子珍不回，卻捎回一方白手絹，上麵寫了訣別信，不久她就去了蘇聯。這封訣別信，至今仍舊保留在我的鐵箱子裏。”
王行娟根據賀子珍晚年的回憶分析，作為一名紅軍女戰士，賀子珍對於“夫人”身份，很不能適應。“她是一個真正有著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槍林彈雨中過慣了，要把重心轉到做毛澤東的秘書工作，她心裏不痛快。”孔東梅則認為：“外婆到了延安後，發現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當時延安有很多進步女性，這讓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經講，‘我也是17歲就參加革命的，思想上還是很進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後來連吵都不吵，隔閡越來越大。’”
賀子珍心中隻有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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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1937年春，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
“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
賀子珍是懷著身孕上路的，到達莫斯科時，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賀子珍就生下了她與毛澤東的兒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個月大時，因傳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蘇聯，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曾勸過賀子珍。她回憶道：“賀子珍傷心至極，天天到(柳瓦)墳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寫信給她。收到過一封信，隻有三言兩語，她精神上非常苦惱。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動寫信給毛主席。我從蘇聯回國的時候，說我可以幫她帶信給毛主席，她說不帶。”
1939年9月，剛滿30歲的賀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轉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終止婚姻關係。孔東梅說：“外婆剛失去一個兒子，又收到這封信，這種刺激可想而知。”
此時，毛澤東和楊開慧所生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蘇聯東方大學八部學習。賀子珍悉心照顧他們的生活，每月從70盧布的生活津貼中擠出錢來為他們買東西。但早期她從沒點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為，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為喜歡孩子才這麽照顧自己的。他們叫她“賀媽媽”。1941年底，毛澤東把女兒李敏送到蘇聯。李敏的到來，給賀子珍帶來了短暫的快樂。在異國他鄉，她與三個孩子相依為命，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家。
孔東梅曾經讀過外婆晚年寫給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長，看後讓人心酸。外婆說，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為了養活我媽媽、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徹夜織毛襪子，洗衣服，周末還要去伐木。家裏有時還沒有吃的，沒有劈柴，冬天屋子裏都結了冰……”
蘇德戰爭爆發後，賀子珍的苦悶情緒更加難以控製。“外婆也作出過一些過激的行為，包括打罵她唯一的女兒。但媽媽說，不是那種真的狠打，就因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媽媽挨打就會哭喊，別人以為外婆精神出了問題，便將她送往精神病院。”
賀子珍為什麽會被關進精神病院？這是個難解之謎。王行娟說，每次提起這段往事，賀子珍就淚流滿麵，痛苦地表示：“我不願意回憶這些。”
心中隻有毛澤東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婦的幫助下，賀子珍帶著李敏、岸青回到中國東北(岸英已於 1946年回國)。建國後，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澤東身邊生活。孔東梅說：“根據媽媽回憶，那時候外婆曾經考慮過要開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戰友講，她有兩個心願：第一，不要因為她曾經做過‘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來；第二，她希望見一見外公，說句話，握個手就行。”
這個心願，直到12年後才實現。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與賀子珍秘密會麵。2004年，孔東梅重上廬山。從參與安排那次會麵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那裏，孔東梅了解到當時會麵的經過：
1959年7月9日，賀子珍被領到“美廬”別墅的一間屋子裏，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裏麵坐著的是毛澤東。毛澤東見她來了，站起身，微笑著同她打招呼，請她坐下，然後倒了兩杯茶，一杯放在賀子珍麵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麵前。賀子珍沒想到能見到毛澤東，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隻是不停地哭。毛澤東溫和地說：“我們見麵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賀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澤東問起在蘇聯的情況，輕輕歎氣：“你當初為什麽一定要走呢？”賀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毛澤東談起他這些年的情況，他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事。他們誰都沒有提到江青。賀子珍隻是提醒毛澤東：“當心有人害你，當心王明這樣的人害你。”毛澤東點頭說：“我會注意的，你放心。”
當晚，賀子珍徹夜難眠。“外婆興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邊的水靜，講述他和外公從相識起的點點滴滴，直至天明。”
這是毛澤東與賀子珍分別22年後，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平時，則是李敏作為賀子珍和毛澤東之間的橋梁，往來於上海和北京之間，傳遞消息和禮物。“我曾經見過，媽媽受外公之托，給外婆帶來一方男用真絲舊手絹。看來，外公一直沒有忘記外婆離開延安時捎回的白手絹。外婆去世後，媽媽在她留下的三個箱子中，還看到了那條保存完好的手絹。”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賀子珍接受組織的安排，離開東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後來搬到徐匯區湖南路262號，期間，隻有彭德懷和陳毅去看過她。
賀子珍晚年，身體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聽完毛澤東在一屆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錄音後，賀子珍突然發病，被送到上海華東醫院。“小時候，我不知道什麽叫犯病。現在才明白，外婆是因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發表講話，外婆就會暈過去。外公聽到這些消息後，也多次流淚。聽說外婆生病，他就寫信給媽媽，說‘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
1976年9月，毛澤東彌留之際，李敏趕到父親身邊。這時毛澤東已不能講話，他向李敏作了一個手勢。李敏揣摩了很長時間，猜想可能是桂圓的意思，桂圓是賀子珍的小名。毛澤東逝世時，賀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結束後，賀子珍的命運才有了改變。1979年9月，中央接賀子珍到北京。9月8日，賀子珍來到毛主席紀念堂。“我們事先一再囑咐外婆，不要太激動，不要太傷心。她看上去還是挺平靜的。有一張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紀念堂門外的回眸，我看後非常震撼。它恰到好處地捕捉到外婆當時的內心狀態。外婆沒有號啕大哭，也沒有非常激烈的狀態。她和外公是那種人生永遠不能有交點的結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發出來。”賀子珍在獻給毛澤東的花圈上，落款寫著——“戰友賀子珍”。
1984年4月19日，賀子珍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孔東梅說，外婆賀子珍是一位最好的曆史見證者，但是她最終選擇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晚年的李敏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兒”
“媽媽很樸素，我從來沒有見她戴過一件首飾”；
“媽媽特別溫柔，特別謙讓別人，非常愛孩子”；
“媽媽當年挺難的，她夾在外婆和外公之間，性格又不是很潑辣，既要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顧及外公很多……”
當《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問起李敏情況時，孔東梅一連串地說了很多很多。
在孔東梅看來，母親李敏的命運也十分坎坷。“但媽媽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親自由戀愛，我經常開玩笑說他們是早戀。他們一輩子非常相愛，這同時也是我和哥哥的幸運。”
主席家的“洋寶貝”
李敏是毛澤東和賀子珍唯一活下來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陝北的保安縣。趕來賀喜的鄧穎超看她長得又瘦又小，憐愛地說：“真是個小嬌嬌呀！”於是，在一旁的毛澤東當時就給孩子起了個小名“嬌嬌”。
但幾個月之後，賀子珍遠赴蘇聯，把嬌嬌留在了延安。4歲時，嬌嬌被送到蘇聯，和賀子珍團聚。
李敏曾告訴采訪她的記者王行娟，她在俄羅斯有過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那裏不僅有她的媽媽，還有她兩個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後，她發現媽媽的脾氣也越來越壞。她有時候覺得媽媽“太厲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媽媽對她的愛是無私的。
在蘇聯，有一次，嬌嬌患了肺炎，醫生告訴賀子珍，孩子沒救了，準備送往太平間副室。但賀子珍沒有放棄，她硬是把嬌嬌帶回了家，自己護理。為了每天能找到一點牛奶給她喝，賀子珍四處奔波，拿自己種的土豆去換。就這樣，她奇跡般地救活了女兒。
後來，賀子珍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嬌嬌被留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開始了一種孤兒般的生活。
那時的嬌嬌，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就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她曾在後來寫的《我的父親毛澤東》一書中回憶：“國際兒童院裏麵掛著好多國家的偉人像，哥哥指著其中一幅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爸爸。我不相信，認為他在騙我。”
1947年，賀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兩年之後，終於帶著嬌嬌回到中國，住在哈爾濱。那時候，嬌嬌對中文半懂不懂，是個十足的“洋娃娃”。後來，毛澤東派人接嬌嬌回北京，她還半信半疑。嬌嬌用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說您是我的親生爸爸，我是您的親生女兒。但是，我在蘇聯沒有見過您，也不清楚這回事……請趕快來信告訴我，這樣，我才好回到您的身邊。”
毛澤東接到嬌嬌的信，發現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請人翻譯成中文後，哈哈大笑。當即回信寫道：“嬌嬌：看到了你的來信很高興。你是我的親生女兒，我是你的親生父親。你去蘇聯十多年一直未見過麵，你一定長大了長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歡迎你回來。”
1949年初夏，嬌嬌回到了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十分高興，逢人就說，“我家有個會說外國話的洋寶貝”。送嬌嬌上學時，毛澤東給她取了一個正式的名字李敏。嬌嬌在陝北時，毛澤東曾化名為“李得勝”。
淚別中南海
李敏曾告訴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樂時光，太短暫了。”
1949年9月，江青帶著李訥從蘇聯考察歸來，家裏的氣氛變得不一樣了。江青對嬌嬌的評價，從開始的“文靜”、“聽話”，逐漸變成了“倔脾氣”、“嬌氣”；而賀子珍又不願意讓嬌嬌叫江青媽媽，這種矛盾不斷激化。嬌嬌夾在中間，生活中所受到的壓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期間，李敏和北京航空學院的高材生孔令華結了婚。孔令華是炮兵副司令孔從洲的兒子，也是李敏在中學時的同學，兩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這樁婚事得到了毛澤東的讚同。
婚後，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後，李敏生了個男孩，也就是孔東梅的哥哥孔繼寧。毛澤東經常抱抱小外孫。江青卻容不得這些，她對李敏一家冷漠、輕視，還常常尋釁滋事。李敏考慮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澤東聽了也沒有阻攔，隻是頗有感觸地說：“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從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婦出入中南海的證件就被收回了。要進中南海得在門口先聯係，通報後才能進入，有時候等了半天還進不去。1964年，李敏夫婦搬進了兵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裏，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平民生活。
毛澤東晚年，江青更加飛揚跋扈，李敏等人要見毛澤東一麵更難。從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總共見過他三次麵。
第一次是陳毅逝世時，毛澤東出席追悼會。他見到李敏，拉著女兒的手說：“嬌嬌，你為什麽不常來看我呢？你要常來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訴苦，隻是含淚點點頭。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時任中央政治局“聯絡員”毛遠新的電話，說主席病重，讓她趕緊去。等李敏趕回來去見爸爸時，江青隻許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搶救過來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這個時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說：“你待在這裏，主席出了問題，你負得起責任嗎？”
李敏第三次見到父親，是在父親逝世前幾天。他拉著李敏的手說：“嬌嬌你來看我了？你為什麽不常來看我呢？”李敏無言以對，隻能默默流淚。
相夫教子度清貧
離開毛澤東後，李敏的日子一直過得很簡樸，有時甚至很清苦。
據多次跟蹤采訪李敏的王行娟介紹：李敏夫婦一直都是靠工資吃飯，他們自從搬離毛澤東的住處就自己做飯，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樣。而當時，李敏和丈夫都在國防科委上班，工資不高，不僅要撫養兩個孩子，每個月還要另外寄些零用錢給母親賀子珍。
麵對這種艱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無怨言，還顯得非常適應。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說，外公曾經為一頓夥食召集過一次家庭會議。一次，印尼總統蘇加諾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給孩子們改善夥食。他們煮了吃，這事被毛澤東知道了，就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在會上，他嚴肅地告訴大家，國家財政收入是多少，還有多少人吃不飽，要他們的生活不能超標。那時，他們早飯都是稀飯、鹹菜、饅頭片。這種艱苦樸素的作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也影響了李敏對孩子們的態度。她讓兒子穿丈夫穿過的衣服，孔東梅也穿過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對此頗為感慨：“李敏太節儉了，有時候連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兩人還為此鬧過一些小別扭。李敏現在走在大街上，也幾乎沒有人能夠認出她，就是一個普通的老人。”
孔東梅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雖然母親經曆了苦難，但她和外婆不同。母親是一個非常愛家庭，重視家庭的人，一輩子相夫教子，非常賢惠溫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簡單、平靜。隻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學校的小樹林時，我才感受到媽媽的另一麵，她好像年輕了，有了活力。”
孔東梅
在北京東北角大山子地區，有一片建於上世紀50年代的舊工廠，而今被稱為“798藝術區”，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這片充滿後現代氣息的街區中，靜立著一座古樸的藝術空間——“菊香書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
“798”裏的女老板
“我們這個空間，大到整體設計理念，小到牆上的每一幅畫，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這是切·格瓦拉，這是甘地，這些攝影作品非常珍貴，很多是老板從國外收藏來的。”正當工作人員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介紹時，“老板”孔東梅走了進來。
她一身簡潔的黑裙，一條長長的鮮紅色圍巾，紅與黑的經典搭配，顯出獨有的高雅氣質和藝術品位。雖然之前從未謀麵，但記者早有耳聞：“毛澤東有個漂亮的外孫女，長得和他很像，下巴還有一顆和他一樣的痣。”
“菊香書屋”曾是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生活過十幾年的地方。如今，孔東梅把它“搬”進798藝術區，又給了它新的詮釋。這裏的一切，都充斥著多元的融合與強烈的對比：德國包豪斯建築風格，巴洛克樂曲回蕩其間；書架上，記載著中國曆史的紅色經典作品，整齊地排列著；大廳裏，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毛澤東畫像，熠熠閃光……新與舊，中與外，理想與現實，記憶與未來，在這裏交融。
“我從小就喜歡寫作，從中學到大學都參加了學校的文學社，也是校雜誌社的一員。上中學之前，讀過大量17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書籍，還經常聽廣播小說。我也算是個文學青年吧。”孔東梅還介紹了她所寫的書籍：從《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到《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毛澤東與賀子珍》，再到《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
孔東梅說自己希望做一個在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視角追尋先輩的足跡：“對於外公外婆，我心裏有許多的謎團和疑問。通過寫書，探訪過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為深入地認識他們，也是對我自身心路曆程的梳理，可以釋放自己。”
“這個地方很特別。你母親來過這裏嗎？她喜不喜歡？”望著眼前個性而前衛的一切，記者無論如何也無法將其與毛家聯係到一起。
“來過。她對這個空間，還是挺滿意的。不過走在藝術區裏，看著一些行為藝術的雕塑，母親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東梅和母親李敏一起生活。談到現在的日子，她的臉上洋溢著笑容，同時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實也是這麽多年一點點找尋回來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與外婆獨處的日子
1972年，孔東梅出生在上海，媽媽李敏把她的照片帶給外公毛澤東，又把毛澤東的照片帶回給她看。“我們隻在照片上見過麵，外公為我取了‘東梅’這個名字，‘東’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歡的植物。”
孔東梅自小與外婆賀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們居住的湖南路262號，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記憶。“記得那時上學回家，門鈴太高夠不著，每次我都要用書包墊腳才行。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那個院子非常大，還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園裏種了四棵橘子樹，每年都可以收獲橘子；還有桃樹，枸杞子樹等等。”每當孔東梅想起外婆，都會想起那個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著煙，望著遠方沉思。在家中，孔東梅衣食無憂，工作人員對她照顧得很周到。
“然而，我沒有真正的童年，那時我就是一個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過馬路買一個五分錢的冰棍，都要費盡周折。”孔東梅說，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樣，有父母在身邊，可以隨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顧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員對我的管教非常嚴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樣隨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種孤獨是可想而知的。我覺得自己現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時候的影響。覺得吃別人家的飯就特別香，有什麽東西也特別願意與人分享，都是出於童年對這種回歸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東梅6歲時，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學。她說，如今自己對文化藝術的濃厚興趣，源於母親和家庭的教育。“母親很古典，喜歡歐洲的、浪漫主義的東西。可能因為她從小在俄羅斯長大，受俄羅斯古典藝術的熏陶比較多。我小時候身體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樣隨便出去玩，母親就給我買了很多書。”
讓“紅色經典”有個性
1992年，孔東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英美文學專業。她說自己更喜歡文學，天生對油墨紙張一類的事物感興趣：“那時候，我還曾幻想過開個小書店，過著讀海明威的小說、喝咖啡、養一隻貓的小資生活。”
大學畢業後，孔東梅進入剛剛創辦的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孔東梅告訴記者，在泰康人壽的3年中，她從端茶倒水打雜幹起，幾乎在各個部門都幹過：“隨著泰康人壽變成十幾萬員工的大企業，我也經曆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孔東梅漸漸發現，這並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終目標，她還有很多夢想，渴望走出去，尋找更廣闊的空間。
1999年是孔東梅人生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她想過辦企業，做自己的生意，“當時公司都注冊了，又碰巧遇到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
“當時我跟媽媽說三個月就回來，可一去就是兩年多，快三年。”剛到美國的孔東梅從找房子開始，半年內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穩定下來。
“下了飛機，拎著皮箱，誰都不認識你，你就是孔東梅，滄海一粟，淹沒在人海中。這個時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脈和家族。我開始安靜下來，逐步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美國讀書時，孔東梅感覺到西方年輕一代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程度非常好。他們不僅深知曆屆總統的經曆，對過世的總統每年還都去憑吊。“《辛德勒的名單》、《拯救大兵瑞恩》等愛國、反戰題材的電影上座率都非常高。我就開始反思，我們的紅色經典文化應該以什麽形式出現，才能讓年輕人從內心深處真正接受和喜歡？”
孔東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國外，才開始真正從不同的文化觀念和角度來看待外公、認識外公。“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別對毛澤東這個人，盡管基本上都聽說過，但毛澤東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國家，現代中國什麽樣，他們並不了解。課堂上經常因此發生辯論，碰到他們不理解的事兒，我就講給他們聽。沒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澤東的外孫女。”
那時，母親李敏寄來的回憶錄《我的父親毛澤東》深深觸動了孔東梅。“我一看就哭了，幾個晚上都沒有睡覺，很多細節令人難以平靜。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在異國學習的經曆。29歲出國的外婆算是‘老’留學生，4歲出國的媽媽是小留學生……從外婆到母親，她們有太多我不知道的曆史。”孔東梅開始思索，如何將“紅色經典”傳承下來？
回國後的孔東梅開始一邊走訪，一邊寫書。2001年，孔東梅注冊成立了北京東潤菊香書屋有限公司，從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國，開始傳播和推廣“紅色經典”。在寫書的探索中，孔東梅對自己的外公、外婆、母親以及整個家族的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給我的最大影響就是一種執著、百折不撓的精神——堅定自己的理想，堅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棄。”
王行娟老人向記者談到孔東梅時，一下舒緩開原本沉重的情緒，笑著說：“東梅啊，一個很外向，很陽光的孩子。他們毛家第三代的兩個外孫，都外向，而且都漂亮。東梅有學識，視野開闊，希望她能夠生活幸福。”
不管怎樣，經曆了風風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們的前輩相比，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