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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家族百年縱橫 3代人身上的時代烙印(組圖)

(2011-04-27 13:26:59) 下一個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諸人的命途,可以明顯地看到時代的印記:1930年代,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是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這個沙龍的核心;抗戰爆發後,梁家兄弟姐妹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新中國成立,梁思懿、梁思禮從海外回到祖國……

1873年,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在《三十自述》裏,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時代背景:“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清末民初,帝國的衰亡,極權的崩潰,從政治到社會,從生活到心態,從思想到學術,都顯現出一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又互滲互動的狀態。梁啟超半個世紀中的所有追求與惶惑,困境與出路,誤解和洞見,皆因時代而起。正如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啟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複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裏,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諸人的命途,可以明顯地看到時代的印記:1930年代,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是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這個沙龍的核心;抗戰爆發後,梁家兄弟姐妹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艱辛的日子裏,他們也對中國保持著純潔的信念,對於工作保持著最高的熱情;新中國成立,梁思懿、梁思禮從海外回到祖國,同船的一些人選擇了台灣;1953年,北京古建築岌岌可危,林徽因對高層領導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時期,梁思成、梁思順、梁思達和梁思莊都受到巨大衝擊;梁家第三代梁從誡畢業於北大曆史係,1994年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兩會上發表有關環保的激烈言論……他們的每一個腳印裏,都有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的投影,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家族與個體的淚與笑。

我們試圖從紛亂的曆史線索中,還原這個聲望遠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體驗他們的衝突與轉變、困境與出路、理想與現實、希望與失落,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與社會的各種偶然與必然。在豐富我們對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給今天的我們以啟迪,以鼓舞。這或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1902年,梁啟超在溫哥華

梁啟超:雄文橫掃舊世界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

本刊記者 鄭廷鑫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廣東新會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點,病中的梁啟超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錄下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這是他的絕筆。

之後,他被送到協和醫院搶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卒於北京,安葬在西山臥佛寺,與發妻李蕙仙合葬。這位一輩子都在探求中國富強之道的“行者”,終於停下了腳步。

他的墓碑是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共同設計的。墓碑上,沒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跡的文字。梁啟超曾說,“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聯,是對此話的呼應:“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初識康有為

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梁啟超已是舉人身份,少年得誌。康有為卻仍是一名監生。

初次見麵,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了他當頭棒喝,覺得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學問。梁啟超決定拜康有為為師。

此前的梁啟超,接受的完全是傳統教育。5歲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2歲考中第一名秀才,17歲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8名舉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認為他“國士無雙”,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兒嫁給他。最後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

這個天才少年,18歲入京會試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買了本《瀛環誌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師從康有為,是“善變”的梁啟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啟超的“善變”是世人的共識,他本人對此也表示認同。

變法前後

對於梁啟超的祖父、秀才梁維清來說,孫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應該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這時他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天,光緒皇帝召見了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按清代慣例,舉人得到皇帝召見,至少也能成為內閣中書。

這次會麵並不成功。梁啟超不諳官話,將“孝”讀成“好”,將“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隻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比起康有為與光緒幾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非常失敗。此後,康有為一直以君王師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見的鼓舞。這也為後來兩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個伏筆。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籲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後來,張之洞邀請梁啟超到武昌一遊,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

1840年鴉片戰爭後,封閉的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在強大外力的促迫下,尋求強國之路從此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課題。費正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遠比歐洲革命更為廣泛徹底。歐洲革命是源於本文化的傳統之內的革命,雖然連帶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體係的轉變,但其變革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麵。近代中國“不僅經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就連中國文化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化”。

這種轉化,可以從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轉變上看到:張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務派相信,中國的軍事技術不行,於是有了“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了梁啟超這一代,他們認識到,必須改變文化和政治製度,於是有了“戊戌變法”。

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說,“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係列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於一場‘來自上麵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國早就不是貧弱的樣子了!”

但是,變法提出的各種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麵,包括改革官製,裁掉各種無用衙門,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允許平民上書言事等等,每一項改革都將衝擊甚至剝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動搖了傳統學者和廣大士紳的思想基礎,因此,變法受到巨大阻撓並以失敗告終,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麵,維新黨雖名為改革派,言論卻過於激進。用革命手段進行改革,連本來可以成為盟友的溫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為甚至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種書生意氣的話。

變法失敗後,政局緊張,朝廷大肆捉拿維新黨。譚嗣同勸梁啟超外逃,因為海外華僑多為廣東人,梁啟超會講廣東話,便於活動。

伊藤博文也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個日本名字——吉田晉,結束流亡回國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對他的影響和幫助。到他回國的時候,清王朝已經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與改良

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詞匯,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在梁啟超的故鄉廣東新會茶坑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掃蕩的日軍經過茶坑村,聽說這是梁啟超的故鄉,就繞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個村莊。

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讚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後,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麵上,梁啟超聽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麽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裏,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

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隻能表麵上答應,回家後頭痛目眩。對於“教父”的這種“弑父”情結,除了政見日漸不同,也由於一個實際原因:經濟。他最終無法獨立,有這方麵的原因。

梁啟超流亡海外十餘年,主要靠賣文維持生計,生活相當清苦。而康有為出逃國外後,聲稱自己持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從東南亞到北美,一路以保皇為名向廣大華僑募捐,大肆聚斂錢財,掌握了保皇黨捐助的百萬美金巨款。梁啟超認為,康對自己的接濟並不充分,對此頗為不快。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又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大家紛紛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遊曆考察數月後,言論再次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

梁啟超與思莊、思忠
梁啟超與思莊、思忠

聲討袁世凱,討伐張勳,與康有為決裂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後,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並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後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

對於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並無好評。有人說,“任公當財長,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認為原因在於,“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國財政史專家賈士毅在梁啟超決意不再做官後拜訪他,梁的一段話可看做他告別政治回歸學術的原因:“從民國二年秋間參加熊內閣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國六年夏天在段內閣擔任財政總長,對於政事都沒有一件收到積極的效果,可說是自己沒有做好,所以也就不願再發表什麽政論,免得給人家說閑話。”

與袁世凱的合作讓梁啟超背上了“賣朋友,事仇讎”的罵名。起初,他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等到洪憲帝製複辟,他又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得意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台。

袁世凱宣布稱帝後,梁啟超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消息後,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後來他回憶說:“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麽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麵就向來人發作。”

兩年後張勳複辟,康有為是其最依賴的軍師。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複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複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複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麵痛罵“梁賊啟超”,並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梟獍。1927年康有為去世後,梁啟超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幾百塊錢,才草草成殮。之後,又戴孝守靈,大哭三日。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

梁啟超的最後10年,多在書齋與大學講壇度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精力放在培養“新民”上。對於民主製度建設與民主素質教育孰先孰後的問題,他最終選擇了改造國民性。

一戰後的歐洲之旅,讓他對於西方的態度再次改變。他沒料到,曾讓無數國人豔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在自相殘殺中毀於一旦,陷入“一片沉憂淒斷之色”。在倫敦,他下榻的高級酒店連暖氣也沒有,甚至連火柴與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紙煙的他,自歎“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隻好強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啟超,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的強盛中尋找中國的救亡之路,最終卻感歎,“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又想到,東方文化中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

隨著新文化運動對舊文化的摧毀,向來立於時代潮頭的他,似乎成了新時代的遺老。列文森統計過7年裏的《新青年》雜誌,“僅發現兩處提到梁啟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啟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劇,小便中時常帶血,才去協和醫院治療。協和當時是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卻在梁啟超身上進行了一次失敗的手術。最初的檢查中,醫生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以手術割除,但仍未好轉。之後才發現,手術割掉的是健康的腎,這是導致梁啟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病逝。

手術失敗後,輿論一片嘩然,反對西醫的聲音越來越大。梁啟超寫了一篇題為《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的文章,詳述了自己手術的經過,公開為協和醫院和西醫辯護:“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醫史學家程之範說:“梁啟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西醫剛進中國,老百姓對西醫還缺乏認識,如果這時對協和醫院大加鞭笞,最終吃虧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啟超的確抱著“願為眾生病”的想法。他說過,“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裏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隻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麽,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作為過渡時期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梁啟超之死,與譚嗣同的斷頭類似,或許就是一種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維護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並為之付出了生命——梁啟超一生善變,但“變”的宗旨和目的卻不變,“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麽呢?就是救國。”

(參考:《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篇》,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吳其昌《梁啟超傳》,李喜所、元青編著《梁啟超傳》,感謝羽戈的大力幫助)

1920年代,梁啟超與思永、思達

梁啟超家書

1927年5月5日 致孩子們

我一個月以來,天天在內心交戰苦痛中。我實在討厭政黨生活,一提起來便頭痛。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於國家實在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一個月來我為這件事幾乎天天睡不著,但現在我已決定自己的立場了。

192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 致孩子們

你們個個都是拿爹爹當寶貝,我是很知道的,豈有拿你們的話當耳邊風的道理。但兩年以來,我一麵覺得這病不要緊,一麵覺得它無法可醫,那麽我有什麽不能忍耐呢?你們放下十二個心罷。

我雖不敢說常住涅槃,但我總算心地清涼的時候多,換句話說,我住天堂的時候比住地獄的時候多,也是因為我比較地少造惡業的緣故。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這些話都是我切實受用的所在。

1927年12月12日 致孩子們

若完全叫我過“老太爺的生活”,我豈不成了廢人了嗎?我精神上實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1928年5月13日 致梁思順

我有極通達、極健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樂觀的。

評價梁啟超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黃遵憲

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毛澤東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胡適

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

——曹聚仁

1927年梁思莊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書期間

梁家第二代:從抗戰到“文革”

梁啟超準確地預言了子女將要遭遇的時代風浪,但他並未料到這風浪持續時間竟會如此漫長

本刊記者 楊瀟 發自北京

1927年11月24日,梁啟超給留學海外的孩子們寫信:“有頂好消息報告你們:我自出了協和以來,真養得大好而特好,一點藥都沒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切掉了一隻腎,企盼能將宿病斷根,看起來,他的身體狀況也確實在往好處走,不過,卻“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多”。他當然想念孩子們,也當然惦記著“政治問題或學問問題”。

1927年是中國政壇的多事之秋,梁啟超在痛感軍閥之黑暗的同時,也對南方的革命形勢滿懷疑懼:“現在南方隻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將來我們受苦的日子多著呢,現在算什麽!”

他讓身邊的孩子思達、思懿等休學一年,請人在家上課,期望他們的成長能免遭時局幹擾,又叮囑人在海外的孩子們,“你們回國後職業問題大不容易解決,現在那裏有人敢修房子呢,學校教授也非易,全國學校除北京,幾乎都關門了……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過極艱難困苦的境遇,過此以往卻不是無事業可做,但要看你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不能?”

梁的9個子女,若按年齡劃分,梁思順年紀最大,出生於1893年;思成、思永、思忠、思莊出生於20世紀初,彼時梁啟超正流亡日本,“雙濤園群童”日後集體留學北美,成績斐然;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均出生於1910年以後,梁啟超在世時,他們年齡尚小,沒有機會出國。

若按術業劃分,思順並未進過正規學校,而是隨父親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莊受教於西方,所學大抵屬文史科,文人氣質濃厚;思達從南開經濟研究所畢業,而經濟學這門學問要到他退休若幹年後才登堂入室成為“顯學”;思懿、思寧投奔革命;出生於1924年的思禮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9位子女中惟一的工科畢業生。

梁啟超準確地預言了子女將要遭遇的時代風浪,但他並未料到這風浪持續時間竟會如此漫長。

1930年前後,梁家留學海外子女歸來

1928年的一個夏日,一列火車從莫斯科緩緩出發駛向西伯利亞。一對美國夫婦在“粗魯、發臭的旅客群”中發現了一對迷人的年輕夫婦,“就像糞堆上飛著一對花蝴蝶一樣”,於是他們立刻開始了熱烈的對話。

這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用流利的英語解釋,他們1924年一起赴美留學,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畢業後又到哈佛大學研究生院進修,這一年的3月,他們剛剛在溫哥華舉行了一場西式婚禮,婚後即遵父親建議遊曆歐洲考察建築。現在,他們正“滿載著美國的體驗”,急於回到國內“把它們付諸實踐”。

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樣,1930年前後,梁家留學海外的子女陸續歸來。梁思永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受邀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考古組工作。梁思忠在留學子女中政治熱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終止學業回國參加“北伐”,被梁啟超勸阻:“這種過度的熱度,遇著冷水澆來,就會抵不住。”思忠繼續在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畢業後回國,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很快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梁思莊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獲文學學士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係,畢業回國,在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大學工作,後遠嫁廣東。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天津,按照梁啟超的設計,他們赴沈陽創辦東北大學建築係。27歲的梁思成出任係主任,上課第一句話便是:“建築是什麽?它是人類文化的曆史,是人類文化的記錄者。”“九·一八”事變之前3年,東北局勢相對穩定,梁思成及建築係同仁利用這夾縫中的時間,培養了中國最早一批建築專業人才。

1929年1月29日梁啟超的去世,對梁家是一個沉重打擊——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經濟上的。“我們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費,他去世以後,家境就下降了,頂多屬於中等水平。”(梁思禮自述)17歲的梁思達沒能按照原計劃赴日本留學,他去讀了南開大學商學院經濟係。梁思成與林徽因給父親設計了墓碑,立於北京香山臥佛寺,這成了他們聯袂設計並付諸實施的第一件作品。同年,他們的女兒出世,取名梁再冰,以紀念逝去的飲冰室主人。

1931年6月,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定居北總布胡同3號。

1932年淞滬抗戰後不久,在前線的梁思忠便因患病貽誤治療去世,年僅25歲。這一年,四處奔走的梁思永也病倒於荒野,一度“性命幾不保”,臥床兩年才慢慢恢複。

北總布胡同3號成了京城著名沙龍

進入1930年代,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的梁家已是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梁再冰記得那是一個兩進的四合院,兩個院子之間有廊子,正中有一個“垂花門”,院內栽有丁香樹和兩棵馬櫻花樹,每年夏秋父母都要出去考察古建築,那一時期,家中的許多照片都同古建築物有關,“父親和母親有時在房頂上,有時在大梁上鬥拱之間”。

當他們回到北平時,周末下午就會有朋友來聚。梁思成後來說,從美國回來至1937年,他有意識地避免與政治人物接觸,故來客大部分是清華北大南開的教授,講起話來中英文交織。多數時候,林徽因不讓女兒來打擾大人,但會讓她出來叫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梁再冰現在還記得這些名字:張奚若、錢端升、陳岱孫、周培源、金嶽霖、陶孟和、李濟、葉公超……

沈從文也常來。“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來臉很清秀,”梁再冰說,“他比我父親小一歲,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為什麽。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有時也來,長得非常秀麗。”

梁家的沙龍是“英國化”的,牛津劍橋的知識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學問的習慣,中國這一批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願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對時局或者文藝問題各抒己見。以政治學教授錢端升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發言,給大家講一講當前的政局。沙龍進行到了黃昏,就順道接上飯局,有時去隔壁金嶽霖家,主人管飯,眾人笑稱那裏是“湖南飯店”,有時一塊兒坐車去外麵吃。“我特別記得我父親對我說過,周培源這個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飯館的車上寫物理公式。”梁再冰笑著回憶。

常來北總布胡同3號的還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順之女),她們都在燕大念書,又往往帶上一些女同學,這其中的龔澎,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幹部,韓素音則成為名揚海外的作家——30多年後,她以采訪者的身份與梁思成再次見麵,那是誰也不會料到的場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歡她的舅舅和舅媽,以至於要夜不歸宿,結果被梁思順半夜接走,這位梁家的大姐臨走時“還扔出最後的炸彈”:女兒在這裏會染上激進的婚戀觀念,有人激進到連婚姻都不相信!這是影射比鄰而居的金嶽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進步,從1935年下半年就開始投身學生運動,還當過燕大“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隊長,是“一二·九運動”中的遊行領袖,在得知自己上了當局的“黑名單”後,她跑到北總布胡同3號,林徽因連夜為她燙發,給她戴上耳環,塗脂抹粉,又為她換上旗袍,“進步學生”一夜間變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護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發掘;梁思莊被傷寒奪去了丈夫,帶著年幼的吳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圖書館任職;梁思達研究生臨近畢業,與同學赴各地考察當時正興起的農村“合作運動”,在“新生活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合作運動”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縣,梁思達等考察後發表報告認為,此“合作化”名為“自願”,實為“統製”,這無疑是對當局所樹“典型”的一聲棒喝。

1936年的飲冰室,王桂荃抱著吳荔明,她被小八舅梁思禮(後)逗哭了
1936年的飲冰室,王桂荃抱著吳荔明,她被小八舅梁思禮(後)逗哭了

抗戰爆發

盧溝橋事變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莊、八叔梁思禮及小表妹吳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則在五台山尋找曾在敦煌壁畫上見過的“佛光寺”,得知抗戰爆發,梁林匆匆趕回北平,林徽因還給女兒寫信道:“你做一個小孩,現在頂要緊的就是身體要好,讀書要好,別的不用管。現在既然在海邊,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媽媽同爹爹都頂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莊一行坐火車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車我們都是終生難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車,也就是走一個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憶,“大概是換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車,我記得三姑當時鐵青著臉坐在那兒,一直不說話,我們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裏隻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寧——五姑梁思懿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去南京進行抗日請願,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從事農村婦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達考察完“合作化”運動後,又參加了由南開、燕京、清華、協和、金陵五大學聯辦的“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到濟寧試驗區實習,“七七事變”後沒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農本局工作。

梁思莊隨後返回北平,與大姐梁思順住在孤島燕京大學中,而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舉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彈是飄下來的,好像閃閃發光的銀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達長沙,和史語所其他人員一起借住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一個多月後,梁思成一家經過“上下舟車16次,進出旅店12次”,也抵達這暫時的後方。

抗戰初期大家鬥誌昂揚,甚至帶著點興奮,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國家大事,分析到底怎麽打,能不能打贏,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進行曲》。

在長沙,梁林第一次學著自己動手做飯。梁再冰記得,有一次母親燒了一壺水,等了半天不知道開沒開,就去問梁思成,“我父親過來就哈哈大笑,說你連水開了沒都不知道。我母親問你怎麽知道?他說我當過童子軍,野營時燒過開水。”

大概是11月,窗外開始有飛機掠過,梁思成興奮得跑到陽台上去看,說沒有警報,是我們自己的飛機。說話間炸彈就下來了,“炸彈掉下來的時候,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它像是飄下來的,看著好像是閃閃發光的一些銀片。”梁再冰說。

等這些“銀片”帶著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後,這一家人才反應過來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們的房子沒有了,一家5口從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當,借住到張奚若家,隨後離開長沙,經湘西、貴州向雲南行進。

與此同時,梁思達一家隨南京農本局內遷重慶,梁思永一家則取道越南,經滇越鐵路進入雲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時年5歲,對於這段艱苦的旅程,她隻記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裏看到鄧波兒的洋娃娃,大哭非要買下不可,“後來實在沒錢了,離開昆明去李莊前又賣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縣,林徽因突發肺炎,高燒40度。縣城中並沒有醫院,梁思成從同車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學的西醫,但會開中藥,按照她開的藥方梁思成去抓藥,“我記得還買一些中藥的補藥,每天一對豬肺,再買一百個苦杏仁塞在豬肺裏麵,然後熬湯,加上蜂蜜一塊吃,就這樣兩個禮拜後,我母親就完全退燒了。”

1932年林徽因與子女,梁思成攝
1932年林徽因與子女,梁思成攝

梁思成林徽因 不許女兒聽汪精衛老婆演講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間軟組織硬化症加重,背部劇烈疼痛,坐也不是,臥也不是,隻能日夜半躺在一張帆布椅子上。

3個月後,北大、清華、南開師生經長途跋涉抵達昆明,三校組成西南聯大,“星期六朋友”又在這裏重逢。清華校長、聯大常委梅貽琦登門拜訪梁思成夫婦,並請他們為聯大設計校舍。這可能是梁思成設計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經費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平房變成茅屋。

抗戰前期雲南主要流通貨幣是滇幣,“我們剛到昆明時,1塊法幣可以換10塊滇幣,所以買東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漲起來了,漲得一塌糊塗。”梁再冰說。為了生活,林徽因要來回爬4次山坡,去雲南大學教英文課掙鍾點費,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聯大許多教授的妻子一樣,在小街邊擺地攤變賣家中衣物以補貼家用。

梁再冰與梁從誡就讀於昆明的恩光小學,再冰讀四年級。有一天,學校裏來了一個叫陳璧君的廣東女人,要給學生演講。當時梁再冰並不知道她是汪精衛的妻子,隻是清楚地記得,父母堅決不讓她去聽這次演講,“當時我還跟他們辯,說同學都去了,為什麽我不能去?他們說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們又問我,除了我還有誰沒去?我說我們班就我和張文樸(張奚若之子)沒去,他們就笑了。”

1940年夏,日軍施行“疲勞轟炸”,頻繁騷擾昆明,梁從誡撰文回憶,“有一次,日本飛機飛到了龍頭村上空。低到幾乎能擦到樹梢,聲音震耳欲聾。父親把我們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讓動。我清楚地看見了敞式座艙裏戴著風鏡的鬼子飛行員,我很怕他會看見我,並對我們開槍。”是年冬,根據教育部指令,史語所和營造學社遷往四川南溪縣的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記得,“先生在昆明時,他罵昆明的氣候,不冷不熱,造成人們不死不活,沒有一點進取心。遷四川後,夏天悶熱,冬天濕冷,稱得上有刺激性。”結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繼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複發,肺結核這次來得比往年更加凶猛,連續幾周高燒不退,夜間盜汗不止,“李莊沒有醫院,她瘦得簡直可以說不大像個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頭棒棒了。”梁再冰說。而梁思成尚滯留在陪都重慶。後來梁再冰才知道營造學社經費非常困難,父親是去向教育部要撥款的,“他說他當時就是個叫花子,經常要去化緣。”

這一病,林徽因元氣大傷,李莊5年基本是臥床度過,後來抗戰勝利返回北平,身體也從未真正康複過。

不顧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寫《中國建築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北平,燕京大學不再是安全的飛地,教職員工紛紛撤離燕園,日軍禁止民眾收聽短波,挨家挨戶查收音機,當時梁思莊與大姐梁思順同住,梁思莊之女吳荔明回憶,“查到我們家時,大姨用高級日語嚴厲地說:‘不許你們動我的無線電,不然我就把它砸爛!’”日本兵聽到這日本宮廷語言,不知是何來頭,隻好作罷。不久,梁思莊帶著吳荔明隨燕大南遷,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禮高中畢業,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為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嘉爾頓學院申請到了全獎,王又費了很大力氣湊足400美元給小兒子作為路費和其他開銷。

在上海,梁思懿與美籍華僑張煒遜結婚,梁思禮參加了姐姐的婚禮,並跟著他們一起去了美國。剛到美國半個月就爆發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戰,梁思禮與國內失去一切聯係。

在江蘇,投奔新四軍的梁思寧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重慶,梁思達進入銀行界,就職於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業務室。

仍是李莊條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兒,雖然行動不便,反倒不太疼了,於是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在給好友費正清夫婦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幹我們的工作而感到高興。”

可是,在女兒梁再冰的講述中,他們的工作褪去了那層浪漫的色彩:“他仍然酷愛畫圖,由於背脊骨的毛病,他的頭已經‘重’得抬不起來,於是他就找個花瓶來支撐自己的下巴。母親病情略微穩定後就開始閱讀《史記》和《漢書》,以便協助父親寫作《中國建築史》。”

吳荔明隨母親去李莊看望二舅三舅,發現二舅還是那樣樂觀和幽默,“當物價飛漲家中揭不開鍋時,他就不得不把家長衣物拿去當賣,還開玩笑地說: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給教育部長朱家驊寫信,請求他為身處困境的梁氏兄弟撥款。“……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複甚少!”得到這筆撥款後,思成、思永兩家的生活得到相當改善。

1947年梁思成在紐約介紹他所設計的聯合國大廈方案
1947年梁思成在紐約介紹他所設計的聯合國大廈方案

梁思成:“我們圍著毛主席高唱國歌”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陸續返回北平,“因為是從南方飛回來的,一下飛機就覺得北京髒極了,塵土飛揚,大家都蒙著紗巾。”梁柏有說。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魯大學講學,1947年6月,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惡化需要手術的電報,他立即動身返回北平。臨行前,他將自己用英文所著的《圖說中國建築史》插圖部分交給好友費慰梅(費正清之妻)保管,手稿則全部帶回。他準備做最後修訂,再寄到美國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斷絕聯係,手稿再也沒有寄出,要等到1984年,這些手稿才連同配圖在美國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經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術後身體有所好轉,梁家著名的“午後茶聚”又得以恢複,客人仍少不了金嶽霖、張奚若、陳岱孫等,因梁思成在清華任教,又增加了清華建築係的師生。吳良鏞先生回憶說,“每天中午以後,大概三四點左右,梁家都要準備餅幹、花生米之類的茶點,客人是變動的,高興就來,有事就走,主持人無疑是林徽因,政治社會美學文學無所不談。也包括對時局的批評。”

1949年終於到來的時候,梁氏兄妹都是翹首以盼的。梁思永臥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著他那台美國產的收音機收聽解放軍前進的消息;人在長沙的梁思達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梁憶冰清楚地記得,他總是很小聲地說“解放軍又到哪兒哪兒了”;梁思成一度以為解放軍會很快進駐清華,但聽到他們說“大學是念書的地方,軍隊不入駐”時,不禁大為感動。1950年,梁思莊帶著吳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我祖父希望我們留在香港別走了,以後去美國。其實我媽媽西方習慣還有,再回美國生活完全沒問題,但她沒有答應……她當時還給她的好朋友寫信,動員很多人回國,比如化學家傅鷹,她那時是真心的。”

在美國,梁思懿和梁思禮也麵臨著同樣的選擇,“所有要回國的學生都麵臨兩種選擇,去台灣還是去大陸?”在駛往香港的輪船上,進步學生聽到新中國成立的廣播,歡欣雀躍,廣播中說國旗是五星紅旗,學生們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塊紅布,中央放一顆大黃五星,四角各放一顆小五星,在船上開了慶祝會。船抵香港後,部分學生轉往台灣,梁思懿和梁思禮搭船北上天津,與家人團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隨部隊南下一年,“當時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後回家,還擔心他們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結果發現他們也非常積極。”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寫給女兒的一封信可為佐證,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參加了第一屆政協第8天的會議後寫的:

“我得以參加這個開國盛典,實在感到光榮與興奮。當兩個月前我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會場時,實在也想不到自己會來坐在這代表席上的……三個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個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國人民意見的文件。

“當晚散會之前,我們圍著毛主席高聲同唱第一次的‘國歌’,高興興奮無比。那是最可紀念的一夕。

“我幾個禮拜來,整天都在開會……四麵八方去拉建築師來北京,組織公營建築師事務所,組織都市計劃委員會的企劃處,等等,技術工作全由媽媽負責指揮總其成,把你的媽媽忙得不可開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過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著向前來,緊張興奮熱烈之極。……媽媽瘦了許多,但精神極好。”

林徽因:“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

建國後頭幾年,梁氏兄妹都處在忙碌興奮的狀態中:梁思莊在北大圖書館任職,負責西文編目;梁思成參與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還與陳占祥聯合提出了著名的“梁陳方案”,自費刊印一百多份報送上去,希望勿將行政中心放置在舊城之中;梁思達先在政務院外資企業局,後來調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連臥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絡繹不絕。

梁思懿隨丈夫分配在山東,一度在齊魯大學任女部主任,1951年給三姐梁思莊來信,講述了新時代的氣象:“燕京已經改為國立,這裏的師生都很羨慕,也向著這個目標努力。我們學習政治雖然是強迫與誌願結合,開始時,是強迫的意味多於誌願,現在從出席人的踴躍來看,二者已經近乎相等了。”

梁思寧也在山東,她丈夫章柯常年從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點不知如何與他相處,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給梁思莊寫信:“很早就聽說三姐是一個很和藹,長期從事燕京圖書館工作的人,在學識及為人上都很好,像你這樣的人才在新中國的建設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強政治學習,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興奮之餘又帶著苦惱,“他們最大的苦惱似乎是不能同有關方麵領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梁再冰說。1953年,一股要掃掉北京古建築的思潮開始興起,梁林等專家激烈反對,林徽因強撐病體去找北京市領導:“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盡管如此,對城樓、城牆和牌樓的拆除還是在隨後大規模展開。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臨終前,他對妻子李福曼說:“我不奮鬥了,我奮鬥不了啦,我們永別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時,對梁思成“複古主義思潮”(所謂“大屋頂”)的批判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5月27日,梁思成寫下“大屋頂檢討”反思自己:“我認為黨對革命是內行,對建築是外行。我竟然認為這個領導六億人翻了身的黨不能領導建築……我像一個對學校沒有信心的母親一樣,‘不放心’把自己的‘寵兒’‘建築’交給黨……”

這時的梁思成還隻是困惑,並未被擊垮。他的學生蕭默說,記得有一次先生來到係館,戴著寬邊禮帽,我們一幫同學像孩子似的圍著他,先生詼諧地指著帽子自我介紹說:“我就是梁思成,你們隻要看這頂帽子就能夠猜著了,也是個‘大屋頂’。”

也是在這段時間,農業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國,梁思達人在經濟部門,但再無機會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說批評和檢討。“他們就跟我說,你爸爸吃虧在他學的不是自然科學,學的是經濟,這在比較左的年代屬於資本主義的一套。”梁憶冰說。

1956年,國家製訂十二年科學規劃,五院(導彈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畢業生梁思禮參與其中。

1938年梁思順與子女攝於北平,後排左起周有斐周念慈周同軾,前排左周嘉平
1938年梁思順與子女攝於北平,後排左起周有斐周念慈周同軾,前排左周嘉平

梁思順:“我要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相信我沒罪!”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親王桂荃過生日,或者家裏有什麽大事,就要聚會。有時在母親家,有時在西單附近的四川飯店。梁憶冰說,“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說話,他愛講笑話,特別有意思。”

“三姑梁思莊也是特開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們接到中關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愛音樂,我們就去翻她的唱片,聽莫紮特的《土耳其進行曲》什麽的,我三姑回來看到了,不但不嫌我們小孩煩,還說孩子們我們時裝表演啊,就放著音樂,換上旗袍從這頭走到那頭。”

“文革”來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來,“除了‘任務’,沒有寫過任何有關建築問題的文章,以為這樣總可以不至於再犯錯誤了”,但還是在1967年成為“混進黨內的右派”,並在次年被正式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屢遭抄家和遊行示眾。

梁思順70多歲了,3個子女或在國外,或流放,或被批鬥,都不在身邊,紅衛兵不許保姆給她做飯,“弟弟妹妹當時也自顧不暇,我同學是她鄰居,聽說她當時爬在地上,很慘。”梁憶冰說。紅衛兵鞭打她時,這位與毛澤東同齡的老人說:我要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相信我沒罪!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裏。

1968年,梁憶冰下鄉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單手帕胡同,一拐彎就看見祖母家的窗戶紙破了,在風中飄啊飄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給急的,到處找,後來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時她已經得了痔瘡癌,起不來了。”這一年,王桂荃孤獨地死在家裏,沒有子女來向她告別。

梁思達被派到下麵的各生產隊記賬,1971年返回北京時,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單位。反正這件事情對他來說,一直有心結,去世前一周還在說這件事。”梁憶冰說,父親被壓抑了很多東西。

在北大,梁思莊被抄家3次,因為她說過北大圖書館某領導“隻會務虛不會務實”,為此做了無數檢查。“有一次,紅衛兵把學校的很多善本書線裝書放在現在那個大講堂門口燒,然後把我媽媽押去看。”吳荔明回憶,“紅衛兵鬥她,讓她穿著旗袍拔草,我也隻能遠遠地看著,非常害怕他們打她。”

梁思莊被關在28號樓,每天排隊打飯都要偷偷看看牆上的大字報,回家後她笑著對吳荔明說:“他們把我和杜勒斯掛上鉤了,多有意思,這輩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價抬得這麽高!”

吳荔明的兒子楊念群出生於1964年,上小學時還是“文革”時期,整天拿著紅寶書背毛主席語錄,梁思莊就拉著外孫和其他3個小朋友,給他們講英文,講地理,“她拿著乒乓球,指著那接縫告訴他們什麽是赤道,”吳荔明說,“這4個孩子最後都考上了好大學,都很有出息。”楊念群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隻有梁思禮受衝擊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長姚桐斌被打死,周總理立即指示要保護6級以上的高級工程師。為保護我們,要求我們每天參加科研工作後不能回家,把圖書館一層樓的一半騰出來讓我們集中吃住,家裏送飯。門口有解放軍站崗,誰也不許碰,造反派也沒法來揪了。”

梁啟超在世時,曾給孩子們寫信,希望他們不要浪費光陰,過早卷入國內左與右的爭鬥,結果換了人間,他的子女卻還保持著對政治的天真。梁思莊看不慣圖書館一些人隻搞政治,不搞專業,就對女兒說:我比黨員覺悟還高,我得給黨員做思想工作!整風運動後梁思成寫了入黨申請,卻對入黨程序一竅不通,“竟把申請書直接交給周總理轉毛主席”。

1966年開始的批鬥,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輪輪的揭發、檢查、遊街中,梁思成的身體先垮了,爾後他又失掉開朗幽默的性格,變得沉默、膽怯,又時時對續弦林洙的子女充滿愧疚(他們有一個反動學術權威的後爸)。1969年1月26日,清華大學召集全校師生宣讀毛澤東圈閱的《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後來稱之為“清華經驗”),這份文件總結對待知識分子的5種政策,其中第4條是針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在批了以後,不再讓他們在校、係等各級領導崗位上當權,當教授的頭銜可以保留;身體好,能做點事情的(如錢偉長)要用,他那一套體係必須砸爛,但在分體上,還有用,應有可取。年紀太大,用處不大的(如梁思成、劉仙洲),也要養起來,留作反麵教材。”

從那天起到2月27日,“用處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記本上沒寫過一個字。

當年10月7日,住在北京醫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接受英國作家韓素音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采訪,組織一再叮囑他“想到什麽就談什麽”,“千萬不要像檢討似地談話”,但他還是失敗了。他的談話隻剩下空洞的政治口號。30多年後再次相逢,那個詼諧風趣的梁思成徹底不見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莊複職,在北大,每天人們都看見這個滿頭白發的老太太,騎著一輛藍色的小輪子自行車,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進。

1983年,梁思寧恢複黨籍。早在1948年,她就因為是梁啟超的女兒被開除出黨。

1987年,國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1993年,已是火箭專家的梁思禮當選中科院院士,這是繼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以來,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為迎接奧運會,北京重修永定門城樓。

梁思莊去世於1986年;梁思懿去世於1988年;梁思寧去世於2006年,她說,我要悄悄地來,悄悄地走;梁思達去世於2001年,老人晚年喜歡看《國家地理》,喜歡看《貓和老鼠》,住在女兒梁憶冰家的時候,盡管腿腳不便,也總想做點事情,“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搶著要去收”。

梁思莊和梁思達的後人都希望他們寫一點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姐弟倆總是拒絕,不約而同。

(感謝吳荔明、梁再冰、梁憶冰、梁柏有、周有斐、許維馨諸位老師接受訪問;參考資料: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子女們》,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竇忠如《梁思成傳》,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建築師林徽因》,陳學勇《蓮燈微光裏的夢:林徽因的一生》、《梁啟超家書》、《一個火箭設計師的故事:梁思禮院士自述》,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

梁思寧1938年2月15日,當時她還是位大小姐
梁思寧1938年2月15日,當時她還是位大小姐
梁思寧夫婦與長子在50年代(吳荔明教授提供)
梁思寧夫婦與長子在50年代(吳荔明教授提供)
梁思莊1970年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梁思莊1970年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雙濤園群童
雙濤園群童

梁家第三代:低調的社會中堅

梁家第三代葆有(外)祖父的一個特點,無論怎樣,仍充滿了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情

本刊記者 楊瀟 發自北京

梁家第三代的老人們,有一種淡淡卻有趣的口音:北京話的底子,但個別字詞聽來接近天津話,或是南方方言。他們大多生於1930年前後,年幼即隨父輩四處漂泊,口音,成為那個年代留下的痕跡。

梁再冰和梁柏有的童年在大西南度過,能說流利的四川話。那時的西南,確實是後方,梁再冰隨母親林徽因先行去李莊,路過貴州畢節,能看見狼馱著狽在馬路邊跑。思成、思永兩家在李莊一度極為困苦,但孩子們未必感受得到,梁柏有記得自己每天都能吃一份醪糟雞蛋,母親給她用縫紉機軋一個花裙子,她就在旁邊等著,做好了立刻穿出去,跑到長江邊上向同濟大學的學生顯擺。

吳荔明出生在廣州荔枝灣醫院,家住啟明三馬路,遂得此名,她懂粵語,是第三代裏為數極少的掌握祖籍語言者;梁憶冰隨祖母王桂荃在飲冰室生活了最長的時間,講話時偶爾蹦出一些天津味兒;周有斐是梁思順4個子女中惟一健在的,今年已經83歲,隻比八舅梁思禮小兩歲,他的英文程度超過中文,父親周希哲當過外交官。

第三代中,公眾最熟悉的應是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因為老人的身體原因,我們沒有去打擾他。“從誡”一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向《營造法式》作者李誡致敬,不過在梁家,你有“做自己”的充分自由,從誡後來考入北大曆史係,1978年至1988年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任編輯,正是那段時間,他從讀者投書中感覺到中國開始麵臨環境危機。1994年,他創建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從那以後,梁從誡這個名字就和環保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到2005年年初那起“敬畏自然”的大討論,人們還能從報紙的評論版看到他犀利的文章。而每年的兩會,更是他發表言論、影響輿論的舞台。有人罵他是“極端環保主義者”,這位政協委員說,自己就是要向“極端發展主義”宣戰。季羨林先生是這樣評價梁從誡的,“寧可少一個曆史學家,也要多一個自然之子”。

梁從誡的姐姐梁再冰出生於1929年,這一年年初,祖父梁啟超逝世。某種程度上說,再冰確實繼承了祖父的那支筆,她在1948年離開北大,進入新華社,在國際部一直幹到1991年退休,“一直在跟新聞,國際上哪裏發生事情了,就趕緊去研究這個地方的問題。”

梁再冰年近80,容貌仍可見到母親林徽因的影子,雖然“回憶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她仍然分兩次接受了我們的訪問。“文革”初起時,梁再冰夫婦正在新華社駐倫敦分社工作,“突然就沒有人給我寫信了”,有兩三年時間,父親梁思成也音信全無,“我以為他不在了,家裏人瞞著我”,到1968年她才從廣播中知道父親尚在人世的消息。1969年,梁再冰回國,父親已被折騰成一個沉默的人,回憶至此,梁再冰仍不免心痛。

梁思莊之女吳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學地理係教授,現在仍住在母親當年在蔚秀園分配的樓房裏,家中保留著一套二舅梁思成為他們製作的家具。因為和第二代長輩打交道最多,為梁家子女立傳的任務幾乎天然地落在她的頭上。她說,自己現在最後悔就是當初媽媽嘮叨時,自己聽不進去,“我們那個時候隻關心自己的那點業務。”

梁家第三代出生於抗戰之前,用梁柏有的話說,“我們這一代三四十歲正好應該發揮作用的時候就趕上了文革”,又因是梁啟超後人,在業務以及入黨問題上都受過一些影響,吳荔明至今仍遺憾自己沒能好好學習外語。

不過,他們葆有(外)祖父的一個特點,即無論怎樣,仍充滿了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情。事實上他們也都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梁憶冰人已退休,但還在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帶著一幫年輕人攻關,她曾經有機會成為管理者,但這好像不符合她的性格,“我有一段不是太順,有同學後來跟我說,你活該,你要是去部裏,早就是個局長了。我說,對對對,謝謝你!”

梁憶冰總是覺得,自己不太喜歡看那些“文革”悲慘遭遇的回憶文章,她說,如果一直怨下去,總使人不那麽積極,“世界上美好的東西還是挺多的”。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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