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英雄和烈士：回憶兩個北大荒女知青之死

     她整個頭部被繃帶纏裹得嚴嚴的，眼睛也無法睜開。向黨旗宣誓時，她要求能夠把眼睛睜開，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像。醫生說隻能夠在她的眼皮上割開一條縫，但這樣，眼睛就再也無法合上。她依然堅持。從此，她的眼睛再也無法合上，即使睡覺，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遠地睜開著。

本文摘自：《黑白記憶》 作者：肖複興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離開老孫家以後，我讓喜子把車在3隊的路口停了一會兒。不知為什麽，我對這個路口的感情非常複雜。妻子陪我下了車，我們沿著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們把車停在樹陰下，在車旁抽著煙，遠遠地望著我們，他們弄不清楚我們兩人跑到那裏去幹什麽。

下午的太陽，在沒有樹陰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著的孩子一樣滿地撒歡，非常刺眼。田野裏種著麥子的地方，被陽光照射得金黃金黃的，反著鱗片一樣耀眼的光，收了麥子後犁過的黑土地，被陽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兩旁，種著厚厚好幾排的白楊樹，屏障似的把路夾在中間，分割開路和兩邊的田野，像是分割開一對三角關係的情人，讓它們在相互地張望。路上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輛車，安靜得像是午睡中還沒有睡醒，路和樹葉都眯著惺忪的眼睛。

我們在這裏的時候，路的兩旁沒有這些白楊樹，那時的田野顯得更空曠一些，現在的白楊樹給田野紮上了綠腰帶，好像是為了給肥沃的田野緊緊腰身。現在的人們，誰能夠知道這個丁字路口，是我們知青在收工後的晚上談情說愛的地方呢？想想那時候，我們真的夠可笑的了，沒有青春的線條，一律綠軍裝或藍製服，一律武裝帶或稻草繩，束縛並纏裹著我們的“三圍”，像包起一層層粽葉的三角粽。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妨礙我們青春的約會。就是這裏，在這個丁字路口，我和妻子當年沒少在這裏約會漫步，這裏離我們住的武裝營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鍾就到了。剛才，我找了一下營部那一排紅色磚房,喜子告訴我，前些年著了一場火，把房子給燒掉了（這個地方怎麽總愛著火）。營部沒有了，這個路口還在。敞亮無邊的荒原上，沒有公園的綠色長椅可以供我們喁喁情話；也沒有通幽的曲徑可以讓我們低徊漫步，但一樣可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們在這裏走著走著，就會迎麵遇見好幾對情侶，都是3隊的知青，麵麵相覷中，略有一些尷尬，也有一絲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過的瞬間，暴露給了對方，也袒露給了無遮無攔、一望無邊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這裏和妻子分手告別。由於父親腦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隻剩下母親一人，我終於辦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續，卻麵臨著和妻子的分別，生活向命運撕扯起來，命運給了愛情一個考驗。我們剛剛戀愛兩年。那天淩晨天還沒有亮，我們兩人從場部乘坐一輛敞篷的卡車（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辦理手續，回2隊、3隊和朋友告別，來回走了36裏地），蜷縮在後車廂裏。因為要去福利屯趕火車，卡車開得很早，經過這裏時，才是清早時分，晨霧還沒有散去，陽光還沒有出來，路上鋪著一層初雪一樣薄薄的霜。妻子隻能夠送我到這裏了，她還要回3隊的小學校裏給孩子們上課。卡車在這裏停下了，就在這裏，從場部的方向過這個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彎，靠在路的東邊車停了下來。我們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車，還沒怎麽站穩，連連向我揮了揮手，車就立刻開走了。我站在後車廂裏，扶著後車幫，也使勁兒地向她揮手，老遠老遠的，還能夠看見她站在那裏向我揮著手。那一刻，淚水模糊了我們兩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電影裏定格一樣，整整30年過去了，還是那麽的清晰，仍然能夠讓我感到初春的晨風掠過我的臉龐時那清冽的感覺。

此時，妻子就站在那裏，問我：就是在這裏吧？

我點點頭：是，就在這裏。

她向我揮起了手，像當年一樣。30年，光陰似水，流淌得那樣快。她的背後是高大的白楊樹，她的手臂和白楊樹蔥綠的枝幹好像連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藍天，像是要訴說什麽。

喜子也在向我揮著手，他是在催我們趕緊回去，因為場部下午安排了座談會，他怕人家在等。

我們走到了路的對麵，那裏是一片開闊的田野，是屬於3隊的地盤。當年我們在2隊割大豆，一個人一條壟，從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來了，才能夠割到地頭，9裏地長的一條壟，就是緊緊挨著這塊地的。記得當年這塊地種的是麥子，往北一直連著底窯的那片林子。來年的開春，地上的麥茬兒，幹枯枯一片，加上長出的荒草，沾火就著，不知什麽風一吹，就會迅速蔓延開，一般是很難撲滅的，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從這裏燒起來的，烈焰舔著火舌，火龍打著滾兒，比洪水還要猛烈，很快就向著底窯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誰也說不清它什麽年代就有了。反正，鬧日本鬼子的時候，它就在那裏了。再早以前，沒有什麽可以查考的，但絕對不可以說它的曆史不久遠。誰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興島惟一的屏障就沒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隊幾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撲滅荒火的戰鬥中。

就在這次撲滅荒火中，3隊的劉佩玲被燒成重傷，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膚被燒傷。當荒火基本被撲滅，人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已經被燒傷，昏倒在地上，由於她穿著一身黃色的棉軍裝，和荒草的顏色一樣，衣服上還在冒著煙和火苗，人們以為是殘存的荒火，要上前撲滅的時候，才發現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軍裝和大頭鞋，真不知會燒傷得多麽嚴重。她是哈爾濱的女知青，當時3隊的團支部書記，一個活潑漂亮、愛唱愛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歲。

我和妻子走到這塊地邊，浩浩的一片，仍然種的是麥子。可是，劉佩玲卻已經不在了。

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當時沒有被燒成重傷，還可能和我們一樣，也走在這個路口，和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男知青戀愛、約會並漫步在這條沙石路上，在夜晚沒有月亮的時候，偷偷地親吻擁抱，在有月亮的時候，望一望燦爛的星空，舒一口長氣，做一點那時候哪怕是再傻氣的幻想。這是一定的，她長得很好看，人又活潑可愛，早就會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鳥一樣飛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夠活到今天，她應該51歲。並不老，即使曾經有過磨難，哪怕身上存留著大火燒傷的抹不去的痕跡，起碼她會有一個家，即使沒有自己的家，也不至於讓爸爸媽媽遭受晚年喪女那樣沉重的打擊。

可是，她死了。

她曾經是我們大興島的英雄，她的名字上過當時的報紙、電台，我還專門寫過節目，演她、唱她、歌頌她。領導和紅頭文件號召大興島所有的人向她學習。她確實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她表現出來的堅強，並不因為染上那個特定時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們褻瀆，因為麵對燒傷痛苦的折磨和命運殘酷的打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像她一樣的堅強。她是燒傷後住院期間被批準入黨的，入黨的儀式，也是在醫院裏臨時舉行的。那時，她渾身的傷還沒有完全治愈，整個頭部被繃帶纏裹得嚴嚴的，眼睛也無法睜開。她是真正的火線入黨，她為自己的這份榮譽而激動，在向黨旗宣誓的時候，她要求能夠讓自己把眼睛睜開，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像。醫生沒有辦法，她堅持著。醫生說隻能夠在她的眼皮上用手術刀割開一條縫，但是，這樣割開，眼睛就再也無法合上了。她依然堅持。從此，她的眼睛再也無法合上，即使睡覺，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遠地睜開著。

時過境遷之後，我們可以說她幼稚，但我們不能說她可笑。在那個年代裏，我們誰不幼稚呢？我們都曾經有過可笑的時刻，但我們都不曾有過像她一樣的真誠和勇敢。沒有這樣的真誠和勇敢，一個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義無反顧地衝進大火之中的。

如果劉佩玲一直生活在大興島，如果我們這些知青都還沒有離開北大荒，也許，劉佩玲不會輕易地選擇死。一個人選擇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一個曾經的英雄，在選擇死前，肯定經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這樣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給劉佩玲雪上加霜，讓她已經脆弱的心再也無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後腳回到哈爾濱的，就像當初奔赴北大荒一樣，返城也是一種時代的潮流，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她那時候絕對沒有想到，命運對她已經開始了質的變化，一個時代已經無情地結束，而一個新的時代的匆忙的開始，暫時還來不及顧上她，安置好一個為撲救荒火而受傷的女知青。她隻是一個殘疾的女知青，她不再是一個英雄。她被迅速而無情地淹沒在哈爾濱的茫茫人海裏，找不到工作，因為那麽多身體健全的知青還待業在家。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燒成的傷疤，並沒有成為曆史的獎章，過去曾經輝煌的一切，已經逝去了，曾經歌頌過她的歌，也已經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樣的快，那樣的遙遠，讓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就像當時崔健的那首歌唱的那樣，她是真正的“一無所有”。

開始的那一段時間，大興島還按月給她寄工資和全國糧票，她還能夠勉強維持日常的生活。後來，農場換了好幾茬領導和具體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湧而來的潮水，將過去歲月裏的事情衝得越來越遠，遠得像是春天融化殆盡的積雪，最後沒有了一點那晶瑩潔白的影子，似乎什麽都沒有發生過似的那樣幹淨利落。劉佩玲的名字，在大興島上知道的人越來越少，她的工資和糧票也越來越被忘記寄出。為此，她還專門讓媽媽陪自己回了一趟大興島，要求領導能夠繼續發放她的工資和全國糧票。這樣的要求是多麽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麽的微不足道。人們望著她，同情她，但畢竟已經顯得陌生了。誰能夠知道就是這個姑娘，為了撲救那場荒火，為了保護底窯的那片林子，獻出了她自己寶貴的青春，獻出了她漂亮的容顏，獻出了她渴望中的愛情呢？她的雙手已經被燒毀，她隻能夠靠腳來吃飯翻書、打開收音機和電視機。她流著眼淚對大家說：沒有人管我，沒有人管我，我現在連最起碼的生活都難過下去呀……

即使在大火燒毀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膚住院動手術那最痛苦的日子裏，她都沒有哭過呀!她就是這樣地被人們遺忘，被大興島遺忘，被3隊遺忘，被我們遺忘。

如今，站在3隊路口，眺望著這片曾經燃燒過荒火的土地，曾經跳躍過劉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經我們演唱過歌頌過劉佩玲的土地，我的心裏有一種揪心的痛。其實，不僅僅是工資和糧票奪去了劉佩玲的生命，還有人們可怕的遺忘。人類最可怕的弱點就是遺忘，我們可能會狂熱地對待曾經發生過的一切，也可能迅速地而且很有道理地理所應當地學會了遺忘，而且是遺忘了我們本應該牢牢記住的事情。

6年前，劉佩玲死去了。死得很淒涼，沒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這個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會上。或許，我和劉佩玲真的有些什麽心理感應，那天一清早起床，我忽然想起了她，心裏歎了一口氣，一個多麽漂亮的小姑娘。這個想法有些沒來由，隻是一種不期而遇，馬上就來無影，去無蹤。晚上的聚會，我並沒有提起她，一個朋友忽然告訴我：你知道嗎？劉佩玲自殺了。我當時像是被雷擊一樣，完全愣在那裏，什麽話也說不出來。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麽東西，在注視著我們，你曾經做過的一切，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會留下痕跡，你怎麽也躲不過。劉佩玲那雙永遠不會閉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們敢麵對她的那雙眼睛嗎？

34年前的那場荒火都沒有能夠把她的生命奪走，在殘酷的曆史之中，她都咬牙活了下來，她靠的是什麽？僅僅是那一份褪色的榮譽和虛榮嗎？今天，她卻活不下去了，她又為的是什麽？是什麽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是什麽一下子將她心中賴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斬盡？讓曾經在她眼前燃亮得如荒火一樣熾烈的光芒，一點點地變得暗淡，直至最後完全地熄滅，連灰燼都被吹散在遺忘的風中？

一個人是多麽的渺小，哪怕她曾經是一個英雄。站在劉佩玲曾經撲救過荒火的土地上，這種感覺襲上我的心頭。大地還在，荒火還會再次燒起，而一個人卻沒有了。

我忽然想起這樣的一個問題，開春時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僅大興島，在北大荒許多地方，類似劉佩玲這樣為撲救荒火而犧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為什麽燒傷燒死的大多數是知青，而少見當地人和比我們年長而成熟的幹部？當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我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們太年輕，年輕得那麽輕而易舉地就衝進了大火之中，老奸巨猾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輕的生命吞噬掉了。

眼前3隊的這塊地上的麥子，被風溫柔地吹拂著，像是在和風調情。我望著這片長滿成熟麥穗的金色土地，心裏在想，劉佩玲死去了，我們是幸存者，在那已經逝去的歲月裏，這裏曾經藏有多少我們無法忘懷的痛苦和磨難，我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留在這裏，而所有我們認為重要的這一切，已經被這裏的許多人遺忘了，為什麽我們還是對這裏充滿著感情，而不是詛咒它痛恨它？這片曾經浸透著我們淚水埋葬著我們希望的土地，為什麽對於我們依然散發著不可思議的魅力和誘惑力，讓我們不遠千裏地重新回到它的身邊？這個問題，從一開始踏上北上列車到走在3隊的路口，一直在困惑著我，到現在我也說不清。

喜子在催我們，我們向車走去，心裏總有些依依不舍，3隊的這個路口牽惹著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緒，不知道什麽時候還能夠再來到這裏。我的心裏充滿傷感。

車又向場部方向馳去，一路上，我還在想劉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興島的另一個女英雄，我們2隊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長，帶領一班人到底窯挖沙子的時候，沙層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個夜晚，夜班，一輛小型車拉著她們到了底窯的沙坑前，小型車的車燈照著她們，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隻要想一想那時的情景，心裏都會感到?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隻有車燈一點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曠，隻有十幾個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大自然與一群小姑娘的對比是多麽的不成比例。是她帶頭鑽進沙坑裏，突然，“咚”的一聲巨響，沙坑整個平躺著拍了下來，她連喊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沒，她是多麽的無助，多麽的可憐，多麽的渺小。十幾個小姑娘都嚇傻了，一通哭喊，當她們意識到在這寂寥的夜晚，在這荒涼的林子外麵，不可能有人來救她們之後，馬上蹲下來，齊刷刷地用雙手拚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裏麵的李玉琪挖出來，挖得她們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蓋都挖掉了下來，但是，她們無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個黑夜，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吞噬掉一個年輕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劉佩玲一樣大，也都才僅僅17歲。

因為她是我們2隊的人，她的後事料理和下葬情況，我都比較清楚。她的父親從北京趕來，補發了10個月的工資320元，她的姐姐（當時也在我們2隊，姐妹倆是一起來到北大荒的）被照顧允許回京落戶。同劉佩玲最大的區別，她不僅成為了大興島的英雄，還多了一個劉佩玲沒有的稱號：烈士。當時，她被下葬在大興島我們農場場部獸醫站的後麵，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樹林環繞。因為她的埋葬，那裏成了她的墓地，後來也成了大興島的烈士園和知青的墓園。在下葬之前，我們豎立了墓碑，還特意在她的墓前種了幾株小白楊樹。下葬的那天，六師師部特別來了一位副師長，宣布了悼詞，並拿起鐵鍁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參加追悼會的人很多，將墓地圍得密密實實，整個儀式還是很隆重的。我和2隊許多知青都參加了這個追悼會，我們都為她灑下了感動的眼淚。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為在想劉佩玲實在是夠倒黴的了，英雄和烈士，雖然都是榮譽，也都是稱號，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層可以實際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10個月的工資可以補發，劉佩玲不僅沒有享受到，而且最後連工資都被忘記寄給她了；同時，在李玉琪死後這整整34年來，她的母親一直享有每月幾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撫恤金，劉佩玲的家人則是無法享受到的，而留給兩位老人的是女兒自殺永遠抹不去的陰影。而我無法知道的是劉佩玲是否會有“知有今日，何必當初”的懊悔？人們多不肯放棄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會就可以這樣漠視忘卻他人的犧牲嗎？

劉佩玲和李玉琪，兩個同樣17歲的年輕姑娘，留給我的是同樣美好的形象，對於我，她們應該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隻是對於劉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碼，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樣，在大興島上有自己的一塊墓地，有自己的一塊墓碑，讓家人讓後人讓大興島有個念想，讓自己的魂靈有個寄托和歸宿吧？麵對劉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爾濱、大興島、3隊不應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嗎？

那天，路過場部的獸醫站，我再次想起了劉佩玲和李玉琪。我問一位農場年輕的副場長：你知道原來在獸醫站後麵的林子前曾經埋葬著一個叫李玉琪的北京女知青嗎？

他說：我聽說過，在農場的場史裏，好像看到過她的材料。

我又問：她的墓地原來就在這裏，現在還在嗎？

他有些抱歉地告訴我：現在，這片地已經改造成長毛兔的繁殖基地，聽說她的墓就地深埋了。

我又問：那墓碑呢？

他搖搖頭說：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說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沒有了，便又問：為什麽不把墓碑保留下來呢？

他沒有說話。

過了老大一會兒，他對我說：我是這兩年從別的農場新調來的。他說完這句話時，臉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樣子，好像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似的。

他那一瞬間羞愧的表情，讓我感動，對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後悔，剛才我顯得有些質問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實是不應該的。許多事情，不能夠怪他，他也確實是不大清楚。隻有我們的當事者，稍微清楚一些。隻有劉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們的親屬，才會有切膚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煙，漫說34年，即使幾年的光景過去了，誰還會記住在大興島上曾經有過這樣兩個17歲漂亮的姑娘，一個為了撲救荒火，一個為了挖沙子，而獻出了她們年輕的生命呢？

如今，長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談會，我本來想向農場新一茬兒的頭頭提這樣的建議：應該把李玉琪的碑重新豎立起來，也應該為劉佩玲立一塊碑，不必像當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樣也刻上劉佩玲是什麽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隻刻上關於她所有這真實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沒有提。我想，他們未見得采納，也未見得高興。而且，他們也有他們實際的難處。
 
(作者：肖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