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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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那些在天安門前留影的人回到這個“最具有政治意義的”空間來，重新拍照，以呈現時代的變遷。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報上刊登了啟事，尋找100個（組）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留影的人。
照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惟有那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
——張愛玲
姚元還保留著1969年1月自己在天安門前的一張留影。“那是插隊前幾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國蔡司的135照相機，和特務用的相機一樣，很小。批準插隊後，我用‘插隊證明’買了一件很多插隊學生都有的藍色棉大衣，然後就帶著相機去了天安門。”
馬惠雲、陳桂苓、周金華、何俊霞1970年攝
對大多數人而言，天安門具有特殊的意義。這組觀念上並不算新鮮的“老照片新拍”，因為天安門而意外地被納入“主流”，在建國60周年前被人關注起來。拍攝者黑明卻毫不掩飾：這跟自己的初衷沒有太大關係。對於一個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外鄉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確認自己和這個城市的某種關聯，黑明說他一直在尋找對北京的表達。幾年前，當從相冊裏翻出不同時段在天安門前的留影時，他萌生了一個想法：請那些在天安門前留影的人回到這個“最具有政治意義的”空間來，重新拍照，以呈現時代的變遷。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報上刊登了啟事，尋找100個（組）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留影的人。
46歲的劉增榮就是看了報紙主動找上門來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時30分，按照約定劉增榮和黑明在天安門西華表前見了麵，根據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經過近半個小時的拍攝，黑明“複製”了劉增榮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時左右初到北京，在天安門前拍下的那張紀念照。“當初所有在天安門廣場拍照的人們，心情幾乎是一樣的激動。那時惟一能夠代表北京乃至中國的就是天安門。今天每個人的認識開始顯現出差異。有些人仍然認為天安門是神聖的，但也有人認為這裏就是旅遊景點，太擁擠了。”事後在博客上，劉增榮寫道：“昔日重現，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點激動！”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選擇同樣的季節，同樣的姿勢、表情，甚至太陽在身前身後投下同樣的影子，畫麵同一角落裏若有若無的鬆枝。在相冊或史冊中所看到的悲歡離合、得失成敗，同曆史一樣是被選擇過的。這些原本被夾在或許掉了皮的老相冊裏、屬於個人私生活的經曆，經過一係列刻意“複製”，進入公眾視野，在一些人看來好像變了味兒，有些不那麽可愛了。
王嬡香、朱榮曾1963年在天安門前相互依偎著拍了張照，她們是好姐妹，也可能是關係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著笨拙的棉衣掩飾不住年輕的張揚，圍巾的不同戴法、兩人故意注視遠方的神情估摸著是當時的流行。在右側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發梢也會讓人猜度一番。這樣的迷人確實和時空的距離有關，但更多的是質樸與真誠。而當年那些身穿軍裝、手捧紅寶書的小姑娘，幾十年後捧著紅色存折、紅色退休證，微笑著齊聚天安門前時，卻不得不讓人感歎什麽叫時過境遷。麵對這樣的新照片，我們好像能聽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這裏，笑一個”，卻無法去端詳那些時間留給她們的道道劃痕。
應左娃、章錦芳、應代婭、應德毅2009年攝
在黑明搜集的老照片裏，6歲的東北姑娘耿楚涵有些緊張地背著手站在天安門前，那是1986年她第一次跟爸爸來北京，“那次除了在天安門照了一張像，還在動物園照了一張。”2003年耿楚涵從鞍山師範畢業後，便自作主張地跑到了北京找工作。她現在就職於一家網絡公司，月收入三四千元，除去1000元房租，1000元吃飯，交通、通訊等開銷，所剩無幾。但她從沒打算回老家生活：“我們當地的發展很慢，回去工作更不好找。很多國有企業的職工都下崗了，我爸媽工作了30多年的鍋爐廠，好幾年前就改製賣給了私人，幾千名職工一次性買斷工齡。我爸是1968年上山下鄉的老知青，當年還是生產科的科長，2002年買斷工齡的時候，總共才給了兩萬多塊錢，現在全靠打工謀生，養老和醫療也要靠自己。我媽也是。幸虧我家就我一個孩子，壓力還不是很大。”耿楚涵已經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先生是東北老鄉。“北京的房子實在是太貴了，根本買不起。北京戶口比房子更難實現，房子有錢還可以買到，北京戶口想買都沒地方買。”
如果沒有更多的文字，觀看總是存在誤讀的。也許按照黑明的設想，當跨越時空的兩張照片被並置時，這種對比本身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觀察方式。黑明相信，當這組照片被規模（數量和體量上）呈現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能從中感受到共鳴和力量，就像他一次次從4×5相機的另一端凝視著人物、環境等表象下的變化，一次次所受到的感動與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