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在魯迅逝世的第四天後，林語堂寫了這樣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但魯迅曾在《天生蠻性》一文裏寫道：“辜鴻銘先生讚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並論，看來魯迅對林語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見的。
魯迅和林語堂究竟有著怎樣的隔閡呢？魯迅與林語堂是因為一床蚊帳而絕交的。說兩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時，一次魯迅不小心把煙頭扔在了林語堂的帳門下，把林語堂的蚊帳燒掉了一角，林語堂心裏十分不悅，厲聲責怪了魯迅。魯迅覺得林語堂小題大做，因為一床蚊帳這麽大火氣，未免太傷人了，便還回敬說一床蚊帳不過五塊錢，燒了又怎麽樣，兩人就這樣爭吵了起來。
原委真的有這麽簡單嗎？恐怕並非如此吧。兩人一位是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幽默大師”，一位是舉世公認的“左翼文壇之雄”，應該不會為了一床小蚊帳傷了和氣，說出去實在讓人難以信服，那麽究竟是竟然為了什麽以至兩人產生隔閡呢？
林語堂和魯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誼出現裂縫，大約是在《論語》大獲成功的時候。
林語堂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係。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當時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兩派，一派是周氏兄弟為首，另一派以胡適為代表。
1924年11月，《語絲》創刊，魯迅和周作人做了語絲派的首領。長期撰稿人除魯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語堂、俞平伯、馮文炳、川島等，錢玄同、胡適、顧頡剛、徐誌摩、孫伏園等也在該刊上發表過不少文字。而胡適則在辦《現代評論》。《現代評論》是一部分曾經留學歐美的大學教授創辦的同人刊物，署“現代評論社”編，實際由陳源、徐誌摩等編輯，現代評論社出版發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傑、高一涵、胡適、陳源、徐誌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終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魯迅兩次主動地給林語堂寫了兩封信，向林語堂約稿，魯迅當時參加了語絲社，又領導著莽原社。這便是魯迅與林語堂“相得”的開始。林語堂，成了《語絲》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語堂比魯迅小14歲，能與魯迅同期在北京大學任教，加上又特別地活躍，不僅大量撰稿，放談政治，而且親身參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鬥爭，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語堂雖與胡適也有著不淺的交情，但他還在站在了魯迅的一邊，可見當時林語堂對魯迅是敬重且視其為好的盟友的。
後來，兩人都避居上海，專門以寫作為生，原以為交往會越來越深厚，卻沒料到彼此之間萌發的不是情誼，卻是矛盾。林語堂和魯迅手中握的雖然都是筆，其走向卻不一樣了。但真正把喜怒流於臉麵的卻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雲樓風波”使得魯迅與林語堂因誤會而疏遠了。據魯迅日記：“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四十年後林語堂作《憶魯迅》一文，回憶此事說：“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帳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合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鍾。幸虧鬱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和事佬”鬱達夫則在《回憶魯迅》中，對此事很明確地表示是“因誤解而起正麵的衝突”。並作結論說：“這事當然是兩方麵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鏡子即使能再重圓，中間也是會有痕跡的。林語堂“幽默大師”的名聲越來越響，而且林語堂對自己的文藝觀點確信不疑，聲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林語堂《行素集·序》），而魯迅卻認為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隻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對林語堂，魯迅也認為 “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來的”，開始對林語堂進行批判，先後寫了《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後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而林語堂則寫了《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遊杭》、《今文八弊》等文章來回敬。
後來，另有有一次飯局，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林語堂則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逗趣。魯迅聽了，卻厲聲道：“你是什麽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弄得林語堂很尷尬，甚是無趣。
魯迅還曾寫信勸林語堂別搞小品了，多翻譯些英文名著。林語堂回信說“等老了再說”。魯迅後來給曹聚仁寫信，提到此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林語堂後來則說：“亦近挑撥呢。我的原意是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為我中年時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譯成英文。……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麽你老了，隻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
文學立場的涇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誤會而產生的恩怨，魯迅和林語堂越鬥眼越紅，兩人的友誼也漸漸再難以回到從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