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脫黨事件”策劃者張衝如何成為周恩來密友（組圖）

1937年春，葉劍英同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張衝（中）在西安七賢莊

張衝，原名張紳，字淮南（又字懷南），浙江省樂清縣茗嶼鄉官頭村人，生於1903年1月18日。張衝少而聰慧，文思益廣。1919年考入位於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發起組織“醒華學會”，積極參與愛國活動，成為溫州學生界的活躍人物。1922年夏，考入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是年加入國民黨。1925 年，他以官費生轉入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在東北期間，張衝曾秘密進行反對奉係軍閥張作霖的活動，擔任過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

國民黨情報負責人張衝

1929年，張衝返回南京，由同鄉同學蕭錚、鄭亦同等引薦，始受知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先後擔任國民黨哈爾濱黨部特派員、天津市黨部委員、南京特別市黨部書記長等職。張衝才華出眾，熟諳俄語，又通曉蘇聯事務和黨務，深得陳氏兄弟器重。20世紀 30 年代初，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幹事，主管情報事務，成為一名狂熱的反共分子。1932年2月，曾一手策劃炮製了震動上海的“伍豪事件”。即以周恩來的筆名“伍豪”的名義在上海多家報紙上刊登“伍豪脫黨啟事”，以達到汙蔑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目的。可以說，周恩來與張衝是一對老對手。

可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報》忽然又刊出一則醒目的尋找“伍豪”的啟事，要求被尋者見報後務必於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亞酒店某號房間，與落款者一晤，謂有要事相商。這則“尋人啟事”仍然出自張衝之手，但卻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於民族大義，為國共合作探路。

張衝受命放出這隻“試探氣球”，不是沒有緣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團結抗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 ），呼籲停止內戰，反蔣抗日，建議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當天晚上，張衝屬下的“中統”南京香鋪營電台收聽到了這一宣言，張衝隨即將電文抄送蔣介石和其他要員。此後，由於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也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努力，國共兩黨關係有所鬆動，接觸渠道有所溝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張衝本人思想也有所變化。張衝在調查科任上，確曾竭盡全力，出謀劃策，大搞特務活動，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情報資料，事實使他逐漸認識到共產黨並非是“殺人放火”的“洪水猛獸”。特別是《八一宣言》對他觸動很大，他對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的政策產生了懷疑。他曾對部下說：“當前日寇侵略日亟，共產黨也是有愛國心的，為什麽不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呢？！”

《申報》 的啟事登出後，張衝便派員晝夜守候在這家酒店的房間裏。鑒於幾年前的教訓，中共經慎重考察，幾經曲折，終於由潘漢年出麵與張衝聯係上了。潘漢年與張衝等在上海、南京經過多次接觸，商談了有關國共合作的問題。隨後，潘漢年於 8月8日秘密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此次會晤的有關情況。3天後，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變化，毛澤東建議將我黨“抗日反蔣”的總方針及時改為“通蔣抗日”。

就在國共代表初步往來以及中共調整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之際，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張衝作為蔣介石的隨行人員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國共雙方亦一時失去了聯絡。不久，事變在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有了新的轉機。在西安，蔣介石親口向周恩來許下了聯共抗日的諾言，並以“領袖人格”相擔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親日派”的耳目，國共間的往來還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時的張衝則日益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脫離了“調查統計”工作，這位國民黨最年輕的中央執委被委任為代表國民黨蔣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聯絡的專使。

1937年，周恩來與張衝在杭州合影

五次會談　折衝尊俎

1937年2月初，潘漢年帶南京政府談判代表之一的張衝重返西安，介紹他與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見麵，商談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這次引薦為兩黨舉行西安談判鋪平了道路。

2月9日，國共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中共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等，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張衝、賀衷寒等。會談曆時1個月，其間，國民黨方麵主談者張衝帶著蔣介石的意見，與周恩來朝夕相處，頻繁接觸。這時，國民黨內有人放出口風：“淮南過於冒險，這樣的事幹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得不好就會成為千古罪人。”張衝聞知後坦然處之，他說：“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黨，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年年圍剿，節節失利；強鄰虎視，外債高築；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

會談最初較為順利，達成了一些協議。張衝還向周恩來建議中共通過在蘇聯的蔣經國來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當即電告中央請示。這年4月中旬，蔣經國從莫斯科抵達上海，毛澤東、周恩來派李克農同張衝到上海見蔣經國，希望蔣經國以民主思想影響蔣介石。而西安會談最終雖因頑固派推翻已達成的協議而未取得理想結果，但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衝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四、五、六月裏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軍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複了交通聯係。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掛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