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進京後與劉少奇的博弈(圖)

　　對高崗稍有了解的人，都說高是個報複心很強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學”。他曾經向別人“傳經”說：“反對別人，不能無準備，一定要積累下足夠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為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劉在各種場合的言論。因此，劉少奇於當年4月在天津同資本家的談話、8月在東北局涉及有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講話、1950年初關於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道路與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麽辦等問題的談話，都被他作為攻擊劉的“炮彈”加以收存，並在幹部中散播劉少奇“右傾”的流言。與之同時，高崗逢人便吹噓他本人如何正確。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公開地講他在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農村互助合作、富農黨員等問題上與劉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責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對的，說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談了兩個鍾頭，在他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後，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並要他同少奇當麵談一下，以顯示他高崗在毛澤東麵前如何得寵。

 

圖:1949年，劉少奇（中）同高崗（右一）、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高崗的整人“哲學”



　　“三反”運動期間，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以“東北一黨員”的名義向中央寫信，揭露了高崗及東北個別幹部貪汙腐化、鋪張浪費的問題。此信於1952年1月27日，由當時被中央任命為中央增產節約運動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轉呈給毛澤東。毛隨即把這封信批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這使高崗大為不滿，認為是薄一波故意給他抹黑。不久，鞍山鋼鐵公司發生了八號高爐銅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傷15人。1952年8月，由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財委（陳雲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組織了一個聯合檢查組去鞍鋼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高崗認為，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東北的毛病。

　　財經會議發難

　　在高崗眼裏，劉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區工作的，屬同一個“山頭”。毛澤東批評新稅製、“分散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是“右傾”思想，又從組織上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這在高崗看來，劉少奇、周恩來在毛澤東麵前已經“失寵”，拱倒他們的時機到了。他公然對別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黨中央召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原本是為了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高和統一黨的高級幹部的思想；解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5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陳雲、李富春、薄一波說：財政會議，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劃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薄一波根據毛的指示於5月22日起草了會議通知。後來，薄一波回憶說，這次全國財經會議，起初是按照中財委的例會進行準備的，後來改由周總理主持，實際上變成了中央召開的全黨性質的重要會議。

　　6月9日，周恩來約請高崗、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勳、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開會，研究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會上議定了財經會議的宗旨、議程和組織領導等問題。確定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麵的問題，以及財經工作方麵的其他具體問題。並決定：（一）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習仲勳、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會議領導小組：（二）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作會議的總的經常主持人。會後，周恩來向毛澤東並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當晚，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批準了周恩來的報告。

　　6月12日晚上召開預備會議和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情況的報告。他指出：搞經濟建設，就必須把財經工作搞好。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準備解決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見並且能夠解決的一些問題。方針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充分聽取各地的意見，然後加以集中寫成決議。主題是圍繞如何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展開討論。

　　13日，會議正式開始。除聽取高崗關於編製五年計劃的意見、李富春關於同蘇聯商談五年計劃體會的報告外，主要是分組進行討論。由於一些地方負責同誌對新稅製意見較多，高崗趁機鼓動一些同誌“放炮”。據後來陶鑄揭發，財經會議開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陶到他家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並要陶鑄放頭炮。陶鑄沒有答應。高崗在與會幹部中鼓動說，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不僅要解決財經工作中的路線問題，而且要反對薄一波的“圈圈”。

　　進而誣蔑劉少奇在許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組織上有“圈圈”，說他被調離東北，是劉少奇“調虎離山”，為的是要讓劉圈裏的人負責東北工作。吹噓毛澤東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東北局書記，並說將來召開黨的八大，仍由他兼東北代表團團長。他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誌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他還散布說：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他隻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隻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麵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等等。在高崗的鼓動下，會上批新稅製的溫度越來越高，上綱上線。如說：新稅製錯誤，是路線性質的錯誤，中財委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等等。會下也有好多議論。

　　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會議進行的情況。鑒於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製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提議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以便大家把意見拿到桌麵上來說。12日晚，周恩來寫信給薄一波說：昨夜向主席匯報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麵有關同誌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麵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麵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麵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

　　7月13日下午，舉行擴大的第15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首先指出前一段會議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他說，雖然我們一開始就強調了對人要治病救人，對事要糾正錯誤，解決問題；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們會議中還有一些庸俗化，即對人批評不當麵說，而是背後說，不是直說而是繞著彎子說。實際上周是在向與會同誌打招呼，指出前段會議情況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隨後，薄一波在會上作第一次檢討。這樣，薄就成了“桌麵鬥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也驟然緊張了起來。

　　高崗根本不把周恩來放在眼裏，他在作了充分準備以後，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作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高指責薄一波，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抵製黨中央和毛主席曆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互助合作運動是一種“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張說成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然後，高開始指桑罵槐地影射劉少奇，把劉少奇說過的土地改革以後，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現在農村障礙農民積極性的主要思想顧慮是害怕“冒尖”，害怕說有剝削，因此要向農民宣傳長期保護富農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至於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麽辦？現在這個問題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共產黨員也可以雇工。東北地區有十萬八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將來到社會主義，他們願意跟著走，那自然好；不願跟著走，可以開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頭上，指責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傳，隻有發展成富農，農民才有奔頭。高崗還拿出薄一波　1951年紀念黨三十周年發表的《關於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責薄沒有拖拉機，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並且把李立三也拉了進來，說李也有這種觀點。然後，趾高氣揚地質問說，那麽農民在推翻地主以後，實行集體化以前究竟走什麽道路呢？接著高又擺出一副教師爺的口氣教訓人說，農民把地主鬥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後，是有冒尖思想的，幾千年的個體經濟是農民走的老路。我們能不能引導農民經過互助合作的道路而達到集體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農雇工呢？農民就是知道“穀物滿倉，牛羊滿圈，黃金萬兩”。他們總是想由貧農變成中農，由中農變成富農。他們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們則應該引導他們向這個新道路上走。

　　如果說，在農業互助合作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曾有過不同思路，這在1951年秋就已統一。何況劉少奇、薄一波的主張也就是毛澤東原來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主張。高崗這時把黨內早已解決了的不同認識的分歧重新挑出來，並加以歪曲成劉、薄主張走發展富農的道路，這顯然就超出了黨內開展正常批評的範圍。

　　毛澤東的結論

　　由於會上批薄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來很難為會議作結論。他是政府總理，又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與會議的氣氛不合，難以通過，並有為自己開脫和庇護薄一波之嫌；話說重了，那正是高崗所希望的。毛澤東看出了周的難處。7月下旬，毛針對會議出現的問題，為開好後期會議並作好結論，他指示周恩來“搬兵”。毛對周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雲當時在北戴河休養，與會的一些同誌去看他，談到財經會議的一些情況，他就明確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誌幾年來在中財委工作中的成績抹煞了，我反對中財委有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7月27日，陳雲回到北京。在8月6日舉行的第29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陳雲發言，他一方麵指出新稅製有兩個錯誤：一是變更了納稅環節，有利於批發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不合適。他為薄一波修正稅製未向他請示作了解釋，他說，去年11月25日，中央決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計劃草案，並於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會作出報告。因此，我當時就向中央報告，為集中全力搞五年計劃草案，中財委工作統統交一波同誌負責。所以，一波同誌在新稅製問題上沒有問我也是有原因的。陳雲還明確說明：中財委內部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8月3日，鄧小平回京後，也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發了言。他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誌的錯誤，我讚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誌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誌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讚成。在陳雲、鄧小平講話以後，會議氣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來作經過毛澤東修改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過的結論報告。

　　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再次嚴厲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說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關於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已有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誌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違反黨的決議的。他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　　向，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他還特別點明，3月10日中央關於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各部門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全國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這樣，高崗在會議期間的地下活動雖然得到製止，他想一錘子把人打死的企圖也未得逞，但毛澤東所作的政治性結論，使高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風。

　　南下遊說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提出定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議於1953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批準國家五年建設計劃綱要，選舉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時，黨中央也在考慮新的國家機構是否按蘇聯那樣，設置部長會議；黨中央是否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曾考慮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

　　中央正在醞釀組織方麵的這些重大問題的情況，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崗當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財經會議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當然就想“趁熱打鐵”，把這個“勝利”落實到組織上。

　　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就經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請客、組織舞會等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拉攏幹部，逢甲說乙，逢丙說丁，製造黨內不和。他時而說毛主席現在不滿意某個人了，對某某又進行批評了，捏造說毛主席講過某個同誌為惡霸；時而又吹噓說毛主席對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經濟工作，如果他離開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來攻擊別人，抬高自己，造成人們對他的錯覺。財經會議結束不久，高崗為謀取黨中央副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進行積極活動。他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先指向劉少奇，捏造說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在另一場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林彪來當。以暗示別人把他推上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

　　高崗積極活動的對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崗向他的一個老部下交待說，主席的身體不好，要退到二線，現在正在醞釀第一線誰當家，並說劉少奇如果當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養病的林彪處，與林彪談談這個情況，讓林彪出來和毛主席講一講。言下之意，是讓林彪向毛推薦他高崗到第一線當家。這一席話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驚，當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講這種事，林彪如有什麽意見，林彪自己會講。

　　高崗感到這種大事委托別人看來不行，於是就以休假為名，親自南下遊說。他先到杭州，後到廣州，逢人便封官許願，或進行挑撥，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議由他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在杭州對陳正人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還向別人說，中央準備要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要補選一批中央委員，他認為中央應多吸收井岡山和陝北兩個地區的幹部，暗示要把誰列入候選名單。又說毛主席要退居二線，中央將實行幾個副主席製，不實行總書記製，表明他將進入黨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誣蔑劉少奇不懂經濟，造謠說毛對劉不滿，不支持劉，毛在財經問題上全靠他高崗，毛準備按排劉少奇當中國的“什維爾尼克”（當時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還造謠說，他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就說過，周恩來不會辦事，中國這麽多人，竟無人可當總理，難道你高崗不能當總理嗎？又說，他去毛主席那裏，毛問他誰當部長會議主席合適，他寫了一個“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給他寫了一個“高”字（意即高崗）。在另一個人麵前，則又說他向毛主席建議由林彪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別人向中央推薦他。還說什麽，中央正在開組織工作會議，毛主席對組織部的工作很不滿意，他認為應該讓某某人去當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造謠說中央準備修黨史，他堅決反對黨史上的二元論的看法，即：蘇區是毛主席領導的，白區是劉少奇領導的，就是說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所作的“劉少奇同誌是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的結論要修改。

　　高崗從羅瑞卿口裏聽到毛澤東生病的信息時，當即告訴秘書：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們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為現在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撐得起來。

　　當他認為在外地的遊說獲得“成功”以後，就直接活動到了陳雲和鄧小平的頭上。

　　緊密配合的饒漱石

　　在高崗事件中作積極配合的是饒漱石。饒又名梁樸。1903年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早年在上海大學學習。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贛東北及浙江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秘書長。1935年赴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陳毅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當時鄧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饒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時決定，撤銷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局；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改為華中局，並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簡稱軍分會），由劉少奇兼書記，饒任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華中軍分會常委。1942年3月5日，劉少奇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要他回延安，並決定在他走後，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由陳毅代理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一年之後，饒為集華中局和軍分會大權於一身，於1943年秋，一手導演了在新四軍軍部住地黃花塘發動鬥爭代軍長陳毅的事件。饒以陳毅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製度、甚至要趕走饒的罪名，蒙蔽幹部，欺騙中央，對陳毅發動突然襲擊。並致電中央，誣稱對陳毅進行善意幫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備的幹部來接替陳毅，妄圖將陳從新四軍趕走。1944年，陳毅奉中央電調抵達延安，對在華中局與饒在團結問題上犯有某些自由主義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電告華中局。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鄭重指出：陳毅同誌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早已解訣，不應再提；陳毅同誌在內戰、抗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指示華中局結束爭論，從事團結。饒漱石對毛澤東的指示和陳毅的自我批評則持對立態度，繼續策動幾個負責幹部聯名致電中央告陳毅的狀。企圖以捏造事實蒙騙中央的手段，達到為個人爭權奪位的目的。

　　1945年饒在中共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醞釀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時，華中地區的代表曾在小組會上批評指出，饒漱石在華中局有“欺人、弄權、虛偽”等毛病。為使饒在選舉時不致落選，劉少奇曾親自到華中代表團參加會議，點名批評了向饒提意見的代表，認為是對饒的“攻擊”，破壞領導威信，影響黨的團結。維護了饒漱石。

　　解放戰爭時期，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決定設各大區軍政委員會。為此，中央召集各大區負責同誌商量各該區軍政委員會名單。當時，各區均決定以各野戰軍司令員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唯華東區饒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來。毛澤東親自與陳毅談話，要他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顧為辭，提議由饒漱石擔任。毛仍堅持由陳毅擔任為宜，同時表示可由華東局商議後再報中央決定。陳毅回到上海向饒漱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饒毫不考慮中央意見，立即表示由他擔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華東局會議討論的情況下，就向中央寫了由他兼任主席的報告。後來，饒漱石到北京，毛澤東又向饒說明各大區均是司令員兼主席，饒以極不老實的態度，偽稱華東局有幾個同誌不同意陳毅擔任此職，　　使中央隻得任命他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

　　1952年初，正當“三反”、五反”期間，饒漱石因眼神經痙攣，難於堅持工作，粟裕（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向中央建議饒應離職休養。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議，並指示粟裕陪同饒赴北京休養。饒到北京以後，極為不滿，武斷認為中央要他來京休養是對他不信任，並當麵質問毛澤東。經毛耐心解釋仍無理糾纏，毛澤東最後表示，如你自己認為健康能夠支持，可以立即回華東工作。這時，饒探出中央確無別意，才從毛處辭出。後在大連休養時，聽說各中央局書記確定調京工作，饒漱石的不滿情緒又有發作。

　　1953年2月，饒由華東局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為進一步取得更高的權位，他以宗派主義的思維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來高崗屬正在上升的明星，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就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某某是一個圈圈，劉少奇是這個“圈圈”的支持者。這次財經會議就鬥了這個“圈圈”的薄一波，會後還要鬥這個“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當年7月中旬，未經中央同意，饒漱石就製造各種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他在一次部務會議上向安子文發動突然襲擊，指責安起草的組織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說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找饒談話，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冷靜從事，不要再在組織部內部繼續爭吵。饒漱石對劉少奇的勸告根本聽不進去，在組織部兩次召開部務會議，繼續向安子文開火，斥責安向劉少奇反映情況是“膽大妄為　”，妄圖迫使安子文就範。

　　組工會議“批安射劉”

　　1953年9月，黨中央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央確定會議領導小組由劉少奇、朱德、饒漱石、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勳、楊尚昆、錢瑛以及六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組成，由劉少奇親自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關於抽調幹部到新建、改建和擴建的重要廠、礦工作的問題；關於加強對幹部的管理問題；關於審查幹部問題；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和發展新黨員的問題，以及關於幹部培養訓練問題。

　　會議開始不久，東北局組織部長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指責中央組織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錯誤，誣蔑中組部在幹部政策有“圈圈”，“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領導上有“右傾思想”，沒有很好地保證正確政治路線的執行，等等。山東分局的組織部長也在會上發言，在整黨問題上向中組部發動攻擊，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在高崗發難的財經會議上，饒漱石就緊密配合高崗，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饒先給安子文施加壓力說，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麵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饒漱石見“拉”無效，改取“打”的手法，於是把高崗在財經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散布的所謂安子文私擬了一個政治局名單，有“薄”（薄一彼）無“林”（林彪）的謊言，在會上提了出來。以圖把火燒得更旺，並把矛頭指向劉少奇。以達到“打安射劉”的目的。

　　事實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崗找安子文說，昨天主席找他談話，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成員要改組；二是加強中央各部的機構，征求他對這兩個問題有什麽意見。高說，他因事先未曾考慮過這些問題，毫無準備，故未表示意見，等主席下次找他談話時，再表示他的意見。高又問安：某、某二人怎麽樣？安表示，這兩個同誌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經驗，有能力，有前途，將來就要靠這些人做事。

　　由於當時中央正在研究加強中央的辦事機構，準備增設新的部門，既然毛主席找高崗商量這個問題，安子文作為中央組織部具體工作的負責人，有責任早作準備，以備中央諮詢。出於這種考慮，安子文便擬了一個中央政治局的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的名單。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單分成兩組寫出，一組寫有現任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六個中央局的書記：東北的高崗、西北的彭德懷、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鄧小平、華東的饒漱石、華北的薄一波，外加實際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鄧子恢。另一組寫有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五個名字，以及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同誌和中央正副秘書長名單。

　　鑒於此事是高崗主動說的，所以，安子文將名單擬好以後，就給高打電話，高當即來到安家。安子文將名單給高看時，說明是個人的想法，作為高向毛主席談話時參考。安子文依次介紹了名單，最後提醒高崗說，高原來提到的兩位是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還不可能進入政治局。免得高崗在毛主席麵前提出來。高崗將這個名單看了好久，沒有表示什麽意見。隻是說，他也考慮過了，主席要找他談時，他是要表示意見的。並說，他原來提的兩人是候補中委，無論如何不能提。高崗走後，安子文就將這個名單燒了。後來，安也向饒漱石談過這個名單。但並未向其他人提起過。

　　高崗則疑神疑鬼，認為這個名單準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進行試探。於是，在財經會議期間他就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幹部中大做文章，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並挑撥說，劉少奇不讚成陳正人擔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等等。

　　當饒漱石7月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這件事後。劉少奇、周恩來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並對安子文進行嚴厲批評。安子文專就此事向中央作了書麵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在審查了安子文的檢討以後，指出他這種做法容易引起黨內不和，給予黨內當麵警告處分。但高、饒並未就此罷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所謂“圈圈”、“攤攤”打安子文，攻擊劉少奇。

　　中央發覺了饒漱石的分裂活動，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議上，圍繞所謂“饒、安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嚴肅指出：毛主席指示我們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麵上來解決。他明確肯定：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於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並從嚴格要求自己出發，在互助合作、富農黨員、半工人階級等三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此後，鄧小平到會講話，他指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貫徹了中央的路線的。“這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誌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誌也有成績，不能設想隻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

　　10月27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劉少奇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黨的團結。他說：“我們絕不允許我們自己把眼光限製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裏，隻關心本地區、本部門，而不關心全黨。希望這一次到會的各地區黨委的組織部長同誌到處提倡全黨團結一致的精神和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要鞏固全黨的團結，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鄧小平同誌講了，全黨過去是團結的，今天也是團結的，那麽是不是高枕無憂了，就看一到缺點了，或者看到有些缺點而把它掩蓋起來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們的缺點，要做工作，要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　大會責成參加會議的每個代表在全黨各個組織中認真傳達中央強調團結的指示。黨中央的明確態度，打破了高崗、饒漱石利用組工會議進行“討安伐劉”的陰謀。

　　後來，毛澤東講到饒漱石是“新官上任，剛來即鬥”。鄧小平也說過，饒漱石同高崗互相呼應，“這邊一炮，那邊一鬥”，配合默契。（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