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算得上財團的，隻有榮氏一家”——毛澤東語(圖)

　　提起中國近代企業史，就不得不提起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經說，在舊中國能夠算得上財團的就隻有榮氏一家。從無錫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國的麵粉、棉紗大王，榮氏兄弟走的是一條艱辛的創業路。縱觀兩人一生的事業，可以說他們的興衰榮枯都與當時的大時代密切相關。

　　受美國富豪影響，決心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麵粉廠

　　榮氏兄弟是無錫人，相傳祖上曾有人做過大官，但當時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時候，榮宗敬和榮德生就被父親送到上海的錢莊去做學徒。大上海的繁華既讓年紀輕輕的榮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接觸到了現代商業經濟。

　　1891年，榮宗敬學徒期滿，轉而做錢莊的“跑街”，這其實就是跑碼頭，做錢莊的收放款業務。3年下來，榮宗敬不僅有了自己的人脈，對於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資金的調撥也十分清楚，更為關鍵的是，這時候錢莊的倒閉更讓他體味到市場的殘酷。與兄長不同，榮德生在學徒期滿後，就南下廣東，在幫助父親收稅的過程中，他發現有兩類企業是最為賺錢的，那就是與民眾吃和穿有關的企業。在工作之餘，他還廣泛閱讀一些介紹西方實業和科技的書籍，這時候一本《美國十大富豪傳》給他很大的啟發，這本書介紹了美國十位大資本家通過興辦實業成為商業巨子的過程，使得榮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辦錢莊更有意義的事業，那就是開辦實業，這不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國。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讓他堅信了這一點。

　　1900年，榮德生回無錫時途經香港，他看到碼頭上雪白一片，層層疊疊十分壯觀，原來是進口的麵粉正在卸貨，這不禁讓榮德生感慨不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也廣產小麥，卻要這樣仰食於人！恰在此時，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接著就是八國聯軍入侵，在這樣的情勢下，榮德生隻得滯留上海。在上海，榮德生發現，當時很多行業都不免凋敝，唯獨麵粉業卻十分興旺。大概越是兵荒馬亂的時期，人們對糧食的需求也越為急迫。同樣的，榮宗敬在天津進貨時也發現了這一點，兄弟二人一拍即合，決心要開辦麵粉廠，並且暗地發誓一定要辦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麵粉廠。1901年，榮氏主持的“保興麵粉廠”在無錫動工，這是榮氏家族興起的第一步。

　　與日貨競爭，成為中國的麵粉、棉紗大王

　　榮氏創辦麵粉廠，很快就迎來了發展契機。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日俄戰爭爆發，導致俄國人在東北開辦的麵粉廠紛紛關門，這使得麵粉的產量下降，價格上升。看到賺錢的良機，榮氏兄弟決定擴大生產，將利潤不斷投入引進設備和開辦新廠，短短數年間，榮氏的麵粉廠就發展到12家，所產麵粉占全國產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讓榮氏企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一戰使得歐洲各國忙於戰爭，不僅無力插手東亞事務，而且其本身因糧食減產，紛紛向中國購買麵粉，榮氏的麵粉廠一接訂單就是幾萬包，乃至幾十萬包，榮氏麵粉行銷海外，暢通無阻，盈利豐厚。在麵粉業成功的刺激下，榮氏兄弟又開始涉足紡織業。

　　作為中國的鄰國，日本的麵粉、紗布曆來向中國傾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諸國忙於戰爭，日本卻閑居一旁，全力在東亞擴張，這其中就包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但正是在與日資企業殘酷的競爭中，榮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實業王國的構建。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當時全國各地掀起了抵製日貨的高潮，結果使得日本向中國輸入棉紗、麵粉的數量銳減。與其他民族企業家一樣，榮氏兄弟秉承實業救國理念，在辦廠之初創立的品牌就富含愛國氣息。比如麵粉廠的名牌產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興中華、以牙還牙”。棉紗廠的名牌叫做“人鍾”，圖案是一個人拿著鍾繩在敲鍾，寓意是讓國人警醒。榮氏兄弟捐款支持罷工、罷市活動，不僅奠定了自己麵粉大王的地位，而且還並購了日本紗廠，大漲國人誌氣。

　　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歐洲農業恢複到戰前水平，中國的麵粉出口減少，而日本憑借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又開始大力向中國輸出麵粉，榮氏的麵粉廠開始虧損。棉紗也境況不妙，日企憑借雄厚的資本開始在中國大力購買棉花，造成棉花價格上漲，然後又猛壓棉紗價格，結果使得多家中國企業破產，榮氏的棉紗廠也十分艱難。

　　“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全國愛國主義情緒高漲，榮宗敬提出“全國人民一致抵製日貨，如能堅持到底，則實業有振興之望，而國家亦可轉弱為強”。榮氏家族的紗廠擴充到9家，擁有工人數萬人，成為名副其實的“棉紗大王”。當時日商競爭失敗後，一些人竟然將自己麵粉貼上“兵船”的商標進行銷售，榮氏麵粉的影響可見一斑。

　　1929年，為了擴張紗廠，榮宗敬從匯豐銀行借款200萬銀元，將一家英國紗廠吞並，更名為申新七廠。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約到期。由於紗廠虧損嚴重，榮宗敬無力還款，他希望匯豐能夠將貸款轉期，條件是將申新七廠全部財產作為抵押。匯豐卻死活不同意，決定要拍賣申新七廠。當時作為第二債權人的兩家中國銀行，為保護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請暫時扣押申新七廠的財產，以避免被匯豐單方麵拍賣。但匯豐卻不顧中國法律和其他債權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單方麵組織拍賣會，當時申新七廠的總資產在500萬元以上，結果申新七廠被日本律師村上以250萬銀元拍得。消息傳回廠內，一時輿論嘩然。當時申新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多是榮宗敬的老鄉，對於企業有著很強的認同。他們將廠子裏麵的機器拆下，甚至組織護廠隊，阻止日本人來接收。同時，榮宗敬將匯豐低價拍賣申新七廠給日本人的消息對外公布，訴諸民意。結果輿論紛紛聲援，要求市民抵製匯豐。當時的全國國產廠商聯合會還因此發出呼籲，要求全國國貨企業不要再與外國銀行發生金融往來，以抗議匯豐銀行無視中國法律和國貨廠商利益的行為。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匯豐被迫取消拍賣，並允許榮宗敬將貸款轉期。在強大的民眾壓力下，申新七廠終於得以保全。

　　抵製日偽“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受戰爭的打擊，榮氏家族遭遇重創，不僅很多企業陷入敵手，機器設備和資產被劫奪，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暫時保全的企業也時時被日本人覬覦。在1942年前後，日商提出租借或強行收購榮氏家族旗下的相關企業，結果被榮德生嚴詞拒絕，麵對上門的日商豐田，他憤怒地說，“我是中國人，我絕不把中國人的產業賣給外國人”。當時的大褚民誼為了此事特地設宴招待榮德生。榮德生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竟不赴宴。結果榮氏在無錫的企業盡被破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企業也被日軍軍管。

　　抗戰勝利後，榮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綁架，加上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當解放戰爭即將勝利，很多人勸說他避居海外時，他笑著說：“生平未嚐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不僅不走，而且告誡其子弟也不要走，因為他堅信，不管是哪個政府，實業救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謂，“餘雖年老，雄心未死，惜時局未平，不能大舉創業。他日世平若健，此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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