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武漢的解放和接管

潛進武漢 

我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由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派到武漢的，當時和我一起到武漢的還有解放前擔任武漢地下市委書記的曾惇和另一位同誌陳克東。解放前，南方局管整個白區，包括天津、北京，都在南方局領導下。 

但我們三個人到武漢後，有一年時間都沒有碰過頭。剛到一個城市開展工作很困難，人生地不熟，我們在沒站穩腳跟前，要分別去找工作，爭取盡快在武漢立足。 

後來知道，當年分屬不同係統的地下組織在武漢太多了。武漢是解放南方的前進基地，所以中央對武漢的工作極為重視。從黨中央的社會部，就是後來的調查局、現在的安全部，到中原解放區，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再到中原解放區下的分區，甚至於董必武董老自己，都有部署在武漢的組織。 

到底有多少組織，我現在都弄不太清楚。除了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以外，這些組織按使命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解放區城工部派出的，其工作是從解放區需要出發，給解放區搜集情報和像藥品、電信器材這類急需物資；另一類就是我們，完全立足在白區開展建黨工作，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和進步群眾組織。從保護組織安全的角度出發，我們一直避免彼此間有橫向關係發生。有時候不同組織的人也會碰在一起，畢竟一個城市裏朋友圈子就這麽大，我們交朋友時偶然發現對方是解放區城工部派出的，知道彼此情況後，都會主動把關係甩掉，不再發生關係。這在地下黨內是非常嚴格的。 

我的上級聯係人是南方局青年組組長劉光。直到1947年夏天，南方局地下組織匯合，我都不知道曾惇和陳克東長什麽樣子，也不知道他們在南方局的上級聯係人是誰。劉光當時跟我說，武漢地下黨已經中斷了，派你去是開辟工作，重新建黨。他給了我兩封介紹信，幫助我在武漢落腳。 

要在一個陌生城市開展工作，首先要能在那兒立足，這是第一步，所以有用的私人關係很重要，也很寶貴。好在武漢是個交通要道，來往人員龐雜，這對我們打開局麵很有利。通常情況，組織上是不會給你提供活動所需要的經費的，經費主要靠大家交的黨費。我一直到臨解放前都沒有用過黨組織的錢，我們交黨費是按係統來交，交給每個人的上級聯係人，當時都根據各自的收入情況，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 

曾惇是靠著我們的一個統戰關係到武漢的。我們在重慶時有個地下黨員叫趙忍安，是重慶市和成銀行總經理吳晉航的襄理，南方局有意在武漢開展工作前，由趙忍安以申請到漢口開辦和成銀行漢口分行的名義，先期到武漢打前站。這樣，曾惇一到武漢就聯係了趙忍安，由趙忍安托人在武漢一家紗廠為曾惇謀個職員的職位。和成銀行後來的生意不錯，當時的偽湖北省主席萬耀煌、張篤倫都到這家銀行兌換黃金和銀元，這也給曾惇接觸武漢政界上層提供了不少便利。陳克東因為是湖北人，在武漢本身就有些人脈，很自然地以做生意為身份掩護，他在武漢六渡橋附近開了一家布店，專營布匹，兼營棉紗，這家布店實際上是一個地下交通站，布店的本錢，是地下組織成員們借錢、捐工資籌集起來的。後來我發現，黨組織顯然從一開始就對我們三人的分工有了明確而周全的考慮：曾惇走上層路線；陳克東主要是跟武漢一些職業青年和社會青年打交道，也負責策反工作；我在重慶時期就是做工人工作，到武漢還是做老本行。 

我在武漢立足的經曆要相對複雜些。劉光給我的兩封介紹信，一封是給一個叫陳元植的年輕人，一封是給漢口交通路聯營書店經理馬仲揚的。陳元植是武漢大學學生，他原來就是共產黨員，但是抗戰時期武漢大學在四川的時候，黨組織被破壞，陳元植的黨組織關係也弄丟了，他父親是武漢鼎鼎有名的民族資本家、武漢商會會長陳經佘。 

我當時不知道陳元植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以他的家族背景，替我安排一個工作並不是什麽難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陳經佘在漢口江邊的一家義順泰桐油行，我和另外幾個從重慶來的工人承包了油行一項修鍋爐的工作。這相當於一份臨時工，承包任務完後，陳元植又介紹我到他家在武聖路的漢昌肥皂廠做修理工。這份工作時間也不長，因為肥皂廠要發展，從上海請了一個做肥皂的化工技師，費用很高，我一看既然廠裏有專業人手了也就告辭了。還有一個原因，在肥皂廠期間，我已經發展了不少黨的外圍組織關係和進步關係，工廠作息時間畢竟不自由。 

這樣我找到我們在武漢聯營書店的關係人馬仲揚，他讓我去找武漢老通城豆皮店的老板，老通城老板曾厚誠的妹妹是我們解放區的幹部，她的兩個快上初中的孩子就寄住在她舅舅家裏。這樣我就待在曾家做起了家庭教師，算是暫時穩定了下來。 

1947 年夏天，上麵知道我們的工作進展後，才讓我們三人第一次見麵。我、曾惇、陳克東，還有之前在宜昌開展地下工作的李聲簧，就是李漢俊的兒子，四個人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員會。李聲簧後來病了，就沒有再參加武漢的工作了，湖北省工作委員會主要還是我們三人，分工基本上延續了我們之前一年工作的側重領域。 

這之後，我們三人相互的溝通才開始多起來。我們碰頭有時候約在茶館裏，有時候在陳克東家，當時陳克東已經結婚了，在江漢關上麵不遠的後花樓安了個家。有時候也約在小咖啡館，武漢那時候有很多小咖啡館，咖啡比較貴，人們一般不大願意去，所以比較清淨，也比較安全。要一杯紅茶或者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交流工作了。我和我的下屬關係接頭基本上也是在咖啡館。 

“五師突圍”的情報 

情報工作不是我的主要任務，不過，因為發展組織要接觸到大量社會關係，其中也有一些獲得機密情報的意外機會。我們在武漢開展工作後得到的第一個極為重要的情報，就是一個進步青年提供給我們的。 

這事講起來比較曲折。我到武漢不久，有四個本來要進解放區，卻滯留在武漢的年輕人關係轉到了我這裏。實際上，南方局動員知識青年到解放區工作是1944年下半年就開始的，到1945年已經有大量知識青年響應這個號召了。為了接應這批人進解放區，南方局青年組在沿途布置了交通站，最主要的一個站點叫“三多坪 ”，是從重慶進中原解放區，在長江三峽出口的一個鎮。知識青年們可以利用事先說好的口號和交通站接頭，交通站再給他們安排具體進解放區的路線。 

這四個年輕人叫劉綿、楊蘊、薑一林和張瑾格，是重慶和西北的大學生，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從重慶出發，動身比較晚，抗戰結束沒多久，國民黨軍隊封鎖了通往解放區的道路，沿途交通站也就撤退了。這四人找不著聯係人了，沒辦法，四處湊了點盤纏，就近到了武漢。 

他們從武漢寫信回重慶，把他們留在武漢的情況告訴給南方局青年組的朱語今，朱語今解放後擔任了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他是當初動員這幾個人進解放區的談話人。南方局青年組很快派了個人到武漢，把這幾個人的關係轉到我這兒來了。這個關係不是正式的組織關係，是進步關係。 

所謂“進步關係”，一開始就是交朋友，在白區搞組織工作，首先都是從交朋友開始，然後變成了一種進步關係。這個進步關係既不是黨員，也不是黨的外圍組織成員，這部分關係的數量是極為巨大的。 

南方局青年組在這上麵做了相當大的工作。它既為黨組織成員的發展提供了人選，也給在白區進行地下工作的黨員提供了一個龐大的社會資源網絡，同時能起到保護黨組織核心成員的作用。這些進步青年到武漢後，雖然關係在我這兒，但不會由黨組織提供關係來安排就業，都依靠自己各自的私人關係。 

四個人裏的劉綿是陝西人，父親是國民黨中上層的一個官員，他們家的一個至交跟武漢行轅主任孫玉儒有私交。劉綿通過這層關係，很快就在武漢行轅機要室謀了份文書職務，負責機要文件收發的蓋印。這是個能接觸到核心資源的工作，所有要蓋章的文件他都要過手。 

這是我在武漢搞組織工作的一個意外收獲，劉綿此後就經常在咖啡館跟我碰頭。一些短的文件，比如國民黨行政上的措施、人員調動的信息，他直接背下來口頭匯報給我。有一次，我記得應該是1947年6月14日，劉綿發現了一份國民黨要調動30萬兵力對我中原軍區包圍突襲的機密文件，這個情報非常絕密，不僅有企圖圍殲中原軍區部隊的詳細時間，還有一份非常詳細的兵力部署。 

情報顯示，這次突襲計劃的中心指揮所設在花園火車站，並在潢川、商城、宋埠等地設了5個分指揮所，由鄭州綏署主任劉峙坐鎮指揮。在我們中原軍區南麵，整編第62師駐鹹寧、亙嶽一線，整編第5師駐武昌、徐家棚一線；往北，整編第11師駐孝感、黃陂一線，第6綏靖區駐花圈地區，整編第66師駐衛家店、武勝關一線；往西，整編第72師駐麻城地區，整編第75師駐應城、沙洋一線，整編第20師駐襄樊、棗陽一線；往東，整編第7師集結在合肥地區，整編第46師集結在六安、金寨地區，整編第 3師集結在商丘、淮陽一線。總計10個整編師和第6綏靖區一部，共計約21萬餘人，加上地方部隊共30萬人，呈一個半圓形將中原解放區包圍起來。 

這份文件很長，劉綿費了很多心思，在很危險的情況下，把所有要點都抄下來，然後把抄下來的東西交給我。要知道，當時國共還處於戰爭爆發前沿，“停戰協議”還在生效，這個事情太大了。共產黨在武漢外圍的軍隊，當時老百姓都稱為“老四”，實際上就是新四軍的第五師。現在消息在我手裏，怎麽送到五師的人手裏？我真是特別著急。國民黨的總攻時間就是7月1日，隻有幾天時間了。那時候，曾惇、陳克東我們三個人還沒匯合，連商量主意的人也沒有。另外，我們是南方局派出的，不是解放區派出來的，與中原軍區沒有任何關係，壓根兒不知道如何聯係。 

我把我在武漢能使用的關係都在腦子裏過了一遍，包括從重慶帶來的和在武漢新發展的關係，就想到一個叫嶽建中的地下黨員，重慶下來的職員，到武漢後做生意，他認識在漢口美國新聞處工作的地下黨員陳楓。我們三個碰了頭後，下決心由嶽建中硬闖解放區，情報就包在香煙的錫箔紙中，釘在他的鞋跟裏。陳楓幫嶽建中弄了一封美國報社的采訪介紹信，這樣混過了國民黨關卡。嶽建中也不認識路，隻知道一直往北走，過了解放區邊界，他也不知道找誰，見到我們部隊的人，就一路打聽，說有重要情況向領導反映，這樣一層層找到領導機關，最後見到的是中原軍區鄂東軍分區代理司令員張體學，情報送到他手裏。 

這個情報真是非常及時，拿到消息後，中原局於6月21日致電黨中央，請求主動突圍，兩天後黨中央複電，同意立即突圍。就在準備突圍的前一天，黨中央給鄭位三、李先念、王震發電報作了4條突圍作戰的指示。這就是後來解放戰爭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師突圍”。 

劉綿因此立了大功。後來，中原解放區專門派人找到美國新聞處的陳楓，表達感謝，讓陳楓轉告我，說我們有情報這樣往解放區送，太費勁了，還可能會發生意外，以後再有類似情報可以就近聯係。內戰全麵爆發前，在武漢有個軍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這個小組裏有我們一方的人，是中原解放區派出的，主要代表就是後來的武漢市首任市長吳德峰。 

後來上麵考慮到白區地下工作者會有很多緊急情況要跟解放區聯係，出於紀律，又要避免跟解放區派出的組織發生橫向聯係，就給了我們一個同中原軍區聯絡的秘密口號，讓我們到要緊的時候，可以用這個口號跟解放區聯係，這樣對方就知道是黨組織。當然，他們也不會追問是什麽黨組織，誰都沒有這個權限。 

這個聯絡口號還真派上了用場。臨近解放，武漢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越來越緊張，因為大部分人這時候都脫離了職業，全身投入地下活動，收入來源一斷，又沒什麽儲蓄，黨費都收不上來了。另外，國民黨對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鎮壓這時也處於高壓之中，地下組織經常要把一些上了黑名單的組織成員撤退轉移到解放區，從武漢到解放區路上關卡很多，這中間要打點一些國民黨政府的基層官員，這些額外開支看上去不大，但對地下黨來說，實在是不小的包袱。有一段時間，陳克東有個進步關係，他經常偷偷從家裏拿些儲備的銀元出來給我們，後來家裏人發現了，這個經費來源就中斷了。 

最後我們實在沒錢花了，隻有向解放區要錢。這樣，陳克東就通過那個口號聯係上中原解放區的負責人，申請到了一筆經費，幫我們度過了一場經濟困境。　 

叛徒危機 

我在武漢搞地下工作的4年裏，隻出現過一次組織被破壞的危機。 

1948 年6月份，有個從解放區過來的姓周的人叛變了，因此牽出了我們在武漢的幾處重要的秘密據點。這裏要交代一個背景，我們在武漢發展黨員一直極為謹慎，從解放區出來的新人，通常情況我們不急於發展為黨員，因為一直在解放區生活的人缺少在白區工作的經驗，生活作風方麵比較暴露，容易讓組織工作出現破綻。但這又有個很大的矛盾，頭兩年黨員發展過慢，會影響在武漢建立黨的關係、發展外圍組織的整體速度，而比較而言，從白區的社會關係中突擊發展黨員更不一定可靠。所以，對於從解放區來武漢的人，我還是給予更多信任。 

這個姓周的就是在“五師突圍” 後，從解放區出來的，和他一起到武漢的還有一個叫肖惠的。肖惠當時就到我們的一個秘密據點武昌紅十字補習學校做老師，周的舅舅在漢陽開木材轉運店，他就住在舅舅家裏，利用生意關係從事地下工作，後來被我們發展為黨員。這兩個人都比較年輕，對地下工作沒經驗，沒有隱蔽的意識，長期在一些社會場所出入。 

肖惠喜歡上了武漢鐵路局的一個女職員王欣榮，而王欣榮跟南洋煙廠的程昌是戀人關係，這兩人恰好又都是我們地下組織的外圍成員。肖惠一心要拆開人家，動靜鬧得很大。後來，那個姓周的被捕，很快就叛變了，交代出了肖惠，肖惠出於報複心理，接著牽出了程昌和王欣榮。 

武昌紅十字會補習學校是我們管地下印刷品的一個重要基站。國民黨特務去抓人的那天，陳克東正好到學校聯係籌辦地下印刷所，一到門口他就意識到氣氛不對，大門前的報警信號被撤除，學校裏學生的表現也極不自然。他正想繞出去，迎麵撞上了盤查的特務，他對特務說，看到校門口的教師招聘啟事，因此來問問報考家庭教師的事，碰巧他隨身帶了一張當時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文教處陸近誠處長的名片，就說自己是陸近誠的朋友，這樣躲過一劫。不過正好是差不多時間，有幾個要去解放區的同誌，在武漢什家集這個地方被抓了，他們一直是陳克東聯係的，為了避免暴露，陳克東暫時中止了一切外界聯絡。 

我的危險更直接，因為肖惠這三個人都是我的下線。他們都不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和住處，但都供出了我的相貌。我身高一米八幾，比較高，眼睛下麵有個疤，這些特征都很好辨認，我處境很不妙，組織上讓我暫時離開武漢去香港避避風頭。 

這樣一來，湖北省工作委員會三個骨幹裏有兩個都有暴露的危險，出於安全考慮，1948年夏天，上海局新派了兩個人到武漢作為地下工作領導成員的補充力量，一個叫江浩然，一個叫張文澄。上海局就是南方局搬到上海後改名的，就是周恩來總理的辦事處，它管南方的工作，叫“上海局”，區別於在重慶的南方局，也區別於在香港建的南方局。 

這兩人來了武漢，原來的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就進行了改組，變為武漢市工作委員會，撤掉省工作委員會的原因是武漢解放在即，黨組織決定武漢地下黨集中力量來做武漢市的工作。本來我是要從香港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但因為叛徒事件的陰影逐漸淡去，我又十分熟悉武漢工作，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後我又被派回了武漢。 

還有一個原因，原來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員會的時候，有一個任務，是做湖北長江兩岸的工作，就是迎接大軍渡江。這個任務到1948底我們已經不用做了，因為我們的軍隊已經逼近了長江，隻不過是沒有渡江，解放區的城工部這幾年一直同時在城市開始工作，他們把兩岸的工作做得相當不錯了。當然聯係沙市、宜昌、黃石市委的工作仍由我們聯係，但重心全部要放在武漢。 

新成立的武漢市地下市委成員由我們五個人組成。曾惇任地下市委書記，曾惇、江浩然、張文澄為市委常委，我和陳克東任市委委員。 

保護城市運動 

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確，就是迎接解放。 

比起之前的地下工作，現在我們的任務其實更具體：為軍隊進城和接管城市做好全麵鋪墊。這就涉及到武漢整個城市係統的方方麵麵：各機關、部門、工廠、學校。地下市委隻是個領導機構，經過幾年發展，整個武漢的黨員也才不過500多人，依靠現有組織成員，人手顯然不夠了。 

急急忙忙發展黨員不現實，尤其在那個勝利的形勢下，肯定要防止少數投機分子鑽進黨內。我們的辦法就是快速成立和擴充非黨的進步組織，在最短時間內，武漢成立了14個外圍組織，涉及到武漢的各個行業，就是為解放後對口接管各個機關單位做準備的。 

這些組織按照行業係統建立，名稱前麵冠以“新民主主義”稱呼，比如新民主主義建設協會、新民主主義學生聯盟、新民主主義教師協會，隻有工人組織沒有標上新民主主義，就叫工人協會。它們是非黨組織，是黨領導的。這既解決了發展黨員的慎重和標準問題，又解決了解放前在武漢全麵開展“反撤退，反搬遷，反破壞”運動的人手問題。這14個外圍組織很快發展到了2000多人，不光進步群眾，一批武漢的高級知識分子和行業人才都加入進來。國民黨軍隊潰敗，解放軍還沒進城的這段時間，我們稱為“真空期”。沈陽、南京解放時，這個時間城市都是發生了騷亂，但武漢極為平靜地度過了，這得歸功於地下組織的提前部署。 

剛開始，我們也是想依據外圍組織的係統劃分，按工人、學生、教師、職員、職業青年把各行業的人組織起來，但後來考慮到，武漢的行政區劃複雜，行政機構也多，有所謂“三府兩局一會”——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漢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漢口、武昌兩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參議會。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可能不會同一時間解放，如果武昌解放晚於漢口，這樣按條設計的人力調動就會帶來不便。1949年4月，曾惇在一次市委會上提出了《為保護城市度過青黃不接進入接管而鬥爭的報告提綱》中，著重強調了這個問題，他說：“由於解放大軍在武漢上下遊渡江，粵漢鐵路截斷前，或三麵包圍逼緊時，敵人在撤退中有執行有計劃預定破壞的時間。漢口敵人撤退後，因退路已斷而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很小，武昌則尚有這種可能。故漢口青黃不接的時期，必定緊接漢口解放，武昌則尚需密切注視當時形勢的發展，提防敵人折回。” 

根據這個分析，市委決定將原先按係統組織的部署改為按地區組織，就地指揮。把各行業係統在武昌的力量統一建立領導體製，由江浩然負責；在漢口、漢陽建立領導體製，由曾惇、陳克東和我負責。 

曾惇、陳克東還是以策反工作為主，充分做好李書城、張難先等幾個湖北省知名士紳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確實曾經有過要炸毀張公堤、水淹漢口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放棄跟李書城和張難先的遊說有關。我們還找到具體負責幾起破壞任務的國民黨武漢守備司令官魯道源，魯跟我們談判，索要3萬銀元作為中止行動的報酬，後來討價還價後，價錢變成了6000銀元。曾惇通過和成銀行的趙忍安，由趙出麵，組織武漢銀行同業公會的銀行家們湊齊了這筆錢。 

這時候什麽地方都要用錢。解放前不到一個月，由張難先、李書誠二人出麵，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漢臨時救濟委員會”，分設漢口、漢陽、武昌三個執行處，配合我們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這些工作所需的大筆經費無法公開進行籌措。正好，武昌市長蔣銘到商會借稅款，他對盟員、武昌縣銀行行長、市商會常務理事周家泉說：“政府決定成立三個自衛大隊，因為沒有錢、現在隻成立了兩個，還有一個大隊成立不起來，300多支步槍放在庫裏發黴。”這一情況反映給地下市委後，我們決定，由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麵組織成立商民自衛大隊，要求國民黨政府調撥庫存槍支彈藥把隊伍武裝起來，表麵接受國民政府政府的領導，實際上隸屬中共地下市委指揮，把他們的資源為我們所用。事實上，國民黨從武漢全麵潰敗前，每個機關、單位都成立了所謂應變委員會，而到解放前夜，這些應變委員會大部分都已經是在為新政權服務了。 

我5月上旬坐鎮的武漢電訊局當時就已經成了地下市委漢口指揮部，原來的局長，也是電訊局應變委員會主任把他的辦公室騰出來給我們，我守在電訊局主要是便於整體協調和調度。當時有幾件很急迫的事，國民黨要把火車機車從漢口開過江運到武昌徐家棚，便於軍隊再往南撤退。光有兩條腿跑不了，沒機車，鐵路就等於癱瘓了。我指揮江岸機車車輛廠的工人把機車開到漢口的各個地方藏起來，為了防止國民黨得不到之後空襲毀掉機車，一大批機車被開到丹水池那兒，因為那裏靠近美孚公司的幾個大石油罐口，國民黨不敢炸。 

還有一些重要設施，比如車站的水塔，也擔心被國民黨炸掉，水塔一炸掉車站就癱了。我從各個工廠調人把武昌火車站的水塔保護起來，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周圍看著，特務來了就跟他周旋。其實也就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磨嘴皮子，比如說，你們把這弄掉了，我們怎麽吃飯啊，我們靠這個來養活一家人啊，有時也適當威脅一下。有個奉命破壞江岸機車車輛廠的國民黨工兵連副連長硬是被我們說動了，最後找到一個舊火車頭，把水箱炸了一個大洞，照了幾張照片回去交差。 

“ 真空時期”全靠群力群防，工人調動的效率特別高，這也反映出我們地下黨前些年搞工人運動的成效。武昌三十兵工廠那麽一個重要的軍事基點，國民黨最初是下決心要把這兵工廠搬走的。結果，全廠工人采取怠工的辦法，拖延搬遷，本來很快就可以把機器卸下來，裝箱就可以運走，工人們磨磨蹭蹭，說這裏擰不動，那裏擰不動，最後隻有極少部分軍工廠設備被運離武漢。 

接管武漢 

軍隊進城那天我們真是高興啊，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終於見天日了。南下的大隊聲勢浩大，約有800人，由毛澤東的侄子毛遠耀帶隊，經天津分為兩隊，有一隊本來要負責上海的接管工作，但在去上海的途中，得知武漢成功解放，就到武漢來了。1949年5月22日，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公告，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簡稱武漢軍管會)正式入城辦公，但實際對外宣布成立時間為6月2日。武漢軍管會有委員13人，分有物資、交通、軍政、文化4個接管組，主任委員為譚政，副主任委員為陶鑄，下麵還設有秘書處、行政處和人事科。 

軍管會的同誌大多是初次到武漢，對武漢不甚了解。最初，陶鑄聽說位於漢口的璿宮飯店很大，便打算把軍管會的辦公地點設在璿宮，但他們後來發現，璿宮裏的光線並不太好，幾經周折，才找到當時非常繁盛的德明飯店作為辦公場所，就是現在的江漢飯店，這裏空間寬敞，裏麵還有一間大廳。委員們周末偶爾在這裏跳跳舞、聚聚餐，這大概是他們當時唯一的娛樂活動。 

解放第三天，在江邊的維多利亞電影院(後來的青年劇場、市人委大禮堂，現改建為紅太陽娛樂城)，中共武漢地下黨成員開了一個會師大會，所有的黨員和外圍組織成員都填寫了登記表，黨員填的是甲種登記表，外圍組織成員填的是乙種登記表，分別交給市委組織部和市青委組織部保存。大會主要是宣布了新市委，並對地下市委在武漢長達4年的工作進行了肯定，銜接地下黨市委和新市委。 

其實武漢市委班子成員很早就已確定下來。因為河南解放得早些，中南局前身是在鄭州的中原局，武漢領導班子名單早在中原局就定了，可見中央的重視。武漢當時在全國解放裏的位置的確舉足輕重，是解放南方的前進基地，由中央直轄，四野總指揮部也在這裏，所以中央對武漢的幹部配備相當強大。首任市委書記張平化原來是哈爾濱市委書記，把他調過來，無疑是看重他在哈爾濱接管期間的經驗。首任市長吳德峰更是老資格的革命幹部，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擔任過武漢警察局局長，對武漢情況相當熟悉。相比之下，地下市委書記曾惇剛三十出頭，解放後最初的職務才是江漢區委副書記。 

地下市委雖然不存在了，但有些職能和工作還延續了一小段時間。當時武漢軍管會同工廠、學校、機關，中間的聯係很多是通過原來的地下黨員。當然他們也直接下命令，讓他們辦移交，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但要下命令，還要裏邊有人來接應。這個接應就是原來分布在這些機關裏的地下黨員的任務。我們一解放就都穿上軍衣，我當時已經被任命為武漢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不過很多時候我就跟隨著軍管會成員，像譚政、陶鑄，他們那裏商量什麽事，我就參加，因為隨時需要地下黨做配合。 

接下來就是正式建黨建政。一個是黨的建立，一個是政權的建立，大概這兩個是主要的，同時要建設一些群眾組織，工青婦，這些和軍管會同時進行，是籌備性的。比如中南有宋一平、吳克石，他們去搞，武漢就是聞一多先生的侄子黎智在做。軍管會走後，這些就都慢慢做了起來。 

武漢接管對於全國新政權建設的一個貢獻是，對城市基層政權建立的探索。國民政府也曾試圖在街坊一級建政，由於資源、時局和理念諸方麵原因，以失敗而告終，我們則成功地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政權組織延伸至街道。武漢市委對這塊工作非常重視，剛一解放，就派人到裏弄去做工作，做居民的發動工作，跟公安局都配合好，成立居民委員會，後來設立街道政府。很多具體工作，如供應工作、衛生工作都是通過基層組織來進行的，對武漢市民的教育，政治、文化上的教育，也是通過基層組織來進行的。

恢複建設的武漢難題 

20世紀50年代，武漢市的經濟改組從解放時起到經濟恢複時止，經曆了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兩次大調整，私營工商業這一塊恢複得很迅速，1951年，武漢私營工商戶和資方總額都較上年增加了10%以上。這一年被武漢人稱為“難忘的1951”。 

武漢遇到的困難看起來相反倒是農村問題。城鄉交流還沒有完全恢複，或者說斷了，這對城市是要命的事情。武漢和東北城市的解放環境不一樣，在東北是先把農村控製了，充分把農村資源利用起來了，所以解放城市時，給國民黨造成很大的被動，國民黨的城市成了孤島，一旦解放，物資能從農村充分地供給到城市。 

武漢不同，它的周邊是廣闊的非解放區農村，武漢輻射的農村範圍又非常大，包括湖北的農村，河南的大部分農村，江西、安徽的大部分農村。糧食、原料，還有很多東西，比如煙廠的煙葉、糖廠的甘蔗、製革的皮毛、織布的棉花都是在農村的，運不到武漢來，所以剛解放，在物資上武漢很困難，軍隊、老百姓都要吃啊。 

當時糧食缺口尤其大。因為要支援部隊往南進攻，湖南還有剿匪，還有城市潛伏下的反革命組織，國民黨的黨組織、團組織，這一套的清理，都需要後勤物資。南方人吃的大米供應嚴重不足，都是從北方運送來小米。所以說，城市是我們領導了，農村我們還沒能真正把他們領導起來，得回過頭來去做農村工作，發動“土改”，隻有“土改”完成才能保證城鄉銜接。“土改”前農民是散的，一家一戶的，中間還隔著地主、富農，“土改”後農民可以被組織起來，更好地發動起來。 

城鄉交流是個綜合體，不光指交通，不簡單是買和賣的問題，這裏麵還涉及到具體的，你把什麽給農民？你把人家的農產品拿來，你給他什麽呢？你的人民幣發行不了，他不相信，人民幣還不能流通。一定要把銀元打掉，把人民幣的威信樹立起來。1949年7月1日林彪到武漢的時候就講，我們當然要做武漢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農村的工作做好，他講了農村工作對城市的重要性。 

這之後武漢市委動員了大批幹部下鄉，我們工會和青年團組織也有大量年輕幹部到農村，去做“土改”工作。大概到了1952年，就把土地改革基本上進行下來。這雖然是共產黨的老本行，但是也很不容易，工作是一點一滴做起來的，幹部要滲透到農民中去，發現農民中的覺悟分子，形成了骨幹力量，再去調動其他人。 

那時候就靠幹部深入到群眾中去，很苦的事都是幹部走在前頭。當時分配還是供給製，吃飯分特灶、大中小灶。抽煙的人，有的可以給一兩條煙。我一開始是縣級幹部待遇，吃中灶，然後就高一些了。像我幾乎武漢大大小小的工廠都去了，就是背上點行李、被子，住在工人宿舍，工廠都是上下鋪，你看哪裏有空位子，把行李放那裏，晚上回去睡覺。有的工人家屬宿舍，沒有分配的，晚上去借個床。在農村也一樣，到群眾家裏去拜訪，了解情況，交朋友，幹部都是靠這種硬碰硬的群眾基礎開展工作的。 

我前一陣寫過一篇回憶共和國前30年的文章。我覺得我們現在對前30年有很多歪曲，當然是有地方急了，“左”了，但我們靠這種紮實的群眾關係做了很多事情，像大江大河的治理，像我們在武漢修水庫，在武漢農村搞土壤改良，都是依靠組織起來的農民。那時修水庫一上都是幾千人、萬把人，天很冷，背個小行李卷就住在那裏，吃大鍋飯，才把這些基礎設施搞起來。我們在建國60周年回顧的時候，還是要看到，後30年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30年的基礎之上。■ 

1949年5月15日張軫率部淩晨起義，使武漢和平解放成為定局。當天，漢口市長晏勳甫還在動搖，“他的家眷被白崇禧逼迫送到了香港，又逼迫他當天上午去台灣。他心神不寧，顧慮重重，我們一個城工部同誌把他叔叔請來和他聊天，當場給他家眷寄去 1000美元，又叫他躺在床上休息，讓他打電話布置工作，不知不覺把他留了下來”。 

5月24日，晏勳甫把市政府所有材料和檔案清冊，移交給新市長吳德峰。“檔案移交等於賬本移交，武漢解放與別的城市不同，地下工作者和城工部做得好，幾乎全部檔案材料都留存下來了。”

口述：劉實
主筆：朱文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