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鄧麗君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秘密交往

原編者按：鄧麗君生前一直想來大陸看看，並舉辦個人巡回演唱會，但由於種種原因，她的這一願望終未能實現。本文作者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奉命與鄧秘密交往了3年。

開始與鄧麗君的秘密接觸

讓我們回到1986年。這年春天，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會中，遇到了鄧麗君。鄧麗君對這位新認識的朋友非常熱情，臨別時表示，她很想與新華建立經常性的聯係，隻是希望對外界保密。

自從中英開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以來，香港新華分社與社會各界的接觸日益廣泛。有一部分人士，由於種種原因，與新華分社的聯係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員，一些著名的所謂“親英”人士，一些台灣駐港機構的工作人員。

由於鄧麗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與新華分社的聯係對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分社領導層經研究後，確定由我負責，與文體部部長韓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與鄧麗君的接觸。當時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華分社的副秘書長，文體部的工作在我分管範圍之內。不過日常文體部與外界的聯係，一般我不參與。這次確定由我負責，也是表示鄭重之意。

我與鄧麗君第一次見麵，是在跑馬地的亞洲飯店。這是新華社參股的一個飯店，有兩層樓房專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當晚七時，鄧麗君如約到達。她明眸皓齒，光豔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著隨意。同她一起來的，是位剪著男型短發的麥小姐，據介紹是搞電影的，曾拍過一部以孿生姊妹為內容的片子。

過了一個星期，鄧麗君設宴回請，地點在利園大道上的麒麟閣酒樓。這家酒樓食客不多，環境幽靜。這次鄧麗君與麥小姐是直接從某處健身房來的，她神清氣爽，紅暈生輝，英姿勃發，顯出一股青春活力。

從此，我們便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約請飲茶。隻是後來麥小姐不大出場，可能她對這樣的小聚不感興趣，也可能是鄧麗君不太願意讓她更多地知道我們的談話內容。

在與鄧麗君交往時，我發現她從不諱言自己清貧的家世。她說她父親是個老兵，剛到台灣時生活相當困難。她小時候割過草、種過菜，穿著有補丁的衣服，放學回來，還要在媽媽開的小飯館裏幫工。

她也不諱言對大陸的向往。她喜歡看香港出版的《中國旅遊》，還購買了一套大型畫冊《錦繡中華》。她說：“祖國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單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經過這樣的談話之後，邀請她到內地演出，便成為我們話題中的內容了。

不料，她對到內地演出，顯得非常興奮。她和彭燕燕單獨商量製定了一個“演出計劃”。她明確表示，不願意隻出席一次晚會，唱幾支歌，而是要舉行個人演唱會。彭燕燕給她規劃的路線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廣州。彭燕燕說：“這樣，東西南北都照顧到了。”鄧麗君聽了很高興，表示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

所謂準備工作，還包括一些技術層麵的問題。當時內地的歌唱家很少舉行個人演唱會。而港台歌星的演唱會，要有華麗的舞台、燦爛的燈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質量的音響。而這些，內地當時是不具備的。鄧麗君表示，這一切由她來籌劃。

但據我們觀察，她在香港其實很孤獨，很少參加演藝界的活動，很少在媒體上露麵，也沒有自己的公司，甚至連個經紀人也沒有。即便有公司願意為她籌劃，事先也無法保密，可能又會成為媒體的關注焦點。所以她的準備工作始終沒有落實。

最後，這個“演出計劃”也就拖了下來，未能實現。

鄧麗君的演出計劃拖延下來。我們便問她願不願意到內地作一次旅遊？她問怎麽樣才能進入內地？我們建議她用個假名，持中旅社的回鄉證過關，然後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鄧麗君又興奮起來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遊計劃”了。她提出，旅遊時間最好是在冬季，因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紛飛之際，登上長城，一覽塞外風光。

然而，她的這種頗具詩情畫意的計劃，最終也未能實現。

想在蘇州安個家

與鄧麗君接觸一段時間以後，新華分社決定由副社長喬宗淮出麵，正式宴請她一次，地點在赤柱的賓館。這裏原是佳寧集團老板陳青鬆的住宅，佳寧破產後，新華社便買下來作為賓館。

金庸後來說他也來看過，要是新華社不買的話，他可能會買下來。

隔了幾天，鄧麗君約我們吃飯，忽然提到要買房子的事。她說新華社各方麵的關係較多，能否幫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據鄧麗君的要求，我們通過朋友，給她在深水灣找到一套房子，這就是現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號，她表示很滿意。在買下了赤柱的房子後，她約我們吃飯，談著談著，她忽然說：“住在台灣很煩，住在香港也煩，我想在內地買套房子，煩的時候就去住住。你們能不能幫我？”

這更是出人意外！接著她又說：“在中國的城市中，我最喜歡蘇州，很想在那裏買套房子。”當她聽彭燕燕說我曾長期在江蘇工作後，便要我幫忙。我當時以為她是隨便說說的，便姑漫應之。

不料過了一段時間，她忽然打電話問我，在蘇州買房子的事情有沒有消息？這倒使我為難了。其時我正好要回江蘇休假，就順便去了一趟蘇州。該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朱局長帶我看了一處地方，這是一套兩層樓的花園樓房，院子很大，但樓房非常陳舊，已近危房。朱局長說買下以後可以重新設計建造，買主開價要六萬元。我畫了個草圖，帶回香港。鄧麗君開始不相信六萬元可以買到一院住宅，接著說是不是現在就把錢匯過去？我連忙說此事要等她親自到蘇州看過以後才能決定，可能還要辦一些手續，現在急不起來。

1988年春，蘇州有個代表團到香港舉辦食品展覽，地點在裕華國貨公司四樓。

我讓彭燕燕打個電話問鄧麗君想不想去看看？鄧麗君一口答應。翌日，我們陪她到了裕華，服務員端來了幾盤蘇州糕點。鄧麗君顯得很開心，吃了不少。離開時，裕華的餘老板給每人送了一斤茶葉、一份糕點。我把我的那一份轉送給鄧麗君，她毫不客氣地收了下來。在走向電梯時，她忽然回過頭，又到幾位糕點師傅跟前握手致謝。我注意到這個細節，這表現了鄧麗君的禮貌與素養，也顯示了她對普通勞動人民的尊重。

當天晚上，鄧麗君打來電話，說她想請蘇州客人吃飯，要我替她約定個時間。我因為忙於其他工作，便請彭燕燕代為安排。這次鄧麗君設宴在天香樓，是一家菜價很貴的酒樓。她對客人非常熱情，並宣布說：“我現在打算在蘇州買套房子，將來我要住在那裏，每天喝龍井茶，吃你們的糕點，該有多好！”

內地的改革開放，給鄧麗君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幾乎淩亂地給自己編織了許多的夢：駐足長城，憩息水鄉，仰望故鄉明月，傾聽西部天籟，當然更多的是在億萬歌迷的掌聲中，再現風采，再鑄輝煌。她的夢並非太虛幻境，而可能是當時最正確的選擇。隻是由於有一個無形的網籠罩著她，她始終無法衝破。

有關鄧麗君歌曲解禁的傳說

後來，因為某些原因，我們與鄧麗君的聯係漸漸變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腦海內久久不能消失。

我記得，鄧麗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後期傳入內地的。那時大多數人家沒有錄放機，不具備聽歌帶的條件。鄧麗君的歌曲是口頭傳播的，傳播很快，特別是像《阿裏山》一類的歌，不少人都會哼唱，上頭發現後，即下令禁止傳播。當時說鄧麗君的歌是“黃歌”，是“靡靡之音”；還講鄧麗君參加過國民黨的“勞軍”活動，是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這條禁令仍未廢止。

到了1984年，情況起了變化。從內地到香港的人員紛紛爭購鄧麗君的錄音帶，這說明海關已經解禁。於是，鄧麗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風般在內地傳播開來。

這隻不過是關係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們似乎賦予它深層次的含義，把它看作是內地社會更加開放，文化上更加寬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種種傳說。一種傳說是：有個中學生直接寫信給，問為什麽要禁鄧麗君的歌曲？小平同誌在信上批了一句話：“我也喜歡聽鄧麗君的歌。”另一傳說是：在接見香港立法局議員鄧蓮如時說：“香港有個鄧蓮如，台灣有個鄧麗君，我們都是本家。”這些傳說無從證實，但肯定有附會的成分。

種種傳說雖無從證實，但“解禁”卻是明白無誤的事實。

鄧麗君與蕭紅

1993年，我看到一家報紙登有她的照片，吃了一驚。僅僅相隔數年，她竟變得臃腫蒼老，麵目全非。看了這張照片，我斷定她不會出現在內地的舞台上了，因為她是個非常自尊的女子。

1995年5月28日，鄧麗君走完了人生最後的旅程，長眠於台灣金寶山墓園。而六年後的今天，我忽然又想起了與她有關的一件往事。

距今六十二年前，有一個中國北方的才女，穿過抗日戰爭的硝煙烽火，輾轉流寓香港。她在香港住了三年，溘然長逝。她就是女作家蕭紅。她逝世後葬於淺水灣墳場。1988年冬，一個天色陰沉的下午，大公報一位朋友帶我去看蕭紅墓。在回來的路上，我湊了一首小詞，隨手寫在小紙片上。

這天晚上，鄧麗君約我們吃飯，偶然談及蕭紅。她說：“我知道蕭紅，讀過她的書。”我問是不是《生死場》？她說是《回憶魯迅先生》。她稱讚蕭紅的文章寫得好，並說：“我過去不了解魯迅，看了蕭紅的文章後，才讀魯迅的作品。”我驀地一驚，接著產生了一種內疚，過去把她看得太淺了。於是我把寫的小詞送給她，她看後小心地折疊起來，放在手提包內。

時至今日，我忽然發現這首哀悼蕭紅的小詞，其實也可用於哀悼鄧麗君。特抄錄如下：

踏莎行（訪蕭紅墓）

天涯流落，江湖笑傲，難得才情高格調。長留清輝在人間，寂寞空塚憑誰吊。
海著碧衣，山披翠襖，淒淒此處埋芳草。北魂南魄領風騷，文債情債均未了。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