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貴族往事：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圖）

　　回望半個世紀前的西藏民主改革，在占當時總人口95%的農奴獲得翻身解放的另一麵，是舊統治階級的消泯。

　　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據統計，西藏的舊貴族世家有大約197個。他們曾與地方政府、寺廟並稱三大領主，在舊西藏的政治生態中，作為官家和寺院上層僧侶的基礎而存在。

　　旨在消除剝削、實現平等的民主改革，必然帶來貴族階層的徹底消亡。但是無論在1959年之前，還是民主改革開始後，中央政府都對西藏的貴族集團付出了極大的寬容和耐心。

　　即使是在1959年部分貴族參與叛亂後，毛澤東同誌仍表示：“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

　　根據民主改革的相關文件，對於沒有參加叛亂的貴族，采取贖買政策後，他們不僅得到了一筆可觀的贖買金，而且被吸收和安置到各級政府、政協、佛協等機構工作，發給工資。而改造後的參叛貴族也獲得了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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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貴族往事

　　前半生經曆坎坷、差點因貴族鬥爭而身受酷刑的拉魯·次旺多傑說，現在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當舊貴族的背影漸漸遠去，他們的子孫，與當年的農奴為鄰、結友，享受著自己的平凡人生。

　　舊西藏的貴族體係，於今而言顯得陌生而複雜。本刊這組報道，特意在舊貴族的4個層級中各選一例，盡力還原曆史的一角。

　　拉魯家最後的貴族

　　“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這是我經曆了這麽多事和經過這麽多年後得出的結論”


　　拉魯·次旺多傑的美好記憶，有相當長的一段是關於拉魯嘎彩的。

　　這片林苑因為它的主人—— 兩代達賴喇嘛家族的曲折身世，也帶上了不一般的色彩。

　　拉魯嘎彩位於布達拉宮以北約1公裏的地方，樹林叢叢，水草豐美，像塊濃綠的氈子。這片六世達賴喇嘛的宴遊之所，在200多年前成了貴族拉魯家的封地。

　　12歲的次旺多傑，在1926年離開自己家，繼承了這塊土地，也繼承了拉魯這個古老的名號。

　　在他的印象中，這裏日照很好，溫度適中，春天來得很早。大小池沼星羅棋布。拉魯嘎彩的原意，就是“龍與神的少男少女們遊樂嬉戲的林苑”。

　　拉魯家族，屬於舊西藏最高等級的貴族“亞”。“亞”的住地，甚至也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堯西”。


　　這塊麵積6.6平方公裏的林苑，現在幾乎擴大了一倍，成了遠近知名的“拉薩之肺”—— 拉魯濕地。在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後，過億資金投在這裏，嗬護著藏蒿、野荷、蘆葦，還有翩飛的斑頭雁。

　　貴族的合並

　　83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寵臣龍廈·多吉次傑，把兒子次旺多傑送進了拉魯家。

　　作為西藏最高等級的貴族家族之一，拉魯家卻似乎一直被男性繼承人的匱乏所困擾。

　　1762年，八世達賴喇嘛強白嘉措坐床，拉魯嘎彩被劃定為其家族的住所。這個即刻顯赫起來的家族，還獲得了土地，八世達賴喇嘛的父親被授予“輔國公”爵位，整個家族則獲得了房名“拉魯”。一個標準的“亞”貴族就這樣誕生了。

　　然而，第一個拉魯家族的家長去世很早。他的兄長和侄子相繼承襲了公爵封號。但是到了1789年，隨著沒有嗣男的侄子死去，這個“亞”家族的父係就這樣中斷了。

　　據拉魯·次旺多傑講，八世達賴喇嘛的母親於是向達賴喇嘛提出要求，由她繼續管理整個家族的產業。她隨後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員結婚。但是根據規製，他們的後代已經無法繼承公爵，隻是得到了一般公職和普通貴族身份。整個家族的政治活動和利益範圍也逐漸收縮。

　　又過了68年，赤列嘉措成為十二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依照慣例，政府必須要為新的“亞”家族劃定土地。但是不到100年間就有5代達賴喇嘛更迭，要劃撥大量土地滿足這些新興貴族，政府不免捉襟見肘。而這時，拉魯家族再一次斷嗣。於是，新的達賴喇嘛家族被並入“拉魯”家族。

　　兩個“亞”貴族的合並非常平靜。十二世達賴喇嘛的一個兄弟繼承了公爵，並轉給自己的兒子晉美朗傑繼承。

　　晉美朗傑先後與大貴族廈紮家族的三姊妹成婚。三姊妹中的小妹央宗次仁，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兄弟“朗頓公”相好並有身孕。但因“朗頓公”有家室，隻好帶著兒子平措熱傑嫁給了姐夫。

　　晉美朗傑無後嗣，平措熱傑就成為了拉魯家族的合法繼承人。此時，十二世達賴喇嘛的父係其實也中斷了。


　　而平措熱傑死後仍然沒有男性繼承人。央宗次仁—— 一位女性隻好成為這個家族的家長。拉魯家再次麵臨無男人襲位的窘境。

　　就在這時，12歲的次旺多傑作為唯一的男性繼承人，來到了拉魯家。

　　大劫難

　　這個承擔著大家族重任的小男孩，身份卻相當模糊。

　　在我對拉魯·次旺多傑的采訪中，得知那時的拉魯夫人，即央宗次仁已經30多歲了。從年齡上講他似乎不是以夫婿的身份入贅到拉魯家的—— 盡管他在幾年後遭遇巨大危機時，還是娶了央宗次仁；而他也從來沒有叫過央宗次仁一聲“母親”，這也排除了他的養子身份。

　　雖然身份不明，但次旺多傑全身盛裝，騎著拉魯家特意為他準備的馬匹，體麵地來到了拉魯家，準備繼承這個顯赫家族的一切。

　　顯然，能夠被十三世達賴喇嘛指定為拉魯家族的繼承人，當權的父親龍廈·多吉次傑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多年後父親遭受巨大劫難時，他也因此得以幸免。

　　龍廈家是個非常小的貴族，祖先從來沒人擔任過政府的主要官職。到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龍廈家終於出現了一個差點改變整個西藏曆史的人物——龍廈·多吉次傑。

　　正如前文提到的，龍廈受過貴族的完整教育，又富於幻想。1913年，希望使西藏得到良好發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派4個貴族子弟到英國留學。於是將龍廈從低級官員提升為四品官，率領這些孩子前往歐洲。

　　擢升後的龍廈在返回拉薩後，依靠自己的魅力很快成為貴族社交場的主角，他逐漸掌握權力並試圖推動變革。

　　根據許多當事者的回憶，在英國的遊曆中，西方民主製度以及平民出身的偉人事跡給龍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魯·次旺多傑回憶說，龍廈希望在西藏建立類似英國君主立憲製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和攝政王的地位和待遇不變，主要對噶廈(西藏舊政府)進行改革，比如進行4年一次的投票選舉。


　　1934年，為了實現理想，龍廈秘密組織了一個同盟“吉求貢吞”，即“求幸福者同盟”。 20歲的拉魯·次旺多傑緊隨父親和哥哥，成為盟約的第三個簽名者。有100多名官員參與了此事，大約占拉薩全部官員的五分之一以上。

　　秘密同盟決定向噶廈遞交一份請願書，在他們決定第二天行動後，出現了告密者。

　　劫難就此降臨。龍廈被逮捕，以引進共產主義的罪名被判處挖眼。次旺多傑和哥哥則被判斬去手腳各一。當時宗教界的一些頭麵人物出麵說情，兄弟倆才得以幸免。但從此不得繼承貴族地位，更不能進入官僚階層。

　　龍廈後來向兒子拉魯·次旺多傑講述，行刑者將皮帶綁在他頭上，用一個木棍轉動將眼珠勒出眼眶。掉出一個眼珠後，行刑者甚至拿給他看了一下，然後用刀子挖出了另一個。最後用熱油倒進眼眶。

　　脫險

　　此前，作為拉魯家繼承人的次旺多傑，在14歲那年進入噶廈政府，在孜康(相當於政府財政部門)，擔任一名小小的審計員。這也是他父親起家的位置。由於拉魯家的顯貴地位，他很快成為小四品官“色朗巴”，這是一個沒有具體工作而專門用以培育政府後備人才的位置。16歲時，他又被封為拉薩東邊達孜宗的宗本。不過次旺多傑並沒有赴任，而是派自家一個叫次旺熱旦的管家代理掌權。

　　因為“龍廈事件”，拉魯·次旺多傑被捕，他還被摘去了代表貴族的發髻。這時，經曆豐富的拉魯夫人顯示出冷靜和睿智：她用重金賄賂了噶廈政府的官員們，並促成她的一個長相俊俏的親戚嫁給了年近花甲的首席噶倫。

　　拉魯·次旺多傑的母親丹增卓嘎又向噶廈呈文稱，次旺多傑的生父是另一位貴族。這樣，拉魯·次旺多傑才躲過劫難，恢複了四品俗官的位置。

　　事實上，在當時的西藏，擁有巨大財富的貴族之家如果沒人在政府任職，財產很難自保。

　　作為脫離險境的辦法之一，次旺多傑在21歲時與比他年長20多歲的央宗次仁建立婚姻關係，成為拉魯家族正式的家長。後來，他又娶了央宗次仁的外甥女、貴族吞巴家的小姐索朗德吉為妻，後者被稱作拉魯小夫人。

　　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重新進入官僚階梯的拉魯·次旺多傑，最終成功到達高層：1946年9月16日，32歲的他成為噶倫。

　　次旺多傑和拉魯小夫人共生育5子1女。作為貴族家庭的標誌之一，次子晉美曲英在1951年被認定為噶瑪噶舉派的十世達那活佛，現為日喀則地區佛教協會副會長；三子在1953年被認定為普覺活佛強巴丹增；最小的兒子在1954年被認定為昌都大寺的第三大活佛、金剛手菩薩轉世的嘉熱活佛。他的女兒拉魯·次仁旺姆則嫁到了另一個達賴家族桑頗家。

　　1952年，拉魯·次旺多傑被藏政府免去噶倫職務。但是3年後，他作為西藏青年參觀團的團長，率領50多名來自西藏各地的代表，到北京參加國慶大典，並到內地20多個省區參觀，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還在中南海接見了他。

　　1959年3月，拉魯·次旺多傑參加了叛亂。叛亂平定後，剛剛當了兩天叛軍總司令的他，向解放軍投降。

　　1965年8月，拉魯·次旺多傑開始了在拉薩拉魯公社務農的生活。從前的封地變成了公社，而他手裏的活計和拉魯家曾經的農奴們區別不大。

　　12年後，因在勞動中的表現，經征求廣大群眾的意見，政府為拉魯·次旺多傑落實了政策，安排他擔任自治區政協委員。而從1980年起，他又連任5屆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4月起，還當選了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長子貢覺堅村，後來曾任西藏自治區交通廳官員，小兒子嘉熱活佛則擔任過拉薩市副市長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在2000年召開的九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拉魯·次旺多傑作為近現代西藏曆史的見證人，感慨地說：“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這是我經曆了這麽多事和經過這麽多年後得出的結論。”

　　舊貴族們漸漸遠去，他們的子孫在巨變中開始了凡俗人生

　　在霍康·強巴旦達的幾個孫子中，有一個的名字中嵌入了“霍康”二字。這個延續了六七百年的古老家族，再次起用了他們塵封已久的特殊稱號。

　　霍康，是這個家族的“房名”。而所謂房名，一般得自住所或封地，是西藏舊貴族特有的家族稱號。

　　在拉薩色拉路西藏牛奶公司旁的住宅裏，這位64歲的自治區婦聯退休幹部，並不認為重新用房名為孫子命名，帶有某種特殊的意味。“恰恰是因為貴族階層已經徹底消失了。”他還說，現在已經幾乎沒人會因“霍康”想起那個曾經顯赫的家族。


　　一直研究西藏文化和拉薩風俗的強巴旦達覺得，記住“霍康”這個房名，“算是一種特有文化的繼承吧”。

　　對於拉薩附近甲瑪地區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霍康”是繞不開的話題。2008年，西藏自治區社科院的研究人員，還就甲瑪與霍康家族的關係發表過論文。這個家族的血脈可以上溯到14世紀前葉進入西藏的蒙古貴族，他們一直因擁有權力而影響著這個地區。“霍康”是“霍爾康薩”的簡稱，藏語意為“蒙古人的新房”。

　　霍康家與甲瑪曆史的關係，不過是興盛一時的西藏舊貴族世家的代表。在西藏漫長的曆史中，貴族們的生活和爭鬥，在高原上不斷敷衍糾結。據統計，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的舊貴族世家有大約197個。

　　半個世紀前，西藏社會的大變革時代到來。曾與地方政府、寺廟並稱三大領主的貴族階層，在農奴製社會的民主改革中，漸漸變化。旨在廢除封建特權和剝削、實現人人平等的民主改革，讓貴族製度無所依附。

　　舊貴族們漸漸遠去，他們的子孫在巨變中開始了凡俗人生。

　　模糊的貴族源流


　　霍康家不僅有著特殊的蒙古祖先，它還是西藏少數擁有詳細譜係的大家族。

　　西藏的貴族製度發端於五世達賴，他在蒙古人的幫助下取得了西藏宗教領袖的地位。達賴喇嘛任用他信任的僧人擔任政府職位，發展為僧官係統，對西藏的最高統治者擁有特殊的影響力；然後按照世俗行政係統的架構，建立了俗官係統。

　　僧俗官員係統彼此獨立。在1793年確立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噶廈中，有4名三品官員：噶倫。他們地位平等，重大事項投票決定。噶廈在大多數時候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組成，有一段時間曾全部是俗官，也一度擴充到4俗1僧5人。

　　一個貴族世家，首先是一個俗官家庭，因為他們必須貢獻一名男性成員到政府任職。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並不算龐大的貴族係統中，由6個“亞”家族、5個“第本”家族和若幹“米紮”家族以及小貴族組成。

　　“亞”是從七世達賴開始的曆代達賴喇嘛家族。他們因誕生了達賴喇嘛而享有尊榮。而之所以隻有6個“亞”，是因為九世達賴年幼病亡沒有形成，而八世達賴和十二世達賴的“亞”最終合並，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拉魯家族的故事。

　　一個家族有人擔任過噶倫後，又不是“亞”，就被稱做“米紮”。到最後噶廈覆滅時，一共有37個家族獲得過這個職位。霍康。強巴旦達告訴我們，他的祖先在 1765年和1790年成為噶倫。像這樣獲得過2次及以上噶倫職位的家族一共有14個，他們是那個時代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第本”即“第本米紮”，從名稱上看屬於特殊的米紮家族，但是定義常常比較模糊。他們中拉嘉日家族，從來沒有擔任過噶倫，而是在山南拉嘉日地區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後文中特別講到的“帕拉”，其他4個第本家族，都宣稱與古藏王存在某種關係。

　　這些吐蕃時代的故事充滿神話色彩。比如第本貴族“吞巴”—— 自稱是鬆讚幹布的首席大臣、藏文字的創始人吞米·桑布紮的後裔。但從來沒人能說清楚他們的曆史傳承。

　　在霍康。強巴旦達看來，西藏的舊貴族世家，淵源並不清晰。經過政治鬥爭的起伏和朝代的更迭，人們隻是大概認定，某些家族始自最早的吐蕃時代，某些始自稍後的薩珈時代，另外一些因黃教確立統治而顯貴。

　　1793年，來自清廷中央政府的封賞，改變了西藏貴族階層的狀況，也確立了一直延續到1959年的西藏貴族權力版圖。

　　藥王山上的關帝廟

　　絕大多數旅行者都會忽略拉薩藥王山上那座小小的關帝廟。與周圍宏偉的喇嘛寺院相比，它顯然過於小巧。院落裏立有一塊石碑，上刻“萬世不朽”。這便是近代西藏貴族權力的根基。

　　1793年，大將軍福康安在第二次對入侵西藏的廓爾喀人的戰爭中大獲全勝。乾隆帝隨後頒布了新的西藏管理辦法，是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

　　在這些條文中，不僅就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轉世製度和駐藏大臣地位作了規定，還對西藏貴族的身份和地方政府的官製加以確認，並按照內地九品製進行了封授。此前幾十年，達賴喇嘛家族的家長已受封二等公爵輔國公，而從此之後，其他西藏貴族也可以得到三品到七品的品級。

　　這次封授對於西藏貴族影響深遠：在模糊的祖先傳承之外，他們的身份終於得到了製度化的肯定。

　　即使在20世紀後期，絕大多數貴族後裔在寫作自述時，都以自己家族的品級為開端。後來，以四品為界，劃分了高級貴族和一般貴族：獲得四品代表著成為上層貴族。

　　這種區別體現在貴族生活的種種細節上，比如服飾。霍康。強巴旦達告訴本刊記者，四品及以上貴族開始在發髻上佩帶“嘎烏”—— 一種裝有佛像等聖物的小盒子，它後來簡化成一個珠寶飾物。


　　在兩次對廓爾喀的戰爭中，西藏損失不小，紮什倫布寺遭到洗劫，甚至被掠走了上代班禪的金冊。但戰爭也給了一些家族機會。

　　霍康家的一位祖先，索諾木拉喜，因戰功被授予相當於三品的紮薩克稱號，並最終成為噶倫。

　　西藏穩定後，福康安在藥王山關帝廟立碑為記，期待清帝國在西藏建立的種種製度以及他戰勝廓爾喀人的功績能夠“萬世不朽”。今天，由福康安撰寫的碑文大部分仍清晰可辨。

　　事實上，曾經有記刻《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石碑立在大昭寺和紮什倫布寺。而1950年，一些貴族卻摧毀了拉薩幾乎所有與漢藏關係相關的文物。

　　顯然，當1959年臨近，一些西藏貴族對於1793年的封授充滿矛盾心情：他們引以為豪的家族之所以顯赫，都源自當年中央政府的封授，源自他們的祖先與中央政府的軍隊並肩擊退外來入侵者，而這，代表著西藏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不可磨滅的曆史淵源。

　　入贅延續家族傳承


　　時間走入20世紀，古老的傳統仍對貴族世界產生著重要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瑪巴製度—— 入贅。

　　藏人沒有姓。對於貴族來講，他們被封賜的土地或者拉薩住宅的名稱，就是整個家族的象征，並被放在名字的前麵，就是房名。

　　封賜的土地被稱為“帕”或者“卡”。隻有獲得土地，才能成為貴族，這是西藏貴族製度的基礎之一。於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是：那些沒有男性繼承者的貴族家族，往往以招贅的方式來繼承土地以及房名；而入贅，也是貴族勢力重整的一種方式。

　　在瑪巴製度下，貴族的淵源關係發生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轉變。霍康。強巴旦達向我們講述了霍康家和阿沛家的故事。

　　霍康家最早的父係，到18世紀已經沒有男性繼承者，於是當時最有權勢的攝政王頗羅鼐讓他的一個弟弟入贅，繼承了“霍康”名號。

　　而霍康家一個叫阿旺晉美的成員，於1931年進入阿沛家族，娶了該家族已故噶倫的妻子。這就是後來的阿沛。阿旺晉美。他在霍康家時的一個兄弟是霍康。索朗邊巴，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強巴旦達的父親。


　　在20世紀因瑪巴製度而產生的故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達桑占堆的傳奇經曆。

　　辛亥革命後，坍塌的清帝國對西藏的穩固統治瓦解，連西藏貴族最懼怕的清軍首領趙爾豐也被殺死。自稱醫聖宇妥·雲丹汞布後人的擦絨家受到沉重打擊：擔任了10年噶倫的家長旺秋結波被認為親近漢人，在1912年的噶廈會議上被一些僧人拖到布達拉宮下槍殺。

　　後來，擦絨家隻剩下已被認定為活佛轉世靈童的小兒子以及他的5個姐姐和一個嫂子。

　　達桑占堆在達賴喇嘛的安排下，娶了擦絨的大女兒，成為擦絨。達桑占堆。達桑占堆的女兒頓珠卓瑪向本刊記者回憶說，她的父親本是拉薩附近彭波一個箭匠的兒子，因為貧窮，5歲到色拉寺出家，後來到羅布林卡服務。

　　1904年英軍入侵，十三世達賴喇嘛到蒙古避難，年輕聰明的達桑占堆因為學會了蒙語成為他的貼身侍從。此後他因為保護了達賴喇嘛的安全而深得信任。

　　擦絨家一個叫次丹卓嘎的女兒後來嫁去了霍康家，她就是霍康。索朗邊巴的母親，強巴旦達的祖母。次丹卓嘎的丈夫婚後不久去世，她回到擦絨家，並與達桑占堆生了6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頓珠卓瑪。


　　顯然，由達桑占堆成為擦絨。達桑占堆是一個奇跡。外部世界的變化和衝擊，攪動了貴族的天地—— 一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花草匠，一轉身成了“擦絨”這個古老家族的新家長。

　　貴族集團的改革派

　　前花草匠達桑占堆並不簡單，他甚至有很多外國朋友。十四世達賴剃度時，因為大昭寺所有的佛像要貼金，尼泊爾商人就把原來75兩藏銀一瓶的金粉提價到150兩。達桑占堆於是找了相熟的德國人，利用從印度購買的書籍作參考，用純金製成了金粉。

　　因為達賴喇嘛的信任，達桑占堆不久成為噶倫、藏軍總司令，並且開設了造幣廠、紡織廠和其他現代化工廠，掌握了行政權力、軍隊和經濟命脈。

　　隨後，出身寺廟、卻身為俗官的達桑占堆，開始挑戰僧官集團的權勢。

　　他的身邊聚集了那些接受過西方教育和訓練的年輕軍官。他們見麵時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葉，甚至打網球。頓珠卓瑪認為，貧寒的出身也影響了達桑占堆，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對西方製度和內地製度的欣賞，抱怨農奴製度。

　　最後，達桑占堆和軍官們決定上書噶廈進行改革：允許軍隊代表參加西藏的重大政教會議，軍事審判無需經過噶廈等等。在他們的秘密會議後，一名參會團長向達賴喇嘛告了密。

　　不久，達桑占堆被解除了所有軍政職務，隻能以一個貴族家長的身份寄情於修橋建路、栽花種草。但後來當權的噶倫借口藏人從來都是走小路、劃牛皮船，禁止了這些“標新立異”的行為。

　　對改革興趣盎然的達桑占堆，卻有著另一麵：1959年的叛亂中，他是叛軍副司令，被解放軍俘虜。

　　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的上世紀30年代，俗官集團又向僧官集團發起了一次溫和的挑戰。這就是前文提到的“龍廈事件”。

　　雖然保守勢力一直激烈反對，甚至使拉薩的英語學校夭折，但是許多當權者和大貴族不再居住在八廓街的藏式房屋裏，而是在拉薩河邊像外國人那樣修建起寬敞的別墅。擦絨家會做西餐的廚師，也經常被其他貴族家庭借用。


　　今天從八廓街向南，步行就可以走到這片別墅區。阿沛。阿旺晉美的房子在拉薩實驗小學旁邊，淡黃色的西式風格，體量並不龐大，但頗有舒適寫意的韻味。旁邊是顯赫一時的貴族雪康家，再往北是攝政王頗羅鼐直係後裔的別墅。

　　隻要家庭情況許可，貴族們都會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歐式教育。8歲的頓珠卓瑪被送去大吉嶺，同行者有4個女孩、3個男孩。大吉嶺有很多英國學校，他們在一所叫做夢達霍芒的學校就讀。頓珠卓瑪不僅學會了英語，還成了籃球隊員。

　　同樣在印度，一些出身貴族的流放者和逃亡者卻開始籌劃一場真正的革命。首腦是邦達。饒嘎，他來自邦達昌家族的一個旁係，因康區的反噶廈暴動於1936年逃往印度；另一位則是哲蚌寺僧人更敦群培，一位著名的藏學家。

　　1946年初，印度警方發現饒嘎訂購了4000份“西藏西部改革黨”的黨員表格副本和2000張黨員登記卡。後來在饒嘎那裏查抄的文件顯示，他們試圖在西藏建立一個隸屬於中華民國的共和政府。

　　事情暴露後，饒嘎等人出逃內地，更敦群培被監禁3年。大概是為了防止人們了解有關“西藏西部改革黨”的情況，更敦群培被關押時的罪名是“偽造錢幣”。

　　就這樣，在1959年之前的50年間，無論出於何種傾向，所有來自貴族集團的改革努力都以失敗告終。


　　1951年，解放軍來到了拉薩。他們被叫做“金珠瑪米”，藏語的意思是，打開鎖鏈的軍隊。

　　貴族出現了分化

　　頓珠卓瑪於1953年回到拉薩，擦絨家長為此專門舉行了宴會。前來慶祝者除了其他顯貴，還有解放軍的高級幹部。

　　共產黨人也是霍康家的常客。1950年，索朗邊巴作為四品軍需官在昌都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成為最早接觸共產黨的西藏貴族。他隨後擔任昌都解放委員會委員以及西藏軍區地方幹校教導處處長。

　　擦絨家的別墅租給了西藏軍區聯絡部，頓珠卓瑪成為這個單位的英語教師。她和聯絡部的漢族女兵以及出身卑微的藏族女兵成了好友。頓珠卓瑪仍記得，她們樸素的美麗讓貴族家的女兒們羨慕不已。

　　和許多貴族子弟一樣，頓珠卓瑪參加了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當時在拉薩河邊專門建了一個小院開展文體活動。據當時分管青年工作的共青團西藏工委副書記魏克回憶，這個成立於1953年的青年組織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上層青年的工作影響全藏的青年。

　　在1953年底的聯誼會常委會上，保守集團突然發難：貴族出身的副主任以及幾名委員提出，應修改聯誼會章程並按他們的要求增加常委人數。魏克說，他們受到了上層貴族的指使。

　　1957年，雪康家的一個兒子向擦絨家提親。雪康。土登尼瑪是活躍分子：青年愛國文化聯誼會副會長、青聯主席、共青團西藏工委副書記。而他本是一個僧人，於1956年拋棄了貴族身份入黨。

　　當時土登尼瑪已經年過30，達桑占堆卻並不反對，不過他要找個保人。阿沛·阿旺晉美擔當了這個角色。1958年春天，土登尼瑪和頓珠卓瑪舉行了兩次婚禮：第一次是在雪康宅第的藏式婚禮，第二次是在共青團自治區工委小禮堂的新式婚禮。

　　頓珠卓瑪的婚禮，像是那個充滿溫和變革的時代的縮影。但是1959年，叛亂發生了。在隨後到來的民主改革中，貴族們變化各異。

　　雪康·頓珠卓瑪後來成為“西藏藏族導遊第一人”；霍康。索朗邊巴在擔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後，以著名藏學家的身份於1955年去世；霍康。強巴旦達從自治區婦聯退休後，也成為藏文化的研究者；龍廈的兒子、拉魯·次旺多傑現在是西藏近代史的權威講述者；第本貴族帕拉家的後人、農民羅布次仁，從帕拉莊園搬出後，自己蓋了二層新樓；江孜貴族紮東齋喜林家的齋林。旺多，用藏文翻譯了《哈姆雷特》和《羅密歐與朱麗葉》；原來住在布達拉宮外的頂雲家的十多個孫子們，則散布於各個行業 ……


　　貴族的時代，就這樣終結了。

　　從自治區政協委員到一般農民都有

　　從江孜縣城出來，上了通往日喀則的公路，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到路邊有塊一人多高的大石頭，上麵寫著“帕拉莊園”。

　　如果從這裏向班覺倫布村眺望，是看不到莊園的。確切地說，這個西藏保存最完整的貴族莊園，已經被淹沒在一片“新農村”的安居房中。包括羅布次仁—— 帕拉。紮西旺久之子，曾經出現5個噶倫的貴族世家後人，也生活在其中某一棟二層樓中。

　　貴族的榮耀和風險


　　在僅次於達賴喇嘛家族的貴族第本中，帕拉家無疑是一個特例。即使在20世紀初接受外國旅行者的訪問時，他們也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祖先是來自不丹的僧人，與古吐蕃並無任何聯係。

　　上世紀20年代，查爾斯。貝爾在《西藏誌》中講述了帕拉家的起源：17世紀，來自不丹西部的一個僧人流亡西藏，他在拉薩還俗參與政治，進入“最高參事會”，這個機構由一名僧人和三四名俗人組成，是最高行政機關。這樣看來，這名不丹僧人事實上獲得了噶倫的身份。

　　沒有詳細的曆史文字能夠證實第一個帕拉家長的故事。否則，這個家族擁有的噶倫數量，可能增至6個，而不是後來被記載的5個。

　　帕拉家的土地原來在江孜的重孜。這個新興的權貴死後隻有一個女兒，通過入贅，從其他小貴族家獲得男性繼承人。

　　第一個被正式記載的帕拉家的人，是帕拉。丹增朗傑。清乾隆年間，他因為軍功而成為噶倫，隨後開始像許多成熟貴族家族那樣擴展自己的土地和莊園。大概在18世紀80年代，丹增朗傑將主要的封地遷到江孜城東的江嘎，並修建了一個規模巨大的莊園“崗居蘇康”。

　　在第二次對廓爾喀人的戰爭中，“崗居蘇康”被征用為清軍首領福康安的行轅。噶廈於是用江嘎的另外兩個莊園來交換“崗居蘇康”。但是所有這些建築，都在1904年毀於江孜那場著名的抗英戰鬥。


　　經過不懈努力，17世紀中期還默默無聞的帕拉家，終於成為重要的“噶倫家族”。當然，對於貴族來講，榮耀和風險並存。

　　帕拉家最後一位擔任噶倫的紮西達吉，他的父親白瑪傑布因參與平叛獲得了同治皇帝的二品頂戴賞賜，這是對於西藏貴族相當罕見的封授。但很快，紮西達吉就不那麽走運了。

　　據《西藏誌》記載，年輕得勢的噶倫夫人，曾讓印度探險家薩拉特。錢德拉。達斯搭車到拉薩，而後者進入西藏與即將到來的英軍入侵存在某些聯係。結果，帕拉家差點被沒收全部土地，最主要的封地被充公，再由他們支付租金。同時嫁給紮西達吉兩兄弟(為避免分家使土地削減，從而削弱貴族地位)的噶倫夫人，與她的另一位丈夫、紮西達吉的兄弟一起被流放。

　　被戰爭摧毀的莊園、政治上的失意，帕拉家就這樣傳承到了20世紀出生的一代人手中。這些野心勃勃、各具性格的年輕人沒有想到，整個西藏會在這個時代發生巨變，而他們自己也將成為帕拉這個充滿傳奇的房名的最後擁有者。

　　一個家族的姻親網絡

　　村裏的老年人都說羅布次仁長得像他的父親，帕拉。紮西旺久。

　　1936年，帕拉家的二少爺紮西旺久從拉薩回到江孜。此時正是帕拉家謀求複興的節點，而紮西旺久卻在給他的家族製造麻煩。

　　紮西旺久和他的哥哥土登維登、弟弟多吉旺久同屬於白瑪傑布的第四代後人。三兄弟的父親早逝，生於1911年的土登維登成為了家長。在人們看來，土登維登身上聚集了帕拉家幾乎所有的優點。而過去300年裏，正是這些優點，使帕拉家日漸顯赫。

　　土登維登從小就被送到僧官學校，23歲時成為五品僧官。1947年，他成為“卓尼欽莫”，即達賴喇嘛的侍從和副官。此後，他幾乎一直陪伴著十四世達賴喇嘛，直到80年代去世。

　　作為僧官集團的代表，土登維登保守而固執。1951年，他與索康、夏格巴等成為最激烈反對《十七條協議》的人，最終與達賴喇嘛一起流亡。

　　土登維登使用了古老的辦法來鞏固自己的家族：聯姻。


　　他為自己的3個姊妹選定了結親的對象：貴族“仁崗”、“頓康”和“吉普”。

　　仁崗家本是一個四品中等貴族，但是仁崗家的一個兒子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被派往英國。他返回拉薩後，受到達賴喇嘛的禮遇，甚至建立了西藏第一個發電站。仁崗家立刻成為整個拉薩上層社會的寵兒。

　　頓康家屬於後藏的貴族係統，一般被認為是後藏四大貴族之一。雖然他們與拉薩的貴族並不能相提並論，但是考慮到帕拉家在江孜的莊園，這樁婚姻更具有現實色彩。

　　吉普家與帕拉家的祖先在不丹就有密切往來，一同來到西藏。在1904年抵抗英國入侵中，吉普家的男人表現勇猛並因此獲得封地，正式成為貴族。隨後這家的一個男孩也被送往英國，回來後平步青雲，一度擔任拉薩市長。

　　土登維登又讓兩個弟弟一起娶了“貢桑孜”的女兒。後者雖然不是“亞”家族，但源於五世達賴家族，它的家長則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噶倫索康的叔父。

　　離經叛道的愛情


　　在貴族圈子裏，紮西旺久也許是個特殊的人。羅布次仁回憶說，父親雖然生來就是四品官，但他好像不感興趣，很多年都沒有像他的兄弟一樣從政。

　　對於別有所圖的聯姻，紮西旺久非常反感。土登維登擔心弟弟的情緒會影響與貢桑孜家的關係，就把他送到了江孜。不過，人們很快發現，這個看起來與舊製格格不入的人，同樣是一個勤奮而精明的貴族。他把主封地從江嘎遷到當時隻有幾間屋子的班覺倫布。然後用了大約10年時間，將莊園由西向東擴展，直到今天的規模。

　　愛情也許是激發紮西旺久智慧和動力的主要原因。他在江孜遇到了一個叫拉珍的女人，即羅布次仁的母親。

　　拉珍家一直是帕拉家的下人，她的母親會釀酒並把技藝傳給了自己的女兒。女農奴先與莊園的管家生了一個孩子。紮西旺久到來後，管家就被派往山南的另一個莊園。

　　地位的巨大落差，使拉珍根本無法成為紮西旺久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子。但是羅布次仁說，她掌管著莊園所有的鑰匙。後來，在紮西旺久的安排下，拉珍與莊園的管家結婚。

　　紮西旺久在莊園外專門為拉珍和他們的3個孩子蓋了房子。雖然這些孩子不可能享有貴族的待遇，但還是可以和親生父親一起生活。


　　羅布次仁回憶說，上學時帶的零食有印度餅幹、拉薩薄餅、米花糖以及本地產的甜奶渣。他們可以和父親一起吃午餐和晚餐，年節時，飯桌上甚至有印度運來的海鮮和洋酒。

　　土登維登破天荒地默許了弟弟在鄉下的幸福生活。也許在他看來，這避免了整個家族的尷尬，特別是不至於使這個龐大家族在複興中分裂。後來羅布次仁的哥哥作為帕拉家的血脈，甚至被送到拉薩與土登維登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並開始準備進入官場。

　　當然，也許土登維登以其過人的老練和沉穩，一開始就已料定結果。經過時間的打磨，紮西旺久最終理智地處理了他的婚姻和感情。後來在土登維登的安排下，紮西旺久於1951年晉見達賴喇嘛，並受封官職。1959年，他們與主要在軍隊任職的三弟一同離開了西藏。

　　紮西旺久的終老之地是歐洲。他曾經很想回西藏看看，但未能成行。

　　成為教育基地

　　帕拉莊園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教育基地，以展示農奴製的苦難與殘暴而著名。每個院落都用漢字標注著讓現代人一目了然的名稱，比如朗生院寫著“奴隸院”。

　　並不高大的圍牆內首先是外院，包括牲畜棚圈和單身朗生的住所。從正北穿過門樓可以進入內院，普通朗生不經主人允許是不能隨便進入這個區域的。這個相對寬敞的院落主要用來晾曬各種皮毛。院子北麵是三層高的主樓建築，這是貴族生活的地方。不過單從建築的高度講，三層樓與第本家族的身份並不匹配—— 按照慣例，這樣的家族應該擁有至少四層樓房。而這是紮西旺久10年經營的成果，可見舊時財富積累的不易。

　　根據1959年的《西藏日報》記載，帕拉家擁有31個莊園、12個牧場、7000多頭牛羊和3000多個農奴。

　　三層樓的東西南三麵環繞著二層樓，這是管家之類人等的住所。東麵第一間據說就是拉珍的房子。拉珍後來又與管家生了4個孩子，她在1991年去世。

　　紮西旺久為拉珍一家蓋的房子有3個房間。70年代，羅布次仁又蓋了5間新房。

　　1986年，羅布次仁搬出了這個堆疊著複雜情感的莊園。莊園裏已經蓋不下又大又舒服的樓房了。


　　在莊園圍牆外不到10米的地方，他蓋起了二層樓，鄰居就是帕拉家族原來的農奴們。

　　現在，羅布次仁是縣政協常委。在和他流著同一個父親血脈的兄弟姐妹中，從自治區政協委員到一般農民都有。他們的名字裏，都不再帶有“帕拉”這個五味雜陳的名號。

　　“海歸”齋林-旺多

　　他用自己的英語優勢成為西藏導遊的“祖師爺”

　　拉薩市北京中路有一條僻靜的文聯巷，77歲的旺多是這裏的常客。有時候是陪著一輩子當家庭主婦的老伴散步，有時候是獨自一個人默默溜達。

　　在文聯大院，齋林。旺多是個名人，他是西藏旅遊界的“祖師爺”；他在年過六旬後才想起寫小說，並一寫成名；又是他，第一個把莎士比亞的戲劇名著翻譯成藏文。

　　這幾天，旺多家裏剛添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因為旺多發現，在內地上大學的孫女英語口語發音問題太多。他就買了這台電腦，想通過視頻連線，糾正她的口語毛病。

　　旺多自己的英語，是在60年前學的。

　　上學去

　　1934年，旺多出生在日喀則江孜宗年堆地區的一個普通貴族—— 紮東齋喜林家。幼年時，他上過舊式藏文學校。1944年，西藏地方政府打算在拉薩開辦一所英語學校，由於遭到僧侶集團的強烈反對，最終計劃擱淺。作為平衡，兩年後，12歲的旺多和10名幼童一起，被送到印度大吉嶺的聖約瑟夫學院學習。

　　在這所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裏設有小學部、中學部和大學部，尼泊爾的比蘭德拉、賈南德拉，不丹國王旺楚克等，都曾是那裏的學生。學生中來自英聯邦國家的占到90%，大多是醫生、商人和資本家的子女，亞洲國家的學生隻占到10%，主要是南亞各國王公貴族的子弟。


　　經過7年苦讀，旺多的英語達到了高中一年級的水平，“本來按正常的進度不可能那麽快，因為大吉嶺的冬天特別寒冷，寒假就特別長，有三個多月。”大多數時候，旺多就呆在印度，請一個家庭教師預習下一年的課程，並兩次跳級。

　　旺多原來打算高中畢業後參加劍橋的統考，到英國去深造。但他的年齡已經大了，隻好打消這個念頭。他記得聖約瑟夫學院的課程設置比較靈活，旺多在語言上的主課是英文，後來可以學第二語言，他對拉丁文感興趣，但校方考慮到他是亞洲人，要求他選修印地語。

　　西藏和平解放後，來自西藏的學生還可以選修漢文課，旺多的漢文老師是學院大學部的一個漢族學長，“他用抑揚頓挫的節奏教我們念——‘春天到，春天到，春天真正好’！”後來，旺多發現他可能教的是粵語，因為旺多在西藏用他教的腔調向解放軍打招呼“雷吼嗬”，可對方怎麽也聽不明白。

　　1951年以後，很多在印度的藏族學生開始返回家鄉，旺多的班級隻有一個人留了下來。“我母親說江孜工委的陰法唐書記曾親自找她說，你的孩子應該回來，留在那裏可能會學到一些東西，但思想可能會變化，我母親就派我哥哥來接我，把鋪蓋卷都帶了回來，就是不打算再去了。”

　　西藏導遊的“祖師爺”

　　1940年到1945年，旺多在各地輾轉求學，在拉薩至日喀則的山道上，連續7天在馬背上顛簸。後來借著改革開放的機會，他用自己的英語優勢成為西藏導遊的“祖師爺”。

　　80年代，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仁青到拉薩組建了旅遊總公司。他是當年留學印度的藏族學生之一，知道旺多的情況。此前旺多在自治區教育廳編寫西藏的中小學教材，藏文部分是他們自己寫，理科教材主要靠翻譯。

　　仁青從教育廳把已經年近50的旺多要了過來，“當時西藏隻有一個旅行社，外國人急著要來啊！說的是1980年，實際上是1979年政府就決定成立旅遊總公司。”

　　頭一次到旅遊局上班，旺多卻連一個英語單詞都蹦不出來，見到外國人起碼要打個招呼，他卻連“哈囉”都記不起，相當尷尬。很快，他的口語每天都有長進，不到半年，過去的記憶全部恢複了。

　　教育廳本來打算把旺多派到藏大組建英語係，待遇、房子都談好了。但他還是選擇到旅遊局報到，希望能在語言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旺多是在國旅拉薩分社正式開始工作的。6個月後，西藏自治區和香港的招商局合作在香港成立了新公司叫“西藏珠穆朗瑪旅遊有限公司”，簡稱“港珠旅”，旺多被聘任為港珠旅西藏一方的副總經理。在香港的12個月對他影響很大，“知道了人家的職業經理人是怎麽工作的，那我們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當時西藏還很保守，拉薩市內沒有賓館，最好的招待所是‘一所’，走後門才能進去。我們就把外賓接到區黨委住宿。”旺多第一次帶團是1985年，最後領隊組織客人全體起立為他鼓掌。這卻讓旺多猶疑：“外國人對我這麽好，究竟是好是壞？”後來還是兒子鼓勵他：“說明你幹得好人家才喜歡你。”

　　國際遊客其實讓旺多等人很為難，搞了三四個月以後他們才慢慢意識到這是生意，“最早開放的是拉薩市區，看看就走了。後來，樟木口岸開了，成都到拉薩的航線開了，青海到拉薩的公路也通了，遊客從成都進來，經過拉薩，從樟木出境。”

　　摸出一點門道後，西藏旅遊總公司搞起了第一個“涉外招待所”，兩棟建築，十幾間客房，條件稍好，按照在香港看到的樣子，右邊是廁所，左側放個儲物櫃，裏麵是標間，每個房子安排兩個人，看起來有模有樣。

　　旺多等人還編寫一本導遊日記，也就是一本導遊教材。“專門用英語寫。我的目的首先是讓年輕人掌握導遊英語，然後了解一般的接待知識。”現在，許多老導遊都還記得這本150頁的日記。

　　翻譯莎士比亞

　　1991年，旺多從西藏自治區旅遊局市場處副處長的位置退休。

　　但是退休後的旺多比原來還忙。他兩次跑到鄉下，躲在那裏寫作，完成了著名小說《齋蘇府秘聞》。

　　旺多也是第一個把莎士比亞戲劇介紹到西藏的人，這卻是從把藏文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開始的。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曾有一首著名的詩歌叫《潔白的仙鶴》，被認為是倉央嘉措的預言詩，在西藏婦孺皆知。早在1930年就有人把這首詩翻譯成英文，但是這首詩歌的英譯本和漢譯本卻沒有流傳。旺多覺得，翻譯不成功是一大因素。

　　旺多於是嚐試著翻譯了這首詩歌，在照顧藏文原意的情況下，尊重英國古典文學的基本規律，使用正宗的“雅語”，“天天給我打字的複印店老板非常喜歡我的翻譯，他把我的譯作印在自己的名片背麵。”

　　旺多說，成書於18世紀初葉的宗教詩體小說《勳努達美》在西藏文壇影響深刻，文辭優美、比喻恰當，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也不是毫無瑕疵，“它的藝術性和感染力是不夠的。我想了很久，根源還是在沒有參照，沒有對比，自我封閉的原因。”


　　這樣，旺多決定翻譯西方文學名著。找到西方文化中藏文學缺少的元素，他於是先後翻譯了《哈姆雷特》和《羅密歐與朱麗葉》。“我不敢保證我翻譯的就好，而是希望用這樣的行動為西藏和外界的文化交流做些事情。”■

　　家住雪新村

　　這些已經遠去的傳奇，在他們心裏掀起的小小波瀾轉瞬即逝

　　在居委會，也沒有人能確切說出頂雲家人的住址。後來我們幹脆站在雪新村的十字路，詢問路人。終於有個婆婆說，你們跟我來吧，我是他們家親戚。

　　路上我們知道，她的女兒嫁給了頂雲家的兒子。從雪新村的某一個藏式小院敲門進去，一大家人正在打麻將。一個戴著寬邊眼鏡的年輕人說，沒錯，這就是頂雲家。

　　布達拉宮牆外的家

　　頂雲家原來在“雪”的牆外，因為那裏叫做頂雲院，就成為房名。前兩年頂雲。次仁多吉和老伴去世後，長子次旺仁增就成為這個大家庭裏最年長的人。

　　頂雲院是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的，他當時獲得了大概是整個家族曆史上最高的官職：雪勒空的雪尼。

　　“勒空”是噶廈的辦事機構，相當於今天地方的各個廳局。在布達拉宮下邊的被稱做“雪勒空”，管轄布達拉宮山下地區及拉薩附近的18個宗和政府屬地。在藏語裏，“雪”是“下”的意思，“雪勒空”就是布達拉宮下的機關，一般人就直接把它叫做“雪”。

　　“雪”的大部分機構在布達拉宮宮牆內，頂雲院則在宮牆外、今天布達拉宮前那片綠地所在的位置。次旺仁增的外甥格桑還記得，小時候外國人站在那用錄像機拍攝布達拉宮。

　　雪尼是雪勒空的長官。這個官職雖然不像噶倫那樣顯赫，卻也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就是在擔任雪尼時，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了建築麵積接近500平方米的頂雲院。而此前這個家族的曆史無法考證，也許隻是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了房名。


　　次旺仁增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頂雲院的情況：兩層樓，一共大約11個房間，包括頂雲家和租戶。他們幾個孩子一共住兩間，最大的地方還是院子。頂雲家有三四個傭人，男女分開住在兩個房間。其他房間當作廚房、倉庫。最大的房間大約有50平方米，從中間隔開，一半用來供佛、一半用作客廳。

　　像許多貴族子弟一樣，次旺仁增小時候也在“雪”裏的私塾念書。不過，孩子們在家裏沒有專門的書房，就在經堂裏讀書。

　　相對而言，頂雲家仍保持著比較體麵的生活。他們的一些鄰居—— 更低等級的貴族，往往家裏沒有存糧，每天早上去買糌粑，然後再去噶廈。當時，這個也被叫作“雪村”的地方，住著從三品到七品的各級官員，但更多的居民是為布達拉宮及噶廈服務的農奴。

　　俗官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的外祖父和父親先後在1936年和1950年去世。和大多數一般貴族一樣，次仁多吉從父輩那裏繼承了官職，然後毫無依靠地在龐大的官僚係統中開始漫長的奮鬥。

　　他先在專門培養俗官的學校“孜康”學習。16歲時，成為一名相當於普通辦事員的孜珠巴。1942年，年輕的次仁多吉擔任了外縣的稅收官，一般講，這個職位處於整個官僚係統的最末端，也許就是一個比辦事員稍高的官職。

　　3年後，次仁多吉回到拉薩，在噶廈做了一個普通秘書。此後，他被外放到山南的沃卡地區擔任六品宗本。又過了兩年，即1951年，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到亞東，次仁多吉卻因戰備被派回拉薩，負責為軍隊核算軍餉。從這時起，次仁多吉開始在軍隊中服務，並在藏軍司令部中擔任了相當於秘書的職務。

　　到1957年，次仁多吉被派往中尼邊境地區的聶拉木擔任“雪巴”，偏遠的聶拉木在藏語中是“大象頸脖”的意思，一般被翻譯為“地獄之路”。次仁多吉在這裏擔任了一個與宗本相當的官職，以五品官的身份負責地方稅收。奮鬥了15年後，出身並不卑微的他終於接近了一般貴族和高等貴族的分界點：四品官。

　　這一年，次仁多吉28歲，這在西藏的官僚係統中不算年輕。而另一方麵，在噶廈這部巨大的機器中，充滿了次仁多吉這樣渴望在自己手中振興家族的年輕貴族子弟。無論殘酷的戰爭還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都為他們提供了機會，但幸運者畢竟是少數。

　　次仁多吉的幸運在於，他雖然沒有飛黃騰達，卻也平平安安。直到1959年，整個噶廈永遠停止了運轉，頂雲家的人們開始了新的生活。

　　頂雲家的年輕人


　　叛亂發生時，次仁多吉的上司、一個漢人處長跟他說，共產黨的政策沒有變化，對貴族不會有影響，如果跟著鬧事出了問題就倒黴了。後來統戰部也給他寫了封信，讓他安心工作。一直到1960年5月，次仁多吉回到了日喀則，他被要求到政協學習了6個月。學習結束後，他要求回到拉薩。

　　次仁多吉被分配到參事室，6級幹部，每月工資60多元。“文革”開始後，參事室的人員都分散到各自所屬的居委會，此後大約10年時間，頂雲家的繼承者大多在學習和體力勞動中度過。

　　1977年，自治區檔案館找到政協，希望要一些懂得舊檔案的人，次仁多吉就去了檔案館，後來定了個副研究員。

　　那以後的十多年時間裏，雪村的居民曾進行過兩次搬遷。第一次是1989年布達拉維修，從宮牆內遷出了居民100多戶；第二次是1994年建設布達拉宮廣場，把宮牆外的300多戶居民搬遷到了布達拉宮後麵的雪新村。這一次，頂雲家也搬了過去。

　　次仁多吉的7個孩子都分到了房子，就是現在雪新村的這一排院子。1964年，14歲的次旺仁增到鹹陽的西藏民族學院上學。加上“文革”回來“串聯”，前後念書將近6年。回到西藏後，他在拉薩下邊的一個縣工作了18年，然後調到拉薩市審計局工作。其他兄弟姐妹也大多供職於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郵電局、珠穆朗瑪賓館、老藏劇團、糧食局等等。

　　文章一開頭招呼我們的那個戴寬邊眼鏡的年輕人格桑，是次旺仁增的外甥。他拿給一張名片，那是他的母親，頂雲家的第四個女兒。名片上的職務顯示，她除了擁有自治區政協委員、青聯委員這些身份，還是國家級演員。而格桑則是軍區文工團的演員。


　　說話間，又進來兩名和格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他們都是次旺仁增的兒子，一個在上市企業西藏天路公司，另一個在藏藥廠當副廠長。當然，如果在噶廈的時代，他們要麽就職於某個“勒空”，要麽就可能在達賴喇嘛的寺廟中成為一名僧官，然後在成為噶倫的夢想中日複一日地奮鬥。

　　我們的到來勾起了年輕人對於先輩故事的好奇。說起來他們都有些遺憾，檔案館中隻記載大家族的故事，有關他們的爺爺的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不過，這些已經遠去的傳奇，在他們心裏掀起的小小波瀾轉瞬即逝—— 明天，他們自己的生活仍將繼續。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