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麽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
“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隻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裏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
“我不讚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裏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
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麽體係，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麵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隻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麽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讚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麵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麵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裏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麽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
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製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讚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幹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裏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麵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裏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裏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裏麵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裏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裏，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麵，魯迅隻寫過若幹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Ｑ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Ｑ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Ｑ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Ｑ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麵，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麵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麵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麽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評英國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隻是一個偏激。
梁實秋簡介
梁實秋(1903．1．-1987.11．3)號均默，原名梁治華、梁秋實，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邢台市 沙河縣，出生於北京。
他是國家社會黨黨員，否認文學有階級性。早期梁實秋專注於文學批評，堅持將描寫與表達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作為文學藝術的文學觀，批評魯迅翻譯外國作品的“硬譯”，不同意魯迅翻譯和主張的蘇俄“文藝政策”，主張“文學無階級”，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這期間和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梁實秋曾被魯迅先生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毛澤東也曾把他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從1927年到1936年，論戰持續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逝世，對壘式論戰也自然結束。但是，這場論戰所產生的影響既深且遠。它不因魯梁論戰的結束而結束。論戰所產生的影響實體已超出魯梁本身，論戰性質也已逾越了文學範疇，其餘波擴漣到後來年代，以至於今。抗戰年間，發生在重慶的那場“與抗戰無關”的論爭，雖不能說與這場論戰有直接的關係，但也不能否認它們之間有著微妙的關聯。
1938年抗戰開始，梁實秋在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政府教育部小學教科書組主任，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後回任北平師大教授。
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師範學院(後改師範大學)英語係教授，後兼係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
1975年同韓菁清結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於台北。
所謂“文藝政策”者
梁實秋
今年六月魯迅先生“硬譯”的文藝政策“印成書籍模樣”了。我讀過之後，有兩點感想：第一，魯迅先生的譯文還是“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第二，舉我所能了解的來說，文藝政策根本上是一種無益而又不必要的東西。
魯迅先生的譯文難解，是一件事實。這事實的原由，魯迅先生已經很明白的告訴過我們。一半是“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一半是因為“中國文字本來的缺點”。其譯文之所以難解，還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讀者之不肯“硬著頭皮”讀耳！在我自己，我應該承認我是連“讀者”的資格都沒有的，因為我的頭皮實在硬得不夠能讀懂魯迅先生的譯文。茲試錄數段譯文於後，以質天下之硬頭皮者：
“在給我的信裏，－－但這也是頗為殘酷的信－－同誌托羅茲基擲過這樣的句子來，‘你竟誤解我到這樣麽，宛如我們較之自己們，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諸位同誌們今日為止的態度，是還是如此的。而同誌瓦浪斯基在這座上，作為我們的反對者，又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反對者而出麵的時候（這在許多處所，都能夠隨便證明的），諸位同誌們，在這裏，是明明白白－－有著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頁）
這一段是有點“晦澀”罷？我所認為難解的是那一句“較之自己們，倒更尊重他人”，簡直莫名其妙。像這樣的譯文，不勝枚舉。但再舉幾個短些的例：
“我決不是要由這一點，在同誌裏培斯基上頭樹起十字架來。”（一○四－－五頁）
如何可以在一個人的“上頭”而“樹起”一個“十字架”來呢？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有注腳。
“在這裏，就重演著那全世界的溫暾主義者的態度－－”（二○八頁）
“溫暾”是什麽東西呢？應該加注。
“說是弄著專門家討伐，以非難我們。說而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
“中國文本來的缺點”固多，然而這一句卻不能算是中國文罷？
硬譯的成績我們瞻仰過了，請進而論文藝政策本身。
“文藝政策”，誰的文藝政策？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的，這一點首先要交代明白。魯迅先生認定“這一部書”“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所以才把這一部書硬譯出來。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我們看看，當然是不為無益，不過這樣的一本書也要掛上“科學的藝術論”的招牌，這就不免帶有誇大的宣傳的意味。譯者並未述明他自己對於這個“文藝政策”的態度，我們也無須加以推測，但是我們若對這書的內容稍加思索，便可發現目前中國所謂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頗多與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國目前的“普羅作家”“左翼作家”是與俄國共產黨不謀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實並非如此，恐怕還是一般人把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當作文藝的聖旨，從而發揮讚揚罷？如果魯迅先生硬譯的這一部書，事實上的效果不是供給一般注意文學的人作參考，而是供給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純正文藝理論，那麽，這一部硬譯的書於現在的中國，未必是有益罷？並且以魯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譯筆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罷？
“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裏麵並沒有什麽理論的根據，隻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雖然也有十幾段，洋洋數千言，其實它的主旨也不過是－－
“無產階級必須擁護自己的指導底地位，使之堅固，還要加以擴張，……在文藝的領域上的這位置的獲得，也應該和這一樣，早晚成為事實而出現。”（二一六頁）
這措詞的根據還是馬克斯主義，還是“階級”雲雲。俄國共產黨的心理，大概是病態的，許是有ＭＯＮＯＭＡＮＩＡ罷？無論談到什麽，總忘不了“階級”，總忘不了馬克斯。
馬克斯主義在政治經濟方麵，其優劣所在，自然還值得討論，可是共產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如何能不牽強？我想有一天他們還要創造馬克斯主義的數學，馬克斯主義的物理化學罷！我並不說文藝和政治沒有關係，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經驗，文藝也常常表現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布驟，不是人工勉強的。文藝作品是不能定做的，不是機械的產物。堂堂皇皇的頒布了文藝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創為作品嗎？政策沒有多大關係，作品才是我們所要看到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