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延安第一美女“吳光偉事件”前因後果

核心提示: 吳光偉命運的轉折點，就是發生在早期延安的“吳光偉事件”。這起所謂“吳光偉事件”，緣起於史沫特萊在延安掀起的交際舞運動，引起革命隊伍裏部分經過長征的女同誌反對，最終導致賀子珍衝進史沫特萊住處，與吳光偉發生肢體衝突。事後，吳光偉、賀子珍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吳光偉，她以一個現代知識女性的自我尊嚴和權利意識，要求有關方麵對此作出裁決，給她一個公道說法。這在黨內被稱為“吳光偉事件”。該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感情危機並離婚，最後賀子珍出走，史沫特萊和吳光偉都被“禮送”出延安。

吳光偉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接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滿懷著一腔救國熱情奔赴延安，成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並擔任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秘書。不料她被卷入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感情危機中，從此改變了人生的軌跡……

早期延安最靚麗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動人的形象，是獨幕話劇《母親》中吳光偉扮演的母親；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靚麗的女性，是擔任史沫特萊翻譯兼秘書的吳光偉。

吳光偉

1937年6月20日，中國文藝協會在延安城裏由基督教堂改製的大禮堂舉行集會，紀念被尊奉為“世界革命文學導師”的高爾基逝世周年。當天晚上，演出根據高爾基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母親》。劇中主要人物母親尼洛夫娜由吳光偉扮演，她扮演的母親，形象豐滿、儀態端莊、話語不多，舉手投足之間都充滿著無私的母愛。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動和標語口號來表現革命的戲劇演出中，吳光偉的表演顯得更加專業、藝術。據當時現場觀看過演出的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記載:“吳廣惠女士(譯音，即吳光偉)扮演的母親，她不忍心看小孩餓死而把他殺了，演得那麽淒惻動人，觀眾中許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淚。”

整個延安時期(1937～1947)的文藝演出活動都非常活躍。吳光偉1937年2月從西安到延安，大約同年9月離開延安，在延安期間還在由中央劇團、平凡劇團和戰號劇團聯合演出的話劇《阿Q正傳》中扮演趙夫人，在《殺嬰》中扮演母親。此次演出《母親》，是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第十二隊、十三隊學員為主，其他劇團演員參與演出，當時在第十三隊學習的陳明為召集人。留在陳明記憶中的吳光偉，身材苗條，性情溫婉，品貌端莊，思想進步。

出色的翻譯兼秘書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顧祝同率國民黨中央軍進駐西安。吳光偉在西安事變後就參加了西北救國聯合會婦女部的工作——“我渴望從事革命工作，並想知道我最適合做什麽工作，我獲悉有可能到延安學習，就在1937年2月19日來到了這裏。我期望經過全麵訓練之後能成為一名黨員。”(中國社會出版社《吳光偉自述》)國共合作後，抗日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但進入延安仍然需要組織介紹。吳光偉通過西北救國聯合會的介紹，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識青年進入延安，首先需要經過黨的外圍組織或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介紹，來到延安後向各相關接待處報到。吳光偉此前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演出話劇，熟悉英語，略通日語，在抗大學習的同時，就被安排參加外事接待工作，擔任英語翻譯。

1937年3月底，美國合眾社駐天津記者厄爾·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訪。吳光偉受命出任其采訪毛澤東、朱德時的翻譯。

據史沫特萊記載:“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時候，於黃昏時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師兼秘書和翻譯、原來是女演員的吳莉莉(即吳光偉)，在我住的黃土窯洞前麵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夠理解得清楚時，或是朱將軍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傳達意思時——這種情況時時出現——便由她從中翻譯。”訪談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國文化內容，如著名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也由吳光偉從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並翻譯成中文，提供給朱德作參考。此間吳光偉的翻譯兼秘書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萊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尼姆·威爾斯，又名海倫·斯諾也以記者身份來到延安采訪。她為吳光偉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為生活中吳光偉高貴優雅又時尚現代的氣質所驚訝，專門請吳光偉作訪談。多年後，她記憶中的吳光偉形象依然光彩鮮亮。

我第一次見到莉莉是在劇院裏，當時她正在演出高爾基的《母親》，並扮演主角。她當時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員，不僅有當演員的天賦，而且能夠在舞台上獨領風騷。她很有教養，溫文爾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歲芳齡，已經結婚卻並不依賴自己的丈夫，至少當時丈夫不在她的身邊。吳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臉色紅潤，皮膚白皙而細膩。她非常美麗。她留著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齊肩短發，而且卷曲美觀。延安的其他婦女則把頭發剪得短短的，像個男子。在延安，隻有我和莉莉燙發、塗口紅，盡管我倆都很謹慎，不敢塗得太重，這也不合延安的習俗。她是抗大學員，空閑時間都在學習……

吳光偉命運的轉折點，就是發生在早期延安的“吳光偉事件”。這起所謂“吳光偉事件”，緣起於史沫特萊在延安掀起的交際舞運動，引起革命隊伍裏部分經過長征的女同誌反對，最終導致賀子珍衝進史沫特萊住處，與吳光偉發生肢體衝突。事後，吳光偉、賀子珍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吳光偉，她以一個現代知識女性的自我尊嚴和權利意識，要求有關方麵對此作出裁決，給她一個公道說法。這在黨內被稱為“吳光偉事件”。該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感情危機並離婚，最後賀子珍出走，史沫特萊和吳光偉都被“禮送”出延安。

曾經豐富的人生經曆

吳光偉進入延安之前，有著相當豐富的人生經曆，思想比較激進，有愛國熱忱，有服務社會的責任意識，有現代女性的獨立自主精神。

據她在延安接受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采訪時介紹，她1911年出生於河南，兩歲時隨父母遷居北京。父親在北京擔任鹽務局局長，是個誠懇、勤奮、安分守己的人，維持著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就讀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北平的教會學校，1925年的五卅運動，給她很深的愛國主義影響。1926年3月18日北平學生舉行抗議段祺瑞政府的示威遊行，她和同學們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門前，得到的答複卻是有的學生被警察打傷，還有一名學生被槍殺。後來，她轉學到上海，在一家商學院的女生部專攻英語。她學習很用功，在班裏得過最高榮譽獎。課餘時間，她喜歡打排球和籃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國獲得社會學學士學位的廣東人，對社會工作很熱心，常帶學生參觀上海的大小工廠。吳光偉非常喜歡這種教學方式，不僅得了高分，還激發起希望去改善工人們悲慘生活的社會理想。

這樣一位深得學生喜愛的班主任，卻遭到學校的解聘。吳光偉作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長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長表麵上答應了學生的要求，但幾天過後還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開始，吳光偉曾想再組織一次鬥爭，但同學們大都離開了學校。1929年秋季開學，她又回到北平的經世中學。對教會學校管理製度和昏聵教師的反感，作為學生領袖之一，她又一次成為學生運動的組織者，結果是包括她在內的三十名學生被學校開除了。不久，吳光偉考取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吳光偉戀愛的對象是張硯田，當時在北平大學讀書。他們在1934年3月1日結婚，當時吳光偉23歲。同年8月，張硯田留學日本帝國大學。吳光偉畢業後，曾在北平中華戲劇專科學校任教，同時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餘都寄給在日本讀書的丈夫，幫助他完成學業。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對那裏的國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個月後，她回到國內，正逢國立南京戲劇學校招收首屆學員。1935年10月吳光偉考入該校學習，同學中有葉仲寅、沈德蔚、左恭、賈耀愷、朱家訓等人。

曾經在北平師大和南京戲劇學校與吳光偉兩度同學的葉仲寅(葉子)回憶，自己在北平師大學的是國文係，吳光偉學的是外文係，彼此都很麵熟。南京戲劇學校開學時，忽然發現還有原來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來。1936年初，學校排演果戈裏的喜劇《巡視專員》(即《欽差大臣》)，吳光偉扮演市長夫人，很受歡迎。演出後她卻走了，學校挽留她，她以經濟拮據而告辭。

吳光偉自己解釋離開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戲看成是大眾教育的一種形式。我在該校學習演技，但不久就發現訓練很有限。雖然這是一所新式學校，但它沒有什麽前途，隻不過是給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娛樂消遣罷了。”

離開南京後，吳光偉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看書。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陝西省政府民政廳當職員，是辦公室裏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後，她參加西北民族救亡聯合會婦女部工作——“我們想動員西安的全體婦女都來參加，我還幫助寫宣言和標語，並在我的辦公室裏搞印刷……對我來說，那真是一段好時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我是個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共產黨員。我渴望從事革命工作，並想知道我最適合做什麽工作。我獲悉有可能到延安學習，就在1937年2月19日來到了這裏。我期望經過全麵訓練之後能成為一名黨員。”她認為，西安事變更促使她加入到共產黨的隊伍，特別是抗日運動之中。

對於自己的婚姻，她當時認為自己的婚姻處於維持狀態。丈夫是進步的，但不夠活躍，像大多數普通中國人那樣。她不願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費在瑣碎的家務上，希望能夠在社會事務方麵有所作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進步者的圈子裏各做各的事，互不幹涉，否則不如過單身生活。

離開延安後的日子

離開延安後，吳光偉先在西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夠回到共產黨隊伍裏來，但由於婚姻關係以及難以裁決的“吳光偉事件”影響，她被謝絕在革命陣營之外。幾年後，她隨丈夫到重慶，再到台灣。

1938年3月至7月，吳光偉曾經呆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山西轉移到西安，借住在蓮湖公園旁邊的一個中學裏。對於曾經一起演過戲的昔日戰友，吳光偉親自找到西戰團駐地，看望這支寄托著自己藝術理想的隊伍。多年過後，陳明還清楚地記得，吳光偉不止一次來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還為他帶來肉包。從她委婉的敘述中，陳明感覺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據朱家訓回憶，1938年4月他從重慶到延安，改名朱丹，進抗大第四期學習，未及畢業轉入魯迅藝術學院實驗劇團，同年10月因生活不習慣而告退，搭乘八路軍汽車到西安，在城門外被國民黨守軍攔截，押解到設在東廳門的幹訓四團受訓，後來他參加該團藝術大隊工作。在這裏，他驚奇地發現原來在南京戲劇學校的同學吳光偉也在這裏，擔任女生大隊少校指導員。同時在這裏擔任上校教官的還有連戰之父連震東。朱家訓離開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帶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他一直與八路軍辦事處負責接待工作的魯明保持聯係。吳光偉通過朱家訓希望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共產黨組織聯係，經組織安排由辦事處組織科長居敬與她談話。可惜過了很久，她都沒有得到這次談話的結果，便一直留在幹訓四團工作。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央開辦的一個大型軍事、政治訓練機構。西安幹訓四團教育長是胡宗南，訓練宗旨是“要以異黨分子訓練成為吾黨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來施行各種訓練”。據朱家訓觀察，吳光偉是身在“國”營，心仍然惦記著“共”，並努力幫助積極抗日的同學。

1939年2月，朱家訓因被發現與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有聯係，以參加二戰區民族革命實驗劇團上山西前線名義離開幹訓四團。走到黃河邊，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吳薇的信，原來是吳光偉托人帶來的，其中說到她在西安過得很苦悶。1939年4月，朱家訓再回到西安，因手頭拮據，找吳光偉告急。吳光偉給他40元錢，他乘火車到寶雞，轉到四川。此後，他們就沒有任何聯係。

吳光偉1937年2月到延安，大約在8月底9月初離開延安。同年8月底，賀子珍也離開延安。也是在這個8月底，江青來到延安，在經曆過政治審查和黨校學習、魯藝工作後，1938年11月與毛澤東結婚。從此，吳光偉在延安的經曆被所有關於延安的革命曆史所遺忘。

○摘自《檔案春秋》

2009年第1期 朱鴻召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