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誌

作者：孫克驥

　　粟裕同誌是我軍傑出的高級將領，在革命歲月，他為人民立下豐功偉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是在粟裕同誌直接領導下過來的，曾耳聞目睹他與林彪、“四人幫”鬥爭、保護老幹部的情況。這裏回憶幾件極平凡的小事，從中可以看出粟裕同誌的品德。

　　“對幹部要有一個基本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誌因病在醫院治療，他帶病出席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發動起來，來勢異常迅猛。不過，軍事科學院機關內部暫時還相時平靜。全會以後，粟裕同誌主持開了一次常委會，傳達了中央全會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預感到一陣暴風雨即將到來。粟裕同誌分析和估計了機關的狀況，考慮到社會上來勢迅猛的浪潮，勢必衝擊機關，再三叮嚀要嚴肅對待，妥善處理，決不可掉以輕心。會議之後，粟裕同誌又專門對我說：“機關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人員來自各方；相互間不夠了解；軍銜從元帥到士兵，各級都有，懸殊比較大，難免有些隔閡。現在要順勢善誘，實事求是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粟裕

　　果然，軍事科學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衝擊來自兩方麵：一是機關內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係統各院校關於所謂“黑材料”的鬥爭。不幾天，矛頭對著兩位院領導人的大字報接踵踵而來，調門愈來愈高，說他們是“修正主義”“三反分子”。我當時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辦公室”主任，控製不住運動的發展，隻好到醫院向粟裕同誌請示，最好以他的威望來坐鎮。

　　粟裕同誌默默地聽我的匯報，歎了一口氣說：“三反分子這頂帽子怎麽能隨便給人戴上呢？他們主持日常工作，很難避免會有缺點和差錯。我了解他們，我和他們共事很久，對幹部終歸要有一個基本看法。根本談不上三反的性質！”

　　過一天，粟裕同誌抱病來到機關，先看大字報，然後接見所謂群眾代表，場麵非常緊張，接見從午後一直延續到晚間八、九點鍾。最後，粟裕同誌講話。他說有意見提出來是好的，也歡迎對他個人提出批評，但要經過核實後才能確定問題性質，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結論過早是不適宜的。

　　當年，我對所謂“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誌沒有對我明講，但在碰到一些難題時，卻很猶豫，遲遲下不了決心。這同他在戰爭中叱吒風雲，指揮千軍萬馬，當機立斷的大將風度和氣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內心的憂慮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張廣為流傳的“百醜圖”給他看，他緊鎖雙眉，略微看了一眼，氣憤地說：“太過分了！看了使人難受！”他又說：“我們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許多‘老虎’嗎？有幾個是真‘老虎’？”

　　當年十月，有人建議把作為“三反分子”的兩位院領導人的一些所謂“問題”正式上報軍委和中央。院黨委處境非常困難。粟裕同誌對我說，現在他們的問題都還沒有核實清楚，怎麽好輕率上報？！我們按照粟裕同誌的指示執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場使人極不偷快的風波。

　　十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粟裕同誌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他書麵請示葉劍英同誌幾個問題，其中一項就是兩位院領導人的材料是否上報軍委、中央的問題。葉帥在這一條眉批了四個字：“緩報為妥”。粟裕即將葉帥的批示給我看並送其他常委傳閱。我滿以為問題可以圓滿解決了。但是在這之前起草好的兩個文件已送交黨委，黨委還是照例討論了這兩個文件。一位黨委委員首先發難，幾個造反組織的代表齊聲響應，對兩個文件表示不滿，認為隻是客觀地反映，沒有黨委的觀點，矛頭針對政治部和“文革辦公室”，認為是在包庇兩位院領導人。於是引起爭論，不歡而散。粟裕同誌沒參加會議，會後聽了匯報。晚間，我正在反覆思索，電話鈴響了。一聽，正是粟裕同誌親切和藹的聲音：“我的工作沒有做周到，使得你們做具體工作的人左右為難了。”我聽了十分感動。他說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那位堅持上綱的黨委委員卻推故不到。粟裕叫秘書再三打電話，還是不到，不得已，親自打電話，他才勉強來了。會議不免又是一番爭論。不過結果還不錯，決定文件再加工，暫不上報，要進一步核實。

　　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護幹部的一個事例，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幫”妄圖篡奪軍權的陰謀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廣東，名為休息，實際上是在考慮許多國家大事。他以對黨對人民高度的責任心，豐富的戰爭經驗，淵博的軍事學識，考慮到未來衛國戰爭中的一係列戰略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的具體辦法，要我同他的秘書，共同起草了一個文件，上報軍委。當時，鄧小平同誌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滿了信心，感到黨和國家從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國四屆人大之後，粟裕同誌受鄧小平之命，下部隊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他決定先到華東，這是有用意的。當時王洪文、張春橋之流已分別竊取了軍內要職，妄圖插手部隊，上海又是“四人幫”的巢穴。他打算既實地觀察了解“四人幫”插手部隊和地方的動向，又相機對一些老同誌打招呼。他四月出來，六月才回北京，先後考察了安徽、江蘇兩個省軍區和兩個軍的一些部隊，聽取了所到縣、市地方黨、政幹部的一些反映。他身體欠佳，仍廢寢忘食，接見要求談話的同誌。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誌提出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會上當有人問及對“城市民兵指揮部”的態度時，他說：“五十年代我當總長時親耳聽到毛主席說：鑒於蘇聯貝利亞事件的教訓，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軍隊係統。現在，既有人民武裝部，又搞民兵指揮部，值得研究。”他說這番話，目的是向出席會議的一些同誌們打招呼，隱約暗示“四人幫”妄圖篡奪軍權的陰謀。在江蘇，他也同好幾位地、市委書記說到這一點。

　　在一個軍分區的一次會上，許多同誌對“民兵指揮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後的民兵建設究竟是一個指揮係統，還是兩個指揮係統，實質上已接觸到“四人幫”陰謀搞第二武裝的問題。但是，有一位老同誌卻在會議上批評了這些正確意見，說這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會後，我向粟裕同誌報告了討論的情況，他聽了以後，笑笑說要找這個老幹部談一談。粟裕與他懇切地談了話，對這位老同誌來說，不啻是一記警鍾，對他此後沒有在民兵問題上陷得更深，無疑是有好處的。

　　六月返京，適值軍委擴大會議的前夕。當時王洪文、張春橋已竊據軍隊領導要職，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軍委寫了書麵考察報告之外，對涉及“四人幫”的重大問題，隻搞了一個提綱，向葉劍英、鄧小平兩位軍委副主席口頭匯報。匯報的主要內容是：

　　一、“四人幫”插手部隊，搞“第二武裝”，在安徽、江蘇、山東等省搞“飛地”，要警惕他們搞“東南武裝割據”。

　　二、“四人幫”雖然力圖插手部隊，但團以下的戰鬥部隊是穩定的，他們的手插不進去。然而，部隊也有、少數投機分子跟“四人幫”很緊，還有一些糊塗人，以為“四人幫”代表正確路線，盲目信從。

　　三、有些領導幹部，腦子不清醒，熱衷拉山頭，搞派性，壓一派，親一派，這樣搞得不好會把一些人壓到“四人幫”方麵去，不自覺地成為他們的“間接同盟軍”。

　　這次匯報，軍委領導同誌認為很重要。調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觀點，在當年軍委擴大會葉劍英、鄧小平兩位副主席的講話中也被采納和應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誌找我談話，傳達調我到南京軍區工作的決定，並向我傳達了“四人幫”的問題。特別提醒我要加強部隊的黨和政治工作，保證部隊百分之百地置於黨和軍委領導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幫”插手部隊，要我同了盛保持距離。要我把“四人幫”在上海的動態通過他及時向軍委反映。他為我在迷霧中指出了方向。

　　這都是些極其平凡的小事，發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長夜裏，然而，對於我，卻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鬥，苦旱的雷鳴，給我以鼓舞，給我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