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獄中】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來對付張春橋

作者：師東兵

鄧小平聽了辦公室的匯報後，生氣地說：“張春橋眼裏沒有我們，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邏輯的。大概他到目前還是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政權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個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這不是他的一廂情願。所以對他沒有別的可講，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來對付他！”

是的，對這個憑著筆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雲直上的文革新貴，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對他沒有什麽好印象。他們已經幾次交鋒了，每次交鋒，都給鄧小平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在他的眼裏，張春橋這個人仿佛像個冷血動物，對他們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幾乎沒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撲克，不貪財物，不接受別人送的禮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節，喜歡跳舞玩橋牌，收受別人的禮品的人統統打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都給那些人以下不了台。這樣的人，實在是難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鄧小平聽到張春橋來到了北京，特意把張春橋叫到自己辦公室裏，聽取他匯報毛澤東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張春橋在匯報時，卻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問題：“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搞一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後，當晚劉仁召開高等會議，布置由張文鬆、範謹、李珙等人組織力量，搜集關鋒、戚本禹和我們的材料，並進一步把矛頭指向了康生、陳伯達等同誌。在他們召開的黑會上，決定：凡是群眾揭發彭真等市委領導的材料，都不登簡報隻覆寫兩份材料送市委書記處傳閱……”

鄧小平不高興地說：“你怎麽現在就能說北京市委是在開黑會呢？這個結論你下得太早了，。結論應該內中央下，而不是你們下。”

到了這年的十月下旬，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檢查以後，在休息室碰到了張春橋，張春橋冷冷地問他：“你說，今年四月彭真死黨們的會議是黑會還是紅會？這下你可以下結論了吧？”鄧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談話的情形。於是隻好點點頭：“看來你是有先見之明的。目前來看那個會是個黑會。”

張春橋得意地說：“這個結論是中央下的還是我們下的呢？小平同誌，你不要動不動就以中央的名義在講話。現在你應該真正認識到，隻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夠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現在你清楚了嗎？”

鄧小平不願和他糾纏，隻好說：“過去不清楚，現在清楚了。”

這以後不久，鄧小平看到一份傳單，上麵是張春橋在一次接見群眾組織時的講話，他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個人物在強大的攻勢下，相繼在會議上作了極不像樣的檢查，他們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辯，企圖蒙哄過關，伺機反撲。我們必須要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縱容和姑息任何敵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紅旗》雜誌上，我們發表了題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的社論，提出了這樣的號召：‘不破不立。不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清除這條錯誤路線的影響，就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無論什麽人，如果再堅持錯誤路線，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樣的話，對鄧小平這樣的人，同樣適用。我們現在將看他怎樣走路。”

鄧小平現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讓你張春橋好好地看一看我鄧小平是怎樣地來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放了炮後，本來不計劃再講話了。可是華國鋒在講到對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遺留問題時，提出 “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工作，妥善解決”時，陳雲對鄧小平說：“老華在搞和稀泥。他實際上還是在搞‘兩個凡是’的路線。”於是，這個被鄧小平稱為“重型導彈”的陳雲再次發言，提醒中央對那些遺留的問題，包括影響大、涉及麵廣的問題，要專門考慮和作出決定。他一連點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的叛徒案，陶鑄、王鶴壽案件，彭德懷案件，天安門廣場案件等重大事件，認為必須馬上平反，並說：“我認為康生是鬼不是人，對康生這樣的陰謀家和整人狂，如果我們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國的四化建設就沒有希望。已經關在監獄裏的張春橋就是活著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樣類型的人。”

這個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中心內容。

全會後，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建議：“一九七九年的國慶，是建國三十周年的重大節日。我們應該給葉劍英同誌準備一個十分重要的講話，正式回答舉世提出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反黨罪行的問題，和過去對他們的批判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於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一個江青集團的新的罪行行跡在這年的國慶講話裏出現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會堂裏傳出了葉劍英的聲音：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們的國家經曆了一場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對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出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製造和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他們實行‘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篡黨奪權，陰謀政變，企圖從根本上毀滅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摧毀共產黨的領導，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全國重新投入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麵，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他們的這種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同我們黨所犯的錯誤，性質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是全中國人民最凶惡的敵人，他們的問題不可能用黨內鬥爭的方法來解決。粉碎了‘四人幫’我們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使各項工作重新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開辟了我國曆史發展的新時期……”

張春橋從當晚的電視裏看到了葉劍英講話的神態和麵孔，他對著電視裏的那位元老撇著嘴哼道：“說得多麽聳人聽聞，其實完全是個彌天大謊！當初不正是你葉劍英積極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軍內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嗎？當初你在毛主席麵前積極地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臉譜跑到哪裏去了？現在嫁禍於我們，天理難容呀！”

張春橋不是傻瓜。他從今年國慶紀念會上的講話不是由華國鋒來作而是葉劍英出麵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謂罪狀，就可以預料到中央最高層發生的微妙變化。加上隨著形勢的發展，他們給自己所加的罪狀也在不停地變化著。這次，葉劍英所講的‘他們的問題不可能用黨內鬥爭的方法來解決’就意味著要用法律來給他們壯威了。這從另一麵證實了有人給自己的提醒。

表麵上，張春橋坐在那裏泰然處之，其實他在關注著葉劍英講話的每一個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展開了激烈的、尖銳的、複雜的鬥爭。這是一場奪權與反奪權、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鬥爭的結局，是林彪、‘四人幫’徹底失敗了，是我們的黨和人民勝利了，是社會主義勝利了……”

張春橋緊咬牙關，強聽著他認為是顛倒黑白的這篇講話。在講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這位口口聲聲是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人，閉口不談毛澤東領導的對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的鬥爭，而是籠統地講“中國共產黨”，儼然把他們作為共產黨的化身，這實際上是在變著法術控訴毛澤東。張春橋聽完這篇講話後，第二天又仔細地研讀了報紙上刊登著的他的講話。把他給自己所定的罪狀一一地羅列出來，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給予駁斥：

“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在思想上，他們完全顛倒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極端誇大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上層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認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對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進行所謂的變革或改造。他們宣傳天才決定論……”

張春橋最恨的，就是他所稱的當局把他們和林彪集團攪混在一起。明明我張春橋是和林彪鬥爭的，林彪想盡一切辦法殺的是我們，恰恰是你葉劍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獻媚討好，企圖借林彪之手來對付我們，現在卻把我們和林彪打在一起。你們卻恬不知恥地裝扮成了和林彪鬥爭的英雄。這不是偽造曆史又是什麽呢？

“在政治上，他們捏造所謂‘階級關係新變化’的理論，鼓吹黨內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製造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們黨、政府和軍隊的各級領導骨幹當成所謂‘繼續革命’的對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當成所謂‘徹底砸爛’的對象……”

張春橋罵道：“這是在變著法兒攻擊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據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和特點，作出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結論，把黨內走資派作為繼續革命的對象。葉劍英用偷天換日的手法，變換概念，把走資派和黨、政府、軍隊的廣大幹部相提並論，本身就是挑撥和歪曲。‘砸爛舊的公檢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們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卻把這一切說成是我們的創造。一是當局的卑鄙，二是我們的光榮，讓曆史來給我們作證吧！”

葉劍英在講話中說：“在經濟上，他們反對發展生產力，用他們所謂的階級鬥爭代替生產鬥爭。他們攻擊四個現代化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善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擊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把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發展對外貿易攻擊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 ’……”

張春橋認為，把他們根據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而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歪曲成連低能兒都知道是錯誤的東西，是葉劍英這篇控訴的特色。他在報紙上批道：“可敬的先生們，你能舉出我們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在什麽時候？什麽地點？和什麽人談話或講話中有這樣的意思嗎？如果舉出一個，我張春橋自認為該殺，如果舉不出來，不正說明了你們是詭辯和捏造嗎？”

葉劍英的講話繼續說：“在文化上，他們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在我國文化事業的許多方麵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他們在各個文化領域實行所謂‘全麵專政’，取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取消了人民的言論、出版、教學、研究、創作表演的自由。他們借口‘反對封、資、修’，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奇談怪論，任意消滅曆史上文化遺產和破壞社會主義文化。他們的文化專製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倒退了許多年……”

張春橋在“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下，劃了一杠，打了個大大的問號，批道：“這話是誰說的？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會說這種隻有低能兒才說出的言論。”他把所有對他們的批判都列為“歪曲、誣陷、汙蔑”。喃喃不休地說：“根本不值一駁！不值一駁！”

“在組織上，他們提出，‘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反動口號，破壞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破壞黨、政府和群眾團體的各級機構，破壞黨和群眾的聯係，破壞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黨政軍民關係，煽動派性，使派別活動在黨內和軍內合法化，建立他們的幫派體係，實行以幫代黨。”葉劍英在講完這些後，抬起頭來，拉長音調，大聲強調：“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一開始就引起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們的抵製。隨著鬥爭的深入，他們的陰謀日益暴露，愈來愈多的人識破了他們的麵目，同他們展開了規模愈來愈大的鬥爭。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先是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隨後又對‘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鄧小平同誌、華國鋒同誌和其他一些老同誌，先後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葉劍英講到這裏，坐在旁邊的華國鋒站了起來，大聲地插話：“同誌們，在這裏我要指出，我們的葉劍英同誌在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中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時是出了大力的。”

張春橋當時在電視機旁，看到這些後，氣憤地站了起來，連說三遍：“不知醜惡的東西！不知醜惡的東西！不知醜惡的東西！”

就連監管人員也可以看得出來，張春橋對華國鋒的仇恨是遠遠地大於和超過了對鄧小平和葉劍英的仇恨。他認為，鄧小平和葉劍英怎樣處罰和對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政治主張基本一致。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鬥爭。但是對華國鋒來說，則是標準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兩麵派的行徑！他說：“華國鋒曾經是毛澤東信任的人，我們這些人誰都沒有虧待過他，他如此對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獸不如的做法。這樣的行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階級的道德、任何集團和派別，都是要殺頭和聲討的對象！”

看到葉劍英這篇他認為是殺氣騰騰的講話，張春橋跟前總是浮現著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時的毛澤東，大氣磅礴，指揮若定，很有一種排山倒海之勢！

毛澤東親自指示劉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寫《反共啟示》的事情向中央寫檢查，遭到了劉少奇的拒絕後，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炮轟中央文革小組，公開為劉少奇鳴冤，公開反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的潮流。原來的紅衛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開地站在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前列。這時，毛澤東不能容忍了，他對江青、張春橋、陳伯達等人說：“這些小家夥後麵有大鬼。這是一個信號，劉少奇們要急著複辟！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掙紮。你們要警惕這一點。”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紅衛兵舉行了一係列的誓師大會，要把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黨在京革命派誓師大會上，江青發表了一篇講話：“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什麽了不起，如果說為人民作了一點什麽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錯了，或者做的不妥當，你們有權力批評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夥，我很不願意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從我嘴裏說出來就提高了他們的身份。我藐視他們，他們做不出什麽大的事業來，他們隻會幹得出不可告人的勾當。”

江青指著的就是這些事情。

毛澤東這些天，連著找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等人談話，他說：“劉少奇不要再抱什麽幻想了，我對劉、鄧已經絕望了。要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接著，毛澤東端出了他認為是同劉少奇等鬥爭的實質，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在於資產階級奪取勝利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走資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劉少奇等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走什麽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是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是這個問題。”

毛澤東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很注意他的談話，就更加來了興致，把手一揮說：“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隻是修修補補，沒有當整個階級鬥爭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現在，我們必須當成階級鬥爭的大事業來做。一九六七年，我們要把它作為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

還在張春橋向毛澤東匯報他解決上海安亭事件的經過時，毛澤東就當麵稱讚他說：“你做得是對的，所有責難你的話都不正確。在群眾鬥爭的經驗上，你比我們某些共產黨的大官們還要好。以我看，上海溝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群眾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議你要把工總司這支力量抓住。從工人中注意發現和培養好的人材。”

毛澤東還建議挑文遠通過解剖一個兩麵派人物來警告所有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他說：“你要親自動手寫文章，把你的筆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養你這個紅秀才。文化革命嘛，沒有好文章怎麽行呢？”

於是，姚文元幾易其稿，於一九六六年底寫出了《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長篇文章，毛澤東看後，連聲讚歎：“寫得好！寫得好！說出來了我要講的話，這就是兩麵派是混入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敵人向我們進行鬥爭的一種策略。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他們隻有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辦法，才能混過去。我們必須學會識別兩麵派型的人物。”

毛澤東還親自在這篇文章上加上了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曆史。這是人類從未經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張春橋就認為他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博得了毛澤東對他最大的信任。

毛澤東召集江青、他和周恩來、康生等人談話時，明確地說：“我看一九六七年要開展全麵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用常規解決問題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說，通過開會，改組黨委或中央領導班子，撤銷一些人的職務等等，都不是好辦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辦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奪權或接管的辦法解決當前各地同走資派、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的問題。這場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總得有個革命的樣子。”

張春橋麵對現實，深深地摸準了毛澤東的思路。他料定這位偉大的領袖是不會向黨內那股保守勢力屈服的，他不會用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的那條組織原則來解決他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選擇一條群眾鬥爭的方式，大規模革命的方式，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相結合的方式來向走資派奪權。這既是一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須要抓出一個樣板來。

這次召見之後，江青給他傳達了毛澤東的口信：“主席希望你親自抓上海的鬥爭，搞出經驗來，學會抓生產和經濟工作。”

這時，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這些老帥們也在日夜研究毛澤東的思路。他們曾經多次向周恩來求教。周恩來曾經秘密地和他們這樣說：“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數，但是主席並沒有和我們講過。這場革命究竟是怎麽樣個革法？大多數同誌並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勢利導。主席談話時把一九六七的任務歸納為：一是在工廠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三是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路線的大批判。把這四條結合起來看，全國可能還會有大的動亂。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就在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準備回到上海，開始發動向上海市委的奪權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眾組織“赤衛隊”為了抗議張春橋支持的王洪文這一派，組織北上告狀，遭到了工總司的追擊，造成了滬寧鐵路中斷，生產停頓。王洪文向張春橋匯報了此事，說：“上海的走資派企圖用破壞生產來逼迫黨中央、毛主席向他們低頭。”

張春橋回答說：“癡心妄想！他們不幹，我們幹！”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淩晨一點，張春橋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讓他出麵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解決上海的交通中斷的問題，他說：“如果你不出麵或無力解決，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組織了，”然後，他又分別打電話給王洪文、徐景賢等人，說：“現在敵人企圖用破壞交通和生產的方式來破壞文化大革命，給毛主席施加壓力，我已經通知了陳丕顯，讓他抓生產。估計他不會真幹，所以你們要立即行動起來。這樣我也是給陳丕顯一個機會，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帳，你們要清算，以後再算！”

張春橋和姚文元趕回上海之前，即於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談話，說“陳丕顯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資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動他。我們商量過，還是要把他拉出來，他不出來就強迫他出來，讓他站到前台來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擁護毛主席，早就出來抓生產了！他拖著不幹，你們就幹！那就要奪他的權了！”

一月四日，就在張春橋回到上海之時，上海文匯報社奪權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告記者書》中宣言：“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鬥爭，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第二天，上海解放日報也奪了權。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在《文匯報》發表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批判了陳丕顯等人支持的赤衛隊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號召全市工人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向所謂的走資派宣戰。就在這天，張春橋來到“工總司”，向王洪文等領導人發表講話，說：“現在的形勢方使我們不得不奪市委的權。否則，整個經濟就要崩潰。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打倒。把整個社會中壞的東西該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過來。”

一月六日，“工總司”、“機聯站”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發布了奪權的三個通令。然後，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繼建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聯絡站”等機構，全麵地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

對張春橋等人組織的這些行動，毛澤東歡欣鼓舞。他對周恩來等人說：“你看，轉機來了，隻要造反派奪權，什麽辦法都來了。我們要堅決地支持他們，用這個辦法解決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澤東又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談話時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他們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的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我從來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渾毛豬，沒有的事。”他還對周恩來說：“這個張春橋呀，是個人才。我們要注意培養這個人，讓他到第一線去鍛煉，逼著他抓生產，管理國民經濟。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呀。”

這次談話，實際上成為在全國進行全麵奪權的號召。《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和《解放軍報》負責人胡癡根據毛澤東的審定發表出去。立刻成為全國大奪權的進軍令……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的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評價了上海的奪權鬥爭。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裏再次指出：“從一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從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裏，把被他們篡奪了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勇敢地承擔起來的戰鬥任務。”

一月廿日，《人民日報》經過毛澤東的審定和批準，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文章指出：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鍾敲響了！讓我們高舉雙手，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造反派的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係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時隔十多年，張春橋在獄中回憶到這些的時候，心裏還按捺不住一陣陣的興奮。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麽錯誤，完全是百分之百地執行著毛澤東的指示，照著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辦事的。現在他們對自己的批判，是複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沒有想到，當初他們起來造反，是一種所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運動。如今。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製裁。這，究竟是進步還是反動呢？恐怕他是連想都不願意想一想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