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為毛澤東作摘除白內障的手術。為著讓大夫放鬆情緒，毛澤東與他閑聊起來，當問及姓名後即笑著說：你這名字是從魯迅的詩句來的吧!
據魯迅的摯友和學生馮雪峰回憶，1933年底，他因身份暴露不便留在上海，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長，與毛澤東有了交往。對魯迅心儀已久的毛澤東了解馮雪峰與魯迅的關係，在一次交談中對馮雪峰說：今晚不談別的，隻談魯迅好不好？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在讀了毛澤東作於井岡山時期的幾首詩詞以後，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馮雪峰雖然沒有提及具體的作品，但可以推測是流傳甚廣的《西江月·井岡山》充滿“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自信。
“山大王”當然隻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毛澤東性格中的主導麵是“虎氣”：藐視強權，對現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澤東的詩詞中，對於“山 ”可謂情有獨鍾。他的獨創的“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中國革命離不開山。魯迅以“山大王”氣概來評論這位革命家詩人的作品，確是獨具慧眼。毛澤東聽到馮雪峰的轉述，發出會心的大笑。1962年4月，毛澤東公開發表作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詞六首》，特意為其中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結句“不周山下紅旗亂”加了一個長長的附注。在引用各種史料之後，詩人一反舊說，認為“共工是勝利的英雄”。這種力翻陳案自標新論的取舍，在本質上是對破壞舊秩序的反抗精神的肯定。
魯迅手跡
對於“山大王”的評價，毛澤東還有過更為直接的認同。1973年5月，毛澤東召見新接班人王洪文，問及王之年齡，王答已38歲。毛澤東說，你比我強多了，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還在井岡山喝南瓜湯呢。王即稱頌“主席那時已經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了”。毛澤東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為寇，殺富濟貧。”
毛澤東讀魯迅詩，可以推測的是首先得之於《集外集》，那是在長征到達陝北之後，環境相對安定、物質相對優裕。據長期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大量接觸魯迅作品，是在1938年8月《魯迅全集》20卷本編輯發行之後。
魯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澤東最為推崇的作品。魯迅在書贈柳亞子的條幅上有“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的跋語，但毛澤東透過作者的自謙領悟到的則是展現詩人人格的嚴肅主題。所謂“偷得半聯”，據郭沫若考證，出自宋人的詩句“飯飽甘為孺子牛”，經詩人對“孺子牛”這一典故的改鑄，確實是起了質的變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出自《自嘲》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認為“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如同魯迅稱毛澤東詩詞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特別看重《自嘲》中的這一聯，都是別具隻眼。經毛澤東的弘揚，這一聯已是公認的作者的人格自畫像，是概括魯迅精神的最為精辟的警語。郭沫若在60年代初這樣評價此聯：“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毛澤東多次書寫此聯。1945年10月在延安時書寫過，1958年12月在武昌應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之請求，再次書寫，現在傳世的墨跡正是這一幅。
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魯迅詩側重於政治上的闡發，是不難理解的。除了這首《自嘲》，毛澤東在1961年10月7日書贈日本訪華的朋友們魯迅七絕一首：
萬家墨麵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毛澤東在接見日本朋友時說：“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裏寫的。”這不是一般的書贈（毛澤東曾以曹操的《龜雖壽》書贈日本政治家石橋湛山），顯然與當時的國際鬥爭相關。毛澤東不僅讓陪同接見的廖承誌授意新華社記者在采寫新聞報道時介紹贈詩的內容，並且指名郭沫若將此詩譯成日文以便於日本朋友的理解。郭沫若在《翻譯魯迅的詩》一文中介紹了魯迅於1935年將此詩寫贈一位日本的社會評論家新居格的背景及用意：“當時的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難中正在醞釀著解放運動：希望來訪的（日本）客人不要以為‘無聲的中國’真正沒有聲音。”
作為詩人的毛澤東，讀魯迅詩，不純是革命家的心靈交應，也有詩人的意興感發。例如他在讀到魯迅《湘靈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門”後，即在旁邊批注：“從李長吉來”。李長吉即唐代詩人李賀，其《自昌穀到洛後門》中有“蒼岑竦秋門”句。李賀是毛澤東最喜愛的詩人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借用李賀的成句，足見其熟稔和傾心。魯迅亦然，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說過“年輕時較愛讀唐朝李賀的詩”。從現存魯迅書贈友人的墨跡來看，寫得最多的恰是李賀的詩篇，書寫時間跨度最長的亦是李賀的作品，從1909年的“年輕時”直至1935年的晚年，幾乎貫穿其一生。這種藝術情趣的一致也是心靈交應的觸媒。
毛澤東對魯迅詩的熟悉和讚賞，有時往往透露出機智和幽默，顯示雍容的氣度。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為毛澤東作摘除白內障的手術。為著讓大夫放鬆情緒，毛澤東與他閑聊起來，當問及姓名後即笑著說：你這名字是從魯迅的詩句來的吧!隨即以抑揚頓挫的湘音吟誦起來。唐大夫一時反應不過來，於是請求毛澤東將此詩寫下來。在幾乎失明的情況下，毛澤東在隨手撕下的工作手冊散頁上用鉛筆寫下了魯迅作於1933年的七絕《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在場的工作人員無不為毛澤東的博識和風趣而感佩，唐由之更是將毛澤東書寫的幾張散頁視為至寶。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隔了幾天，唐由之將精心裱裝的毛澤東手書冊頁帶去讓毛澤東認辨。毛澤東很高興地看清了幾天前在幾乎失明的情況下書寫的魯迅詩，並興致勃勃地在冊頁的封麵上寫下“學黃魯直”幾個字，複在這行字下隨手劃了兩條直線以示醒目。黃魯直即宋代詩人黃庭堅，江西詩派的鼻祖。毛澤東由讀魯迅詩而想及“學黃魯直”，足見其驚人的記憶力和讀魯迅詩的深入。
這種純以詩人情趣主導的閱讀和欣賞，有時還表現為毛澤東改寫魯迅詩句以表達自己的現實情懷。魯迅作於1935年的七律《亥年殘秋偶作》是一首感事傷時的壓軸之作，毛澤東將其頸聯“老歸大澤孤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改寫為“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雲半截寒”，意境迥異，隻是反映出詩人讀魯迅詩時的感興。
魯迅和毛澤東詩格有別。魯迅多作格律詩，沉鬱深閎。毛澤東好為長短句，豪放雄闊。這種差異頗合乎“風格即人”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在詩論方麵（特別是詩體的流變及其發展前景）有著相當接近的見解。魯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屢次表示：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隻要順口就好。他在白話詩的初期為著打打邊鼓助威呐喊以壯聲勢，也嚐試著寫過幾首白話詩，但後來坦率地表示：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我自己實在不會做，隻好發議論。他曾誇張地說過：“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時也謅幾句，自省亦殊可笑。”
無獨有偶，毛澤東對於新詩的設想與魯迅所述如出一轍，強調押大致相近的韻，易記，易唱。他在1965年7月致陳毅的信中展望：“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他在創作和理論上的“不一致”也與魯迅頗為相似，說舊體詩“束縛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而現存的公開發表的五十幾首作品中，除《八連頌》頗類民謠，其餘多為格律嚴謹的舊體詩詞。和魯迅一樣，表情達意還是舊體得心應手，但又能不囿於個人的喜好，冷靜地評判詩體的流變及其發展前景。這也許正是“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一個方麵吧，此中反映的不僅僅是對詩的見解，同時顯示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思想方法，乃至處世的哲理。
“詩言誌”，這是毛澤東屢次書寫過的名句。魯迅和毛澤東都是無心作詩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絕唱”（郭沫若語）的真正的詩人。詩溝通了兩位偉人的心靈。（炎黃春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