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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當天19時45分，潘漢年離開了人世，終年71歲。董慧從長沙招待所趕到醫院，向潘漢年的遺體告別。為了研究病因，經董慧同意，醫院對潘漢年的遺體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髒爛得像豆腐渣一樣。
1955年潘漢年被定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這樁冤案長達27載4個月零20天。一個在黨和政府內擔任許多要職的高級幹部為什麽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後當時很多人並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樣被捕的？被捕後又被關在哪裏？他的“罪證”是什麽？這個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運和他本人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
會議期間神秘“失蹤”
1955年3月15日晚，潘漢年乘上北去的列車，參加將於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上海市委代表還有陳毅、柯慶施、陳丕顯、許建國、夏衍。陳毅為上海代表團團長。代表團成員下榻於北京飯店。
黨的這次代表會議所擬定的主要議程有一項是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在討論會上，一些代表先後表態，並對自己與高、饒之間的關係作了自我檢討，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對此，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號召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曆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幹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毛澤東強調，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
這引起了潘漢年深深的思考。會議印發的關於饒漱石、楊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鶴於1954年9月間被逮捕，楊帆也於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離審查等事實，使潘漢年意識到了饒漱石、楊帆的問題已經和他聯係上了。因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實際領導人，是楊帆的頂頭上司，胡均鶴等人的處理意見，雖然最後由饒漱石拍板，但潘漢年不點頭，胡均鶴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況，他自己還有一塊難於啟齒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在南京會見汪精衛一事，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說清楚。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潘漢年深深感到應該主動向中央講清楚自己的問題，檢討自己的過失。4月1日，潘漢年找到陳毅，詳細講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去見汪精衛的經過，檢討了自己長時期沒有向組織上匯報的原因。同時將自己寫的有關報告交給陳毅，請他轉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陳毅親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並將潘漢年的那份材料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組織人員執行。
就在羅瑞卿向高院提出請求逮捕潘漢年的報告獲準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來看望潘漢年和夏衍，並一起吃飯。飯後，潘漢年回到了房間。晚上8時許，潘漢年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樓下有人找他，請他馬上下樓一趟。由於毫無思想準備，潘漢年穿著拖鞋匆匆下了樓。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當潘漢年來到客廳後，羅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對他逮捕審查的決定，然後由幾名便衣幹警“陪著”，走出了北京飯店大門，乘上了等候在那裏的一輛小車。轉眼間，小車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於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漢年周圍的人都被蒙在了鼓裏。最焦慮的是潘漢年的警衛員相其珍。他馬上到陳丕顯、夏衍那裏去打聽，大家都說沒有見到過他。
被捕消息對外保密
正當相其珍、夏衍等四處打聽潘漢年去向時，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趕來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著急，潘漢年有要事離開北京了，來不及找你們。他到什麽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為了防止張揚，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譚震林將潘漢年已經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並囑他一定要嚴守秘密。
潘漢年被捕之時，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4月5日，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布，潘漢年被捕了。他對代表們說：潘漢年從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擔心。因為潘漢年是由內奸問題被捕的，這事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顯然，陳毅的話是留有餘地的，他對潘的所謂“內奸”問題表示了懷疑，也希望與潘漢年有來往的各代表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潘漢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範圍內知道外，對外一律嚴加保密。上海代表團定了一個統一口徑：有人問起潘漢年，就說他出國去了。相其珍則被“隔離”起來，直到7月17日中央廣播電台公開發布潘漢年被捕的消息後，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潘漢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車將他帶到了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潘漢年在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過了將近五年。1960年3月，隸屬於公安部的另一座監獄——秦城監獄剛剛落成，潘漢年就被移送到那裏。
1963年2月，在秦城過了兩個秋冬後，潘漢年終於等來了一個結案的判決通告。事情的經過大抵是這樣的：1962年，在國內各方麵政策有所調整的政治氛圍中，毛澤東在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寬鬆性講話”中，再一次公開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根據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根據寬大處理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後下達了《執行書》、《刑事裁定書》，宣布了潘漢年的刑期及開釋的具體時間；鑒於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服法、確有悔改之表現，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將潘漢年予以假釋，交公安機關管製。
和愛妻相聚在團河農場
1963年2月13日，潘漢年以“刑釋管製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監獄。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轉移到了勞改農場——北京市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農場。在農場他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愛妻——董慧。
董慧在潘漢年被捕後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關進了功德林，隻是獄方讓他們絕對隔離，所以他們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半點音訊。在潘漢年移至秦城監獄後，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參與潘漢年內奸活動”罪而被結案處理，並獲得了“免於追究刑事責任”的寬大處理，被安排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宿舍裏，至此，兩人才知道了對方的下落。待到潘漢年走出秦城，到了團河農場後，董慧也來到了他的身邊。
在團河農場，潘漢年雖說仍然是一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假釋犯，但他的境遇卻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費，有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天地，尤其是夫婦兩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內養養花、種種樹，還可以到附近的河溝裏釣釣魚，甚至被允許進城探親訪友。當年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不僅對團河農場上下都有所關照，還親自與另外兩個副部長到團河農場去看望過潘漢年。徐子榮還要潘漢年寫些回憶資料，並指示公安部所屬的群眾出版社為潘漢年的寫作提供必要的幫助。
潘漢年與董慧對團河農場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情緒也相當穩定，對黨和政府這樣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滿意甚至感激。
“文革”中再次入獄
潘漢年夫婦重新被投入監獄，是在“文革”爆發將近一年後。本來，潘漢年一案早已了結，但“文革”開始後不久，中央文革小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漢年一案重新端了出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為打倒“活老虎”尋找“罪證”。於是，一場更大的劫難又降臨到了潘漢年、董慧的頭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向原潘漢年專案組的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負責人羅瑞卿、徐子榮等人“包庇”潘漢年的“罪行”，與此同時，又給公安部下達了一紙書麵命令：“請謝富治同誌把楊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
1967年5月22日，潘漢年與董慧被帶到了秦城監獄。直接受江青指揮的新的專案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場”上，對潘漢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動，他們不僅將潘漢年的生活標準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對他進行不停頓的審訊和無休止的折騰，給潘漢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當時公安部的主管領導居然建議專案組抓緊審訊，並給潘漢年增加一點營養，使他多活一些時間，以利搞清“潘犯”的問題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這份充滿“革命思想”的請示報告後來經過謝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後由江青拍板認可。
對於江青的“指示”，專案小組不折不扣地執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個月內，潘漢年被突擊審訊了40多次。
經過近3年“最最革命”的審查以及大規模的內查外調，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的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小組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專案組將上述報告呈送江青，經江青轉呈毛澤東、林彪、黃永勝、謝富治、葉群、李作鵬等圈閱同意。
然而，真正執行這一刑事意見報告卻是1975年3月之後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漢年案的專案組在報請批準，決定對他維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見的基礎上，會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監獄，聯合派人將潘漢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廳所屬的第三勞改單位——茶陵縣洣江茶場。臨行前，潘漢年還被告之，董慧將與他同去洣江。
以蕭叔安之名告別塵世
在洣江茶場內，有一間坐落於場部辦公樓與職工宿舍之間的土紅色磚牆、瓦頂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隨著潘漢年、董慧夫婦度過最後歲月的住房。
潘漢年的肝功能本來就有毛病，雖然後來被排除癌症，但由於得不到治療，身體一直不太好。到茶場後，他的生活尚能自理，還堅持每天打打太極拳，做些輕微的家務勞動，到木工房買些碎木塊引火，有時甚至親自動手用泥和煤拌和著做藕煤。
與潘漢年相比，董慧的身體就更差了。初到茶場時，董慧的身體很弱。加之腿殘疾行走不便，高血壓病也越來越重，茶場領導為照顧他們，特地派了一個名叫王芝蘭的職工家屬，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治療，董慧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說話也有了力氣，精神也比較正常了。後來，她弟弟給她送來了一把輪椅，她經常由潘漢年推著，在場部範圍內轉轉，有時去看看電影。對此，董慧還詼諧地說：“他（潘漢年）的勞改任務就是照顧我!”
1976年冬天，潘漢年的肝病迅速惡化，加之這期間又患了類風濕症，手腳麻木，浮腫，生活也漸漸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漢年已到了臥床不起的病危狀況，經湖南省公安廳報請省委批準，把潘漢年改名換姓後，轉長沙治療。這一天，他被抬上救護車，臨走前，他大聲地對董慧說：“我會回來的，你放心!”到長沙後，由湖南省公安廳同誌陪同，潘漢年被送進了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原湘雅醫院），住院登記本上用的是“蕭叔安”的名字。
潘漢年被確診為“多腫肝”，同時還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類風濕關節炎、貧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種病症。雖然醫院采取必要的治療措施，進行了輸血和用凍幹血漿搶救，但一切都為時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漢年。見麵後兩人都哭了，情緒也很激動。董慧安慰潘漢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靜。”分別時到門口，董慧又重複了上述這些話。
當天19時45分，潘漢年離開了人世，終年71歲。董慧從長沙招待所趕到醫院，向潘漢年的遺體告別。醫院領導、醫生把潘漢年的病情和搶救經過向董慧作了交代。為了研究病因，經董慧同意，醫院對潘漢年的遺體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髒爛得像豆腐渣一樣。
潘漢年的遺體於4月17日在長沙市火葬場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長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側半山腰。因為不能用真名，潘漢年的墓碑上隻能這樣寫道：
77——652蕭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 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通知》將強加於潘漢年頭上一切莫須有的“罪名”統統推翻了。這時，距離潘漢年被捕為27載4個月零20天，距離潘漢年逝世為5周年4個月零9天。
○摘自《百年潮》2008年11期 張雲 文
1。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此案完全是老毛舍車保帥的無奈選擇，不可能再去株連更多無辜。另外潘漢年應該算周的人，劉少奇打狗還要看主人嘛。
2。楊帆也於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離審查：楊帆是因為江青攜私報複，好像也不應該株連潘漢年
3。南京會見汪精衛一事：這好像是公認的解釋，但是不太合常理。又不是潘漢年要去當漢奸。雖然說出去對黨的名聲不太好聽，但也不至於讓老毛如此震怒，欲至於死地。
“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毛澤東在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寬鬆性講話”中，再一次公開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以老毛的地位，潘漢年得犯了什麽樣的滔天大罪，才能讓老毛屢次過問？ 請了解內情的專家提供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