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法國作戰的中國人：為了國籍，他們什麽都能忍！

　　“如果將來中法交戰，你會為誰而戰？”桌子一端，一名戴著貝蕾的法國軍人提問。“我會選擇當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國，有一天我也會背叛法國。”桌子另一端，一名20歲出頭的黃皮膚年輕人用流利的法語回答。年輕人的簡曆顯示，他來自中國天津，在法留學四年。 

　　站在旁邊的張明俊不動聲色地笑了。這一幕，和9年前的自己幾乎一模一樣。當時，還是在巴黎諾讓征兵站這座圍牆爬滿藤類植物的古老城堡一樓，他背著個大背包，忐忑不安地接過報名表，一一填上自己的詳細信息：中學學曆，來自溫州，到法6年，能講法語。 

　　如今，張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長，這是華人迄今在外籍兵團中獲得的最高職位。他說，想不到9年後自己的同胞居然還選擇加入法國外籍兵團。而他當時選擇入伍，也被許多溫州老鄉，甚至他的父母所不理解——你已經在1997年法國大赦時拿到了居留權，為什麽還要去當外籍大兵？ 

　　在大多數華人大兵看來，加入外籍兵團，無非是用青春換國籍——無論你是否偷渡到法國，甚至犯過法，隻要你年齡在18-40周歲之間，在軍團服役滿5年，即可優先申請入籍；除此之外，談什麽人生理想，“全他媽扯淡”。 

　　張明俊填完報名表後就挨了教訓——他自始至終保持的微笑惹惱了征兵官員，“笑什麽笑？你以為你是誰？去，做20個俯臥撐先！” 

　　“我想通過參軍適應法國主流社會，可從那時開始，我知道自己首先要適應外籍兵團的生存方式。”張明俊說。 

　　沒有比這還輕鬆的辦法 

　　1992年的“長途旅行”讓張明俊刻骨銘心。時方16歲的他，與一群人跟著蛇頭，坐火車、轉汽車、爬雪山、輾轉數個國家，最後到達巴黎。 

　　上世紀90年代，大批溫州人像鐵片一樣被歐洲這塊巨大的磁鐵所吸引，開飯館、做批發生意，等待大赦機會獲得居留權。漸漸地，溫州人占據了巴黎的3區、13區、美麗城與巴黎北郊的歐拜赫維裏耶市，占居法華人總數的43%。 

　　成功人士的傳奇頻頻傳回家鄉，流傳並放大，而偷渡的危險與創業的艱辛總被有意無意地淡化。無論如何，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的出國淘金夢。 

　　到了巴黎，張明俊才明白，沒有居留權，開不了銀行賬戶，找不到正式工作，隨時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險，“甚至連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氣都是違法的”。 

　　同樣來自溫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成為一個法國人，這和今天在街上開寶馬奔馳一樣，是一種身份的標誌”。 

　　可來到巴黎後，16歲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館刷盤子，做大廚，對於工時和工錢，他沒有任何談判能力——在法國，雇用偷渡仔屬於違法，老板冒險收留已是幸運，如果你覺得辛苦就滾蛋，想得到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閑時，李厚霖幾乎不敢走出溫州城一步，那會像“離開水缸的魚一樣失去安全感”。一些溫州人甚至留法幾十年還不會說法語，他們隻需呆在溫州城就好，在這座半封閉的聚居點內，從一日三餐到辦理車險，都能搞定。“我們不是來到法國，而是一群溫州人被空投到巴黎。” 

　　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名典型的溫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比如開一個餐館。但一切的前提條件必須是，擁有合法居留權。對於偷渡者而言，李厚霖們獲得居留權的可行渠道有兩個：一是等待大赦機會，隻要你足夠幸運與耐心，並且在這之前還沒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國最近兩次大赦時間分別是1981年與1997年。二是與一個法國人或有居留權的人結婚，如果對方樂意配合且你覺得這筆交易劃算。 

　　這是每個偷渡者必須麵對的抉擇，作為一個龐大族群的新成員，他們很容易得到溫州老鄉的經驗之談——加入外籍兵團吧，這是你我獲得法國國籍最便捷的途徑。1990年代初中期，外籍兵團中已陸續走進了近300名中國人。 

　　張明俊就是被一個已從外籍兵團退役，做起了批發生意，還開上了跑車的老鄉說動了心，“不就是混5年的兵麽？在和平年代當兵，比當的士司機還安全。別再猶豫了，沒有比這還輕鬆的辦法！” 

　　和李厚霖一樣，他被老鄉反複告知，報名前要先練跑步，這是最難過的一道關，12分鍾內必須跑完2800米。 

　　你們不為任何國家而戰 

　　通過體檢，即將進入體能測試的張明俊，發現軍隊並非“混5年兵”那麽簡單。 

　　外籍兵團允許你是偷渡客，允許你衝著國籍而來，允許你曾經有過犯罪記錄，慷慨為你提供食宿、高額保險、每月1043歐元的薪水與每年45天的帶薪休假，但絕不允許你在此混日子。從報名者的體能測試開始，外籍兵團的嚴苛訓練與殘酷的生存邏輯就發揮出威力。 

　　2800米測試前幾天，張明俊患了重感冒。他害怕出局，不敢找軍醫，隻好一個勁地灌開水；為了取暖，他每天一早起來便去抱樹。這是他的偶然發現，在乍暖還涼的4月，樹的溫度比人的溫度要高。宿舍內住著五六十人，始終沒人注意到他。有人生病，對其他人來說是好消息。畢竟，從體檢到正式簽約，成功率平均隻有20%。 

　　每個報名者都是被各自強烈的目的驅動來此飽嚐苦頭。後來調往巴黎諾讓征兵站工作的張明俊發現，外籍兵團是觀察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一扇獨特的窗口。軍團長期以來自東歐國家的人居多，這與1991年蘇聯解體與經濟長期不景氣直接相關。許多東歐人依法享有雙重國籍，他們更在乎軍團提供的薪水，這比其國內的收入要高許多。不少人出身軍人世家，他們樂意成為職業軍人，在外籍兵團中打拚前途，逐漸占據了軍團的中高層職位。 

　　在近乎暈厥狀態下，張明俊衝過了最後的100米。這一關的淘汰率最高，來自台灣的小吳在日記中記錄道，絕大部分前來報名的中國人並不知道選拔的程序，像當初盲目地隨大流偷渡到法國一樣，他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來到軍團時，連A到Z的法文都不會念，12分鍾的輕裝跑步，連1600公尺也跑不到。因此，中國人報名人眾，錄取者少。 

　　吳是中國大兵中的例外，這個此前在台灣擁有自己的IT公司的高級工程師，純粹為了“換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嚴苛的體能訓練”，加入法國外籍兵團。 

　　為期三個月的強化訓練需要全天24小時待命，通常在三更半夜，教官將幾顆模擬炸彈扔進軍營，大喊，“全都給我滾出來！”急行軍是家常便飯，最長的那次連續走兩天，一輛越野車全程跟隨，隨時撿起昏厥或放棄的士兵。 

　　這場最後的考核讓張明俊終生難忘。在最後幾百米，他快要癱軟在地上之時，雙臂被兩個東歐人架住了，兩人幾乎是拖著他到達終點。“那一刻，我明白大家已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兄弟了。”張明俊說。 

　　戰友間堅固的兄弟情誼是外籍兵團最關鍵的生存法則，在戰場上，能單獨贏得一場戰爭，並活到最後的那是好萊塢大片。在法國外籍兵團，來自各個國家的士兵要學會唱法國軍歌、參加法國國旗的升旗儀式，但他們不必徹底洗刷此前“愛國主義”的對象。培訓課上，教官大聲告訴台下膚色各異的學員，“你們不為任何國家而戰，隻為身邊的兄弟而戰。” 

　　5年後當上中士長的張明俊帶新兵時，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回家告訴你老婆，她永遠是第二位的，軍團的兄弟們才是你的大老婆。” 

　　李厚霖曾經與幾名戰友到酒吧喝酒，其中一名戰友醉酒與人打架受傷，同伴架著他到公路旁攔的士，好容易停了一輛，司機看這架勢，正欲開走，被憤怒的大兵攔下，把車玻璃砸得粉碎。回到軍營後，打架的戰友受到了處分，砸的士的幾個卻得到了表揚：“這是讓大家記住，你身邊的兄弟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你為你身體一部分打架是對的。 

　　為了國籍我什麽都能忍 

　　李厚霖最終以高分入選外籍兵團，和他一同報名的兩名中國同胞則遭淘汰。 

　　原則上，高分者都將分到傘軍團，但李厚霖申請去了步軍團，“我沒勇氣從那麽高的地方跳下來。”他告訴副團長。而他的實際想法是，傘兵訓練基地在科西嘉島，離巴黎太遠，步軍團相對近一些，每個周末可以回趟家。 

　　馬劍一選擇當廚師，可以在廚房裏避過戰火，安然度過五年，然後成為法國人。“我隻是想獲得國籍。”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大兵的多半選擇。 

　　被送往步軍團的當晚，李厚霖與戰友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禮。 

　　“你們有牙刷嗎？”長官問。“有！”士兵答。 

　　“有水桶嗎？”“有！” 

　　“好！給你們一分鍾時間去拿，用牙刷把廁所、走廊的馬賽克給我刷光亮！” 

　　還有燙衣服。外籍兵團閱兵服很繁複，熨燙時，講究施力，燙輕，沒效果；燙重，褶皺會燙糟。第一次給長官燙禮服，李厚霖從晚上10點忙乎到淩晨6點。新兵期裏，他像複讀機一樣反複告訴自己，“忍！為了國籍我什麽都能忍！” 

　　每個人的新兵期長短不一，法語好、動手能力強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們接納為兄弟。這支龐雜的“聯合國”軍隊嚴禁拉幫結派，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士兵原則上不得分到一個連隊，在公共場合說家鄉話會被懲罰。你要麽和大家一起說法語，要麽保持沉默。因此，語言始終有障礙的新兵往往成為被人使喚的對象，軍團中抑鬱症患者形成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逃亡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在許多法國人眼中，外籍兵團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無路之人，經曆殘酷訓練後英勇善戰，他們對人生沒有眷戀，與母國也恩斷義絕。 

　　“殘酷是我們的生存邏輯。”張明俊說，最危險的戰場全都由外籍兵團衝鋒陷陣，在法國這個所謂講人權的地方，公眾與媒體都不願看到法國士兵陣亡，曾有7名法國正規軍軍人在同一場戰爭中犧牲，整個法國鬧翻了天。而外籍兵團不一樣，盡管他們中絕大多數都將或已成為法律意義上的法國人，但在法國主流觀點看來，他們始終是一群外國人。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與母國恩斷義絕”之說，“相反，我執行的任務絕不能危害中國的利益，這是我的底線。”1995年，李厚霖所在步軍團被派往南斯拉夫執行任務，團裏一位戰友來自南斯拉夫，他選擇回到母國作戰。“他說不喜歡自己國家的政權，可我覺得他是一個叛徒。”“自己的國家就像外籍兵團一樣沒得選擇，你既然屬於他，就得無條件熱愛他！ 

　　我再也不要見到這鬼地方了 

　　同樣是1995年那次被派往南斯拉夫執行任務的輪船上，李厚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貼近。其時，長達4年多的波黑內戰已近尾聲，但巴爾幹半島依然籠罩在硝煙中，人員傷亡人數每天都在更新。 

　　晚餐時，每人桌前上了各種昂貴的海鮮和鵝肝，吃完後，每人麵前遞上一份遺書，內容已用法文打好，隻需在空白處填上姓名，親人的聯係地址和電話即可。 

　　輪船到岸後，一些戰友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到了戰場不久，兩個戰友自殺了，其中一個年方18，拿著衝鋒槍朝自己喉嚨連開數槍。李厚霖堅持了下來，“我盡量去想四年後的事情，那時，我已經拿到法國國籍，還做起老板了。我會活到那天的。”“在戰場上，沒有兄弟的支撐，一個人是非常脆弱、容易擊垮的。”1990年，坦克兵楊衛國被派往伊拉克執行任務，一次，同一個裝甲車的土耳其人出去上廁所，彼時，飛毛腿導彈襲擊的警報突然響起，按規定裝甲車必須馬上關閉，全體士兵戴上防毒麵具。那名土耳其人絕望地敲打車門。開還是不開？楊衛國與同車的三名戰友透過麵具麵麵相覷，誰也沒說話。幾秒後，楊衛國猛地拉開車門，一把將土耳其戰友拽了進來。最終導彈被愛國者攔截，虛驚一場。裝甲車內，土耳其人抱住楊衛國，淚流滿麵。 

　　廚師馬劍一已記不清自己上過哪個戰場，他的戰場始終是一個十餘平方米的廚房，每天就是把牛排煎到八九成熟，將薯條過一道沸油，再做一鍋湯。他的確可以平安熬過5年，但他並不開心，在兄弟重如山與叢林法則並存的外籍兵團，始終講不好法語、性格溫吞、酒量也不行的他經常受到戰友的戲弄。李厚霖和他在一起吃飯，從來不敢叫啤酒，“擔心他情緒失控”。 

　　台灣的吳是中國大兵中最享受軍旅生活的人。他從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來建設自己的網站，向網友介紹外籍兵團征兵條件、中國人在軍隊中的生存狀態，及自己的心得體會；不厭其煩地回複網友的郵件。 

　　他還申請加入傘軍團，渴望被派往最危險的戰場。“他在人堆中始終是最紮眼的，”張明俊回憶，一次軍團組織野營，大家都穿著褲衩，帶上燒烤工具來集合，唯獨吳穿著一身迷彩服，頭上箍著一盞探照燈——他以為野營是野外生存訓練。 

　　吳的日記最後的更新時間停留在2007年12月，記者多次給他發郵件，未複。李厚霖告訴記者，他也許是被派往海外執行任務了，“上網？到夢裏上去吧！” 

　　在枯燥與高度緊張的戰地環境中，男人的性壓抑亟需釋放，“露點”雜誌和三級片成為軍營中的搶手貨。張明俊所在工軍團在科索沃執行任務時，一到晚上便湧到後勤連看“片”，那兒有一台投影儀和幕布，大家邊看邊放聲大笑。觀眾中沒有長官，但所有人都相信，他們有自己的“放映廳”。 

　　“在海外執行任務的大兵工作之餘，最感興趣的是酒和女人。”在一些駐紮非洲的部隊裏，還曾設過半合法的軍妓，為防止艾滋病，部隊還給軍妓做定期檢查。 

　　李厚霖所在步軍團在南斯拉夫執行任務時，流動性極大，“看到頭母豬都稀罕”，駐守的5個月裏，最high的娛樂是烤全羊，戰友們挖了一道很深的戰壕，架上幾十頭羊，大家拿著蘸上油的拖把，來回奔跑著往羊身上抹油，邊開心地大喊大叫。在嘈雜歡騰的人群中，李厚霖操起中文大吼，“我再也不要見到這鬼地方了！ 

　　你們中國人退役後，就成了NO.1 

　　5年合同將滿時，張明俊選擇續簽。作為軍隊中的佼佼者，他被長官再三挽留並許諾，續簽後即刻調回巴黎諾讓征兵站做文官，升遷中士。文官和法國的普通上班族一樣，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類似於法國的公務員，而不再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現在，我有了老婆、小孩、房子、小車，我和法國人沒什麽不一樣了。” 

　　第二個5年後，張明俊再次續簽，“這次是為了獲得政府退休金，根據規定，在外籍兵團連續服役滿15年，可終生領取法國政府提供的每月一千多歐元的退休金。”這讓張感到自豪。 

　　選擇續簽的中國人迄今隻有1%，退役從商是所有溫州籍大兵拿到國籍後的選擇。如今，作為華人中唯一升至中士長的戰友，張明俊每次提起軍銜，總是連連擺手，“中國人從沒升過中高層軍官，那是我們誌不在此呀！”他已下定決心，15年期滿後無論如何要退役做生意，“我畢竟是個溫州人”。 

　　李厚霖退役時，卻放棄了法國國籍。他發現，中國的機會已今非昔比，生活條件也不比法國差，他常常對朋友說，“現在做中國人才有優越感呢！”2007年，他攜妻兒回到溫州，加上在法國時創下的事業，如今他已是五家外貿公司的老板。回國前，李厚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這名來自東歐的中年人盯著李的奔馳320感慨，“你們中國人退役後，就成了NO.1。”李厚霖也感慨，“要算成功，也是外籍兵團賜給我的。” 

　　回國後，他買了保時捷唯一的一款SUV，在這座已完成艱辛創業與原始積累的僑鄉，這款車算不上驚豔。“近10年來，隻有一個溫州老鄉找我谘詢加入外籍兵團的事。”李說。 

　　如今，外籍兵團中溫州籍大兵的比例已然下降，越來越多的溫州人不必再“爬雪山”爬往歐洲，溫州街道上四處豎立的移民谘詢廣告顯示，他們開始從容、理智地選擇留學、投資移民、人才輸出，或僅僅是到巴黎串親戚。他們不再認為歐洲等同天堂。而同時，上世紀90年代東北下崗人數與國內留法學生的急遽上升，軍團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這些人的身影。 

　　廚師馬劍一未滿五年便申請退役，回到溫州。這個患上嚴重抑鬱症的中年人一落地溫州，立即像找回了身體的一部分。如今，他的生活回到原點，繼續做著公務員，也能喝點啤酒了。 

　　時不時地，李厚霖和馬劍一回法國走走親友。戰友們坐在一起喝酒，有人提起國家經濟形勢不好，李厚霖馬上反駁，怎麽不好了？中國GDP還是兩位數增長呢！隨即才反應過來，對方指的“國家”是法國。 

　　坦克兵，現任法國外籍兵團退伍華人戰友會秘書長楊衛國退役後，在巴黎東北郊地鐵奧什站幾十米遠處開了一座城外城酒樓，典型的大型中餐館，五百多平方米，塗繪著中國紅和中國龍。和所有退役軍人一樣，他始終保持著小平頭，“頭發長得碰到耳朵了就渾身不舒服”。甚至他的睡衣，還是當年的軍汗衫。 

　　他至今也沒適應將法國稱為“我們國家”。他的中餐館頻頻受到警方“惠顧”，查衛生、查營業執照、查黑工。一次，楊衛國火了，“最危險的戰場，是我和我的弟兄去打仗。現在我也是法國人，且對法國做出的貢獻要比你們大得多，你們憑什麽對我這樣？！” 

　　這依然是所有留法經商的中國大兵的尷尬處境。他們的經營與交際範圍，始終局限於半封閉的“溫州城”中，聘用中國雇員、賺中國人的錢。“說白了，你就是個拿著法國國籍的外國人。” 

　　直到與張明俊聊起一直未回複郵件的台灣士兵吳，記者才得知他已經失蹤了近兩年。失蹤當天，吳與4名戰友出海，遇上高達11米的風浪，連人帶船被席卷一空……法國警方接到報案後24小時才進行搜救，兩天後返回，向外籍兵團報告“失蹤”。 

　　“失蹤”的消息登在了外籍兵團的網站上，法國主流媒體沒有報道此事。張明俊說，他們壓根就沒關注過外籍兵團的傷亡。 

　　但沒人願意身邊的戰友西去無痕。2004年，來自福建的傘兵李普在非洲執行鑽石緝私任務時被擊落殉職，戰友們在網上為他設立了紀念堂，這個已有近23萬訪問量的網頁上飄落著紅色楓葉，每片紅葉都會觸碰到一行暗紅色的字，“永遠的藍盔士兵李普”。(田芬對本文亦有貢獻)(應采訪對象要求，李厚霖、馬劍一為化名) 

　　雇傭軍 

　　在英文中，“雇傭軍”和“惟利是圖者”是同義詞，從古希臘時代開始，雇傭軍就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以 “戰爭”和“冒險”為職業。 

　　近十幾年來，安哥拉、波黑、科索沃、阿富汗、車臣等地發生的武裝衝突中，都有相當數量的外籍雇傭軍出現。目前伊拉克境內有幾十家雇傭軍公司，手下雇員超過兩萬人，他們負責保衛伊拉克臨時政府大樓、機場、石油管道等重要目標。在東亞，也有外國雇傭軍，他們大多為反政府勢力、宗教勢力賣命。 

　　20世紀80年代以前，雇傭軍都是以個人或小團體為單位，他們策動政變、綁架暗殺、劫掠財物，被稱為“戰爭動物”。2003年聯合國大會曾通過一項法案，禁止外籍雇傭軍這個職業。 

　　從90年代開始，雇傭軍開始逐步轉型。首先是搞集團公司化經營模式。全球現在大約有一百多家這樣的雇傭軍公司，其中南非私營武裝公司(EO)、SI公司、軍事職業資源公司(MPRI)、黑水安全谘詢公司等四家規模最大。 

　　除美國雇傭軍和法國外籍軍團外，西班牙外籍軍團、哥薩克雇傭軍、尼泊爾廓爾喀部隊也都是國際市場上名氣較大的雇傭兵集團。 

　　雇傭兵的工資根據任務危險程度不同，兵種不同，來源不同可以分為不同的檔次。招募對象包括平民、前軍人、亡命徒等，總之想要加入，通過考核就可以。中國人的蹤跡也遍布世界各大雇傭軍的隊伍中。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