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親述：其實我在廣州生過一個男孩，10磅重

我（周秉德）自從12歲來到伯父周恩來、伯母鄧穎超身邊，就知道兩位老人家沒有兒女，隻有一位幹女兒----我的維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們來到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兩位老人家對我們都是諄諄教誨，嚴格要求，同時又關懷備至，疼愛有加。對一些戰友和烈士的子女，也常常關心、照顧、教育、培養。他們實際上是關心所有的革命後代。

1962年4月的一個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廳，隻見院子裏幾株海棠樹，盛開著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這古樸的院落增添了熱烈、歡快、繁榮的氣氛，一片生機盎然。

伯父從來沒有什麽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現仍在外麵辦事，尚未回家。

伯母見到我，很高興地聽我談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況後，又無不傷感地對我談起了一些我從未聽說，而又非常遺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為我和你伯伯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是吧？其實1927年4月我在廣州時，生過一個男孩，因為這孩子體重太大，有10磅(相當於 9.07 市斤)超出正常標準，我在醫院難產，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是德國的教會醫院，條件算是好的，但當時的技術還沒法進行剖腹產手術，隻能用產鉗幫助，因用力過大，孩子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能成活！不然到現在也有35歲了，比你整整大10歲呀！”

聽了這話我實在非常惋惜，不然我這位大哥，在伯父、伯母的培育下，如今一定會是位剛毅、果敢、英俊、熱情、足智多謀的好大哥，他會在艱苦的工作崗位上勤奮地工作……想著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遺憾了！那當時伯伯見到自己的大胖兒子了嗎？”伯母從容地說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 年12月，由廣州調到上海的黨中央去工作了。我在醫院由我母親陪同。”接著伯母又嚴肅地回憶起這之後的往事：

“孩子沒保住，我的身體虛弱，但卻無法安心調養。當時正趕上‘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經轉入地下，我在報紙上已經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廣州也已吃緊。

“這時，一位打扮入時的貴夫人，戴著耳環、塗著口紅，走進我的病房，我以為她走錯了房間，可定睛一看，原來是陳鐵軍。她和我都是在我們黨的廣東省委婦女部工作的，她平時著裝儉樸，現在情勢緊急，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有意這樣裝扮，專門來通知我：現在上海、廣州都發生反革命事變，黨組織讓我來通知你，趕快設法離開廣州！隨即我母親在外麵剛好收到你伯伯從上海發來的電報，讓我們設法到上海，以我母親的名義在報紙上發尋人啟事找他。

“我在分娩時，孩子沒能存活，我雖然難過，但對醫生、護士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反而安慰她們說：我知道你們盡了最大的努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醫生、護士們對我很同情，很尊重，關係處得非常好。這時我隻好把這緊急險惡形勢告訴了我的醫生王德馨，這位醫生馬上幫我想了個辦法：醫院定期派護士坐德國領事館的船隻去香港采購藥品和醫療器械，她們可以把我打扮成護士，讓我母親扮做工友，乘坐德國使館的小電船去香港。

“但當時還沒到日期，當前怎麽辦？隨時可能有軍警來搜捕，這位醫生又把我們安排在後院的一間小屋中，反鎖著門，一天三餐都是護士送進來。

“果然，那天我剛離開病房，就有一名軍官帶了幾十名士兵，衝進醫院，追問鄧穎超在哪間病房？王德馨醫生回答他們：是有位姓鄧的產婦，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軍官就指揮士兵搜查，這時德國院長聽到吵嚷聲，走過來厲聲喝道：這裏是德國教會辦的醫院，決不允許中國軍隊搜查！一見洋人出來，那個國民黨軍官帶著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幾天後，我和母親在巡邏軍警眼皮底下，順利離開廣州，去了香港。又買船票去上海。海上風浪大，船顛簸得厲害，我又身體虛弱，真的把黃水都吐出來了。”

伯母站起來，在房間裏踱著步，邊走邊說：“我們是5月1日到的上海，馬路上到處是巡捕在巡邏，氣氛很緊張。我們找到一個旅館住下，母親就去上海最大的《申報》登了尋人啟事：‘伍豪（伯父的代號、筆名，當時國民黨還不知道）鑒：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現在我帶她到上海找你。你見報後速到某某旅館來，嶽母振德（伯母的母親名楊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閣樓上，仍在緊張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這則尋人啟事，很高興，認為我總算脫險了，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仔細一看旅館名字，卻又大吃一驚。正是前一天，就在那個旅館裏剛剛抓走幾個外地到上海來找黨中央的幹部。你伯伯馬上派人趕到那個旅館，把我轉移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養病。過了兩個星期，你伯伯找到一處隱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見了麵。”

這段幾度脫險的經曆，當時已過去整整35年了，伯母講起來已經很坦然。但我聽了之後卻久久不能平靜，至今都無法不為伯父、伯母痛失愛子而惋惜，也為伯母的幾次脫險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為了革命，伯伯會在伯母懷孕六個月時調離廣州嗎？如果伯父在伯母臨產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醫生，使用產鉗時，動作輕柔些，那麽我的這位大哥該給我伯父、伯母帶來多大的快慰與幸福啊！退一步說，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親眼看到自己的這肥肥胖胖的大兒子呀！

伯母在這過程中的幾次遇險，如果不是她對人友善、可親，幾位醫生、護士會冒著風險，為她做掩護嗎？如果沒有陳鐵軍烈士當時冒險送信，沒有醫生、護士的掩護，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脫離險境嗎？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時發現那一旅館的危險性，立即設法將伯母轉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誌一樣被抓捕，犧牲。

這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伯父、伯母經常對我們說的一些話：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準備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我們這幾十年的革命，犧牲了多少優秀的同誌，是那些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他們英雄的壯舉，用他們寶貴的鮮血和生命，才換來我們今天的幸福和安寧。他們的光輝形象在人民革命的曆史中熠熠生輝，永不磨滅！伯伯和伯母經常講：我們能活到今天，隻是革命隊伍中的幸存者，我們要時刻想到他們。這樣我們還有什麽權利考慮個人的得失呢？有什麽權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為人民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