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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目：《章立凡：解讀喬冠華晚年際遇的一封信》
兩位特殊人物當然是指先於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她倆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進入外交部後，友誼演變成競爭；章嫁給喬冠華之後，更與各種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令關係日趨複雜。關於高層權力鬥爭，章女士曾談到“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是為了生存。”
外交官是個誠實的人，為了本國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國去撒謊。
——薩道義：《外交實踐指南》
一 事出有因，語焉不詳
“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喬冠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鬱鬱以終的結局，曾令許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與喬冠華》和《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兩書中的自述，更令這種結局染上了一層淒美的悲劇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愛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讀者多為這樣的故事感傷不已，筆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導致喬冠華晚年悲劇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關係作出推測，當事人則語焉不詳。章含之曾談及自己被毛澤東點將調入外交部後，未能如願到新聞司當發言人、且發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後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布之中，直至最後在她和她的親密夥伴的手掌中毀滅！[1]
從我調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權，尤其是涉及中美關係這樣的部門，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掌握。對於我，她們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我隱約地感到外交部由於有這樣的特殊人物，情況比較複雜，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書兩位特殊人物，當然是指先於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她倆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進入外交部後，友誼演變成競爭；章嫁給喬冠華之後，更與各種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令關係日趨複雜。關於高層權力鬥爭，章女士曾談到“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是為了生存”，並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裏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合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3]
所謂第一次錯誤，係指1973年喬冠華反戈一擊批判周恩來之事。1975年下半年“批鄧”開始以後，喬、章在外交部與兩位通天人物的“內戰”趨於白熱化，又產生了章所說的第二次錯誤：
我們在1975年底麵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隻能與虎謀皮，火中取栗。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幹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製止在部內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於幼稚，過於天真。我們得到過部內大多數幹部的支持，我們相信奇跡會出現。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終的結局是我們被扣上了‘借刀殺人’的帽子，殺害的恰恰是自己。這是何等慘烈的悲劇！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隻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泰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4]
究竟如何“與虎謀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擲”，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殺人”的帽子卻能“處之泰然”？曆史的書寫不同於外交辭令，章女士似有難言之隱，其自述又缺乏文獻上的證據，令真相顯得撲朔迷離。
二 一紙禦狀，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張江姚專案組”於1976年12月編印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誌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標題下，有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用鋼筆書寫在5頁白紙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誌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誌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誌。是鄧小平帶話給她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後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係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後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誌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誌的檔案，是江青同誌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誌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誌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隻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誌的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隻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誌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誌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誌是叛徒，後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活。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誌傳這種活。我當時說尤其關於江青同誌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誌不會把江青同誌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後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專案組還對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語：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麵，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誌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汙蔑周恩來同誌、康生同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和堅持同“四人幫”鬥爭的同誌是什麽“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誌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複辟。
在這個按語下麵，還有江青批語的節錄文字及影印件：
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否會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
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5]
這本專案材料的編印時間，距“四人幫”被捕僅兩個月。康生仍算正麵人物，按語保持著“文革”式語言，皆不足怪。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真實目的，以及這兩人在曆史上是否算叛黨，史家盡可繼續考證。
三 孤注一擲，滿盤皆輸
這封“告禦狀”的信，章女士在上述兩書中均未提及。筆者所感興趣的，則是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研讀後略作歸納，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 事後覺悟到康生通過海容、小唐誣告江青、春橋事件，是鄧小平幕後策劃，所以要向主席揭發；
二、 海容、小唐曾向老喬調查江青、春橋的曆史，喬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們（喬、章）堅持原則，勸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傳話，章特別指出關於江青的話尤其不能傳，因為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
四、小唐對江青有議論（應當退出政治活動養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證人吳仲超出席人民大會堂宴會。
這封信似可作為打開喬冠華晚年厄運之謎的一把鑰匙。喬在曆史上跟隨周恩來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隨鄧小平出訪美國；寫信時間正值1976年“天安門事件”二十天後，此前康生、周恩來已先後去世，全國處於“批鄧”高潮，“四人幫”暫居上風。此信意欲變被動為主動，聯係批鄧，揭發王、唐，“拚命一搏”；遞交後也曾收效一時，令江青對這兩位小姐暴跳如雷。
從總體上看，這封信技術含量不高，結局則是滿盤皆輸的政治自殺。毛澤東對此信的表態及其逝世後“四人幫”的倒台，提前結束了喬冠華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對此曾有如下說明：
經華主席、黨中央批準，這次會議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長職務。現在講講為什麽免去喬的外交部長。
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為了控製外交部，早就看中喬。喬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自覺賣身投靠“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對華主席，參與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明知道主席對“四人幫”有嚴厲的批評，但他卻在外交部當謠言來追查，說這是“政治謠言，分裂中央”。他對毛主席指定華國鋒同誌擔任總理，極為不滿。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卻反對刁難。在批鄧中，毛主席認為外交部的運動有問題，讓他請示華國鋒同誌，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運動搞亂，要把知道“四人幫”底細的王海蓉(容)、唐聞生同誌打成“反革命”，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掃除障礙。毛主席批評喬“借刀殺人”，“借中央之刀殺王、唐”。喬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對周總理，把康老揭露張、江的叛徒問題向江青告密，態度惡劣，至今不能取得群眾諒解。鑒於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免去】喬的外交部長職務，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6]
李先念這段定調性質的話，帶有那個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幹重要的曆史信息，有重新解讀的必要。在當時“凡是”思維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對章含之這封以“我們”口吻來信的批評，已足以形成對喬冠華最致命的一擊。章女士也談到：“最終，據說是我那樣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把喬冠華和我打進了十八層地獄。”[7]
四 卿卿誤我？我誤卿卿？
“三個女人一台戲”，毛澤東為何要對章含之來信作如此嚴厲的批評，是對喬章聯姻的不滿（章女士在書中曾屢次提及）？是對表侄孫女王海容的偏袒？還是在讚同唐聞生的主張？
前兩種猜測，目前從文獻上無從查證，第三種似略有線索：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麽辦？”[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諄諄告誡說："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來，唐聞生關於請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動去養老的說法，固然會令江青惱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為保全之道。
毛澤東有先見之明，江青無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則遠遜養父孤桐老人（據說章士釗生前並不看好“準姑爺”）。喬冠華是折衝樽俎的國際外交風雲人物，卻在縱橫捭闔的國內政壇中一敗塗地。章女士亦曾自歎：“我們並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備參與政治鬥爭的種種手段，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冠華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0]
1983年喬冠華逝世時，由於章含之不同意將喬在“文革”中的錯誤寫入訃告，報紙隻發了簡短的消息，沒有介紹其生平和發表評價。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訪時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辦事，我放心”這張字條，給她們夫婦帶來了厄運：
……1976年某日，華國鋒覲見毛主席。華談到批鄧工作，認為現在的一些做法不夠好，並談了一些新設想。於是當時已經口齒不清的毛寫了個字條，上麵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從毛主席那兒出來，碰見喬冠華，給喬看了條子。喬問什麽意思，華就說了他請示批鄧並得到毛的允諾。喬表示理解，並沒放在心上。
而後來，天下人都知道了這張條子——那成了毛讓華接他班的詔令了。而卻有一個人知道，不是那麽回事，條子不是那個意思，那你說——這個人，他能活嗎？[11]
章女士披露這段掌故有點遲，目前尚屬口述孤證。上述字條的背景和真實意思，直接關係到一段重要曆史的詮釋，有待史家進一步辨析考證。
喬、章夫婦在“四人幫”倒台後墮入“十八層地獄”，究竟是由於毛澤東對章含之來信的批示，還是因為偉大領袖寫給接班人的字條？至此，章女士已先後提出了兩個不同的厄運成因說。
對於遠去的曆史和人物，今天理應有更多的客觀與寬容。喬、章之戀的根本不幸在於：男女主人公身陷一個過分政治化的時代夾縫，這場轟轟烈烈的風花雪月之愛，注定要緣於政治，博於政治，毀於政治。
有人說“喬老爺”毀於“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隻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12]
權力往往令人愚蠢，愛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聰明。究竟是卿卿誤我，還是我誤卿卿？
2006年4月18日 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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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頁。
[2] 同上，第259頁。
[3] 章含之等：《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頁。
[4] 同上，第65-66頁。
[5] 王張江姚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第48-49頁。
[6] 《李先念陳雲譚震林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76年12月2日。
[7]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第73頁。
[8]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和批語（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頁。
[9] 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幾次批評（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頁。
[10]章含之等：《我與喬冠華》，第66頁。
[11]劉天時：《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
[12]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第127頁。
感覺上, 章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 既然不懂政治鬥爭, 就不要那麽迫不及待. 今天我們已經不談出身論了. 其實她是妓女所生, 隻不過給章老領養罷了. 在那個年代, 能轟轟烈烈地與男人們周旋, 顯然與她骨子裏的不安份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