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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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整個局勢的逆轉和自己在劫難逃的不祥預感，使周恩來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日裏心情非常壓抑，百感雜陳，內心極為矛盾。他這時的傷心難過恐怕更甚於恐懼悲憤。因為他畢竟已經跟著毛澤東走了一輩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趨，守分盡忠，從無二心，可是直到臨死也沒有得到毛的諒解，相反還以欲加之罪不肯放過，這又怎麽能不讓周氏傷心之極呢？
不過，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影響的周恩來還是恪守所謂“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為臣之道，傷而不怨，絕口不提心中的傷痛，相反還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寫了檢討43，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關心毛澤東，多次問起毛的身體、起居、飲食和安全等方麵的情況，就是在後來陷入昏迷醒來後也仍然如此。
當時在黨內高層中，與周恩來相知最深的要數葉劍英。自周臥床不起後，葉劍英基本上天天前來醫院看望，守在床邊，和他長談。盡管周氏對他內心的傷痛絕口不提，但是葉劍英還是能感覺出來，知道他心裏有很多話沒有講出來。為此，他曾叮囑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準備好筆和紙，說：“總理原則性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特別是對中央裏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麽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然而，一直到最後，周恩來還是什麽話也沒有說，用他對鄧穎超所說的話是：“我肚子裏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而永遠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後，周恩來已是風中殘燭，不過神誌依然十分清楚。眼見形勢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緊鑼密鼓聲中一天天惡化，纏綿病榻的周氏已無力阻止時局的逆轉，起到某種緩衝作用。據身邊的醫護人員回憶，這時他很少言語，一個人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時發出長長的歎息。盡管如此，周在這期間還是利用人們前來探視的機會，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囑葉劍英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江青他們手裏；提醒王洪文要切記毛澤東關於 “江青有野心”那段話。
當然，最讓周恩來放心不下的還是眼下處境困難的鄧小平，一方麵擔心他受不了毛澤東在政治上突如其來的翻臉，另一方麵又為他毫不妥協的作法感到憂慮，為此曾讓葉劍英去勸他不要硬頂，“再去找主席談談”。但鄧不肯改變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周隻好把鄧找到醫院來做工作，當麵進行勸說。
鄧榕在回憶她的父親在文革歲月的一書中提到了這件事，不過藏頭露尾，語焉不詳。書中說，周問鄧：“態度會不會變？”鄧答：“永遠不會！”周聽了以後，“從內心感到高興”，說：“那我就放心了！”應該指出，書中這種描述不大像周恩來一貫的為人。換句話說，周不大可能在背後鼓動鄧去對抗毛澤東，即使對毛的決定有不同意見，也不會正麵硬頂，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這才是周恩來一貫的為人處事之道。至於書中周所說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見，不過是在勸說無效後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罷了。
實際上，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周恩來即使心裏再有想法，也絕不露出一句不滿的話，就是對相濡以沫的老伴鄧穎超也不說。周病重以後，鄧穎超天天到醫院來陪伴他，兩人經常是手握著手，相對無言，避免去碰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這已經是他們夫妻之間多年來心照不宣的約定。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抑鬱和苦悶隻好靠另一種辦法來排解了。據身邊的醫護人員說，周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裏，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工作人員覺得曲調太悲傷壓抑，不想給他放，想換支輕鬆點的曲子給他聽。但一換不同的曲子，臥床不起的周氏就覺察出來，用微弱的聲音問為什麽不放？堅持一定要聽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陸官方一直對於這個情況諱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會損害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實恰好相反，這正好透露出他臨終前悲苦的心境，讓人們窺見了他內心深處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麵，而這一麵正好是對周氏留在世間形象的某種補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時刻，周恩來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強烈，全力配合治療，與體內的癌魔作殊死的搏鬥。但可悲的是，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病況遠比他估計的更嚴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醫療組並沒有把九月二十日手術的真實情況向他全部和盤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裏，還以為自己膀胱內的癌瘤已經被摘除乾淨了。這樣一來，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療的難度。醫療組以及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不得不隱瞞真相，對周支吾其詞，搪塞他，就連老伴鄧穎超也不得不這樣做，按照上麵的口徑守口如瓶，不告訴他真實情況。
不過，周恩來本人很快便覺出情況不對，他自己已經摸到了下腹部隆起的腫塊，而且由於腫瘤潰爛，膀胱內大量出血，凝成血塊，所以每次換藥都極為痛苦。更讓周受罪的是，為了執行毛澤東的意圖，上麵一度不讓醫療組使用放射療法來控製體內出血，怕這樣一來，周病情的真相就瞞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