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 陶鑄夫人曾誌回憶：我的三次婚姻（組圖）

當我對戀愛毫無準備之際，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邊，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麵前說：“我是真心愛你的”，我的心一軟，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為貴。農民運動講習所隻有我一個女生，還沒等畢業，就有許多單位來聯係要我。

因為我是黨員，我服從組織的決定，首先是到農民協會做專職的婦女幹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隊的聘請，做政治助理員，算是正式的軍官，每月有50塊大洋的薪水。

當然，我的主要工作還是在衡陽農民協會。作為專職的婦女幹事，我就住在婦女部機關的房子裏。

正是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說來話長。盡管那時是國共合作時期，但共產黨員的身份對外還是保密的。為了便於工作，衡陽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的隻有3位同誌。一是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同誌，化名王達山。二是負責婦女工作的朱石君同誌。還有一個就是不久後成為我丈夫的夏明震同誌。我與他的結合並不是自願的，完全是輿論所迫。

那時我才16歲，剛從講習所畢業，滿腦子都想著工作和事業，根本沒考慮那事，甚至連找對象談戀愛的意識都沒有。

我所辦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麵上掛農民協會婦女部的牌子，但實際上是湘南特委的一個秘密聚會地點，特委的幾個領導經常在此開會、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組織部長，經常找人來談話。夜深了，我便先睡。他們開他們的會，開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時，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時期，湖南的農民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廣大農民在鄉間打土豪、分田地，嚇得地主都逃到城裏藏身。他們恨透了農民運動、恨透了共產黨。他們網羅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陽郊外建立反動武裝，揚言要攻打衡陽城，殺害工會、農會負責人，放共產黨人的血。因此，衡陽決定戒嚴宵禁。

有一天夜裏，夏明震召集會議，一直開得很晚。像往常一樣，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裏，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靠在我的床邊躺著呢，原來是夏明震。我把他推醒，問他：“他們都走了，你為什麽不走？”“我的住地遠，外麵戒嚴我回不去了。他們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沒處去，隻好在你這裏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見他是合衣睡，連被子都沒蓋，且無惡意，也就沒理會，翻個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沒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沒在意這事。吃早飯時住在我隔壁間的總務處長賓利用見到我笑嘻嘻地問：“昨晚過得一定很高興、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識到他指的是什麽，頓時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恥辱。下午夏明震來找我解釋，我不聽，把他趕了出去。

後來，他找了婦女主任龍淑同誌來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說，現在這事已有很多議論，你怎麽解釋人家也不會相信，這已經是騎虎難下了。夏明震原來也沒什麽思想準備，但他對你的印象很好，現在革命者講自由戀愛，他願意同你結合，我看你們倆就結婚算了，我給你們做介紹人。不然你怎麽辦，輿論對你不利。

她還告訴我，夏明震出生書香門第，祖父是做官的，母親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讀過不少書，懂詩文。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後來都為革命英勇捐軀，夏明震有個哥哥，便是“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這首著名的就義詩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親作主訂過一門親，女方大他好幾歲，念過一些書，當時正在婦女運動講習所學習。夏明震對她並不滿意，正和三女師範的一個女生自由戀愛，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緊。

說實話，當時我對夏明震並沒有太多的好感。雖說他年輕英俊、才華橫溢，但講話老是慷慨激昂，像個演說家。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並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對總隊長趙伯誠印象更好些。趙隊長軍事過硬，為人穩重、含蓄。那時他30多歲，已經成家，妻子是三女師範的學生，他們是自由戀愛。來往信件很多，雙方感情很好，我對他很尊重。

一天早上，我剛起床開門，夏明震就衝了進來，抓住我的雙手動情地說：“我是真心愛你的，你就不要拒絕了，同我結婚吧！”

說著說著就在我麵前跪下了。

看著他那樣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軟了。

婚禮是那樣的簡單，沒有儀式，沒有酒宴，也沒有鞭炮。當時正處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衡陽的鬥爭形勢相當緊張。夏明震在組織部機關住，那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組織部去的大概也隻有幾個人。我們訂好一個日子，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兒去住了。那天晚上，我們買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點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熱鬧熱鬧，就算是結婚了。

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樣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簡單。

……

工農革命軍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傳遍湘南。永興、耒陽、資興、汝城等縣，在地下黨組織和原農會骨幹的領導下，奮起響應，在不到20天裏，形成了湘南全區性農民武裝暴動的新局麵。湘南暴動波及整個湘南地區的十餘個縣，威震湘、粵、贛三省。

麵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我熱血沸騰，再也坐不住了。我從一個深居簡出的不為人知的教員家眷，一下成為拋頭露麵的知名人物。我還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長的頭發又剪短了，脫下旗袍，換上了男學生裝，紮著紅腰帶，有時頭上裹著塊紅頭巾，背個紅纓大片刀，看起來十分威武神氣，人稱紅姑娘。

我經常帶領一批農民自衛軍去抄地主豪紳的家，分掉他們的浮財，打開糧倉救濟貧苦的農民，群眾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動搖了國民黨在湖南的統治基礎，給地方反動勢力以有力的打擊，因此引起了國民黨軍事當局的恐慌。他們急忙調兵遣將，大肆“圍剿”湘南工農革命軍，企圖把新生的郴州紅色政權扼殺於繈褓之中。

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極“左”的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至耒陽一線400多裏長的沿途兩側各5裏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

這一政策的執行，無疑會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反對。

幹部群眾的情緒和意見，以及反動分子在暗地裏活動的複雜而嚴峻的情況，曾經多次反映上來。而包括夏明震在內的最高決策層，卻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聽不進幹部群眾的反對意見，最後終於導致了曆史的悲劇。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眾動員大會在郴州城隍廟廣場召開。

整個會場上彌漫著一種恐怖緊張的氣氛。我和他們解釋，但他們根本聽不進去，你一言我一語反駁我。

“你們燒了房子，國民黨部隊就吃不成飯啦？就能把他們餓死？”

“我們祖祖輩輩在這住，要我們燒了房子到鄉下投靠親友，我們的親戚都很窮，讓我們投靠誰去呀？”

這時，我在南鄉搞土改認識的那個支部書記也來了。他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告訴我：“反動分子秘密部署，可能會利用農民的抵觸情緒發動叛亂，他們揚言今天誰要是叫我們燒房子，就給他點顏色看看。看來今天要出大事，怎麽辦？”

我來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會場，向蘇維埃政府機關跑去，想找蘇維埃主席匯報。政府機關此時已搬到縣對麵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廟裏。可是等我氣喘籲籲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幾個主要領導都已下山到會場去了，他們和我走的不是一條道。

正著急，看到有個赤衛隊員急匆匆地過河上了山，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們，反動派叛亂了，大會剛開始，叛亂分子就衝上主席台抓人。夏明震等一批領導都被人從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標紮……不得了了，整個會場一片混亂。

正在這時，我們看到山下人聲鼎沸，有好幾千叛亂分子和不明真相的農民過了河，從四麵八方向山上衝來。

……

位於郴州城外的南塔嶺下，有一座書院。朱德工農革命軍的教導隊就駐紮在這座書院裏。

到了教導隊駐地，我緊張了一天的神經才算鬆弛下來，感到有了安全感。但我老想著上午的那場群眾大會，預測著城隍廟裏發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事，特別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戲台，結果會是怎樣？我默默地祈禱著，但願他們隻是受了傷，可千萬不能死啊！

吃晚飯時，我端起飯碗，眼淚就不知不覺地掉下來了。但看到有人來了我就急忙抹去，裝作沒事一樣。我不願意讓人看到我哭鼻子。

我感到郴州地區發生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向上級黨組織湘南特委匯報。我就跟隨教導隊向永興撤退。

到了晚上天黑時，教導隊才抵達永興縣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負責人周魯同誌，把實行“焦土政策”、開會動員以及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匯報。我強烈要求，快派隊伍打回郴州去！

周魯同誌聽完匯報，覺得問題嚴重，連夜就去找工農革命軍的負責同誌請求派兵。

工農革命軍當即作出決定，派出一營兵力，急行軍打回郴州去，平息反革命叛亂。

第二天一早，我跟隨部隊返回郴州。

我四下打聽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訴我被殺死的幹部都在河邊。我和戰士們急忙趕到河邊，最不願意看到的慘烈景象還是出現了。

河灘上擺著9具屍體。夏明震麵朝蒼天，躺在那裏，臉是青紫的，眼睛閉著，兩隻手還緊握著，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兩腿伸直著，一隻腳光著……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也說不出當時是什麽心情？！

特別是那個婦聯主任，赤身裸體地躺在那裏。兩個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個碗口大的洞，腸子暴露著，外陰也被挖掉了……

真是慘不忍睹呀！

那時天氣還很冷，屍體還沒有腐爛發臭，我們找來棺材，把他們逐一收斂好。我強忍著失去丈夫和戰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複郴州後的各項工作中。

夏明震犧牲後，我同蔡協民結為夫妻。一個氣度不凡的陌生人笑著說：金屋藏嬌麽，好福氣喲；蔡協民忙介紹說：“這是毛澤東，毛潤之”

蔡協民是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期學生，曾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是二十四師鐵軍連指導員，後隨朱德到湖南。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

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麽“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舊的思想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犧牲不能複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不久經過師長鄧允庭的同意，我們就結合了。

沒有儀式，沒有喜宴，甚至連茶點都沒有。

戰爭年代，特殊時期，一切從簡。

部隊到酃縣時，我剛有身孕，加上連日行軍，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依靠著蔡協民庸懶地半睡著。隻聽得門外一個洪亮的聲音高喊著：

“蔡協民同誌，老蔡，老蔡在裏麵嗎？”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那人已隨聲而入。

我睜眼一看這位陌生的來客，身材高挑，氣度不凡。他一見床沿上相依而坐還來不及站起的我們，笑道：

“嗬！金屋藏嬌麽。老蔡，好福氣喲！”

他邊開著玩笑，邊自個拉了條長凳坐在我們對麵，滿含笑意地看著我們。

蔡協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紹說：

“這位就是我常和你說起的毛澤東，毛潤之！”

啊！他就是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一個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頓時倦意全消，肅然地坐在一邊傾聽著這兩位師生和戰友的談話。

毛澤東同誌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蔡協民就是他的學生。此刻久別重逢，自然十分高興。盡管毛澤東同誌那時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領導人，卻沒有一點架子，和蔡協民就像一對老朋友，很隨便、很親熱。兩人侃侃而談，似乎把我給忘了。

……

1930年1月，紅四軍第三次入閩，攻占龍岩城。閩西特委也隨後趕往龍岩，並著手籌建閩西蘇維埃政府。

在紅四軍入閩後一年裏，閩西地區形成了一大片的蘇維埃區域，各級蘇維埃政權以及各級黨組織、群眾團體普遍建立，分田運動蓬勃開展，整個閩西的革命形勢喜人。

這時，閩西特委作出決定，召開閩西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式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的前一天，來自各地的代表們都來齊了，住在一所中學的教工宿舍裏。

那時蔡協民的身體較差，晚上常要起來解手。那天晚上，他隻身起床下樓，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欄杆斷了，他便從二樓一頭栽到了樓下的地上。

不知過了多久，他蘇醒過來。他爬上二樓稀裏糊塗地走進另一代表住的房間，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旁邊吐了一地，還有血塊。大聲驚呼：“唉呀！這是誰倒在這裏？”

當時蔡協民從廈門回來不久，很多人不認識他。樓裏的代表們聽到喊叫，都圍攏了過來。有的人認出了他，便來敲我的門。

“快來看看是不是蔡同誌？”

那時我也剛起床，一看蔡協民不在屋裏，就急忙跑過去，一看果然是蔡協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間躺下休息。

這樣，我隻好在樓下找了個房間，搬到樓下來住，並請來醫生為他診治。醫生說，他摔成腦震蕩，還好地上有堆垃圾，盡管身上多處擦破皮肉，但沒有骨折。醫生要他臥床休息，起碼要20來天。

這一來，蔡協民就不能參加代表大會了。我那時是團特委書記，必須參加會議，還安排大會發言。我隻好兩頭兼顧，一邊參加大會一邊照顧他。

他摔傷後，感情變得非常脆弱，很容易傷感。我要是幾個鍾頭或半天沒去看他，他就非常難過，責怪我為什麽這麽長時間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裏難過，有時甚至還像個小男孩那樣，難過得流淚。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盡量擠時間多陪陪他。

說實話，他當時摔得的確很重，整個身子都動彈不得。頭疼得很，翻身說話都感到困難，要一句一句斷斷續續地說。

等代表大會開完之後，蔡協民還沒全好，隻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兩個多月後，他才完全康複。

1931年7月，我們接到上海黨中央的指示，撤銷福建省委，另設立廈門和福州兩個中心市委，直屬中央領導。廈門由王海萍負責，福州由蔡協民負責。

是年7月，蔡協民調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我也隨同他一起赴任。

這一年的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個兒子。

那段日子，我邊工作邊帶孩子。緊張工作之餘，享受著難得的天倫之樂。但好景不長，翌年初，我們接到中央免去蔡協民中心市委書記職務，調任廈門市委巡視員的通知。

顯然這是那個中央巡視員姚仲雲告“禦狀”的結果。

1932年1月，我隨蔡協民一同回到廈門擔任市委秘書長。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後，就請個假，把兒子送回老家。

一到廈門在旅館裏住下，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就來看我們了。我對他們說起我的打算，請他們批準我的假期。王海萍同誌則百般勸說。

最後，王海萍同誌終於吐露了實情。原來我們還沒有到廈門時，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已將孩子“送”給一個叫葉延環的同誌。葉同誌的家是有名的中醫，而且還暗地裏做些大煙生意，比較富裕。

小鐵牛剛到廈門時還是好好的。到了那個醫生家後，雖說一家人視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當時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節，家裏來了許多求醫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個月小鐵牛就傳染上了麻疹，接著又傳染了天花。兩個多月就斷奶的孩子，又到了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並染上急症，盡管醫生家人使盡渾身解數，最終還是挽救不了鐵牛幼小的生命。

為了盡快從失去愛子和鬥爭失敗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我暫時離開廈門機關，到外縣農村去巡視工作，我見到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他也是在福州聽說紅軍打下了漳州，回廈門一趟。陶鑄對我談起前幾天他與蔡協民聚會的情況。蔡協民到惠安縣巡視工作近一個多月，勝利領導了轟動閩南的惠北大抗捐鬥爭。當他滿懷喜悅回到廈門中心市委機關與我團聚時，見我不在機關已下鄉走了，等了幾天也沒有我的音訊，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兩人總見不著麵，孩子又送人了，他覺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難過。

平日不喝酒的蔡協民在苦惱中，也和陶鑄喝起了悶酒，借酒消愁。幾杯黃湯下肚，他就發起了牢騷和怨氣。

當年在紅四軍那場黨領導軍隊的爭論中，毛委員曾批評蔡協民是中間派，他嘴上沒說，但心裏卻不服氣。另外蔡協民當時在政治部工作，抄寫布告時，漏寫了一個字，將共產黨寫成共產。毛委員很生氣，嚴厲批評他做事不認真，抄完也不校對一遍就貼出去。掉了個“黨”字，這不是一般性的錯誤，是原則性錯誤，國民黨反動派不就是罵我們“共產”嗎？！毛委員氣得甚至不願見他，“我不高興看的人，我情願看我的腳趾頭！”

喝酒時蔡協民說起這些事，痛哭流涕，說毛委員不了解他，對他不留情麵。說話中，又扯到了我，罵我對他三心兩意啦，不是真心愛他啦……

說到氣頭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我和蔡協民被免去了職務，閩南黨內開展了“反蔡協民路線的鬥爭”，我們請求調動工作，蔡協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臨別前我和蔡協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到此結束；我和陶鑄組成了假夫妻

10月下旬剛剛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廈門中心市委讓我們速回廈門的通知，我和蔡協民被免去了職務。

我們剛回市委機關，就遭到了嚴厲的批判。

最後市委作出《關於蔡協民在漳州工作錯誤的處分決定》，給蔡協民撤職和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對固執己見的我也作出了留黨察看一個月的處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處分後，我和蔡協民已不好在廈門呆下去了。

蔡協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匯報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處分也在所不辭。

然而，我卻不願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們的情況，人家也會把我們當犯錯誤的同誌看待，這樣連改正的機會和條件都沒有。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和下麵的同誌對我還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錯誤，別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區工作過，對那裏的情況比較熟悉，也便於開展工作，將功補過。

廈門中心市委同意了我們的請求。自此，我和蔡協民各奔西東。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

一個月後，福州中心市委根據我的近期良好表現，撤銷了對我的處分。考慮到我在廈門曾擔任秘書長一職，因此決定讓我官複原職，擔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書長。

我剛到福州時，同陶鑄、謝飛等同誌往在機關裏。謝飛同誌曾經是劉少奇同誌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群島入黨，從事地下工作，後被當局驅逐回國。她後來的丈夫在中央蘇區工作，因此不久後她便調回中央蘇區了。

謝飛走後，我們就另外租了棟房子，我和陶鑄、陳之樞和另外一個女同誌組成兩對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來了一紙通知，說蔡協民是“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協民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蔡協民進行揭發批判，劃清界限，肅清影響。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通知，我深感驚奇。我與他共同生活戰鬥了好幾年，對他的革命曆史還是了解的。

我怎麽也不相信，這樣一位早年入黨、參加紅軍，不管是在炮火紛飛的遊擊戰場，還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區，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誌，怎麽會是“社會民主黨”？什麽時候就變成了“社會民主黨”？

陶鑄對此亦有同感，因為陶鑄對蔡協民還是比較熟悉的。為此福州中心市委開了個會，也沒叫我檢查揭發，劃清界限。市委認為，中央也許對蔡協民的情況不了解，因此決定以市委名義給中央寫份報告，證明蔡協民的清白與無辜，但無濟於事。

1933年初，窮困潦倒的蔡協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於中央剛發出過批判蔡協民的通知，蔡協民沒有組織介紹信，按照地下黨嚴格的紀律和規定，是不能與他接頭聯係的。但是對他十分了解的陶鑄還是去見了蔡協民，並且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我。

我提出要去見他一麵，市委考慮到我們原來的關係，同意了。但陶鑄一再交代：

“你去見他可以，但絕對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訴他，否則你就違犯了黨的保密紀律。”

在一個破舊肮髒的小旅店裏，我見到了蔡協民。本來年紀就較大的蔡協民，此時幾乎變成了一個衰弱的小老頭。他痛苦地告訴我，自從廈門分手到上海後，他住在一家旅館裏，與中央機關派來的同誌接上了頭。開始還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聯係之後，便再沒有人來理睬了。

他抱著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幹等著，到後來花光了盤纏，弄得無錢交房租、無錢吃飯，值錢的東西也典當光了。老板天天來催，不敢呆在屋裏，隻好整天在馬路上流浪，忍饑挨餓。他甚至想過，要在上海的馬路上解手，以便讓巡捕抓進去關幾天，吃上幾天飯，由此來解決饑餓問題。

最後，蔡協民終於意識到，他是被中央給甩了。

但什麽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麽像他這樣一個1923年入團，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卻被黨組織拋棄了？這種失去組織的痛苦，比饑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時夜裏盡做惡夢，醒來後冷汗淋漓，氣得他腳踢拳砸，把被單撕扯成布條。

說完這段苦難的經曆後，蔡協民掏出一塊衣料遞給我說：“買了船票，剩下點錢給你買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雙手接過布料，一向堅強的我，此時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淚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動又是酸楚。我覺得我應該把實情告訴他，就是挨處分也認了。我不能對這樣一個對黨忠貞不二的老同誌再保所謂的“密”。

蔡協民對中央的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

直到年底，蔡廷楷、蔣光鼐等人發動“福建事變”，羅明從中央蘇區回到廈門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協民的遭遇後，嚴厲批評了原廈門中心市委的錯誤做法，並決定調蔡協民回廈門做城市基層工作。

蔡協民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廈門益安醫院工作的蔡協民，被從閩西回來的叛徒蘇文波發現告了密，蔡協民落入敵手。在獄中他遭受嚴刑拷打，威脅利誘，但始終堅貞不屈。

是年5月，蔡協民高喊著“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漳州英勇就義，時年33歲。他用壯烈的死，向黨表明了自己的忠誠！

我對陶鑄的感情越來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但由於我向蔡協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實地向組織匯報，陶鑄給了我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在我臨近分娩時，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機關；陶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我生下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

見過蔡協民之後，回到機關，我如實地向組織上匯報了我與蔡協民的談話情況。陶鑄對此非常生氣，當即召開市委會議，進行批評。

會上大家認為，我這是明知故犯，違犯了市委領導的告誡，泄露了黨的機密。因此決定對我進行黨紀處分：留黨察看3個月，這可是一個很重的處分啊！

對此，我毫無意見，也很坦然，感到問心無愧。我是泄露了機密，但我沒有做違背黨的原則的事。我把事實告訴他本人，是為了對黨的事業負責，為了對一個忠實於黨的真正共產黨人的政治生命負責。因為在我看來，沒有什麽能比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願為了革命戰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價。

盡管陶鑄給了我一個嚴厲的處分，但這時，我對陶鑄的感情卻越來越深。

說實話，我過去對感情這類問題，看得不是太重，體會也不深。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對我處處關心、體貼，見到我總有一種很親切的神態。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掛念著他。他不在我身邊時，我就會想他；如果他出門遲遲未歸，我便坐立不安，擔心他出事。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

因此，我們這對假夫妻假戲真做，自然結合了。

但受到留黨察看處分後，我又不得不離開市委機關，到黨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機關去協助工作。並且搬出市委機關，住進了互濟會機關。

正在這時，我的第三個孩子即將來到人世。

與生第二個孩子不同的是，這次生育無人照顧，在我身邊的隻有陶鑄。他既要忙於工作，又要照顧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他為我做飯、洗尿布甚至洗血褲子，是他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盡管生下來的並不是他的骨肉。

陶鑄被王明撤職，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鑄租了間旅館，像真正的夫妻那樣，度了10天“蜜月”；陶鑄來信，說他被判無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變的謠傳；我冒險進縣城寄錢給陶鑄

那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來了個通知，叫陶鑄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書記一職由組織部長陳之樞接任。

原來，中央派來福州巡視工作的巡視員朱禮治，曾征求陶鑄對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鑄毫不隱瞞地表露了自己的觀點：“他是吃洋麵包的，我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實際並不太懂！”這位巡視員回上海後，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實地轉達了陶鑄的看法。這可惹惱了這位總書記，這次調動，實際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職。

陶鑄臨行前，在一個旅館租了一個房間，我們像真正的夫妻那樣，恩愛相依，共同度過了10天幸福的“蜜月”。

4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在旅館門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難分難舍。

剛開始時，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鑄從上海寄來的兩封信，信雖簡短但充滿熱烈的感情。來了四五封信後，突然就斷了消息。我每天翹首等待，等啊，盼啊……

後來我才知道，陶鑄到上海後，遭到與蔡協民相似的厄運，被晾在那個亭子間裏苦捱時光，中央將他拒之門外。

而說陶鑄叛變純屬謠言，事實上，陶鑄被捕入獄後，在敵人的威脅利誘麵前，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富貴不淫的高尚品格，嚴守了黨的組織機密，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後被轉移到南京憲兵司令部拘留所。3個月後，被移交國民黨軍法處，判處無期徒刑，終生監禁。他在獄中建立了秘密黨支部，擔任書記，團結獄中的同誌，在那個特殊的戰場上，與敵人展開了英勇機智的鬥爭。

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一封陶鑄從南京監獄寄出、通過福州何老太太轉來的信，估計是張鐵同誌托人帶到福安的。我將信交給葉飛同誌看，我們一致認為，既然判處無期，就說明陶鑄沒有叛變。我問葉飛同誌，陶鑄病重，可否寄給他一點錢，他表示同意。這時，我正好要去一趟壽寧，還要到福安縣城與地下黨接頭。我給陶鑄寫了一封信，順道進縣城給陶鑄匯款寄信。

這可是極大的冒險，因為我當時已是國民黨當局通緝的共黨要犯，懸賞的賞金是3000塊大洋。但是不這樣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靜。想到以往與陶鑄的恩愛，想到陶鑄此時正在鐵窗下煎熬，作為自由人的我下決心去冒這個險了！

數年後，陶鑄獲釋出獄後告訴我，從福安寄出的錢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時，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錢真是雪中送炭。他買了幾瓶魚肝油，致使病情好轉。他還買了一些書籍，把監牢當學堂，勤讀了幾年書。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黨中央將他營救出獄。所以那次冒險還是值得的！

陶鑄與夫人曾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