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周總理處理後事（組圖）

作者：韓宗琦

　　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後，我經曆了終生難忘的幾個日日夜夜。此後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鄧姨（因為鄧穎超和我母親的關係，從小我就稱她為鄧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匯報那幾天裏我為總理所做的事情。我如實詳細地向她老人家作了匯報。她聽完後問我，“是誰安排你去做這些事情的?”我告訴她，除了主持醫院的悼念會是領導安排的以外，其他諸事都是我自己主動去做的。我也如實匯報了當時並沒有經過認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認為這些事似乎就應該是由我去做的。當時我可能也考慮到醫務人員在忙著整理總理生前的病曆和總理去世後的總結工作，西花廳家裏的人也都在忙於自己的工作，同時覺得我是晚輩，由我去做這些事情最合適。向老人家匯報完之後，鄧姨歎了口氣，說：“我們這輩子沒兒沒女，想不到恩來倒得了你的濟了。”聽了這簡單的話語，我當時沒有細想它的分量，後來的日子裏，愈想愈覺得這話的分量很重，已經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承受的地步了。每當想起這句話，我都感到這是老人家對我的過高褒獎。

　　後來，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有關同誌向我核對這一事實，我才確切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濟”為一種孝道。由於工作性質所致，我為世人愛戴和敬仰的周總理盡了一些孝道，我很欣慰，也很榮幸。有誰能像我一樣為周總理做最後的穿衣、整容、守候在身邊……這些是我30多年來所值得慶幸的一件事，同時也成為我最難忘的一段回憶。

　　每當想到鄧姨的那段話，想到總理兩老，想到那幾個難忘的日夜，我都禁不住潸然淚下。

　　主動請纓

　　我從1950年開始做周總理的口腔保健醫生，當時年僅27歲，在天津醫學院附屬醫院做口腔科住院醫師。我有幸到總理身邊工作，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麽高超的醫術，而是因為我父輩和總理的深厚友誼。嚴格地講，還是因為我母親和鄧穎超年輕時在天津女子師範學堂是同學。1923年，我剛剛出生，鄧姨在天津搞學生運動，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戰期間，我父親在重慶開牙科診所，總理在八路軍辦事處忙於國共合作，他們經常往來，我們晚輩都回避不過問大人的事兒。解放後，常聽總理兩老說起，父親解放前做過一些對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後，總理就把上海新華社的辦公房子無償轉讓給父親居住。總之，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同一般。

　　1950年，總理需要鑲牙，把父親從上海叫到北京，診斷後父親認為自己年事已高，那種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勝任。於是把我從天津叫來問：“你能為總理鑲這種假牙嗎?”由於我在學校實習時就開始做這種難度大的工作，畢業後又在專家指導下做了很多，所以認為比較有把握，就幹脆地回答說：“能。”於是我在父親的指導下完成了這項任務，總理很滿意。以後隻要總理和鄧姨牙齒不好，他們就把我叫來。由於頻頻來京出診，1974年我被調到北京醫院工作。由於北京醫院的工作性質及任務，我成為一名為首長服務的口腔專業保健醫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醫院高幹門診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車隊從北門外開進醫院，由於此前對總理身體最近不太好有所耳聞，當時心裏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電話詢問，果然是周總理上午9時已逝世，車隊將遺體護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趕到太平間。當時，我見到有哨兵在保衛著總理的遺體，但我還是決定留下來，因為我知道後麵的幾天裏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領導匯報我打算留下來幫助處理總理的後事。得到同意後，我就開始了那幾個難忘的日夜。

　　當天晚上，為周總理做遺體解剖。除醫療組的醫務人員外，衛生部的領導也在現場。手術由病理科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沒有見過總理了，當人們慢慢將被單掀開露出總理消瘦的麵容和腹部的幾處手術傷疤時，大家的心裏都十分難過。當報告各個主要髒器都有癌瘤轉移時，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聲音。盡管對醫務人員來說，遺體解剖是對醫學、對病人負責的嚴肅認真的科學工作，但大家因想到總理一生為革命、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在最後的日子裏又飽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

　　周總理逝世後，“四人幫”愈加猖狂，三令五申“不準戴黑紗，不準開追悼會，不準去天安門”。然而，人心所向，戴黑紗的大有人在，去天安門悼念的人更是絡繹不絕。當時，北京醫院廣大職工出於對總理的熱愛，難忘總理對北京醫院無盡的關愛與教導，強烈要求醫院召開悼念會。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醫院黨委在院長林鈞才的主持下，認真討論了群眾的意見，最後決定在北京醫院召開悼念會，並讓我主持。由於沒有悼詞，我們就以中央的訃告代替悼詞在會上宣讀。全院職工除了值班人員，幾乎全都參加了，把當時的小禮堂擠得滿滿的。會場上方懸掛著總理遺像，周圍擺滿了花圈，氣氛莊嚴肅穆，沒有人講話，隻有默默的哀悼和一片唏噓聲。追悼會後，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離去，有的人再次向總理遺像深深地鞠躬。後來遺體告別時，又安排了北京醫院職工在群眾告別的間隙分批向總理告別，滿足了大家的心願。

　　在此期間，醫院的各項工作井然有序，和當時社會上一樣。工廠裏，學校裏，大街上，公交車上都沒有什麽人談笑，人們化悲痛為力量，都在忘我地工作著，這些都充分表明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崇敬和愛戴。

　　為總理穿衣、整容

　　遺體告別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廳總理家裏送來了總理的衣服，我一看，襯衣太舊了，除領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發黃了，顯然是換過領子和袖口的舊襯衣。我心裏很難受，於是問可否換一件，但來人回答：“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總理一生勤儉節約的作風，無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時候，我留下了總理平時戴了多年的一塊手表和那枚長方形的“為人民服務”的毛主席像章，沒有給老人家一起帶走。那是一塊20世紀50年代最早生產的“上海牌”國產手表，留下手表是想留給人們看那白布的表帶和還能自己轉動的表盤。留下毛主席像章是想做個紀念，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像章，而總理唯獨喜愛這枚“為人民服務”像章，因為總理時時不忘人民。至今，這兩件文物都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說到總理的節儉，我想起兩件往事。一件是總理生前夜裏和早晚起床時穿的一件毛巾浴衣，那是件由公務員高雲秀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的衣服，高雲秀曾說：“沒有一天不縫補的。”可見那件衣服已經不能再穿了，但總理就是不肯換新的。這件衣服現在也保存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另一件是總理1963年訪問亞非14國前患唇炎，很厲害，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擦嘴的毛巾太舊太硬的刺激造成的。當我發現總理天天用這樣的毛巾擦嘴時，就向工作人員提出“為什麽不給總理換條新毛巾”，工作人員回答，“總理不讓換”。後來，總理出訪前同意換兩條新毛巾，很快唇炎就痊愈了。總理類似的節儉事例數不勝數，不勝枚舉。

　　我們為總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裝，發現由於病痛的折磨，總理瘦了許多，領子大出一寸多。沒有辦法，隻好把領口在頸後用別針別進一寸多，這樣從前麵看領口才不顯得過大。

　　最困難的是理發、刮臉（實際上是剃胡須）。由於病痛，總理已經很久沒有理發、刮臉了。馬燕龍大夫事先提出，在遺體上刮臉絕不能刮破皮膚，隻要刮破一點兒，就會出現一塊“屍斑”。我很理解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設想如果把總理臉上的皮膚刮破形成了一塊塊的“屍斑”，那就等於破壞了總理的遺容。於是我再三對北京飯店的朱殿華師傅和他的徒弟薄師傅（以前曾多年為總理理發）強調，一定不能刮破!我和兩位師傅商量，遺體是剛從冰室取出來的，不能像正常情況下用熱毛巾敷，隻能用肥皂把胡須軟化些，不趕時間，慢慢地刮，絕對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幹淨都可以。直到他們完全理解了，才開始讓他們著手工作。最初，薄師傅一邊傷心地哭一邊顫抖著手工作，但她怎麽也刮不下胡須，隻好由朱師傅繼續。朱師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個小時才把臉刮完，沒有絲毫破損，這時在場的所有人才鬆了一口氣。

　　朱師傅在總理生前多次建議，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還托人給總理捎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發，幹幹淨淨過個年。總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三〇五醫院為自己理發。

　　那天，朱殿華師徒來到北京醫院，第一次見到重病後的周總理，他們一進門熱淚就奪眶而出，不停地抽泣著。他們絕對沒有想到總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渾身瘦得皮包骨頭，臉頰凹陷，頭發稀疏蓬亂，滿臉胡茬，蒼白的臉上滿是褐色的老年斑點，朱師傅曾為之服務了幾十載，他敬重的、風度翩翩的總理幾乎使他一時認不出來，俗話說：已脫了形!

　　此時的朱殿華師傅曆曆往事湧上心頭：他絕不會忘記在那瘋狂的年代，北京飯店同樣是大字報鋪天蓋地，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邊站，剝奪他理發權，更不讓他為中央領導人服務。一次，周總理到北京飯店理發，上麵指定一個不熟悉總理的人為他理發。這位理發師費了好大的勁兒就是刮不了總理的胡子。結果，這個理發師自己搞得滿頭大汗，手也發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務，隻好就此罷休。周總理批評了造反派，找飯店領導耐心地談了話：朱師傅是一個理發師，他的技術好，年輕人（指造反派）還沒掌握熟練的技術，為什麽要奪朱師傅的權?就這樣，沒有多久，朱師傅被解放了，恢複了工作。

　　朱師傅非常熟悉周總理的發型，沒用多少時間就理完了發，此時才顯露出總理平時的麵容。然而長期受疾病折磨的總理，比主持四屆全國人大時又瘦了許多，兩眶兩頰塌陷得厲害，顯得兩側顴骨非常突出。我和馬燕龍大夫商量，並傳達鄧姨對總理整容的要求，鄧姨說：“恩來長期處在病中，還得保留點病容才好，不宜修飾得和健康人一個樣。”馬大夫在整容方麵是個高手，聽了老人家的意見，他心中更有數了。他從解決凹陷部位開始，用棉花墊高眼球和兩頰，邊做邊征求大家意見，直到大家滿意為止。然後是麵部著色。考慮到燈光的強弱與著色的關係很大，遺體麵部著色後不能變動，而燈光的變化很大，所以著色要適合燈光變化的要求，經過反複修改才最終完成。最後進行全麵整理，直到覆蓋黨旗，把遺體安放在花叢中為止。

　　深夜11點鍾，經過理發、穿衣、整容及化妝後的總理遺體被安放在北京醫院那隻有幾十平方米、條件極其簡陋的太平間裏。

　　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的記者們紛紛趕到醫院來拍攝鏡頭，直至後半夜才結束。

　　很多熟悉周總理的人都常說，“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來，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來”，“總理一生最後的十年是最艱難，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經安睡，長眠不醒了，再想看見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能了……想到這些，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時，攝影記者和錄像師正在從不同角度拍攝總理的遺容。想到再過兩天遺體就要火化，總理的骨灰就要灑在祖國的江河湖海裏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絕……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再不抓緊時間就要耽誤遺體告別儀式了，我馬上擦幹眼淚，安排醫院護校第四期的同學們整理打掃告別大廳。他們行動非常迅速，十分認真地把總理遺體周圍擺放的君子蘭的葉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幹幹淨淨。為保證總理的遺容不受溫度變化的影響，我們還經常測試室內溫度，隨時由馬燕龍大夫整理遺容。

　　最後的告別

　　1976年1月10日，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醫院向周總理遺體告別。

　　1月10日上午，第一批來向總理告別的是醫療組的醫護人員，其中有我熟悉的許多麵孔，甚至還有和我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事。1月8日那個沉痛的日子，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也沒能挽回總理的生命，他們的悲傷可想而知。

　　鄧姨在秘書、護士和西花廳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帶著老人家給總理的寫著“小超哀獻”的花圈前來告別。鄧姨忍住悲傷，對我們為總理整容的工作頻頻點頭表示滿意。這時，我不敢靠近她老人家，隻站在遠處觀望，因為我知道隻要和她一見麵就會引出一場悲傷，這裏麵凝結著兩代人的情感。老人家在遺體前站了許久，在身邊工作人員的勸說下才依依不舍地離去。

　　接著來告別的是總理生前經常接觸的工作人員，如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北京飯店和外交部的人員。總理幾乎叫得出他們每個人的姓名，對他們的家庭、年齡等總理也了如指掌。他們進到告別廳就放聲大哭，停留很久才含淚離去。

　　下午，是中央領導同誌前來告別。遺體的兩側各有四位部長守靈。中央電視台播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儀式的情景。

　　江青是中央領導人中第一個走進告別廳的，正唏噓著的人們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隻見她走到離周總理遺體大約1米遠處，就站住了。這時江青仍是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她沒有看一眼周總理的遺容，更沒有向周總理遺體鞠躬與致哀，自然，在她臉上沒有淚痕，更見不到絲毫悲傷的神情，她連最起碼的禮節都沒有，大家對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悅。她隻是轉動著身子大聲喊著：“小超，小超……”有人攙扶著鄧穎超走來，江青擁抱了她，對她說了幾句話便離開了。

　　那時，電視機尚沒有今天這樣普及，多半是機關及單位裏集體收看電視新聞聯播節目。人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臉上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哀，更沒有淚痕，她竟然連帽子都沒有脫!她有意當眾怠慢周總理的無禮行為暴露在全國百姓麵前。坐在電視機前看到這一幕的群眾禁不住憤怒地大聲吼叫起來：“把帽子脫下來!脫帽!脫帽……”大家將見到的情景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傳遍了首都和全國。

　　朱德委員長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好，仍冒著刺骨的寒風趕來。他走到周總理的遺體前，脫帽，舉起右手，向總理鄭重地行軍禮致哀致敬，這個軍禮表達了他們之間近50年的戰鬥友誼和深厚感情。朱老總緊緊握住鄧穎超的手，用無聲的語言道出了心裏的話。當他走出去的時候，還不時地回頭，依依不舍。

　　郭沫若當時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當他得知周總理逝世的噩耗時，難過得昏了過去，經搶救才蘇醒過來。告別那天，他不顧醫護人員的勸阻，堅持要到告別廳去告別，回到病房用顫抖的手寫下《悼念周總理》詩一首：

　　革命前驅輔弼才，
　　巨星隱翳五洲哀。
　　軍民熱淚紛紛落，
　　吊唁洪潮滾滾來。
　　盛德在人長不朽，
　　豐功垂世久彌恢。
　　忠誠與日月輝耀，
　　天不能死地難埋。

　　第二天，郭老讓夫人於立群將詩抄了一份給我。這首詩的謄寫件我一直珍藏著，直到天津建成了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才把這首珍貴的詩連同總理兩老送我的所有文物一並送交紀念館珍藏。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當時也在北京醫院住院手術。告別那天，他坐著輪椅前來告別。當他見到周總理遺體時，眼含熱淚，從輪椅上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向總理三鞠躬，深情地注視著總理的儀容，然後坐輪椅繞總理遺體一圈後還要再繞一圈，工作人員怎樣勸解都不行。當再次繞到總理身旁，他吃力地又從輪椅上站起來，再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還想多停留一會兒。經勸解後才噙著眼淚不斷地凝視，依依不舍地離去。

　　第一天的告別活動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多，由於考慮到遺體保存不得不中止告別活動。外麵還有許多群眾不肯離去。有很多人是從清晨就趕來的，他們冒著嚴寒，已站立了多個小時，就是想再看總理一眼。但當他們得知保護遺體的道理後，還是默默地離去了。看到這些群眾，真讓我深受感動。

　　治喪委員會規定1月10日和11日兩天，在北京醫院太平間進行總理遺體告別儀式，上麵不斷發出限製遺體告別儀式的時間、壓縮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數等通知，這導致群眾極大的不滿與憤恨情緒。

　　有的單位領導對上頭這種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讚成，卻也無可奈何，因為無法向群眾作出合理的解釋。於是，他們便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應付上頭的態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裏有數。許多中央國家機關與北京市的許多單位便自發組織群眾前來北京醫院參加遺體告別儀式。

　　東單大華路、台基廠頭條、東交民巷及北京醫院西門外等處，前來悼念的群眾將北京醫院裏三層外三層地圍得水泄不通。那時，“四人幫”仍在台上張狂，限製群眾參加悼念周總理活動的人數。他們低估了老百姓的覺悟和對周總理的感情，隻想到了限製白天的人數，以為晚上不會有人來參加悼念活動了。他們更不會想到許多機關幹部帶頭在夜間進行有組織的悼念活動。他們自己做了蠢事，讓平民百姓鑽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白天黑夜連續進行悼念活動，群眾的這種逆反心理，導致出現了同他們願望相反的情況，使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好幾倍！此乃“四人幫”始料未及的。

　　兩天的告別活動很快結束了。1月11日下午5時左右，載著周總理遺體的靈車緩緩地向八寶山駛去。百萬群眾手拿條幅，胸戴白花，肅立在長安街兩側，頂著寒風，哭送人民的好總理，這就是“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感人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