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飆回憶：華國鋒改毛澤東囑咐的來龍去脈(圖)

    華國鋒突然打電話來，說是主席遺囑有三個字錯誤。

    1976年國慶節過後，十月二日晚上，華國鋒同誌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麽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麵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麽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麽‘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麽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匯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幹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誌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

    回家後，我特別注意閱讀這幾天的報紙，看看形勢和動向。四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誌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十月二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十月八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九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製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麽說，一方麵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麵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六日晚上八點來鍾，我家中的紅機子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那天崗哨比平時多了，我被派遣控製廣播電台 。

    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的後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誌正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誌同意後，已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誌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製住電台和電視台，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同誌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

    “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鄧崗同誌：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飆、邱巍高同誌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十月六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廣播事業局的警備一師的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前，華國鋒同誌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采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麵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們到達的時候時間已經入夜 我帶著十名戰士直奔“主題” 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鍾了。

    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我帶著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

    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著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的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接著，我給華國鋒同誌打電話報告：“已經控製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裏，你放心。”

    據邱巍高同誌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布置：

    第一是控製電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製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

    第二是保持電台秩序的穩定，內緊外鬆，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

    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

    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麵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後來有的文章說：耿飆帶了多少軍隊去占領電台，其實這是誤傳。

    十四日，黨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隨後撤離了中央廣播大樓。

    耿飆將軍資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黨，參加過長征。主要任曆：戰爭時期：紅1軍團第2師參謀長、第四方麵軍第4軍參謀長、八路軍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兼參謀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調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81年3月兼任國防部部長。

摘自《耿飆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