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我和費孝通先生沒有關係。我們是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現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費先生於2005年以95歲高齡辭世。）
如果我有興趣寫一寫費先生，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學科興趣—社會學。
說起來，我第一次接觸「費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雜誌裏。該雜誌叫「人物」，是份自由知識分子的刊物。當時「人物」曾連續許多期每期都選載費孝通一篇舊文，是關於美國人的性格和社會的。我讀了十分佩服。當時，（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所以這一係列的文章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同時，雜誌編者對費孝通先生的介紹，譽為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師，又敘述他在大瑤山作調查研究時不慎掉進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時跌下溪澗喪生，讀後不勝唏噓。更由此覺得費先生對學術的追求真是全個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費先生的背景如何，當時身在何處，我卻一無所知，亦無暇尋求，隻是覺得費先生十分遙遠，高不可攀。（其實，當時費先生在大陸，作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幹校接受農民再教育。）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中文大學和美國匹斯堡大學的兩個社會學係有合作計劃，由後者派來教授主持我們的社會學課程。他們的教授真是不同凡響，使我們眼界大開。我記得有一位教授，上課時就是滔滔不絕的講。假如你能夠做速記，把他的說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
這些教授中最獨特的一個，是楊慶堃教授。
楊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華人，而且他是廣東人。他說有意嚐試用中文教社會學，而且是用廣東話教社會學。當時我們用的教科書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國教書當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稱是大膽的嚐試。但無論如何，他在整個學期裏堅持下來，雖然講的時候不免吞吞吐吐，時有困難。
楊教授讓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告訴我們他是費孝通先生的大學同學，而且還是宿舍裏的同室好友，一個睡上格床，一個睡下格床，而且有數年之久。這把我在迷蒙中的費孝通一下拉到現實來。起碼，我麵前對著的楊教授，是費孝通的同學，那麽年紀應該不相上下了。可惜，那時中國仍是消息封閉的竹幕國家，楊教授和費孝通先生也已斷絕消息多年了。（他們直至中國開放，費先生訪問美國時才再度見麵。）
他不知道費先生正在「拋妻棄子」，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幹校「不務正業」。
自此之後，費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腦海中，雖然大學畢業後，我已經和社會學絕了緣，也沒有靠它生活。中國開放改革後，費先生又在社會界和學術界活動，我有時看到關於他的報導。再之後，在書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寫的文章的結集，例如《行行重行行》、《從實求知錄》等，知道他又恢複了他的老本行的社會研究，我有說不出的高興。對他努力不懈的從事學術的追尋，也十分敬重和佩服。從報章上看到他的相片，總是掛著開朗的笑容，我直覺這是一個「老好人」。
事實上，費孝通先生給我的印象是這麽的好，我曾經嚐試把一本書送給他。事緣我移民美國後，有機會結識了一位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高教授，傾談之下我表示現在已退休，希望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而以我的條件來說，做學術研究是太遲了，但翻譯也還可以。他說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著叢書，他回北京後會與有關方麵商討，看是否需要我的幫忙。
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後，果然不久聯絡我，說他們決定讓我翻譯馬林諾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樂意地接受了，特別是因為馬林諾斯基是費孝通先生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老師。同時，我也萌生了譯好這書送給費先生的意念。這書篇幅龐大，我日以繼夜的工作，並把全文打進電腦裏，窮九個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許久都沒有收到回音。我本來打算收到他們的消息後，寫一篇序，（這是我每譯完一本書後的習慣）再寫幾個字把本書呈獻給費先生。
我把馬書譯竣後，隨即開始翻譯另一本書。我並不擔心馬書的編輯和出版，因為這是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出版計劃，應該不會出亂子。我一心等候他們的回複，然後把序文和獻辭送上。誰想不然，出了大亂子。書是出版了，但書的封麵竟然多了一個叫梁永佳的翻譯，而且他的排名還在我的前麵，變成他是主譯，我是副譯。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問，問他翻譯了哪些篇章。他沒有正麵回答，隻說他花了很多時間修訂文字。這人當時是博士生。他還說，加進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裏一個叫王華華的教授的決定。我依稀記得該研究所一個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襲他人著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則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弄虛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後梁說他同意出第二版時，把譯者的次序調換一下，我第一，他第二。這真是不知什麽話!
還不止此，梁還分了我四成的稿費。
這本書搞得這樣不愉快，是一個遺憾。而我送不成這本書給費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一個遺憾，因為再沒有機會了。
我寫本文的一個導因，是因為我剛讀完了費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筆》。這書是由他的兒子（和媳婦?） 輯成的，內裏包括費先生各個人生階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類文章（論文、散文、雜文和書信）。從這本文集看出，費先生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文人。他一生筆耕不絕，可稱著作等身。費先生文筆細膩典雅，敘事清晰，推理如抽絲剝繭，舉重若輕，講人生遭遇不溫不火，怨而不怒，有極高的涵養。
我由費先生的文字聯想到一個較為廣泛的問題，一個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眾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別是頭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識分子吃盡苦頭，愈高級的則苦頭愈多。假設是學術權威，則能夠苟全性命已屬不錯。那些沒有吃苦頭的，則噤若寒蟬，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線作文、說話，又或充當中共的探子，舉報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與外國斷絕來往，幾無交流。這對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最大的懲罰。他們在這個政權底下浪費了三十年的青春，這是他們最精壯的時期，也是學術生命最豐盛的時期，這不啻是奪去了他們的生命。照理，他們應該對這個政權並無好感。他們應該批判、詛咒、鄙棄這個政權。
然而，當一切平複後，這些知識分子又被「解放」後，他們許多隻是額手稱慶，高興風潮已過，自己又渡過一個險灘。複出後他們許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對政權歌功頌德，好像全無反省的樣子。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獨立思考的。我對這個現象大惑不解。
費孝通先生屬於這類知識分子。論知識、論學養、論人品，費先生無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獨立思想、科學態度、客觀精神，這是不容懷疑的，你讀他的學術文章便可知道。但是，為什麽他複出後對這個政權又再親和接受，好像完全沒有事情發生過呢？不要說自己，就看中共建國後前三十年中國人受的苦難，中國文化的受到摧殘，中國文物的受到破壞，都是他們眼見的，為什麽視而不見呢?
費先生的言論，凡談到中共的劣政，都輕輕帶過，不敢說一辭。為什麽這樣呢？我想找出一個解釋。
像費先生這樣表現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實在不少。事實上，費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碼在我讀到的資料中，他沒有怎樣歌功頌德。前不久「國寶」季羨林過世，我便覺得在修為上他不及費先生，因為他講自己的學術成就時十分「謙虛」，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權極度肉麻的話。
但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怎麽可以看到中共這麽長時間的胡作非為，而視若無睹呢？我們在海外，隻是間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惡，便已「怒發衝冠」了，他們在國內深受其害，為什麽沒有自省呢？是不能嗎？不見得，因為他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當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運動過後，都有人覺醒、反省，認為共產製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問題的。我的問題是，像費孝通先生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竟然不能覺悟，複出後還為這個政權賣力。為什麽他不把精力用在向當權者進諫方麵，甚而向他們力爭呢？（他們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能夠接觸當權者。）
前些年當錢鍾書先生逝世的時候，有些人便在「蓋棺論定」時批評他，說他過於「明哲保身」，對中共惡行視而不見，完全沒有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可見你是一個出名的知識分子，人們是對你有要求的。
當時我覺得這未免對錢先生求全責備。學問出名不是錢先生的責任，是人們加給他的名譽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寧願寂寂無名的。錢先生是聰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當「出頭鳥」的道理，所以他埋首於故紙堆中，光做學問，對現實生活種種不置一辭，做「避世者」。我們不應該對他深責，他沒有害人，也沒有出賣朋友，這在當時的社會，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譯過一本張申府的傳記。張也是高級知識分子，他是最早和陳獨秀、李大釗討論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並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後來退黨，49年之後在北京圖書館當研究員，隱姓埋名，不問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時候還是被迫出來揭發朋友。他感覺無奈，但是當時不表態不行。所以對於錢鍾書先生，我們毋寧應該同情他，詛咒他生活的那個社會，沒有給他機會發出更多的亮光。
費孝通先生則不然，複出後他非常活躍，在做著中共允許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錢鍾書的「不求聞達」不同。費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說要追回失去的時間，但卻沒有深究，是什麽讓他失去那些寶貴的時間?
他有沒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麽，以使他自己，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們，的寶貴時間再不會失去呢？看來是沒有了。
他是貪生怕死嗎?
他是害怕那些當權者嗎？他是要追求名利嗎？都有一些吧，但這是不足為奇，也不應責難的。誰能免俗呢？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們不能要求人們不怕死，不怕有權勢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彌天大錯，幹了滔天惡行，而你仍能和共幹們把酒言歡，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蟻赴膻地撲身而上，忘記過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議。（我在香港的時候，在公務和活動上，有許多機會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覺得不是握著一隻人手，而是一條毒蛇，渾身疙瘩，感覺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許久，以求對這個現象找出一個解釋。有人說是人性，我不以為然，因為不是人人都這樣。和費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覺醒了，懺悔了，甚而走到反麵，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口誅筆伐。那又怎樣解釋呢？這不是人性嗎？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麵的人性嗎？如果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這樣空泛，實在不能以之解釋社會現象。
我最後想到，是了，這些知識分子雖有獨立思想，卻沒有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因而不能頂天立地，而要時常依附一個主子，即握有權勢的人或組織。缺乏獨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現出來是不甘寂寞）
因為讓他一個人的話，他會感到空虛，沒有安全感。換句話說，這些人任何時間都要有一個「碼頭」停泊。因此有些人雖然給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過去後，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給他一個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懷送抱」了。
費先生正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學生靜坐高潮的時候，費先生曾聯同一些社會名人上書當局，希望當局接納學生的意見。但槍聲一響，費先生便不敢再作聲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徑說話了。費先生沒有想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手無寸鐵的純真的學生開槍屠殺。
我說費先生「沒有獨立人格」，絲毫沒有貶意，（我仍然是尊敬費先生的）也沒有責難之心。我這的語不屬價值判斷。有些人就是這樣，就是要找一個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沒有害人，在中共的社會裏，我們還祈求什麽呢？
http:////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1/wangmingming.txt
同感！
作者6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
知道您很失望，我也很驚愕。我並不讚同冀朝鑄，甚至也懷疑文章的真偽，但是，就是他寫的，他就是這樣的人。
當時，（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中文大學和美國匹斯堡大學的兩個社會學係有合作計劃，由後者派來教授主持我們的社會學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