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幹女兒孫維世的死亡真相（組圖）

1950年孫維世姐妹為周恩來鄧穎超過25周年銀婚紀念日

　　記得在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周恩來》中有這樣一組鏡頭：1968年10月，周總理在辦公室裏看閱公安部送來的有關孫維世的死亡報告書，“在押犯孫維世於10月12日晚11時送公安部醫院，診斷係蜘蛛膜下腔出血，經治療無效，於14日下午3時30分死亡。

　　特此報告，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周總理心情特別沉重地在孫維世死亡報告上批示並告訴秘書“馬上送公安部，叮囑他們要保護好孫維世的遺體，準備檢驗。”秘書奉命走後，周總理陷入回憶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來傷臂纏著繃帶，正在辦公桌前與鄧穎超、孫維世談論去蘇聯莫斯科的事。孫維世說：“爸爸、媽媽，毛主席批準我跟你們一起去蘇聯了，可以見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墓，還要去莫斯科小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學校，可看好多好多戲……”

　　周總理拿著孫維世的遺照在沉思著……秘書進來說：“總理，孫維世同誌的屍體已經火化了，他們說按反革命處理的，連骨灰也沒留下。”

　　周總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話了，怎麽能這樣對待一個烈士子女呢！”

　　以上這幾組鏡頭雖然是電影中的幾個畫麵，但卻是曆史事實。早在1937年延安時期，孫維世是江青的戰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 1日，孫維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敵”，不僅被戴上手銬投入監獄，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慘死獄中，這完全是江青為了掩蓋她自己醜惡曆史而一手製造的大冤案。

　　曆史倒退到二十年代，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革命先輩，四川南溪縣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師大學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會，為京津同盟會文牘部長。辛亥革命後，任北京《民國日報》總編輯。由於揭露袁世凱竊國陰謀而被通緝。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諮謀（即參謀）。1922 年赴德國留學，11月於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後曾兩次到蘇聯考察學習。1925年冬回國，任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校秘書，1926年6月，孫炳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同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他任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1927 年春，蔣介石加緊反共步伐，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孫炳文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予以堅決揭露。4月16日，孫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漢時，由於叛徒的告密，被敵人逮捕。敵人對孫炳文誘以高官厚祿，遭他嚴正拒絕。4月20日，孫炳文在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42歲。

　　當時孫維世（原名孫光英）隻有6歲，母親任銳帶著她逃亡到武漢，不久又回上海，繼續堅持地下工作。

　　孫維世從小就受到黨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紀就能幫助媽媽燒毀秘密文件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基本上過的是顛沛流離的生活，除了母親的教育，隻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中學上過一段時間學。14歲隨母親到上海參加由黨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社的進步演出活動（當時江青也在那裏），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裏演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她隨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到武漢，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劇目《放下你的鞭子》。作為一名在敵占區殘酷的鬥爭中成長的革命烈士遺孤，雖然當時隻有16歲，但孫維世的思想卻成熟得多。她找到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請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陣親切問候，不久，周恩來便派專人將孫維世護送到延安，先後到抗大、黨校、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和鄧穎超寫信給任銳同誌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常寫信鼓勵教育孫維世： “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而孫維世也非常尊敬周恩來和鄧穎超，把他們看做是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他們身邊，每逢見麵團聚，都充滿革命家庭天倫樂趣。第二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顯露出她的藝術才華，獲得熱烈反映。1939年，毛澤東親批同意孫維世到蘇聯學習，並由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帶她飛往莫斯科。當時，蘇聯正處於衛國戰爭時期，一切都比較戰鬥化，也很艱苦，有關負責同誌出於對中共烈士後代關心，將孫維世安置在外國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中，但孫維世從不搞特殊，她說：“毛主席派我來學習，不單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也要學習好蘇聯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鬥爭精神。”這樣，她便和蘇聯普通公民一樣去排隊領取每日配發的口糧，到工廠進行義務勞動，參加醫院救護工作，為傷員輸血……盡管戰爭年代條件艱苦，她卻安心堅持學習，以優異成績先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劇學院。

　　1946年秋，孫維世在莫斯科學成歸國回到延安，當時正處於解放戰爭初期，她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了她在蘇聯學習情況和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幾位領導人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與嘉勉。為了了解情況接近群眾鬥爭生活，很快孫維世又投入到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到了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當時駐在石家莊正定的華北大學三部（即文藝學院）教學，任編譯組研究員，組長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記得在歡迎她的晚會上，氣氛異常熱烈，特別是聽到領導介紹她是在蘇聯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表導演，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回來的專家，大家非常欽羨和敬佩。孫維世在會上朗誦肖三寫的一首《禮物》，大家聽後一片熱烈掌聲，給人留下難忘的烙印。

　　不久，孫維世調華大文工一團工作，真是給全團增添了力量，無論從生活、學習、工作，還是個人作風上，她事事走在前，處處作榜樣，她為人熱情、坦率、真誠。

　　每逢行軍休息或節假日閑下來的時候，大家總愛圍上一圈聽她講蘇聯的戰爭和社會見聞。最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有關藝術上的蘇聯名劇。通過她有聲有色的講述，我們更加著迷，有時一次講不完，就講好幾次，使大家對蘇聯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特別向往。

　　1948年，解放戰爭已到了大反攻階段，在山西，我解放軍正圍攻太原，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大文工一團奉命來到太原前線榆次縣南河流村，一麵開展群眾創作，一麵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城。恰好李鍵慶、李翎作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被孫維世看中，並親自導演，其中隻有兩個人物，突擊排練並未引起大家重視，連演員自己都覺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進入排演場情況則不同了。首先孫維世的導演構思就十分精辟、新穎。她還給這出小戲增加了序幕與尾聲，使整個故事豐富飽滿。到了11月中旬《一場虛驚》彩排了，出人意外的是這出反映解放軍遵守黨的政策法令，保護關愛人民群眾利益，為配合任務寫的小秧歌劇，經過孫維世的手這麽一導，整個戲完全活起來了，在一片掌聲與笑聲中大獲成功，不僅同誌們滿意，更得到了榆次老鄉們的讚同與誇獎！有的老鄉更是劇演到哪，他們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勢發展的很快，平津戰役開始了，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北平解放進行宣傳。行軍從涿縣坐火車到良鄉，這裏解放才10多天，群眾對黨的政策不太了解，說話中都帶著恐懼，恰好我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駐軍部隊和當地老鄉，同樣效果火爆，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同誌的表揚。到了長辛店演出更受到鐵路工人們的歡迎，甚至多年後，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還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

　　1949年2月2日，進入北平後，更得到市民與文藝界同行們的歡迎。最使人激動的是在西單長安大戲院那場匯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我們到休息室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時的情景，實在令人終生難忘。到1956年，執教於中央戲劇學院的蘇聯專家庫裏涅夫看了這個戲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出戲。”可見這出戲的魅力與影響之大。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會見斯大林，孫維世擔任代表團的翻譯組長，一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做機要工作，她勤勤肯肯，嚴守紀律，受到了領導人的表揚。

　　但是，孫維世不會想到，正是這次工作經曆，多年以後竟成了一場軒然大波的禍根。

　　新中國成立後，孫維世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三界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但她的專業還是戲劇，翻譯並導演了一大批歐洲古典名著。從1950年，孫維世協助廖成誌籌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曆任總導演、藝委會主任、副院長。同年9月，她導演的蘇聯戲劇《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1952年，執導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顯示了孫維世導演藝術的卓越才幹。

金山與孫維世

　　與此同時，她參與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建院工作，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她是新中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為蘇聯專家開辦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擔任班主任，給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導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實驗話劇院總導演、副院長。她非常熱心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為話劇藝術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新中國話劇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那個時代，孫維世的確與眾不同，她在紅牆內的子女們中間最有才華，是唯一配得上“才華橫溢”四個字的一代才女。加之無出其右的容貌，在紅牆子弟們中人稱“紅色公主”。羅瑞卿大將曾說：“這是黨培養的第一位戲劇專家，紅色專家。”

　　然而讓人異常悲痛的是，像孫維世同誌這樣一位為黨、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天才導演專家，在“文革”中由於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於1968年被迫害冤死獄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經和葉群說過：“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江青在這裏提到的她的那個仇人就是孫維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孫維世擔任過翻譯組組長，陪同在毛澤東身邊。作為翻譯在主人公的身邊本屬無可非議，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件事大起疑問。不論是後來金山的回憶孫維世的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還是《話劇皇帝金山傳》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確無誤的記載了江青不斷追問孫維世，要孫維世說一說她和主席出國的事情。而且，這個要求的未獲滿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孫維世的一個主因。

　　金山的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在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孫維世，故意拉近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麽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麽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在這裏解釋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

　　但是，江青是什麽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經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她是毛澤東的五個秘書之一，按照曾誌的回憶，江青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規格的文件，所謂國家機密在江青眼裏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況就在當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經通過評論《清宮秘史》開始直接代表毛澤東幹預文藝界的大事小情，其後直接向胡喬木、周揚等人發難，力度著實不小。何來需要向孫維世了解什麽國家機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信給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

　　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及給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周恩來隻能麵對現實：這是江青和葉群聯手做的，又是和軍隊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會有更多的麻煩。他非常清楚，她們抓孫維世目的還是“意在沛公”，準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名字。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已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在五角樓，死後一付冰冷的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在江青授意下，孫維世的屍體被迅速火化。當孫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時，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獄後知道了孫維世死汛，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們結婚的十八周年紀念日。孫維世死時年僅47歲，一代才女、紅色專家如流星般隕落曆史的塵埃。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