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鑄回憶錄04】無知、愚蠢、荒唐、殘酷的文化大革命

關於文革的個人回憶和官方記錄，在圖書館中隨處可見。文革發生於1966年8月至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9月其間的十年。在這期間，千百萬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這麽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覺得奇怪，怎麽可以發生這些事。當然，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

讓事實來說清楚吧。毛澤東從他的半隱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礙他重新掌權的人，代之以怕馬屁者、激烈分子和對他從不說「不」的人。這些人都指望當毛澤東歸天時能夠霸占權力地位。這次毛澤東又再鼓動群眾以助他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唯一不同的是，這次他的群眾不是被饑餓逼迫的農民，而是充滿激情的學生。這些學生被縱容可以任意胡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幹涉，而且協助學生搞破壞。公安部長謝富治給高級幹部發出指令，其中有這樣的話：殺了人的紅衛兵應該不應該受責？我的意見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這不關我們的事。.......人民警察應該站在紅衛兵的一方。我們要向紅衛兵提供地富反右壞的資料。

年青人的狂熱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約束的環境，造成極大的帶荒謬性的悲劇。據估計，在北京每條裏弄上，紅衛兵（有些隻有十三歲）最低限度打死一個人；而殺人事件發生在全國範圍裏。有學者說：「這是在地球上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度裏、受到國家政權允許的、在整個社會出現的『發狂症』。」在街上走著的人，隨時可以被截停，盤問他們的背景，並被拷打，即使他們的背景毫無需要隱瞞之處。孩子們出賣父母，工作同僚互相舉報，夫妻彼此批評謾罵。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歲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識分子一道，被扣上紅衛兵臂帶的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從家中拉出來，集中在一座舊的孔廟裏，剃上陰陽頭--即一邊頭發被剃光，另邊則保存。在整個屈辱過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斷被高聲喝罵和拳打腳踢。他們麵上被塗黑（黑資產階級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標誌，被打倒在地上。當老舍回到家後，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開才能除下，因為衣服都給凝結的血跡醬死了。醫療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沒有醫院敢接收他，也沒有醫生敢醫治他。第二天，他掙紮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個湖邊，投水自殺。

紅衛兵是革命的孩子，他們大部分是解放後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勵下，他們開展了自己的革命—為毛澤東奮鬥的革命。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大肆破壞和殺人。教師們被槍斃、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藥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毆打，有時甚至打死。紅衛兵虐待人和殺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經意的說話，便足可讓紅衛兵對被懷疑是資產階級的人上門抄家，砸爛他們所有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財物，並拷打屋內的人，不論這人是年邁的長者或幼稚的小兒。就這方麵來說，可稱「一視同仁」，而且被傷害者是「投訴無門」。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發生的事情嚇壞了。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紅衛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內有人已經或可能成為紅衛兵攻擊的目標。

我對自己擔心不大。我倒擔心我的父母，他們可能成為鬥爭的重要目標。我想出一個方法保護他們。此法雖然有風險，但我有信心它能夠收效。無論如何，坐著不動風險更大。

這個時候，很多報章刊有毛澤東和賓客交談的場麵，而在兩人之間充當翻譯的，便是戴著黑邊眼鏡的我。我站在毛澤東的右邊，一個沒有名字的翻譯員。我把這些圖片中的一幀加以放大，掛在我的辦公室裏。當文革正在鬧得亂哄哄的時候，我把這張照片拿下來，掛在我父親經常坐著的沙發上麵一個顯著的位置上。

我大聲給戴著助聽器的父親說：「你坐在這裏，不要動，也不要說什麽話。我很快便回來。」說完，我找著街道上的紅衛兵代表，「舉報」我的父親。「他是地主階級，是資本主義分子，」我告訴他，並裝得高度擁護文革剿除社會「黑五類」的樣子。「他就住在附近，請跟我來，幫我鬧革命。」這年輕人中了我的餌。於是，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領著一群個個如狼似虎、準備粉碎一切的學生操向街道盡頭我的家。到了家門前，我推開故意不關好的門。（避免要我父親或母親來開門。）

當我領著這些紅衛兵經過回廊時，一個說：「看這資本主義家俱。」說時，他指著一張我父親讀書的已陳舊非常的座椅。我繼續帶著他們走過大堂，進入起居間，那裏我父親端端正正地坐著，以困惑的神情透過厚厚的眼鏡觀望這些陌生人。

一個紅衛兵留意到他的藏書。「我們要燒掉這些書，」他說。正當他們要采取行動時，他們一個一個看到我父親頭上掛著的那幅圖片，不禁大吃一驚。他們望著那幅相，又望望戴著黑邊眼鏡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我。他們的情緒好像左右晃動的懸垂。

「同誌，很抱歉，騷擾了你，」紅衛兵的頭目跟我說，並向我躬身為禮。「我不知道你有這麽革命的家庭，請原諒我們。」於是他率隊離開，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氣。在返回辦公室前，我告訴父親務必把相片掛在牆上，不要除下。而事實上，文革噩夢還剛開始，無人知道會持續多久。

（紀念六四二十周年。題目借用巴金先生語，因手邊缺乏參考書，引詞容或有誤，敬請讀者指正。）

幾個星期過去了，又是幾個月，瘋狂的日子沒有結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隨處可以見到瘋狂的痕跡。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頭，人們麵部被塗黑。每人手拿著毛語錄，而且要被人看到拿著毛語錄，否則後果自負，甚或連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時要向「毛主席請示」，晚間則向「毛主席匯報」。接電話的時候，開口要說：「為人民服務」，而對方則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這樣說，紅衛兵就可能找上門。

中國成語說：「騎虎難下」。紅衛兵是「虎」，毛澤東和他的一幫騎上了「虎」背。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層的波動和紊亂。曾經有一次，近千個唱著革命歌曲的紅衛兵包圍國務院的大門，要求周總理交出劉少奇，以處罰他對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駕馭的地步。國務院要求紅衛兵離開北京，同時讓軍隊介入。然而，混亂依然繼續。

這時，所有小、中、大學都被搗亂了，而且像這個樣子持續了許多年。大學教授和學生都送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學校隻能教授毛澤東著作。在外交部，我們盡己所能和極左派糾纏。我也被命出席一些鬥爭大會，並逐步被褫奪去一些職務，例如我再不能給毛澤東翻譯，雖則仍然可以給周總理服務。外交部的正常活動停頓了，而雖然周總理竭盡所能把我們和政治隔離，我們的外交機器仍是處於半癱瘓狀態。一天我回到家裏，躺在我小房間的地板上，望著牆上的毛主席掛像，我對他說：「毛主席，你是否瘋了？」

在這個亂瘋瘋的時代，出現的一個諷刺的事件是涉及唐聞生的，我父親辦報時的夥伴唐明照的女兒。唐聞生，這個當我們住在陋室時給我們送來熱水的女孩，現在已完成學業並在外交部工作。由於幾年之後我便滿四十歲了，這個年齡對於一個翻譯員來說，是繼續在外交團隊裏向另一個部門發展或向上升級的年齡，鑒於唐聞生的英語很好，我建議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於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許多機會跟她談國家的形勢。讓我大為懊惱的是，她也變成極左派。我們比較彼此的筆記，然後開始辯論，互揭短長，最後成為爭拗。唐聞生不認為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會傷害許多無辜民眾和危害中國的前途。最後，有一天，她控製不了大哭起來。這是我們就這個問題最後一次的談論。我們的友誼結束了。後來，她進入了毛澤東的內層。當我想到我和她曾有爭論，我感覺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約一年後，我收到來自父親的消息，說他要見我。我到達他家的時候，見他發燒得很厲害，亟須即時醫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麵前，意圖說些什麽，可是我無法聽清楚。我隻能不斷地點頭，並好言安慰他。送他到醫院去是不可能的，因為醫院都被紅衛兵控製了，他們熱衷於在病人中找出「隱藏的反動分子」。我聽到有些老年病人在醫院中，不止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還被強迫參加鬥爭大會，完後任其自生自滅。

紅衛兵從毛澤東處學到的，是誰的學問愈大，誰便愈反動。在醫院裏，醫生經常被命令洗廁所和擦地板，而護士和雜工則有時做醫治病人的工作。翻譯部俄羅斯組有一個年輕的革命派，他從沒有受過醫學訓練，有一次在我麵前自誇說，他剛給一個病人開了刀：「很容易，很簡單!」

如果父親要死的話，那就死在家裏，這比在醫院任人宰割或在鬥爭大會中讓人魚肉為佳。

我盡量在父親麵前顯得溫柔，掩飾我的不滿和憤怒，直至他逝世為止。我父親為這個國家付出這麽多，到後來國家竟然對他棄而不顧。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為「保皇黨」了，因此我不敢申請放假以照料我父親的喪事，也不敢戴上黑紗，以免給予造反派口實乘機鬥爭我這個「腐朽的剝削階級的」兒子。到最後，由於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請死亡證以殮葬父親也出了問題。父親死時官職是中國紅十字會山西省分會主席。最後，多得內子向同的奔走，由紅十字會發出了死亡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