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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出版社出版了蔣經國與章亞若之子、原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蔣孝嚴的回憶錄《蔣家門外的孩子》。因身世特殊，蔣孝嚴的成長過程向來受到社會的關注，傳言紛紛。此書是蔣孝嚴親自撰寫，披露了他作為蔣家後人的不尋常的成長之路，以及認祖歸宗的種種波折。記述詳實，文字真切。這本回憶錄是蔣孝嚴“為父親而寫”，但他第一次當麵叫“爸爸”時，蔣經國已進入停屍間。
蔣孝嚴延續蔣家血脈。蔣孝嚴、黃美倫及兒女後代全家福。
是誰殺了章亞若
母親從病發到命絕氣斷，前後隻有五個小時。外婆驚悉女兒死訊，明知事出有因，但以章家絕對薄弱的家境以及社會現實來說，若要追究，全然無力。內心的冤屈，隻有往肚裏吞。
但是，眼淚還來不及擦幹，父親就指派王升由行政專員公署專程登府勸說，要她盡快舉家搬離贛州前往四五百裏之遙的窮鄉僻壤——江西萬安縣，去和分頭把我與孝慈連夜從桂林送到萬安的亞梅阿姨等人會合。
外婆事後聽到女兒慘死經過的敘述，內心的悲慟、矛盾、掙紮與打擊，何其之重，但她選擇堅強默然地承受一切。她有無比的痛楚與不甘，但為了女兒，無論如何要把這一對原本就不足月的早產兒帶大。況且，這兩個孩子的生父又是蔣經國，壓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她從不想要高攀什麽名門世家，隻祈求菩薩保佑，等這一對外孫稍微長大後，能夠回到生父家，對死因離奇的女兒來說，才有交代，女兒也才死而瞑目。
外界對母親的死亡，有不少穿鑿附會的推測，近二十年來坊間有不少專著和文章作不同角度分析，歸納起來，不外將元凶的關連指向四個方麵:一、祖父；二、父親經國先生；三、軍統特務；四、父親死忠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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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孝嚴和章孝慈 |
蔣中正:親自取名孝嚴、孝慈
父親在贛州與母親相知相愛之初，暫時瞞住了祖父，但祖父對一九四二年母親遠赴桂林產下一對雙胞胎的事，則知之甚詳。父親身旁有祖父的眼線是極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親曾要父親盡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一九四一年十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祖父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並立即按照家譜排輩親自取名，一個叫“孝嚴”，一個叫“孝慈”，涵義是一個“孝順父親”，一個“孝順母親”。母親聞此，至為快慰，毫不猶豫地照著祖父的意思，為我們取學名為“蔣孝嚴”和“蔣孝慈”。母親也很興奮地把這個過程與喜悅，和在桂林幫忙的大姨媽懋蘭和四姨媽亞梅分享，並且告訴了遠在贛州的外婆。
祖父不僅接納了母親，更欣喜獲得一對純中國人血統的孫兒，而親自取名。祖父與經國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納了這對孫兒，但外界不察，卻憑空臆測指稱因祖父顧慮到父親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親下毒手。另有不明就裏的人宣稱，祖父對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裏，若果真如此，則更沒有任何邏輯推論，他會以血腥手段殺害一個無辜弱女子了。
蔣經國:蔣章風雲不離、情深意濃
父親是個用情很深的人。
一九八八年元月父親辭世後，秦孝儀院長多次約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北故宮辦公室，除了安慰我們，還說了些封塵多年、鮮為外界所悉之事。他說，父親在過世前兩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適，有一次連發高燒數日，睡夢中居然斷斷續續喃喃地喊著:“亞若！亞若！”在身旁負責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誰，又不敢問父親，等過了一陣子，實在按捺不住，便麵詢秦孝儀，秦孝儀才就其所知的，把有關贛州與桂林的事告訴了孝勇。
父親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子盡管不長，但情感極深。外婆、舅舅、姨媽等親人，以及曾和母親在贛州與桂林交往密切的幾位同學，如王升、蕭昌樂、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談到父母親過往的片段，無不稱羨父親對母親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親懷有身孕後，戀情漸漸公開，動身到桂林待產之前，經國先生還約了一桌親信在飯館設宴，為母親餞行。母親曾告訴大姐懋蘭，一開始就理解到和父親的愛情是有風險的，或許會付出相當代價，萬一要有所犧牲，她也心甘情願。
父親過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到台北故宮去看秦孝儀院長，因為接近端午節，特別托他轉送父親一條我到法國訪問後帶回來的領帶賀節。那天他談性很濃，說到在不久前單獨到七海官邸去晉見父親，父親心情看來蠻好，忽然有點激動地跟他提到贛州的往事，並且說母親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傾慕外，母親更看到父親並無純中國血統孩子之後，而願以身相許等語。那天秦院長強調，他之所以說出這一段，是想讓我曉得，母親對先父有一種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親在贛州曾私下取了親昵的小名，父親自稱“慧風”，母親則自稱“慧雲”，取“風雲際會”、“風雲不離”之意涵，情深意濃。一九五八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經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筆很工整寫好、攤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內容大意是報告家裏的近況，並且希望早日撥下生活費用等語。這封信一開頭寫的是“慧師吾兄鈞鑒……”，信封上的收信人卻是“退輔會蔣主任委員經國先生鈞啟”。當時我納悶不解，數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師”指的就是經國先生，這也證實了父母親之間確曾以“慧風”、“慧雲”互稱。這是一段純淨而濃密的情感，母親一定是後來也將此一私密告訴了外婆、舅舅和姨媽，所以到台灣後，二舅舅寫信給經國先生時，才會用外界鮮為人知的別號“慧風”，並為示尊重，則以“師”稱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我和經國先生的父子關係，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後，有次遇到長期追隨經國先生並擔任機要秘書多年的王家驊，他告訴我，的確在辦公室收到過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給經國先生類似的信件，除少數幾封轉交王升外，其他都很難處理。
先父母相愛逾恒，但卻有人指稱經國先生為了保護自己，而遣人加害母親，這是一種想當然而毫無證據的推論，更昧於經國先生對母親用情之深的事實。若真要狠心下手，實在無需等到桂林產子之後了，何況人工流產當時已非難事。外婆、舅舅和姨媽等家人隻要提到贛州的事，無不表露對母親冤死的悲痛和氣憤，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和孝慈麵前表示過對父親的任何不滿或暗示性的懷疑。假設外婆認為母親被害與父親有涉，就絕不會要我們爭氣，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親身邊。
有若幹研究曆史的人推演，舉證父親在鏟除政治異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個弱女子，應是易如反掌雲雲。但是，母親除了是個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著純中國人血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軍統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全案是軍統局介入，是蔣介石下令主動策劃謀害。其中有位自稱是情報頭子戴笠手下的張建國老先生，長期住在加拿大，沒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軍階，但人們都以“將軍”稱之，是歌星張琍敏的父親，幾年前九十多歲才過世。
十四年前張老先生寫了封信給我，透露母親被害的“秘密”，說了一大串，直指“軍統局”是幕後殺手，且說自己就是電影中的“長江一號”，直接參與了軍統局的“刺章行動”，要約我見麵，以報告更多的“內情”。由於所述內容隻是一種拚湊的“諜報故事”，與我早已掌握的資訊偏差太大，我就設詞婉謝了。
我在“政府”裏擔任幾項較重要的職務期間，因公務上有機會和“情治首長”接觸，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聽數十年前“軍統”人員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長以負責任的口氣斷然回複說:“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寬恕，願母親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歲時就為母親命運的不幸而不平，甚至於怨忿，血氣方剛之年確曾興起過尋凶複仇之念。隨年事增長，閱曆漸廣，凡事均能從理性切入，報仇的衝動日淡，轉而設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幾年多次前去大陸，每一次隻要有機會，我都會不露痕跡地打探並搜尋有關母親死因的蛛絲馬跡和佐證，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間接與母親有過接觸的人士一一接觸，隻要有關連的敘述都不放過，更收集到談及父母的書籍達十七種之多。
有位好友聽說我探究母親死因心切，私下建議何不開棺驗屍，一定會找到具體結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親生前已經夠苦，無論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隻是出於純孝。事實上物換星移，事過境遷，就是查出元凶，也改變不了過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強調，母親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但我和孝慈從未采信。王升後來還找了一位自稱當年在桂林醫院任職的醫生，並要這位醫生寫了一份治療母親經過的報告給他，再轉交給我及孝慈。我們對這份報告的內容沒有興趣，因為這位醫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證明他確於一九四二年在省立桂林醫院服務過。我們心中的疑雲不僅未消，反而為之加深加重。
見到父親最後一麵
我始終很感謝孝勇很誠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麵。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點，孝勇來電說，當晚十一點他會到我在羅斯福路三段的“外交部次長”宿舍，來接我和孝慈前往設在懷恩堂的靈堂行禮。我隨即通知孝慈。晚上十點半孝慈先到，十點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點，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車，乘著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直驅榮總。
我和孝慈進到懷恩堂，先在靈前行三鞠躬禮，在場尚有幾位看似七海的侍衛在守靈。隨後，孝勇帶我們進到圍幕背後，即榮總的停屍冰庫間。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將其中一個靠中間的冰床緩緩抽出，父親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視之，見其容貌極為安詳，雙目緊閉，雙唇密合，應當已經做過初步化妝，唯頭發略見蓬鬆，臉色灰白，如熟睡狀。我隨即跪下叩頭，淚如雨下；孝慈隨後亦趨前見最後一麵，並下跪叩頭，飲泣幾不成聲。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這麽近距離地和自己父親見麵！
我邊流淚邊低聲地喊著“爸爸”，這竟是四十六年來，首次當著父親的麵聲聲喊“爸爸、爸爸”。有生以來麵對父親的第一聲呼喚，竟是在這樣的場景。我用隻有自己聽得到的聲音告訴父親:“請您安息，……我一定會好好努力，爸爸，請放心，請安息……”我看到淚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慘，莫此為甚了！孝勇亦流著淚再行跪拜。隨後，我們三人一起緩緩地將冰床推上，前後約六分鍾。
拭去淚水，孝勇陪我們退出靈堂，我向他稱謝後告辭。孝勇另派車分別將我和孝慈送回家，這一切都是在隱秘下進行。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麵，得以無憾矣。
父親曾交代歸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親過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時正，我與孝慈到秦孝儀院長辦公室。秦院長先安慰我們說，經國先生過世，發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們節哀。他說已經知道過去兩三天來，孝武、孝勇和我們接觸，並在深夜安排去榮總懷恩堂見父親最後一麵的情形。
另外，他很慎重地說，在經國先生過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親自駕車與他一同來到頭寮，勘察準備用來奉厝的那幢父親生前不時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車上隻有他們兩人，談了許多往日從未觸及的話題，在途中他曾親口告訴孝勇說:“早就有一個秘密要告訴你，現在經國先生已經不在，應當是時候了。經國先生生前曾麵告，要孝嚴、孝慈兩兄弟歸宗。經國先生說這話是在一年半以前，這件事我也告訴了俞國華‘院長’。俞‘院長’聽到此一囑咐，表示了解，而且說，孝嚴、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協助他們。”秦孝儀安慰我們說，父子關係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將來如何歸宗，就聽其自然，事實終究是事實。
當天秦孝儀這一席談話，讓我可以體會到父親晚年的心境，對我和孝慈的事始終放在心上，他這個心願一直到臨終都未能落實。如果父親能多活幾年，我在想，或許等他卸任後，會是比較好的時機，也比較容易辦理認養手續。那該是一個多麽溫馨的情景！但這，畢竟隻是自己的想像。
曉得父親生前有明確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當不畏任何險阻，要盡心去完成它。不為別的，隻因我愛父親，生前雖然無法承歡，死後不要讓他有任何牽掛。
不惜特權覓仕途
雖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得到蔣家特別照顧，但還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學術界的發展，從教授到東吳大學校長，以及我在“外交”領域裏能相對地“一帆風順”，完全說成是因為“他們是蔣經國的兒子”；不會有人相信直到經國先生逝世前，從未以父子關係和我們私下見過一次麵、談過一次話，更未給過我們隻字片語。
事實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長輩或長官告訴我，有哪一件事、哪一個職務，是因為經國先生的交代，而為我們進行的。
一九七七年我從“駐美大使館”調回台北，是仕途上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年五月在華盛頓知道“外交部”有意調我回部時，我曾猶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務？如這次回“外交部”擔任科長，以後的路又該怎麽走下去？是等幾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島內發展？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隻有靠自己思考、判斷。
此刻我多麽希望從父親那裏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見不到他。
雖然一九七四年外派華盛頓，最後是獲得經國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調回島內的事，他則完全不知情。錢複先生最清楚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訪問華盛頓時，當麵建議我回去接科長的，而且要快，他說，這個職位不能懸太久，是不等人的。經過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職場上真正第一個提拔我的人，不是父親，而是錢複先生，因為他，我才有機會出任“北美司科長”，然後一路升到“司長”。不過，從“司長”要調升“常務次長”時，卻因為是“蔣經國的兒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從美國華盛頓調回“外交部”任科長，熬到“北美司長”，也超過九年。這期間我全力投入對美關係的處理，當時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體稱為“天下第一司”。
在這一階段，我之所以能比同儕有較快的發展，和錢複鼓勵我於一九七八年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甲等特考”有關。該項考試過程激烈而冗長，包括著作審查和三小時的口試。同年同榜幸運過關的，還有宋楚瑜、黃秀日、胡為真等人。通過“甲特”，就得以從“薦任”改派“簡任”，一下子縮短了在官僚體係裏至少五到八年的時程。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兩位“常務次長”中有一位出缺，當時的“部長”朱撫鬆和“政次”丁懋時，都有意把我從做了三年半並表現優異的“北美司司長”職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貿然向經國先生提這件事，隻有旁敲側擊地向“外交部”老部長、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沈昌煥先生先試探一下，測一測水溫。沒想到沈昌煥當即有不同看法，認為這件事還是緩一緩，不要急。
過了幾個月仍沒有動靜，我便設法透過秦孝儀去打聽原委。過了幾天，秦孝儀回複說，沈昌煥認為雖然我擔任“北美司司長”多年，表現不惡，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間最近有不少關於我是蔣經國兒子的傳聞，黨外雜誌也時有報道，連孝武、孝勇兩兄弟都聽說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會因工作需要而經常陪同重要外賓晉見經國先生，就無可避免地會時常出現兩人同時在電視上的鏡頭和畫麵，引起坊間更多議論，對經國先生來說，恐有不妥雲雲。
聽到秦孝儀轉述沈昌煥的顧慮，乍聽之下，不是全無道理，心中也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論，隻要父親在任一天，我就無法出任“次長”或擔負更重的責任了。
這次出任“次長”的機會，被活生生地擋了下來。夜深時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長年以來，逢事無不先為蔣家的困難考量，學會了忍氣吞聲；可是，誰又同情過我們的遭遇？蔣家有誰曾為外婆考量？曾為先母考量？或曾為我的妻兒考量？在升任“次長”這件事上，我期盼和爭取的，無非是一個靠自己的實力，想進一步為社會服務的機會。我不會輕易認命，我必須扭轉情勢。
這次發生“蔣家身份”阻礙仕途的事，在以往隻有去找王升想辦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離台灣最遠的巴拉圭擔任“大使”，直到經國先生過世兩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調返島。那段時間裏可以談上話和幫上忙的，僅剩下秦院長了。
我去見秦孝儀並告訴他，設若我擔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三位“次長”的業務分工重作調整，我承諾在日後所主管區域內的任何重要外賓會見蔣經國先生時，都不由我陪見，改由“政次”丁懋時或另一位“常次”前往。秦孝儀以他數十年在官邸裏磨煉出來的老謀深算，終能把我遭遇到事業上的第一個瓶頸打破。他告訴我，他伺機私下向經國先生做了非常婉轉的陳述才獲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經國先生的決定轉告沈昌煥，沈昌煥也就不能再說什麽了。
很多人以為有蔣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飛黃騰達。但是，從我大學畢業到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父親不曾提拔過我一次，這次升任“次長”的波折就說明了一切。
